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胡適是新文化運動的開創者和終生標榜自由主義的先行者。 殷海光自稱“五四之子”， 自己定位為“五四後期人物”， 是臺灣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的典範。
胡適殷海光兩人年齡相差28歲， 是典型的兩代人。 當二十多歲的胡適因在新文化運動中提倡白話文而“暴得大名”時， 殷海光則剛剛出生於“五四運動”發生的這一年——1919年。 殷海光相比于胡適等五四時代登上歷史舞臺的人物晚了一輩， 但他接過了自由主義的旗幟。 他尊重胡適， 視胡適為“真正的自由主義者”， 是他心目中知識份子的典範。 他說：“四十年來， 胡適先生是宣導科學與民主的導師。 他這幾十年間的行誼和生涯， 可以說是一部宣導科學與民主的記錄。
”
胡適是“真正的自由主義者”
殷海光
殷海光宣傳胡適有代表性的文章是寫於1957年的《胡適思想與中國前途》一文。 文中， 殷海光肯定了胡適主漸進、重具體、反教條， 以及個人本位的、存疑的、重實證、啟蒙的自由主義思想。 他評論說：“胡適思想之消長”可謂“近四十年來， 中國國運起伏隆替”的“寒暑表。 ”“中國人多容納並吸收胡適思想之時， 正是中國比較和平、安定 、進步、趨向開明之時。 ”反之則是“中國的國運乖違， 禍亂如麻， 趨向錮蔽之時。 ”於是他說：“從個中消息， 我們不是可以看出中國是否需要胡適思想之薰陶嗎？”他進而闡述道：“胡適思想大致是從整個西方社會的實際生活中提煉出來的，
不僅如此， 當胡適受到惡意詆毀和污蔑攻擊時， 殷海光會毫不猶豫地挺身而出， 公開維護胡適。
1958年， 胡適由美返台前夕， 臺灣出現了匿名的小冊子《胡適與國運》。 這些小冊子最初出現在臺北市書攤最多的幾條路上， 由於沒有注明著作人、發行人的相關資訊， 引起了人們的種種猜疑。 書中竭盡譏諷污蔑之能事， 說：“想不到一位不可一世的思想大師， 歸根到底， 想說的不外一句話：‘非外國大學畢業生， 不能做中國元首！’”甚至危言聳聽地宣稱：“不料有人說胡博士要到臺灣講學，
殷海光看後怒不可遏， 憤而寫下《請勿濫用“學術研究”之名》一文， 指出這種小冊子給人的印象只是：人身攻擊、毫無思路， 缺乏常識， 漢文不通， 不訴諸論證而訴諸情緒， 有主張無解析， 專門向真正學人不屑一顧的現實政治權利等問題上瞎扯。
1959年， 殷海光又同樣以《胡適與國運》為題， 表達他對胡適思想的看法。 在文中， 他比較了現代中國最具影響力的三種思想（社會主義、保守主義和自由主義）和兩組人物（康有為、梁啟超與陳獨秀、胡適），以此來彰顯胡適思想的意義。在他看來，胡適對於中國啟蒙運動的貢獻有三：提倡白話文，掃蕩舊思想和舊制度，介紹新思想。展望未來，殷海光給出的答案是：從目前的死胡同裡退出來，擺脫傳統的糾結，用民主和科學進行再啟蒙。
從自由主義和啟蒙主義的訴求上來觀察，殷海光和胡適屬於同一個類型。對胡適思想和觀念的維護，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對他自己思想的維護。這也是殷海光大力宣揚和全力維護胡適的原因所在。
胡適是“老成人物”
胡適
自稱為“五四之子”的殷海光晚年談到他和“五四之父”胡適時，曾說：“我自封為‘五四後期人物’。這種人吸收了五四的許多觀念，五四的血液尚在他的血管裡奔流，他也居然還保持著那一時代傳衍下來的銳氣和浪漫主義的色彩。然而，時代的變動畢竟來得太快了。五四的兒子不能完全像五四的父親。這種人，認為五四的父親淺薄，無法認真討論問題，甚至被浪潮沖褪了色，被歲月磨掉了光彩。而五四的父親則認為他是一個‘欠穩健的時代叛徒’，有意無意的和他疏遠起來。”殷海光強調了他與胡適之間難以彌合的鴻溝，而在現實中兩人衝突不斷，且愈演愈烈。
