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千古不變的九大定律：五世而斬 富不過三
中華民族是否失去了尚武精神？
中國歷史上的三次驚人巧合，
莫非真有輪回穿越？
對百姓學法懂法大為恐慌的孔子
即位後雍正為何急於剪除登基大功臣年羹堯，
是功高震主嗎？
經過漢初六七十年的恢復， 一個大帝國重新崛起， 及至漢武帝即位， 已足夠牛逼， 可以向長期挑釁的匈奴大喝一聲“不”。 與此同時， 文化安全也提上了議事日程。 史學家範文瀾指出“通過漢武帝， 農民付出了‘海內虛耗， 人口減半’的代價， 造成軍事、文化的極盛時期。 ”
“文化的極盛”， 換一種說法， 就是文化大繁榮！撇開具體細節， 為打造文化大繁榮， 漢武帝推出了四項全域性的大舉措。
第一項， 也是最基本的文化國策， 就是“罷黜百家， 獨尊儒術”。
有鑒於暴秦弊政， 漢初無為而治的黃老之政， 對各家一視同仁， 故而百家並流， 《六經》異傳， 文化生態一度回歸自由寬容。
第二項文化政策， 就是官辦儒學教育， 設立《五經》博士。
漢初博士官， 並不限於儒經， 也有諸子、詩賦、方技、術數或其他專長者。 罷黜百家後， 只有儒學《五經》才有立博士官的資格， 儒經以外的其他博士官一律廢罷， 在制度文化的層面上確保“獨尊儒術”的說一不二。 不僅如此， 漢武帝在中央建立太學， 還“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 一概教授儒經， 學成的博士弟子員優與授官。 自漢武帝立《五經》博士， 置博士弟子員， “設科射策， 勸以官祿”， “天下之學士靡然向風矣”。 誘導他們“靡然向風”的， 主要不是儒學《五經》， 而是功名利祿。
第三項文化政策， 新設文化機構， 搜羅“歌德”派文人學士。
漢武帝羅致御前的， 既有詞賦家司馬相如、枚皋、嚴助、東方朔等， 也有音樂家李延年等輩， 還有天文學家唐都、落下閎等， 史學家司馬遷最初也在網羅之列， 一時也可謂人才濟濟。 漢武帝命這些學士文人隨從左右， 有事時， 讓他們與聞朝議， 獻賦作頌，平日裡，則“俳優蓄之”，不過是御用清客。東方朔是明白人，自甘倡優，只在御前插科打諢。他與司馬相如是漢賦名家，相如的大賦最受武帝的青睞。這種大賦是那個時代的招牌產品，以99%的內容來歌頌誇耀帝國的富庶強盛與皇帝的英明偉大，留上1%的篇幅來一點諷諫規箴，借用一位文化學者的譬喻，充其量只“在文化的脂肪上撓癢”。司馬遷太傻，真把“牛馬走”當成了主人公，立馬被皇帝整成“刑餘之人”，終於幡然醒悟，自個兒“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這才發憤獨立，有了“成一家之言”的《史記》。漢武帝創立的文化機構以樂府最著名，命李延年主持全國民歌徵集。一些優秀的樂府詩曲固然賴此而傳世，但其初衷不過讓民歌為文化繁榮裝點門面(早就流傳民間的樂府詩與司馬遷發憤著成的《史記》，或來自底層，或出乎異端，代表了當時文化的真正精華，但都不是漢武帝文化國策卵翼下孵化成功的)。總之，新設文化機構也好，畜養文人學士也罷，其目的無非既為文化繁榮鼓噪造勢，更為太平盛世歌功頌德。
第四項文化政策，倚仗國家權力與財富，大搞闊氣排場的文化慶典。
漢武帝在位期間，隔三岔五地舉行明堂、郊祀與封禪等大典禮，宣揚漢家受命於天。關於郊祀，他一年祭太一，二年祭後土，三年祭五畤，三年一輪回。漢武帝命李延年創作《郊祀歌》，找來童男女組建了大型的御用樂隊，千乘萬騎浩浩蕩蕩，在一路弦歌鼓吹中，向郊祀地進發，大擺不可一世的氣派。上古三代，只有炎、黃與堯、舜、禹等功德蓋世的聖王才有資格行封禪大禮，但那只是個傳說。秦始皇是載諸信史的封禪第一人，卻備受儒生譏諷。而漢武帝特別熱衷這種高門檻窮折騰的自娛自樂，從元封元年(西元前110年)起，不惜興師動眾，勞民傷財，先後封禪達六次之多，幾乎每五年就搞一次。郊祀、封禪之類，“皆虛文無實際”(錢穆評語)，漢武帝卻樂此不疲，硬是把慶典虛文鋪排成文化繁榮。
