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的開明與民主

孫貴頌

北宋的第6位皇帝是神宗趙頊。他繼位時正好20歲，風華少年，血氣方剛，銳意求治。登極之初，就下求言詔，廣泛聽取建議，決心真正有所作為，做一個唐太宗李世民那樣的明君，幹一番轟轟烈烈的大事業，扭轉真宗、仁宗以來政綱鬆弛不振的局面。

因為求治心切，所以神宗非常好學，經常向大臣們徵詢意見，大膽啟用改革人才。他一上臺時就打算起用王安石。王時任工部郎中、知制誥，丁憂已滿，但他還拿架子，稱病不赴。神宗覺察到有貓膩，對輔臣說：“王安石曾在先帝朝任職，多次召用不就，

或以為不恭，現在朝廷召他又不至，是果真有病，還是有所要求？”後來，直到被提拔為江甯知府，由副部級轉為正部級，王安石才就坡下驢，顛顛地上任去了。

又過了數月，神宗召王安石入京，任命他為翰林學士，兼侍講。這個差事，相當於國策顧問，還兼著皇帝的老師。神宗有什麼事，也經常向王徵求意見。

神宗注意廣開言路，擇善而從。大臣們也敢在他面前說實話，說真話，有時當著他的面爭得面紅耳赤，神宗也不以為忤。在用人的問題上，神宗更是思想重視，聽取不同觀點。副相韓琦放外任時，向神宗辭行，神宗還就韓的接班人問題徵求他的意見：“卿去後，誰人可以任國事？”韓琦此時心裡有怨氣，說：“皇上聖明，自有識別。

”神宗道：“王安石如何？”韓琦回答：“安石為翰林學士，學問有餘。如進位宰輔，恐器量不足。 ”神宗聽了，默不作聲。後來的事實證明，韓琦的預言是準確的。

神宗任用王安石搞改革，遇到了很大的阻力。神宗有些動搖。王安石覺察後，很生氣。他又裝病在家，不上班了。接著上章要求解除其相位。神宗心裡明白，此時如果允許王安石撂挑子，新法很快就會像他爺爺時的“慶曆新政”一樣，半途而廢。於是，只得挽留王安石繼續任職。他讓翰林學士司馬光擬旨批答。司馬光反對改革，就乘機在詔書中以神宗的口吻教訓王安石：“今士夫沸騰，黎民騷動，乃欲委事任，退取便安。卿之私謀，固為無憾。朕之所望，將以委誰！”王安石見詔大怒，立即抗章自辯。神宗一看司馬光把事辦糟了，

遂親書手劄安慰他：“詔中二語，失於詳閱，今覽之甚愧。 ”看看，皇帝倒先自我批評，向臣下做起檢討來了。王安石又賭了幾天氣，才不情願地重新執政。

司馬光雖然給神宗製造了點小麻煩，但他並不計較，很欣賞司馬光的直率和學識，打算任命司馬光擔任樞密副使。司馬光卻極力推辭：“臣自知無力於朝廷，朝廷所行，都與臣言相反。 ”你與皇帝不保持一致倒也罷了，反而當面批評起皇帝來了。在這種情況下，神宗非但不發火，反而問他：“你說說有什麼事相反？”司馬光說：“臣言條例司不應當設置，又言不宜多派使者外撓監司，又言散青苗錢害民，豈不是相反？”神宗說：法都是好法，是下面執行的出現了偏差。豈料司馬光仍然不依不饒，

激動地說：“以臣看來，法不是好法。 ”到了這個份上，司馬光被殺頭的可能都有。然而神宗仍然向他心平氣和地解釋，最後反而讓司馬光說的沒了脾氣。神宗曾感慨地說：“像司馬光這樣的人，如果常在我的左右，我就可以不犯錯誤了。 "