吳國楨
兩人的首次衝突起源於1954年的“吳國楨事件”。針對吳國楨對在美國對臺灣國民黨政府的指控和揭露，卜居美國的胡適與吳國楨展開了爭論，指責吳氏作為官員，不能在國外做詆毀國家的事；認為吳的言論完全是存心說謊，欺騙美國民眾。當時正在美國哈佛的殷海光對此拍手叫好，還致信給胡適，說有“如飲瓊漿”之感，認為“吳國楨說的話都是在臺灣的人想說而不敢說的話”。 胡適遂把有關材料複印給殷海光，希望殷海光對此事有更深入的瞭解。殷看了材料，同樣不同意胡適的意見，又寫了一封很不客氣的長信給胡適，說：吳國楨批評的是“蔣家”，哪裡是我們的“國家”？是“國民黨的政府”，哪裡是“我們的政府”？還暗示，俄國有一個在西方頗有聲望的自由主義者，被史達林利用辦外交，作為招牌爭取外援，之後就像爛草鞋一樣被拋掉。他還說胡適也是一個妥協的自由主義者，被當局作為一筆存款存入“自由銀行”，榨取無窮的利息。同時，針對臺灣的政治現狀，還不客氣地指出胡適多年代表自由主義，象徵自由主義，可沒有為自由主義盡什麼力。胡適看信後，又回了一封信，很感激殷對他所說的“直切話”，表示絕不介意和生氣。
為此事，他們兩人還面對面地爭論了一個下午。但是，殷海光始終不能接受胡適的看法。這件事使雙方都很不愉快。殷海光認為胡適在倒退。而胡適則認為殷海光是個“書呆子”，他晚年回憶起此事，還堅持認為自己是對的。
倆人再起爭執是圍繞“反攻大陸問題”。1957年，《自由中國》以“今日的問題”為主題，就臺灣社會的許多現實問題展開一系列討論，其中一個比較敏感也最使人關切的問題是國民黨作為意識形態核心的“反攻大陸問題”。所謂“反攻”，實質上超乎政治意識形態，構成國民黨合法性基礎的“護身符”。針對這一題目，殷海光執筆撰寫了一篇社論，公然言明“反攻”的可能性微乎甚微，官方不應在這樣的政治神話下製造精神緊張，不啻如戳穿了“皇帝的新衣”。這篇文章成為那個時代最轟動一時的文字，在臺灣社會激起軒然大波，並受到圍攻，認為這是在宣揚“反攻無望論”。
針對國民黨官方的詆毀，以及社會各方的種種反應，殷海光又另撰一文，指出“反攻大陸問題”的提出，只是將知識原則應用到實際問題的結果，如果我們不願沉醉於感情之霧，就必須對“感情與知識”、“口號與實踐”作出恰當區分。
胡適並不在圍攻者的行列，但是，他對《自由中國》上的社論，仍持不同意見，強調“反攻大陸”是一個招牌和臺灣大眾的象徵，最好不要去“碰”。他這一看法又與殷海光產生了分歧。對胡適的觀點，殷海光撰寫了《與胡適先生論“反攻大陸”問題》，文中對胡適相當尊重，指出他之所以要特意與胡適討論，是因為能與胡適“講理”，其論述也比較心平氣和。當然，在觀點上與胡適的說法針鋒相對。不過最令殷海光苦惱鬱悶的是，這篇大作最終沒有在《自由中國》發表，原因是《自由中國》雜誌不想與胡適形成對立關係。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倆人在“容忍與自由”的問題上又產生了激烈爭論。1959年3月，胡適在《自由中國》雜誌上發表了《容忍與自由》一文，通過他自己一生的思路和西方宗教的歷史，認為“容忍”是自由的基礎，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希望大家都要學會容忍，不要總是“自以為是”，不能容納對方的觀點。
就在時人對這篇文章多有猜測，並責怪一向主張“自由是要人們去爭取”的胡適，卻把容忍與自由混為一談時，殷海光發表了他的回應文章《胡適論〈容忍與自由〉讀後》。一方面他對胡適的言論表示了相當的尊敬，稱讚是一個偉大的文獻，中國人應走的大方向的指南針。但是另一方面他對胡適的觀點作了一些推衍和批評，指出：同樣是容忍，要求別人對自己容忍易，要求自己對別人容忍卻難；同樣是容忍，無權無勢的人易，有權有勢的人難。因此，“胡先生不應以這個社會對你的‘無神的思想’容忍為滿足，而應以使千千萬萬人不因任何‘思想問題’而遭監禁甚至殺害為己任。”殷海光指出，胡適應多向統治者和有權有勢的人宣講“容忍”，因為他們往往是不容忍的。對於這一觀點，胡適不同意，他認為知識份子、拿筆桿子的人也是有權有勢的人，否則何以令統治者害怕呢？
