西方馬克思主義工人階級文化研究：反思與超越

20世紀西方馬克思主義對工人階級文化研究的理論特徵之一,就是幾乎將全部精力集中到對文化和意識形態問題的研究之上,而其中最具影響力的代表是法蘭克福學派和英國文化馬克思主義。 儘管兩者都以階級與文化為主題詞展開研究,但他們在理論範式、路徑和觀點等諸多方面均存在明顯差異。 概而言之,前者注重總體性的哲學分析,致力於從結構性層面批判工人階級文化淪為大眾文化的原因、過程及後果;後者則更加關注具體歷史階段的階級鬥爭形式,在強調個體能動性的基礎上主張肯定並發揚工人階級文化傳統。

對它們所進行的工人階級文化研究的價值、意義與不足進行理論反思,不僅有利於我們考察資本主義制度的變化和發展,理解當代西方工人階級的鬥爭形式,而且有利於更好地堅持和運用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法。

自20世紀30年代以來,法蘭克福學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霍克海默就從分析“德國工人階級的軟弱”出發,認定階級鬥爭在當時乃至未來已不具備任何可能性。 為了進一步論證該觀點,霍克海默等人提出了影響深遠的“文化工業”理論,認為發達資本主義社會中的文化在本質上具有同一性、無風格性等特點。 資產階級正是以此種文化為載體實現自身的意識形態,從潛意識層面消除了工人階級的反抗意識。

工人們喪失了生產文化的能力,完全臣服于現存的社會等級秩序,甚至成為這一秩序的積極維護者。 也就是說,文化工業通過大眾文化整合了工人階級文化,使社會成為一座階級封閉的監獄。 基於該理論立場,法蘭克福學派甚少使用“工人階級文化”,而普遍採用“大眾文化”這一說法。

20世紀50年代後,英國文化馬克思主義也將文化問題作為自己研究工作的重心。 但與法蘭克福學派不同的是,英國的學者們一開始就將工人階級文化作為一種積極對抗大眾文化的力量。 具體來看,英國新左派早期的重要成員E·P.湯普森、理查·霍加特與雷蒙·威廉斯都明確突出了工人階級文化這一概念。

湯普森系統梳理了英國工人階級文化的歷史建構過程以及工人階級意識在文化層面的表達,霍加特則通過比較大眾文化與工人階級文化的不同凸顯了後者所具有的維護階級意識的重要意義,威廉斯更是以系統的理論方式論證了工人階級文化研究對處於福利社會階段的英國所具有的重要地位和意義。 而隨著英國文化馬克思主義的代際變遷,工人階級文化理論更是得到了進一步的思考和完善。

法蘭克福學派和英國文化馬克思主義都對工人階級文化研究作出了一定貢獻,但其理論不足也是顯而易見的。 法蘭克福學派雖然承繼了馬克思的批判精神,避免了那種盲目的革命樂觀主義,但卻在實質上否認了社會革命主體存在的可能性,背離了歷史唯物主義關於“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的基本觀點。

法蘭克福學派的文化研究只肯定了統治階級所具有的強大文化生產力,而否認或無視了工人階級也應具有的生產、再生產文化的能力。 儘管英國文化馬克思主義一開始就從主體所應具有的生產能力出發,在文化維度上肯定了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思想。 但隨著80年代保守主義的回歸和後現代主義的衝擊,他們卻以工人階級文化內部存在的巨大差異為依據,否認了作為整體的工人階級採取任何行動的可能性,轉而宣導微觀層面的文化反抗。 而這種所謂的多元文化反抗,終究只能改變一些邊緣領域的資本主義狀況,根本無力撼動整個資本主義制度。 此外,以約翰·菲斯克為代表的另一些研究者則選擇無視資本主義制度的宰製作用,最終脫離了發達資本主義社會的歷史現實,更使之前紮根於政治經濟學的工人階級文化研究退回至最初的文本化階段。

