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要反智和愚民

葉超英

按照常識，人越有智慧越聰明，越有智慧越能辦成事，越能辦大事。人類的一部文明史，就是一部人類的進化史。但是偏偏有人不樂意這樣，認為民眾一旦擁有了智慧和知識，就是禍端。

近代史專家張鳴在《不識字的好處》（《姑妄集》，張鳴著）一文中講到一個故事：一個十二、三歲就參加了川陝紅軍的小紅軍，遇上了張國燾肅反。凡是出身差的就有危險，而檢驗出身的標準之一，就是看這個人識字多少。北大畢業生張國燾是川陝紅軍的最高領導，當然不在肅反範圍內。雖然識字多了有危險，

但軍中卻辦識字班，教文盲戰士識字。這個小紅軍學習很努力，識字成績突出，但是識字教員偷偷跟他講，不要這麼賣力，識字多了，當心被抓。不久，識字教員就被肅掉了，識字班無疾而終。從此而後，紅小鬼再也不敢識字。到了延安整風期間，不識字的好處顯出來了。他回憶道：“我沒有文化學歷，歷史清白，審幹審不到我的頭上，整個楊家嶺的幹部就屬我吃得飽，睡得香，既不考慮如何去整人，也不擔心被人整，悠閒自得。整風審幹負責人之一的鄧潔在大會上宣佈：‘從今天起，辦公廳、中組部、中宣部的同志一律不准走出楊家嶺的大門，誰有什麼事情要辦，去找李耀宇同志（回憶錄作者），讓他替你們去外面辦去，大家儘量克服一下，

全力整風，清查特務。 ’”（張鳴轉引自李耀宇口述《一個中國革命親歷者的私人記錄》，第145 頁，當代中國出版社， 2006）

老紅軍不識字的事例告訴人們：越有知識越痛苦，越容易招禍；沒有知識反而逍遙自在，不會被人整，也不會整別人。難怪蘇東坡感歎：我願生兒愚且魯，無災無病到公卿。

歷來的專制統治者都希望天底下的人最愚蠢，只讓他自己最聰明。反智和愚民應該說是統治者最喜歡的兩個法寶。反智，可以讓人更愚蠢，方便統治者駕馭人；愚民，使百姓更愚蠢，便於統一思想，也利於統治人民。何也？天下人一聰明，必然會生出眾多疑問：例如，為什麼要讓天下人捧一人？它的合理性在哪裡？為什麼皇帝只有你能做而我不能做？這一問，

問題就出來了，就啟發民智了，就讓百姓生出“王侯將相甯有種乎”的大志和勇氣了。

“知識越多越反動”，從統治者的角度來說，無疑有其合理性所在。當一個政權的合法性受到質疑時， “春江水暖鴨先知”，最先提出反對意見的，必定是知識份子。他們站在人類文明的制高點上，目光如炬，明察秋毫。所以，統治者容不得他人比自己聰明，因為他人的聰明會威脅到自己的寶座。秦始皇運用愚民政策，以焚書坑儒等手段遏制反秦思想；歷史上不斷興起的文字獄，也是一種消滅知識份子、鞏固政權的經典的愚民手段。為統治者們提供反智和愚民思想支撐的，孔子算一個：“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 （《論語•泰伯篇》）老子也算一個：“為道者，

非以明民也，將以愚之也。民之難治也，以其智也。 ”(《道德經》)

但是，統治者建立一個新政權，必須要依賴知識份子。沒有知識份子的參與，幾乎沒有成功的可能，例如明朝的劉基之於朱元璋。即使成功了，如果沒有知識份子，也不能坐穩天下，例如元朝、清朝之統治漢人。這些馬背上（武力）得天下的人，下了馬背之後，必須用浸潤文化的知識份子來治理天下。因而，專制統治者對知識份子的態度是矛盾的：既用之又疑之，既拉攏又打壓，總是不放心。最終，知識份子也成為了統治者愚弄民眾的一個工具。

“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反智和愚民者無法忽視的一個基本事實是：人類文明進步的洪流浩浩蕩蕩，這是任何人都無法阻擋的。

任何反智和愚民的方法、手段終將受到歷史的審判， “止增笑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