在殷海光文章的結尾，還說了意味深長的一番話：“《容忍與自由》這篇文章，可以說是一位老成人物和新文化運動的領導者，對目前中國怎樣解決之一個總的啟示，也是值得大家細讀與深思的文獻。”殷海光賦予胡適“老成人物”的稱號，表明經過幾次爭論，殷海光與胡適的關係發生了微妙的變化。殷最初視胡為“真正的自由主義者”，但是，物換星移時過境遷，倆人的角色發生了變化，胡適從早期具有獨立色彩的在野批判角色，過渡到晚年的“諍友”角色，殷氏則恰恰相反，由起初的右派人物轉化為在野的社會批判角色。兩人的立場漸行漸遠，衝突、爭執也就在所難免。
“胡適是個大鄉願”
如果說，殷海光和胡適之前的幾次衝突使倆人關係發生了微妙變化的話，那麼雷震案之後，兩人的關係出現了裂痕，殷海光對胡適的印象徹底改觀一落千丈。
1960年3月21日，蔣介石如願當選為第三任“總統”。雷震決定組織新黨。對此，臺灣當局威脅雷震，並且給擬組建的新黨扣上政治帽子。9月4日，雷震等4人被捕，《自由中國》雜誌停刊。雷震案發生後，從10月1日到16日，殷海光公開發表三篇文章，批評國民黨當局，讚揚雷震為自由民主奮鬥的精神，並和《自由中國》同仁發表聲明，願承擔相應責任。
胡適於10月22日回到臺灣，與蔣介石面談，並多次對記者發表言論，對雷震施以援手，但毫無成效。因此，殷海光認為胡適做得遠遠不夠，胡適應該站出來，態度鮮明地表示反對國民黨政府。
當獲知胡適已從美國回到臺灣並且對雷震問題一點硬話也不講時，殷海光激動地說：“這個胡適，怎麼得了，怎麼得了啊！我想了一下，現在能夠救雷震先生的，大概只有胡適。如果他敢於出面，對救雷先生能起到一定的作用。”殷海光對胡適抱有較多的期望，認為以他的身份和地位應該對雷震有所幫助和支持，結果願望落空。他對胡適感到極度的失望，後來多次在文章中批評胡適軟弱，一點硬話也不講。甚至1962年胡適去世，他都沒有去弔唁。
從此，他對胡適極為輕視甚至反感。晚年他與許多知己人士談到胡適時，毫不掩飾地加以批評。韋政通回憶說，晚年殷海光每次提到胡適總是貶多於褒，曾說：“胡適是個大鄉願”。在寫給學生林毓生的信中，稱胡適的學問“淺得很”。他曾說，胡適雖然曾經是“時代的寵兒”，卻“始終跟現實的政治權勢糾纏不清，所以難免作權勢的工具”，“在我同胡私人接觸時，我的內心立刻產生二人相距千里之感。”在1966年致陳平景的信中，他不屑地說：“有些人把我看成胡適一流的人。早年的胡適確有些光輝，晚年的胡適簡直沉淪為一個世俗的人了。他生怕大家不再捧他，惟恐忤逆現實的權勢，思想則步步向後溜。我豈是這種‘名流’？”
晚年殷海光曾說：“就思想努力的進程而言，我則超過胡適至少一百年……個中的進程，我自己知道得很清楚。這些知識份子在種種幌子下努力倒退，只有我還在前進不已。”
胡適和殷海光兩代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的激烈衝突，展現了新一代自由知識份子的自我意識，殷海光則在此過程中不斷積累其道德資源，使他超越胡適，成為20世紀50、60年代臺灣自由主義思想的象徵。
作者：齊玉東
