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往事系列11】
歷史進入到1907年。 這一年無論是對革命黨， 還是對朝廷而言， 都算得上是多事之秋。
過去的一年裡， 已經醞釀好了各種因素， 只等時機一到， 就會有大事發生。
成立了一年有餘的同盟會， 正處於它的鼎盛時期。
隨著以章太炎為首的江浙革命黨人紛紛入會， 同盟會的影響， 遂遍及大江南北， 成為了朝廷的心頭大患。
後世不少史籍上說， 同盟會是由興中會、華興會、光復會等革命組織， 合併成立的。 然而， 這一說法其實很不準確。 前面已有專篇辨析， 這裡就不詳述了。
反正， 同盟會的組成其實是非常的五花八門，
1907年初的“國旗”之爭， 就是同盟會成立以來對孫文以及其他許多革命党要人的第一次重大考驗。
在敘述“國旗”之爭前， 先略微交代一下時代背景。
1906年底， 國內爆發了會黨組織的規模空前的“萍瀏醴大起義”。 這一次起事， 江西萍鄉、湖南瀏陽、醴陵三處會黨成員同時發動， 聲勢浩大， 清廷調集湘、鄂、贛、蘇四省軍隊及地方駐軍、“義勇”共5萬人前往圍剿， 歷經數月方將其完全鎮壓下去。
率隊鎮壓的清軍將領， 其中有一人就是後來擔任過中華民國大總統的黎元洪， 他在出發前曾召集屬下軍官訓話道：“我們打仗，
然而， 大部分清軍將領顯然不可能如黎元洪這樣開明， 結果， 在殘酷的鎮壓過程中， 受株連而死者， 達到上萬人。
因為1906年是農曆丙午年， 故又稱這次事件為“丙午萍瀏之役”。
在國民黨的官方史書中， “丙午萍瀏之役”是作為同盟會成立之後領導的第一次大起義載入史冊的， 然而， 實際上這次起義與同盟會沒有多大的關係。
這次起義的一個主要動機， 是為“大哥”馬福益報仇（馬福益事蹟詳見前文）。
當然， 在起義的過程中， 有少部分同盟會員受黃興指派加入，
但是， 這次不是由同盟會發動的起義， 很大程度上卻“決定”了此後同盟會的戰略方向。
“丙午萍瀏之役”的大失敗， 讓孫、黃等人認為， 內地革命的時機尚未成熟， 同盟會今後的發展方向， 應該是著重發動邊地革命， 擴大影響， 以待時機。
為了發動邊地革命， 革命黨人事實上做了如下分工：大頭目孫文， 以同盟會的名義在海外“撈錢”（或美其名曰“募款”）；二頭目黃興， 奔赴前線， 組織群眾， 伺機起義；還有一干小頭目，
這個時候， 宋教仁的抑鬱症已經好轉， 遂從宮崎滔天家裡搬了出來， 入住黃興寓舍。
黃興在離日本之前， 正式舉薦宋教仁， 頂替自己， 代理同盟會庶務， 主持同盟會日常工作。 請注意， 這算不上是黃興重用“親信”， 因為在此之前， 東京同盟會的日常工作就經常由宋教仁負責， 只是沒有正式的名義。
此時的《民報》則正在章太炎的主持之下， 與保皇黨的康梁等人， 打筆戰打得不亦樂乎， 雙方都是第一流的讀書人， 因此他們的文壇對陣， “其光輝燦爛， 真照耀古今”（唐德剛語）， 而絕非今日的文壇小鬧劇可比。
萬事俱備， 只欠東風。
到1907年初， 同盟會起義的各方面部署大都已經做好， 但還有一件雖不很重要但也不能忽略的事情還沒確定下來，
為了解決這一問題， 革命党一干大小頭目， 于1907年2月底， 相聚于東京， 開會商討。
這個時候， “戲肉”來了。
孫文首先提出， 應當採用興中會第一次起義時用過的青天白日旗；黃興不同意， 認為青天白日旗形式不美， 且太接近於日本國旗， 容易引人誤會， 不如採用井字旗， 因井字旗還寓有平均地權之意。
