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智庫人才如何獻策

王兆貴

先秦時期有一部工藝百科全書叫《考工記》，內容是對全國各行各業及其發展水準進行考察和總結。這部典籍，將國家通行的職官和行業分為六大類，即王公、士大夫、百工、商旅、農夫、婦工。其中，百工是指手工業，婦工是指紡織業。

《考工記》開篇寫道：“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意思是說，坐在那裡論述治國之道的是王公，動作起來執行治國之道的是士大夫。這樣的說法，放在當下有些不好理解。因為“坐而論道”如今被看作是不辦實事的代名詞。其實，在《考工記》裡，

“坐而論道”是對王公職能的概略性表述，並無批評的意思。可以設想，君王與公卿大臣們坐在一起共商國是，再正常不過了，怎麼會是貶義呢？可以說，每一個王侯的身邊，都有一班子“坐而論道”的人，就連縣吏的身邊還有一位師爺呢。在那些得天下、開盛世的帝王身後，必定有一位或者說至少有一位“坐而論道”的謀略高手。

當然， “坐而論道”是務虛，但務虛並不等同空談。朝廷也好，府衙也好，部落也好，家族也好，為了生存和發展，都必須先謀而後動，否則就會因盲動、冒進而失誤甚至敗落。 “坐而論道”不是空發議論，而是面對時局和難題，進行分析與判斷，探討和謀劃應對之策，是知興替、明得失、出主意、想辦法。如此說來， “坐而論道”類似於協商性、開發性的研討會或高層論壇。

推而廣之，從古代的幕府到現代的政策研究室，乃至當今興起的諮詢公司和智囊團（智庫），參與其間的出謀劃策人員，他們的行為不都表現為“坐而論道”嗎？

“坐而論道”的要義，不在於“坐而論之”，而在於“論之有道”。這就既需要資格，更需要本事。因此，參與“坐而論道”者多半不是平庸之輩。如姜尚、范蠡、張良、孔明、賈詡、郭嘉、王猛、李泌、劉基者流，看起來不過是口舌之勞，卻能“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靠的是震古鑠今的大智慧，因此被人們譽為將才、帥才、謀略之才、奇佐之才。戰國時期田齊創立的稷下學宮，興盛時期曾彙聚了多達千人的天下賢士。這裡不僅是學術爭鳴性質的高等學府，

而且是智囊智庫性質的詢議機構。其中，孟軻、淳于髡、申不害、鄒衍、田駢、魯仲連、荀況等，都曾在此“坐而論道”，他們的學術思想，不僅促進了當時的思想大解放，推動了社會開化，而且對中國學術思想的發展產生過深遠的歷史影響。

自古而今，向有“一言興邦”的說法，且不乏說服力的史實。如，莊子“巧論三劍”，讓趙文王心悅誠服地戒除了好劍誤國的不良嗜好。再如，孫臏出謀劃策，不僅讓田忌在賽馬中贏得千金，而且在桂陵之戰和馬陵之戰中一再出奇制勝。又如，魏征犯顏直諫，寥寥數語，就使唐太宗收回了增加賦稅、低齡徵兵等勞民傷財的詔命。至於戰國四公子門下的那麼多食客，並非都是吃閒飯的，他們中的優秀者，都在關鍵時刻獻計獻策，

大顯神通，不同程度地影響了當時的社會歷史進程。

所謂“一言興邦”，當然不是一句話那麼簡單，也不宜片面誇大個體智慧的威力，但它至少告訴我們， “坐而論道”建言獻策之舉，或能影響大政方針的制定，或能左右戰役戰術的勝負，或能糾正治國理政的偏差，或能革除社會運行的弊端。有道是“良策足以發聾振聵，妙計能敵千軍萬馬”。

有鑑於此，我們在治國理政、發展經濟、振興科技等各行各業中，不僅要重視加強理論和學術建設，更要重視加強諮詢和智庫建設，培養更多的理論與實務相結合的謀略人才和群體，依靠集體的智慧，積極推動社會文明和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