編輯：王富聰 周冰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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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比較了現代中國最具影響力的三種思想（社會主義、保守主義和自由主義）和兩組人物（康有為、梁啟超與陳獨秀、胡適），以此來彰顯胡適思想的意義。在他看來，胡適對於中國啟蒙運動的貢獻有三：提倡白話文，掃蕩舊思想和舊制度，介紹新思想。展望未來，殷海光給出的答案是：從目前的死胡同裡退出來，擺脫傳統的糾結，用民主和科學進行再啟蒙。從自由主義和啟蒙主義的訴求上來觀察，殷海光和胡適屬於同一個類型。對胡適思想和觀念的維護，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對他自己思想的維護。這也是殷海光大力宣揚和全力維護胡適的原因所在。
胡適是“老成人物”
胡適
自稱為“五四之子”的殷海光晚年談到他和“五四之父”胡適時，曾說：“我自封為‘五四後期人物’。這種人吸收了五四的許多觀念，五四的血液尚在他的血管裡奔流，他也居然還保持著那一時代傳衍下來的銳氣和浪漫主義的色彩。然而，時代的變動畢竟來得太快了。五四的兒子不能完全像五四的父親。這種人，認為五四的父親淺薄，無法認真討論問題，甚至被浪潮沖褪了色，被歲月磨掉了光彩。而五四的父親則認為他是一個‘欠穩健的時代叛徒’，有意無意的和他疏遠起來。”殷海光強調了他與胡適之間難以彌合的鴻溝，而在現實中兩人衝突不斷，且愈演愈烈。
吳國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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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此事，他們兩人還面對面地爭論了一個下午。但是，殷海光始終不能接受胡適的看法。這件事使雙方都很不愉快。殷海光認為胡適在倒退。而胡適則認為殷海光是個“書呆子”，他晚年回憶起此事，還堅持認為自己是對的。
倆人再起爭執是圍繞“反攻大陸問題”。1957年，《自由中國》以“今日的問題”為主題，就臺灣社會的許多現實問題展開一系列討論，其中一個比較敏感也最使人關切的問題是國民黨作為意識形態核心的“反攻大陸問題”。所謂“反攻”，實質上超乎政治意識形態，構成國民黨合法性基礎的“護身符”。針對這一題目，殷海光執筆撰寫了一篇社論，公然言明“反攻”的可能性微乎甚微，官方不應在這樣的政治神話下製造精神緊張，不啻如戳穿了“皇帝的新衣”。這篇文章成為那個時代最轟動一時的文字，在臺灣社會激起軒然大波，並受到圍攻，認為這是在宣揚“反攻無望論”。
針對國民黨官方的詆毀，以及社會各方的種種反應，殷海光又另撰一文，指出“反攻大陸問題”的提出，只是將知識原則應用到實際問題的結果，如果我們不願沉醉於感情之霧，就必須對“感情與知識”、“口號與實踐”作出恰當區分。
胡適並不在圍攻者的行列，但是，他對《自由中國》上的社論，仍持不同意見，強調“反攻大陸”是一個招牌和臺灣大眾的象徵，最好不要去“碰”。他這一看法又與殷海光產生了分歧。對胡適的觀點，殷海光撰寫了《與胡適先生論“反攻大陸”問題》，文中對胡適相當尊重，指出他之所以要特意與胡適討論，是因為能與胡適“講理”，其論述也比較心平氣和。當然，在觀點上與胡適的說法針鋒相對。不過最令殷海光苦惱鬱悶的是，這篇大作最終沒有在《自由中國》發表，原因是《自由中國》雜誌不想與胡適形成對立關係。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倆人在“容忍與自由”的問題上又產生了激烈爭論。1959年3月，胡適在《自由中國》雜誌上發表了《容忍與自由》一文，通過他自己一生的思路和西方宗教的歷史，認為“容忍”是自由的基礎，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希望大家都要學會容忍，不要總是“自以為是”，不能容納對方的觀點。