大頭目和二頭目產生了分歧， 但這個時候大多數在場的同盟會骨幹， 並不認為這是個了不得的大問題：不就是一面小小的旗幟嗎， 完全可以從容商量。
但是， 接下來的一幕， 出乎絕大多數人的意料， 爭執當中， 孫文突然惡聲相向， 讓黃興陷於十分尷尬的境地，完全下不來台，以致于黃興羞怒交加之下，發誓要脫離同盟會，斷絕關係。
這一刻，差一點就引發了同盟會最大的分裂危機。
假如黃興真的脫離了同盟會，革命黨以後的歷史也就要改寫了。
是什麼原因，差點導致黃興與孫文絕交？這的確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
會場上發生的那一幕，當時的見證者許多人事後都留下了文字記錄，其中以章太炎的敘述最為傳神：“逸仙……作青天白日旗，張之壁上。克強欲作井字旗，示平均地權之意。見逸仙壁上物，爭之曰：‘以日為表，是效法日本，必速毀之。’逸仙厲聲曰：‘僕在南洋，托命於是旗者數萬人，欲毀之，先擯僕可也！’克強怒，發誓脫同盟會籍……”
“國旗”“枝節”之爭竟發展到這樣的地步，讓在場的其他大小頭目們一下子慌了手腳，紛紛勸和。章太炎也在勸和者之列，這個時候，他決然想不到，不久之後，他就會公開站出來，發動“倒孫”風潮。
然而，也有例外。
宋教仁冷眼旁觀，不由得有些心灰意冷。當天的日記中，他如此寫道：“余則細思慶午（按：黃興另字慶午）不快之原因，其遠者當另有一種不可推測之惡感情漸積於心，以致借是而發，實則此猶小問題。蓋□□（按：原文如此，代指孫文）素日不能開誠佈公、虛心坦懷以待人，作事近於專制跋扈，有令人難堪處故也。今既如是，則兩者感情萬難調和，且無益耳，遂不勸止之。又思□會（按：即同盟會）自成立以來，會員多疑心疑德，餘久厭之，今又如是，則將來之不能有所為，或亦意中事，不如另外早自為計，以免燒炭黨人之譏……”
所以，宋教仁不但沒有勸和，而且自己也在第二天向孫文堅決辭去了同盟會代理庶務的職事。
本來，在此之前，宋、孫的關係還算可以，據宋教仁日記記載，這場風波之前的兩個月裡，宋教仁幾乎每天都會去孫文寓所拜訪，但孫文在這次“國旗”之爭中的表現，讓宋教仁對他好不容易積累起來的好感，一下子降至冰點，也為以後的宋、孫合作埋下了陰影。
然而，宋教仁畢竟還年輕，他雖然經歷了1906年的磨煉，思慮更為成熟了，但他對孫文其實有所“誤解”。
當然，他指出的孫文的缺點都是事實，接受西方教育的孫文，竟然還不如他們這些受傳統文化薰陶出來的小青年有民主精神，這說起來確實有些“諷刺”。
然而，孫文其實也是“無可奈何”，雖說他們要建立的是新式政治，但大家刻骨銘心的其實還多半是舊式政治的那一套。既然是舊式政治的“玩法”，要是孫文不通權變，不玩權術，他能否一直做同盟會的大頭目，會不會被中途踢出局，就真不好說了。（按：孫文本人未必不想在中國建立現代政治文明，但是他的許多行事風格，卻基本是舊式的，走筆至此，忍不住為之扼腕！）
前面已經說過了，同盟會成立時，孫文差不多是“光杆司令”，其他重要骨幹基本上清一色都是黃興的“小弟”，如今雖然有所改觀，但“孫系”的力量，還是遠遠比不過“黃系”的力量。
雖然孫文也知道黃興沒有“問鼎”之心，更沒有搶班奪權的“571”計畫，但是這種局面讓他這個同盟會的“晁天王”，難免許多難堪。（若是想不明白的話，不妨重新讀讀《水滸傳》，想想“一哥”晁蓋與“二哥”宋江的關係。當然，黃興不是宋江，但是當時許多人，尤其是一些“革命軍人”，的確是因為黃興，才加入同盟會的，而孫文，則不太為他們瞧得起。）