且舉一例，以概其餘。敦煌屯田兵套住一匹野馬，漢武帝說成是天神太一所賜的天馬，命李延年譜《太一之歌》以為頌揚。骨鯁之臣汲黯直言不諱道：“王者作樂，應該上承祖宗德政，下合百姓民情。為了一匹馬，又作歌，又譜曲，還要薦獻進宗廟，我真不知先帝和老百姓是否聽得懂這種音樂！”憑藉君主的威權與國家的財力，以獨尊儒術為指導方針，漢武帝打造出一個文化繁榮的表像，其主流就是這種老百姓聽不懂也看不懂的撈什子。乍一看這種文化繁榮，外觀上冠冕堂皇，光鮮照人，本質上卻是阿諛大一統集權的宮廷文化。這種鶯歌燕舞的虛假繁榮，不過是汲黯痛斥的“內多欲而外施仁義”而已。
繼暴秦以後，儒學興起，雖有其思想與社會的內在之勢，但呂思勉以為，“其得政治上的助力”，則是重要原因之一。按史家張蔭麟一針見血的說法“漢武帝雖然推崇儒家，卻不是一個儒家的忠實信徒”，他最得力的幫手，既不是為他規範策劃的大儒董仲舒，甚至也不是曲學阿世的公孫弘之流，而是“以峻文決理”的酷吏張湯之輩。漢武帝獨尊儒術下的文化繁榮，縱然千般光鮮，萬般堂皇，說到底，不過是包裹其專制集權的一襲華袞。
戰國以來百家爭鳴因秦朝暴政而戛然中止，及至漢初，思想自由乍露短暫的復蘇之機，但漢武帝的獨尊儒術最終扼殺了這一線生機。顧頡剛論及獨尊儒術的負面影響時指出：“儒家統一實是中國文化衰老頹廢的征驗”，“於是專己武斷，思想漸致錮蔽了”。範文瀾說漢武帝時期“文化的極盛”，是其表像；顧頡剛說獨尊儒術是“文化衰頹”的開始，是其實質。相對于秦始皇焚書坑儒的血與火來摧毀文化，獨尊儒術下的文化繁榮，對中國文化的戕害，不啻是“軟刀子割頭不知死”。
第四項文化政策，倚仗國家權力與財富，大搞闊氣排場的文化慶典。
漢武帝在位期間，隔三岔五地舉行明堂、郊祀與封禪等大典禮，宣揚漢家受命於天。關於郊祀，他一年祭太一，二年祭後土，三年祭五畤，三年一輪回。漢武帝命李延年創作《郊祀歌》，找來童男女組建了大型的御用樂隊，千乘萬騎浩浩蕩蕩，在一路弦歌鼓吹中，向郊祀地進發，大擺不可一世的氣派。上古三代，只有炎、黃與堯、舜、禹等功德蓋世的聖王才有資格行封禪大禮，但那只是個傳說。秦始皇是載諸信史的封禪第一人，卻備受儒生譏諷。而漢武帝特別熱衷這種高門檻窮折騰的自娛自樂，從元封元年(西元前110年)起，不惜興師動眾，勞民傷財，先後封禪達六次之多，幾乎每五年就搞一次。郊祀、封禪之類，“皆虛文無實際”(錢穆評語)，漢武帝卻樂此不疲，硬是把慶典虛文鋪排成文化繁榮。
且舉一例，以概其餘。敦煌屯田兵套住一匹野馬，漢武帝說成是天神太一所賜的天馬，命李延年譜《太一之歌》以為頌揚。骨鯁之臣汲黯直言不諱道：“王者作樂，應該上承祖宗德政，下合百姓民情。為了一匹馬，又作歌，又譜曲，還要薦獻進宗廟，我真不知先帝和老百姓是否聽得懂這種音樂！”憑藉君主的威權與國家的財力，以獨尊儒術為指導方針，漢武帝打造出一個文化繁榮的表像，其主流就是這種老百姓聽不懂也看不懂的撈什子。乍一看這種文化繁榮，外觀上冠冕堂皇，光鮮照人，本質上卻是阿諛大一統集權的宮廷文化。這種鶯歌燕舞的虛假繁榮，不過是汲黯痛斥的“內多欲而外施仁義”而已。
繼暴秦以後，儒學興起，雖有其思想與社會的內在之勢，但呂思勉以為，“其得政治上的助力”，則是重要原因之一。按史家張蔭麟一針見血的說法“漢武帝雖然推崇儒家，卻不是一個儒家的忠實信徒”，他最得力的幫手，既不是為他規範策劃的大儒董仲舒，甚至也不是曲學阿世的公孫弘之流，而是“以峻文決理”的酷吏張湯之輩。漢武帝獨尊儒術下的文化繁榮，縱然千般光鮮，萬般堂皇，說到底，不過是包裹其專制集權的一襲華袞。
戰國以來百家爭鳴因秦朝暴政而戛然中止，及至漢初，思想自由乍露短暫的復蘇之機，但漢武帝的獨尊儒術最終扼殺了這一線生機。顧頡剛論及獨尊儒術的負面影響時指出：“儒家統一實是中國文化衰老頹廢的征驗”，“於是專己武斷，思想漸致錮蔽了”。範文瀾說漢武帝時期“文化的極盛”，是其表像；顧頡剛說獨尊儒術是“文化衰頹”的開始，是其實質。相對于秦始皇焚書坑儒的血與火來摧毀文化，獨尊儒術下的文化繁榮，對中國文化的戕害，不啻是“軟刀子割頭不知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