最為典型的,是王安石與蘇軾二人在改革的爭論中，宋神宗所持的態度。神宗起用王安石搞改革，遭到了包括韓琦、富弼、文彥博、司馬光這些重臣和老臣的反對，也包括官位不顯的蘇軾。蘇軾時任直史館、判官告院，他利用自己會寫文章的優勢，多次上書神宗，反對改革。神宗看了蘇軾的奏疏，覺得很有道理。於是就召見蘇軾，問他當前的政令得失在哪裡，讓他不必忌諱，直言指陳。

蘇軾逮住這個機會，豈有不說之理？他一字一頓地說：“陛下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 ”三個方面，矛頭直指王安石。神宗悚然，表示要好好想一想。這次接見被王安石知道後，他不知好歹地當面質問神宗：“陛下為什麼要召見蘇軾？”神宗趕忙解釋，說我看他上書說的主張都與別人不一樣，所以就召見了。王安石竟然直接來了一句：“陛下如此錯矣。 ”當神宗告訴他還想給蘇軾另外安排個合適的工作時。王安石一聽又急了，說：“陛下用人，須是再三考察，實可用乃用之。今陛下但見軾之言，其言又未見可用，恐不宜輕用。 ”一個皇帝，竟然讓宰相把自己提拔的人給踹了。

神宗的改革最終沒有成功，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既得利益者與官僚權貴們反感和對抗的力量過於強大，加之用人不當所致。王安石雖然有才能，但正如韓琦所言，確有“器量不足”的毛病。人道“宰相肚裡能撐船”，但就宋神宗與王安石而言，反倒是皇帝很大度包容，宰相有點小雞肚腸。王安石最大的錯誤，就是自視才高學富，固執不受人言，排除異己，不明事理，也不把廣大老百姓的根本利益和意志當回事。所任用的改革者，以小人居多。而那些德高望重的大臣，如韓琦、富弼、呂誨、司馬光等，都與他不能相處。連他的弟弟王安國，也不贊成變法。最後，神宗乾脆罷免了王安石，自己親自指揮操作起來。然而終因積重難返，加之宋軍在與西夏國的交戰中大敗，損失士民及民夫二十多萬（當西北前線的敗報傳到宋都朝廷，神宗悲痛難忍，竟臨朝大哭）。從此，神宗徹底喪失了勵精圖治的雄心壯志，只好仍舊維持原來與西夏的和議，每年向其交納財物。同時，神宗的精神上也受到了沉重打擊，一病不起，直到元豐八年（1085）去世，終年38歲。

宋神宗是一個有作為、有主見的皇帝。他雖然不能改變封建的專制制度，但在“朕即國家”的體制之下，不搞一手遮天，孤行己見，而能發揚民主，開門納言，博采眾議，內省自己，可謂器量宏大。雖說還夠不上現代意義上的民主政治，但這種民主作風就是放在今天，我們各個部門大大小小的“一把手”，能夠做到神宗的程度，也是不大多見。

加之用人不當所致。王安石雖然有才能，但正如韓琦所言，確有“器量不足”的毛病。人道“宰相肚裡能撐船”，但就宋神宗與王安石而言，反倒是皇帝很大度包容，宰相有點小雞肚腸。王安石最大的錯誤，就是自視才高學富，固執不受人言，排除異己，不明事理，也不把廣大老百姓的根本利益和意志當回事。所任用的改革者，以小人居多。而那些德高望重的大臣，如韓琦、富弼、呂誨、司馬光等，都與他不能相處。連他的弟弟王安國，也不贊成變法。最後，神宗乾脆罷免了王安石，自己親自指揮操作起來。然而終因積重難返，加之宋軍在與西夏國的交戰中大敗，損失士民及民夫二十多萬（當西北前線的敗報傳到宋都朝廷，神宗悲痛難忍，竟臨朝大哭）。從此，神宗徹底喪失了勵精圖治的雄心壯志，只好仍舊維持原來與西夏的和議，每年向其交納財物。同時，神宗的精神上也受到了沉重打擊，一病不起，直到元豐八年（1085）去世，終年38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