因此，同盟會的“正統”這一殺手鐧，孫文是一定要掌握在手中的。
掌握了“正統”，也就具有了“大義名分”，無論以後的形勢如何發展，自己的“一哥”地位都可以不受挑戰。
所以，兩千多年前的孔老夫子也要感慨系之：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
“國旗”問題，表面只是枝節問題，實際上則涉及到“孰為正統”之爭，是“器與名”的問題，這也就是為什麼黃興的質疑會讓孫文大動肝火。
顯然，黃興始初並沒有意識到問題的要害所在，面對孫文的疾言厲色，一向忠厚的黃興不免感到屈辱萬分，情難自抑，因而發出了退會、絕交的誓言。
不過，黃興雖然忠厚，但並不笨，不但不笨，還很“精明”——他畢竟是武昌兩湖書院深受張之洞賞識的高材生。
所以，過了幾天之後，他想明白了此中的關節，也就體諒了孫文的“苦衷”。之前大家苦勸不聽、堅決要退會的黃興，想通之後，迅即給孫文的親信胡漢民寫了一封信，表示：“為黨與大局”，願服從孫先生。
而且，從此之後，直至“宋案”發生之前，黃興在公開行動上再也沒有與孫文立異的表現。不但如此，他還一心一意維護孫文的“領袖地位”，以至於他原來的一些小弟，後來都對他過於維護孫文的許多做法，感到十分不滿。1909年秋的“倒孫”風潮中，原光復會的陶成章，也對黃興的做法完全看不下去，在私函中他抱怨道：“公函已交克強兄，惟彼一力袒護孫文，真不可解！”
今天的讀者也許要說：孫文不是“君”，黃興不是“臣”，他們不是主從關係，完全可以合則來，不合則去，為什麼黃興還要如此“委屈”自己？
由於此中緣由還會涉及到今後的許多歷史事件，所以這裡請容我賣個關子，留待後文敘述。
讓黃興陷於十分尷尬的境地，完全下不來台，以致于黃興羞怒交加之下，發誓要脫離同盟會，斷絕關係。這一刻，差一點就引發了同盟會最大的分裂危機。
假如黃興真的脫離了同盟會，革命黨以後的歷史也就要改寫了。
是什麼原因，差點導致黃興與孫文絕交？這的確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
會場上發生的那一幕，當時的見證者許多人事後都留下了文字記錄，其中以章太炎的敘述最為傳神：“逸仙……作青天白日旗，張之壁上。克強欲作井字旗，示平均地權之意。見逸仙壁上物，爭之曰：‘以日為表，是效法日本，必速毀之。’逸仙厲聲曰：‘僕在南洋，托命於是旗者數萬人，欲毀之，先擯僕可也！’克強怒，發誓脫同盟會籍……”
“國旗”“枝節”之爭竟發展到這樣的地步，讓在場的其他大小頭目們一下子慌了手腳，紛紛勸和。章太炎也在勸和者之列，這個時候，他決然想不到，不久之後，他就會公開站出來，發動“倒孫”風潮。
然而，也有例外。
宋教仁冷眼旁觀，不由得有些心灰意冷。當天的日記中，他如此寫道：“余則細思慶午（按：黃興另字慶午）不快之原因，其遠者當另有一種不可推測之惡感情漸積於心，以致借是而發，實則此猶小問題。蓋□□（按：原文如此，代指孫文）素日不能開誠佈公、虛心坦懷以待人，作事近於專制跋扈，有令人難堪處故也。今既如是，則兩者感情萬難調和，且無益耳，遂不勸止之。又思□會（按：即同盟會）自成立以來，會員多疑心疑德，餘久厭之，今又如是，則將來之不能有所為，或亦意中事，不如另外早自為計，以免燒炭黨人之譏……”
