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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廷黻的“湖南脾氣”在政界也很出名。 唐德綱先生曾經嘲謔蔣廷黻一口邵陽腔行遍天下絕不改——蔣棄學從政之後陸續使蘇駐美， 是名副其實“行遍天下”——甚至他的英語也是湖南味的， 李敖曾經說20年代學者中最光彩照人的一位”， 是“‘魯殿’中的‘靈光”。 他在回憶錄中自豪地說：“我發現有許多人是從《獨立評論》認識我的， 而非從我花費多年心血寫成的歷史著作中認識我的。 ”
蔣廷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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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青年党黨魁左舜生， 與李劍農、蔣廷黻齊名， 他說五四”決不反對歷史的回顧， 但著眼在舊文化價值的重估， 其精神是進取的， 決不是保守的， 其目的在提煉舊的在新的中間去找位置， 絕不在歪曲或貶損新的在舊的中間去求附會， ：“我是一個對日本抱有深憂切慮的人， 雖及我之身， 難有切實貢獻， 總希望把我所能見到的告訴我們的第二代第三代， 如不能妥為應付， 則在亞洲終為中國患者仍為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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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廷黻反駁波蘭代表
在聯合國， 有次波蘭代表附議一個提案， 蔣廷黻直問：“你知道不知道， 在1772年你的國家被瓜分時， 中國乾隆皇帝向俄國女皇卡特琳提出抗議。 這個抗議書現存在莫斯科檔案庫， 不信， 你可找來看看!”美國務卿威廉彭岱， 十分欣賞蔣廷黻說：“一個散漫的問題在經過與蔣博士討論以後， 便會歸納為若干要義， 便被置於廣大的歷史和道德的遠景上。 我從來沒有與任何一個人交涉， 有如我對蔣博士的陳述更細心地傾聽過。 ”
1955年， 聯合國大會上， 中國代表蔣廷黻（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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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維護民國
民國肇建之時， 胡適其實並不站在孫中山那邊， 他否認孫中山和黃興的革命功勞， 反而贊成啟蒙改良， 他把辛亥革命的功勞算在梁啟超頭上， 他說“吾國革命第一大功臣， 其功在革新吾國思想界， 15年來吾國人士所以稍知民族思想主義及世界大勢者， 皆梁氏之賜”， 但他還是對民國多加維護的。 有個自稱從中國來的英國人布朗德， 對民國多加詆毀， 胡適從報上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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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季陶殉國
李立三在一次黨史報告中說：“中國黨的發生是由六個人發起， 陳獨秀、戴季陶……”但党成立的時候， 戴季陶表示要忠於孫中山先生， 不能成為共產黨員。 於是戴季陶和馬列主義漸行漸遠了。
壯年時期的戴季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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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伯苓談為什麼要教育救國
齊邦媛讀南開中學時， 校長是張伯苓， 張校長于1944年抗戰艱難時， 回憶當年甲午海戰失敗，威海衛從日本人手裡移交到英國人，竟然是一兩日易幟三次，清國旗幟降下來，升上日本國旗，隔一日再換成英國國旗。張伯苓痛陳清朝軍隊一副頹廢像，“士兵上身穿一坎肩，前面寫一“兵”字，背後寫“勇”字，衣服非大必小，不稱體，面黃肌瘦，精神委靡，手持大刀，腰懷一槍（煙槍，抽鴉片用）慢吞吞地走出來，將黃龍旗（清朝）降下。旋英軍整隊出，步伐整齊。精神奕奕，相形之下，勝敗可知。”在這種憤怒和無望的情緒裡，張伯苓決定離開軍界，走教育救國的路。到了1917年，張伯苓準備前往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讀書，書，研究教育理論。很多人“你已功成名就，幹嘛去和那些洋孩子同堂讀書!”甚至說，“這個臉你丟得起，我們感到丟不起。”但張伯苓還是去了。
1946年張伯苓獲哥倫比亞大學名譽博士
7
齊邦媛的父親不要兒子特殊照顧
