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的“吃肉罵娘”
游宇明
魯迅與當局的關係，
一直是我多年留心的一個問題。
在印象裡，
魯迅是特別喜歡對政府“挑刺”的，
甚至寫過《黑暗中國的文藝界的現狀》之類的讓當局惱羞成怒的文章，
寫了還不算，
還要發到美國《新群眾》等境外媒體上。
然而，
有一點，
我們大概沒有想到，
在魯迅的職業生活中，
他絕大多數時候是一個公職人員，
用通俗的話說，
吃的財政飯。
1902年，
魯迅從礦路學堂畢業之後，
公費赴日本留學，
除了被騙與朱安結婚時短暫回過一次國，
一直呆在日本，
時間長達七年。
1909年8月，
因為家庭經濟原因，
魯迅結束了數年的日本遊學，
回到國內。
最初是出任杭州、浙江兩級師範學堂的生理學、化學教員，
1910年出任紹興中學堂教員兼監學。
1912年，
因為許壽裳的推薦，
教育總長蔡元培邀請魯迅出任南京臨時政府教育部社會教育司第一科科長，
後來又跟隨政府遷到北京，
蔡元培這次給他增了個頭銜：教育部僉事。
這僉事大致相當於今天的調研員。
在教育部任職期間，
魯迅還兼任北京大學、北京高等師範學校、北京女子師範大學等校的教職。
1925年，
雖被章士釗免去僉事職務，
但後來平政院還了他公正。
1926年3月，
北京發生段祺瑞政府屠殺學生的“三.一八慘案”，
魯迅發表了《死地》《紀念劉和珍君》等文章，
抨擊北洋軍閥的罪行，
遭到追捕，
此時的魯迅才真正結束公務員生涯，
這公務員一做就是十四年。
1926年8月，
魯迅赴廈門大學任國文系教授。
廈門大學為著名僑領陳嘉庚先生創辦，
當時是私立的，
魯迅第一次離開“體制”。
12月，
由於人事上的原因，
魯迅辭去廈門大學教職。
1927年1月，
赴中山大學任教。
中山大學是當時的國民黨辦的，
雖然不服從北洋政府，
卻也屬於公立大學，
魯迅等於又一次進入了“體制”。
1927年9月，
魯迅離開廣州赴上海，
開始“後期十年的戰鬥”。
然而，
即使是做自由撰稿人，
魯迅對體制內的工作也並非沒有興趣。
我這樣說決非信口開河。
魯迅到上海不久，
國民政府大學院長蔡元培計畫招收“特約撰述員”，
魯迅極想得到這個工作，
懇求鐵哥們許壽裳從中幫忙。
他告訴江紹原：“季弗（許壽裳）有信來，
先以奉聞。
我想此事與兄相宜，
因為與人鬥爭之事較少，
但不知薪水真拿得到否？”表面上是建議江紹原去爭取，
實際上也是暗示自己想分一杯羹。
等了十天，
消息遲遲不來，
魯迅有些煩躁，
他再次致信江紹原：“季弗所談事迄今無後文，
但即有後文，
我亦不想去吃，
我對於該方面的感覺，
只覺得氣悶之至不可耐。
”這話明顯有一種酸葡萄心理，
越是酸，
越見出內心的渴望。
又過了七天，
魯迅寫信給章廷謙，
對蔡元培的人格都生出懷疑：“季弗本雲南京將聘紹原，
而迄今無續來消息，
豈蔡公此說所以敷衍季弗者歟，
但其實即來聘，
亦無聊。
”時間又過去一個月，
魯迅的焦慮更深了，
他在致章廷謙的另一封信中，
再一次發洩了對蔡元培的不滿：“太史之類，
不過傀儡，
其實是不在話下的，
他們的話聽了與否，
不成問題，
我以為該太史在中國無可為。
”蔡元培曾在清末做過翰林，
所以魯迅稱其為“太史”。
一晃數月過去，
再也不堪等待的焦躁的魯迅直接寫信給蔡元培，
借給過去的學生荊有麟寫推薦信的機會，
巧妙地表達了自己的心思。
善良的蔡元培不忍心讓魯迅失望，
當年十二月，
給他寄了聘書，
每月三百大洋，
一發就是四十九個月。
後來，
國民黨政府因為魯迅的激進取消其津貼，
蔡元培還曾為之斡旋，
只是沒有成功。
自此，
魯迅才算真正走到了體制外，
直到1936年10月逝世。
從1909年8月魯迅回國算起，
魯迅的職業生涯長達27年，
但他在體制外的時間只有四年多一點。
魯迅之所以比較留戀體制，
一個原因是民國時代，
中國工業與現代服務業極其落後，
能夠吸納的就業人員有限。
假若不去教書、做公務員，
作為文人的魯迅很難維持一家老小的生計。
畢竟一個人再志存高遠，
吃飽飯、穿暖衣、住上遮風擋雨的房子之類的要求總是第一位的。
不能維持起碼的生存，
我們的任何夢想最後都會成為泡沫。
然而，
在體制內獲得生存機會與內心裡滿意某種體制是兩碼事。
童年寄人籬下的陰影，
成年後，
國內軍閥混戰、貪賄盛行、外國勢力頻頻入侵、民不聊生的現實，
都使享受了體制好處的魯迅心生憂鬱。
魯迅真心渴望國家很快強大起來，
希冀老百姓過上安寧的日子，
生活卻無時不在告訴魯迅：他的夢想遠未到實現的時候。
魯迅性格中的憤激、決絕就是在這種情境中滋生的。
魯迅性格中的憤激、決絕就是在這種情境中滋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