所以，宋教仁不但沒有勸和，而且自己也在第二天向孫文堅決辭去了同盟會代理庶務的職事。
本來，在此之前，宋、孫的關係還算可以，據宋教仁日記記載，這場風波之前的兩個月裡，宋教仁幾乎每天都會去孫文寓所拜訪，但孫文在這次“國旗”之爭中的表現，讓宋教仁對他好不容易積累起來的好感，一下子降至冰點，也為以後的宋、孫合作埋下了陰影。
然而，宋教仁畢竟還年輕，他雖然經歷了1906年的磨煉，思慮更為成熟了，但他對孫文其實有所“誤解”。
當然，他指出的孫文的缺點都是事實，接受西方教育的孫文，竟然還不如他們這些受傳統文化薰陶出來的小青年有民主精神，這說起來確實有些“諷刺”。
然而，孫文其實也是“無可奈何”，雖說他們要建立的是新式政治，但大家刻骨銘心的其實還多半是舊式政治的那一套。既然是舊式政治的“玩法”，要是孫文不通權變，不玩權術，他能否一直做同盟會的大頭目，會不會被中途踢出局，就真不好說了。（按：孫文本人未必不想在中國建立現代政治文明，但是他的許多行事風格，卻基本是舊式的，走筆至此，忍不住為之扼腕！）
前面已經說過了，同盟會成立時，孫文差不多是“光杆司令”，其他重要骨幹基本上清一色都是黃興的“小弟”，如今雖然有所改觀，但“孫系”的力量，還是遠遠比不過“黃系”的力量。
雖然孫文也知道黃興沒有“問鼎”之心，更沒有搶班奪權的“571”計畫，但是這種局面讓他這個同盟會的“晁天王”，難免許多難堪。（若是想不明白的話，不妨重新讀讀《水滸傳》，想想“一哥”晁蓋與“二哥”宋江的關係。當然，黃興不是宋江，但是當時許多人，尤其是一些“革命軍人”，的確是因為黃興，才加入同盟會的，而孫文，則不太為他們瞧得起。）
因此，同盟會的“正統”這一殺手鐧，孫文是一定要掌握在手中的。
掌握了“正統”，也就具有了“大義名分”，無論以後的形勢如何發展，自己的“一哥”地位都可以不受挑戰。
所以，兩千多年前的孔老夫子也要感慨系之：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
“國旗”問題，表面只是枝節問題，實際上則涉及到“孰為正統”之爭，是“器與名”的問題，這也就是為什麼黃興的質疑會讓孫文大動肝火。
顯然，黃興始初並沒有意識到問題的要害所在，面對孫文的疾言厲色，一向忠厚的黃興不免感到屈辱萬分，情難自抑，因而發出了退會、絕交的誓言。
不過，黃興雖然忠厚，但並不笨，不但不笨，還很“精明”——他畢竟是武昌兩湖書院深受張之洞賞識的高材生。
所以，過了幾天之後，他想明白了此中的關節，也就體諒了孫文的“苦衷”。之前大家苦勸不聽、堅決要退會的黃興，想通之後，迅即給孫文的親信胡漢民寫了一封信，表示：“為黨與大局”，願服從孫先生。
而且，從此之後，直至“宋案”發生之前，黃興在公開行動上再也沒有與孫文立異的表現。不但如此，他還一心一意維護孫文的“領袖地位”，以至於他原來的一些小弟，後來都對他過於維護孫文的許多做法，感到十分不滿。1909年秋的“倒孫”風潮中，原光復會的陶成章，也對黃興的做法完全看不下去，在私函中他抱怨道：“公函已交克強兄，惟彼一力袒護孫文，真不可解！”
今天的讀者也許要說：孫文不是“君”，黃興不是“臣”，他們不是主從關係，完全可以合則來，不合則去，為什麼黃興還要如此“委屈”自己？
由於此中緣由還會涉及到今後的許多歷史事件，所以這裡請容我賣個關子，留待後文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