就在時人對這篇文章多有猜測，並責怪一向主張“自由是要人們去爭取”的胡適，卻把容忍與自由混為一談時，殷海光發表了他的回應文章《胡適論〈容忍與自由〉讀後》。一方面他對胡適的言論表示了相當的尊敬，稱讚是一個偉大的文獻，中國人應走的大方向的指南針。但是另一方面他對胡適的觀點作了一些推衍和批評，指出：同樣是容忍，要求別人對自己容忍易，要求自己對別人容忍卻難；同樣是容忍，無權無勢的人易，有權有勢的人難。因此，“胡先生不應以這個社會對你的‘無神的思想’容忍為滿足，而應以使千千萬萬人不因任何‘思想問題’而遭監禁甚至殺害為己任。”殷海光指出，胡適應多向統治者和有權有勢的人宣講“容忍”，因為他們往往是不容忍的。對於這一觀點，胡適不同意，他認為知識份子、拿筆桿子的人也是有權有勢的人，否則何以令統治者害怕呢？
在殷海光文章的結尾，還說了意味深長的一番話：“《容忍與自由》這篇文章，可以說是一位老成人物和新文化運動的領導者，對目前中國怎樣解決之一個總的啟示，也是值得大家細讀與深思的文獻。”殷海光賦予胡適“老成人物”的稱號，表明經過幾次爭論，殷海光與胡適的關係發生了微妙的變化。殷最初視胡為“真正的自由主義者”，但是，物換星移時過境遷，倆人的角色發生了變化，胡適從早期具有獨立色彩的在野批判角色，過渡到晚年的“諍友”角色，殷氏則恰恰相反，由起初的右派人物轉化為在野的社會批判角色。兩人的立場漸行漸遠，衝突、爭執也就在所難免。
“胡適是個大鄉願”
如果說，殷海光和胡適之前的幾次衝突使倆人關係發生了微妙變化的話，那麼雷震案之後，兩人的關係出現了裂痕，殷海光對胡適的印象徹底改觀一落千丈。
1960年3月21日，蔣介石如願當選為第三任“總統”。雷震決定組織新黨。對此，臺灣當局威脅雷震，並且給擬組建的新黨扣上政治帽子。9月4日，雷震等4人被捕，《自由中國》雜誌停刊。雷震案發生後，從10月1日到16日，殷海光公開發表三篇文章，批評國民黨當局，讚揚雷震為自由民主奮鬥的精神，並和《自由中國》同仁發表聲明，願承擔相應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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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此，他對胡適極為輕視甚至反感。晚年他與許多知己人士談到胡適時，毫不掩飾地加以批評。韋政通回憶說，晚年殷海光每次提到胡適總是貶多於褒，曾說：“胡適是個大鄉願”。在寫給學生林毓生的信中，稱胡適的學問“淺得很”。他曾說，胡適雖然曾經是“時代的寵兒”，卻“始終跟現實的政治權勢糾纏不清，所以難免作權勢的工具”，“在我同胡私人接觸時，我的內心立刻產生二人相距千里之感。”在1966年致陳平景的信中，他不屑地說：“有些人把我看成胡適一流的人。早年的胡適確有些光輝，晚年的胡適簡直沉淪為一個世俗的人了。他生怕大家不再捧他，惟恐忤逆現實的權勢，思想則步步向後溜。我豈是這種‘名流’？”
晚年殷海光曾說：“就思想努力的進程而言，我則超過胡適至少一百年……個中的進程，我自己知道得很清楚。這些知識份子在種種幌子下努力倒退，只有我還在前進不已。”
胡適和殷海光兩代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的激烈衝突，展現了新一代自由知識份子的自我意識，殷海光則在此過程中不斷積累其道德資源，使他超越胡適，成為20世紀50、60年代臺灣自由主義思想的象徵。
作者：齊玉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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