總體而言,不論西方馬克思主義內部是否承認工人階級文化的真正存在,他們的研究對於深入認識資本主義社會產生了一定的積極作用。 一方面,他們在有關“意志論”和“決定論”的批判對話中對西方工人階級的發展狀況和趨勢作出了深刻的認識和剖析;另一方面,他們使馬克思主義得以借文化問題應對資本主義社會出現的新問題、新狀況。 但不論是法蘭克福學派以大眾文化替換工人階級文化的理論態度,還是英國文化馬克思主義後期將文化“去階級化”的做法,都背離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框架,從而使工人階級文化研究喪失了其原本具有的批判資本主義制度的深刻意義。

這也從反面啟示我們,工人階級文化必須在馬克思主義的框架中才能得到正確和深入的考察、分析和理解。這是因為:首先,馬克思主義科學地統一了個體能動性和社會結構性之間的辯證關係,否認其中的任何一方面都不能實現對工人階級文化的全面認識。其次,歷史唯物主義早就告訴我們,文化決不能在具體的社會歷史現實之外被分析,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工人階級文化研究才具有全域性的重要地位。最後,西方馬克思主義在工人階級文化研究中呈現出的不同面貌,都根源於其自身所處的特定歷史現實的差異,這涉及了如何在具體歷史階段理解並運用馬克思主義的重大問題。法蘭克福學派否認工人階級文化的存在是因為他們是“根據20世紀30和40年代美國的社會現象來揭示這一主題”,而英國文化馬克思主義其實是將工人階級文化作為民族文化形式來反對20世紀50年代美國文化的大舉入侵。因此,我們從他們的研究中應當汲取的經驗是,必須立足自己本國和本民族的現實來進行工人階級文化研究。如何建設工人階級文化,如何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引領工人階級文化發展,如何增強我國工人階級的文化自信,都是我們當前急需解決的理論問題和現實問題。在這個意義上,西方馬克思主義工人階級文化研究的失敗也告訴我們,注重文化問題的同時更應牢記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論斷:“一切社會變遷和政治變革的終極原因……應當到有關時代的經濟中去尋找”。

(作者單位:華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但不論是法蘭克福學派以大眾文化替換工人階級文化的理論態度,還是英國文化馬克思主義後期將文化“去階級化”的做法,都背離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框架,從而使工人階級文化研究喪失了其原本具有的批判資本主義制度的深刻意義。

這也從反面啟示我們,工人階級文化必須在馬克思主義的框架中才能得到正確和深入的考察、分析和理解。這是因為:首先,馬克思主義科學地統一了個體能動性和社會結構性之間的辯證關係,否認其中的任何一方面都不能實現對工人階級文化的全面認識。其次,歷史唯物主義早就告訴我們,文化決不能在具體的社會歷史現實之外被分析,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工人階級文化研究才具有全域性的重要地位。最後,西方馬克思主義在工人階級文化研究中呈現出的不同面貌,都根源於其自身所處的特定歷史現實的差異,這涉及了如何在具體歷史階段理解並運用馬克思主義的重大問題。法蘭克福學派否認工人階級文化的存在是因為他們是“根據20世紀30和40年代美國的社會現象來揭示這一主題”,而英國文化馬克思主義其實是將工人階級文化作為民族文化形式來反對20世紀50年代美國文化的大舉入侵。因此,我們從他們的研究中應當汲取的經驗是,必須立足自己本國和本民族的現實來進行工人階級文化研究。如何建設工人階級文化,如何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引領工人階級文化發展,如何增強我國工人階級的文化自信,都是我們當前急需解決的理論問題和現實問題。在這個意義上,西方馬克思主義工人階級文化研究的失敗也告訴我們,注重文化問題的同時更應牢記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論斷:“一切社會變遷和政治變革的終極原因……應當到有關時代的經濟中去尋找”。

(作者單位:華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