齊邦媛回憶抗戰，政府由南京，武漢一再內遷，尤其是難民，工廠、軍政設備、學較需遷到四川貴州。齊邦媛的父親齊世英作為南京中山中學的校長四處求援，終於在湖南鄉下永豐鎮找到一座祠堂，磺壁堂，地方鄉紳慨然許諾，可以在祠堂收容千來名學生。從漢口遷到湖南湘中一路上顛沛流離，齊邦媛一家也夾在流亡隊伍其中。大部分學生都是步行前往，唯有學校家眷擠在僅有的一輛車上。齊世英的司機就把齊邦媛的哥哥拉上了車，擠在司機旁邊。第二天，父親齊世英來了，問兒子為什麼坐車?有人說:“車上有空位，你只有這麼一個兒子，就讓他坐車吧!”齊世英很不高興說:“我們帶出來的這些學生，很多都是獨子，他們家裡把獨子交給我們，要保留一個種，為什麼他們走路，我的獨子就該坐車?”於是就把自己兒子拉下車，繼續步行。
8
胡適眼中的魯迅
胡適對於魯迅一向懷著“最誠意的敬愛”，胡適對魯迅在中國文學的造詣極為欽佩，胡適這麼說“在小說的史料方面我自己也頗有一點貢獻，但最大的成績自然是魯迅先生的《中國小說史略》。魯迅對胡適在《紅樓夢》的考證也常常推薦，魯迅說過去人們多不知道曹雪芹是何等樣人，“現經胡適之先生的考證，我們可以知道大概了”。
9
胡適勸傅斯年不要罵孔
1938年胡適到了美國任大使，為中國爭取美國的抗戰軍援與同情。那時候，前任大使王正廷被一個企圖敲詐中國使館的美國人搞得焦頭爛額，胡適去了，翻看很多孔祥熙與王正廷來往的電文，他眼界大開，沒想到孔祥熙在電文中如此敦厚，胡適在日記中寫到“尋得王儒堂與孔庸之往來的電報兩大檔，讀了真如同看神怪小說。庸之的忠厚待人使我不能不佩服。”
1946年的胡適（左二）與傅斯年（左一）
回憶當年甲午海戰失敗，威海衛從日本人手裡移交到英國人，竟然是一兩日易幟三次，清國旗幟降下來，升上日本國旗，隔一日再換成英國國旗。張伯苓痛陳清朝軍隊一副頹廢像，“士兵上身穿一坎肩，前面寫一“兵”字，背後寫“勇”字，衣服非大必小，不稱體，面黃肌瘦，精神委靡，手持大刀，腰懷一槍（煙槍，抽鴉片用）慢吞吞地走出來，將黃龍旗（清朝）降下。旋英軍整隊出，步伐整齊。精神奕奕，相形之下，勝敗可知。”在這種憤怒和無望的情緒裡，張伯苓決定離開軍界，走教育救國的路。到了1917年，張伯苓準備前往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讀書，書，研究教育理論。很多人“你已功成名就，幹嘛去和那些洋孩子同堂讀書!”甚至說，“這個臉你丟得起，我們感到丟不起。”但張伯苓還是去了。1946年張伯苓獲哥倫比亞大學名譽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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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邦媛的父親不要兒子特殊照顧
齊邦媛回憶抗戰，政府由南京，武漢一再內遷，尤其是難民，工廠、軍政設備、學較需遷到四川貴州。齊邦媛的父親齊世英作為南京中山中學的校長四處求援，終於在湖南鄉下永豐鎮找到一座祠堂，磺壁堂，地方鄉紳慨然許諾，可以在祠堂收容千來名學生。從漢口遷到湖南湘中一路上顛沛流離，齊邦媛一家也夾在流亡隊伍其中。大部分學生都是步行前往，唯有學校家眷擠在僅有的一輛車上。齊世英的司機就把齊邦媛的哥哥拉上了車，擠在司機旁邊。第二天，父親齊世英來了，問兒子為什麼坐車?有人說:“車上有空位，你只有這麼一個兒子，就讓他坐車吧!”齊世英很不高興說:“我們帶出來的這些學生，很多都是獨子，他們家裡把獨子交給我們，要保留一個種，為什麼他們走路，我的獨子就該坐車?”於是就把自己兒子拉下車，繼續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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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眼中的魯迅
胡適對於魯迅一向懷著“最誠意的敬愛”，胡適對魯迅在中國文學的造詣極為欽佩，胡適這麼說“在小說的史料方面我自己也頗有一點貢獻，但最大的成績自然是魯迅先生的《中國小說史略》。魯迅對胡適在《紅樓夢》的考證也常常推薦，魯迅說過去人們多不知道曹雪芹是何等樣人，“現經胡適之先生的考證，我們可以知道大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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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勸傅斯年不要罵孔
1938年胡適到了美國任大使，為中國爭取美國的抗戰軍援與同情。那時候，前任大使王正廷被一個企圖敲詐中國使館的美國人搞得焦頭爛額，胡適去了，翻看很多孔祥熙與王正廷來往的電文，他眼界大開，沒想到孔祥熙在電文中如此敦厚，胡適在日記中寫到“尋得王儒堂與孔庸之往來的電報兩大檔，讀了真如同看神怪小說。庸之的忠厚待人使我不能不佩服。”
1946年的胡適（左二）與傅斯年（左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