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1964年中蘇大論戰期間， 蘇共在連篇累牘地公開發表反華文章、掀起大論戰的同時， 也通過信函一次次向中共提出停止公開論戰、召開國際會議的建議。
1965年3月， 蘇共糾集19個共產黨和工人党在莫斯科召開會議， 中共拒絕參加。 這次會議是“一個公開分裂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極其嚴重的步驟”， 此後中蘇關係進一步惡化， 以致中斷一切聯繫。 我當時作為中央辦公廳翻譯組組長， 親歷了這個全過程。
柯西華來華， 企圖說服中共參加國際會議
1964年11月24日， 蘇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 信中表示：把赫魯雪夫在同年7月30日信中提出的要在12月15日舉行的26國黨起草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推遲到1965年3月1日舉行。 12月12日， 《真理報》發表通告， 說26國共產黨和工人党起草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將在1965年3月1日召開。
1965年2月初， 蘇聯新任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率蘇聯黨政代表團前往越南訪問途中有意在北京作短暫停留。 在京期間， 周恩來和毛澤東先後接見了他。 兩國領導人談話主要是圍繞著即將召開的國際會議進行的。 當時我正在北京順義李遂公社參加“四清”運動。 中辦通知我有任務， 於是我提前返京， 擔任翻譯。
2月5日， 柯西金到達北京後， 即與周恩來舉行了會談。 柯西金在會談中表示， 國際會議還是要開的， 但已經改成了協商會議， 不草擬文件。 周恩來說， 我在莫斯科的時候就勸你們不要把赫魯雪夫這個包袱接過來， 要把它扔掉， 改弦易轍， 另起爐灶。 這樣雙方總能找到一些共同點。 現在你們堅持要召開這個會，
2月6日， 周恩來與柯西金再次會談。 在會談中柯西金抱怨中共領導人不理解他和勃列日涅夫對改善蘇中關係的願望。 周恩來除對一些問題做了解釋外， 仍然勸柯西金取消這次國際會議， 通過實際行動表現出對改善兩國關係、防止兩黨分裂的誠意。 2月10日， 蘇聯黨政代表團結束對越南的訪問回到北京。 2月11日， 毛澤東接見了柯西金。 接見開始後， 柯西金首先提出蘇中兩黨停止公開論戰的建議。 毛澤東談了他對公開論戰的看法。 他說，
在會見中， 毛澤東和柯西金也談到3月1日召開的國際會議。 毛澤東說， 你在5日、6日路過北京的時候， 周恩來總理同你談過， 他勸你們不要開3月1日那個會。 我倒是贊成你們開會， 我跟少奇同志、小平同志這些人叫作“教條主義”，
兄弟黨國際會議召開，中蘇兩黨中斷一切往來
1965年3月1日至5日，蘇共不顧中共的一再反對，糾集19個黨（保、匈、民主德國、古、蒙、波、蘇、捷、阿根廷、英、聯邦德國、意、敘、芬、法、美、澳、巴西和印度）的代表和觀察員，在莫斯科召開了沒有中共參加的各國共產黨和工人党會議。
3月10日，發表了《關於在莫斯科舉行的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協商會晤的公報》。公報宣稱，“主張停止具有對兄弟黨不友好的和侮辱性質的公開論戰”，“反對一些黨干涉另外一些黨的內部事務”；鼓吹“團結對敵”“共同行動”“一致行動”。在公報發表前，蘇聯駐華使館代表于3月8日曾將協商會晤秘書處的一封信和公報交給我黨。
3月23日，《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編輯部聯合發表題為《評莫斯科三月會議》的社論。我們中辦翻譯組參加了這篇社論的俄文翻譯工作。這篇社論揭露了蘇共新領導“三假三真”的面貌：假反帝、真投降；假革命、真出賣；假團結、真分裂。指出三月會議“是一個公開分裂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極其嚴重的步驟”；“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兩條路線的鬥爭，已經進入一個新的階段”。這篇社論實際上宣佈了社會主義陣營已不復存在，也公開宣佈了中共領導同蘇共新領導的決裂。
1966年2月24日，蘇共領導人勃列日涅夫以蘇共中央名義致信中共中央和毛澤東，邀請中共派代表團出席將於3月29日召開的蘇共二十三大。
根據彭真指示，中辦領導打電話把我和朱瑞真從“四清”工作點叫回，閱看文件，為參加蘇共二十三大做些準備工作。我們在北京等了幾天，隨後聽說毛澤東不同意派代表團出席蘇共二十三大，說，我們黨去不去參加蘇共二十三大是一個重大原則問題，我看不能去，也不必發賀電。根據毛澤東的指示精神，中共中央於3月22日覆信蘇共中央，拒絕派代表團參加蘇共二十三大。我們參與了3月22日覆信的翻譯工作，這是我們翻譯組解散前執行的最後一項任務。蘇共二十三大以後，中蘇兩黨中斷了一切往來。
（摘自《領導文萃》2016年5月上）
兄弟黨國際會議召開，中蘇兩黨中斷一切往來
1965年3月1日至5日，蘇共不顧中共的一再反對，糾集19個黨（保、匈、民主德國、古、蒙、波、蘇、捷、阿根廷、英、聯邦德國、意、敘、芬、法、美、澳、巴西和印度）的代表和觀察員，在莫斯科召開了沒有中共參加的各國共產黨和工人党會議。
3月10日，發表了《關於在莫斯科舉行的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協商會晤的公報》。公報宣稱，“主張停止具有對兄弟黨不友好的和侮辱性質的公開論戰”，“反對一些黨干涉另外一些黨的內部事務”；鼓吹“團結對敵”“共同行動”“一致行動”。在公報發表前，蘇聯駐華使館代表于3月8日曾將協商會晤秘書處的一封信和公報交給我黨。
3月23日，《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編輯部聯合發表題為《評莫斯科三月會議》的社論。我們中辦翻譯組參加了這篇社論的俄文翻譯工作。這篇社論揭露了蘇共新領導“三假三真”的面貌：假反帝、真投降；假革命、真出賣；假團結、真分裂。指出三月會議“是一個公開分裂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極其嚴重的步驟”；“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兩條路線的鬥爭，已經進入一個新的階段”。這篇社論實際上宣佈了社會主義陣營已不復存在，也公開宣佈了中共領導同蘇共新領導的決裂。
1966年2月24日，蘇共領導人勃列日涅夫以蘇共中央名義致信中共中央和毛澤東，邀請中共派代表團出席將於3月29日召開的蘇共二十三大。
根據彭真指示，中辦領導打電話把我和朱瑞真從“四清”工作點叫回，閱看文件，為參加蘇共二十三大做些準備工作。我們在北京等了幾天，隨後聽說毛澤東不同意派代表團出席蘇共二十三大，說，我們黨去不去參加蘇共二十三大是一個重大原則問題，我看不能去，也不必發賀電。根據毛澤東的指示精神，中共中央於3月22日覆信蘇共中央，拒絕派代表團參加蘇共二十三大。我們參與了3月22日覆信的翻譯工作，這是我們翻譯組解散前執行的最後一項任務。蘇共二十三大以後，中蘇兩黨中斷了一切往來。
（摘自《領導文萃》2016年5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