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 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新形勢下， 堅持馬克思主義， 最重要的是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貫穿其中的立場、觀點、方法。 ”當前，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也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貫穿其中的立場、觀點、方法。
一、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
改革開放以來， 我們党開始以全新的視角思考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問題， 強調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域性、穩定性和長期性。 對這一問題的思考一刻也不能離開馬克思主義的指導。
第一， 離開了馬克思主義， 國家治理現代化就可能走向錯誤的軌道。
在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過程中， 始終有一種聲音， 鼓噪所謂的“共產黨從傳統到現代的轉型”， 認為共產黨是傳統政黨， 要實現從傳統政黨向現代政黨甚至後現代政黨的轉變。 這種觀點實際上自覺不自覺地受到了西方政黨理論的影響。 這種理論認為， 中國共產黨堅持民主集中制， 不搞黨內多元民主；堅持工人階級先鋒隊性質， 不講全民党， 就是傳統政黨。 在這種理論看來， 共產黨只有放棄馬克思主義、工人階級性質和民主集中制， 才能成為現代政黨或者所謂後現代政黨。 以馬克思主義武裝起來的無產階級政黨從它誕生的那一刻起就是現代政黨，
第二， 馬克思主義不僅為我們推進國家治理提供科學的方向， 而且使國家治理在降低制度成本的同時更加有效率。
一個國家的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是否是現代化的， 需要滿足三個條件：一是民主的， 也就是符合民意的；二是有效率的， 能夠及時解決面臨的各種日常的和緊急的重大問題；三是低運行成本的， 也就是制度執行的成本相對不高。
二、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立場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就要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立場、人民立場和科學立場， 這三大立場是保證國家治理現代化始終沿著正確方向發展的根本。
第一， 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立場， 就要強調國家治理的政治性， 要在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國體的基礎上推進治理現代化。
我們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第二， 堅持馬克思主義的人民立場， 就要強調國家治理的人民性， 要以人民為中心進行治理。
堅持國家治理的人民性， 就是要始終把人民群眾作為國家治理的主體， 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就是要充分發揮人民群眾治理國家的主體作用。堅持國家治理的人民性，要對那種認為中國的國家治理是“精英治理”和“賢能政治”的看法進行客觀分析。有的學者講，國家需要由精英而不是由勞苦大眾治理。清華大學哲學系教授、加拿大學者貝淡甯在其2016年出版的《賢能政治》一書中使用“垂直民主賢能政治”概念來闡釋中國的模式：基層層面充分展現了民主的價值；越往政治決策鏈的上層追溯，其領導者的擢升就越呈現出賢能政治的特點。這種看法已被相當多人認同，但“賢能”這樣的話語是中國傳統文化的話語，“精英”這樣的話語是西方話語，都不是馬克思主義的話語。中國的國家治理是人民治理，人民是國家的主人，是國家治理的主體。我們黨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也是中華民族的先鋒隊和中國人民的先鋒隊，先鋒隊是衝鋒在前、冒風險在前、犧牲在前的隊伍。先鋒隊的成員都是人民的一員，是人民的勤務員。馬克思主義強調的人民話語已經超越了“賢能”和“精英”這樣的話語，“賢能治理”或者“精英治理”這樣的概念，並不能夠完全概括中國的這一制度優勢。
第三，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立場，就要強調國家治理的唯物史觀，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具有強大的生命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是符合中國國情、保證人民當家做主的正確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是歷史的選擇。在建設社會主義實踐中，我們又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條道路來之不易，它是在改革開放近40年的偉大實踐中走出來的，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多年的持續探索中走出來的，是在對近代以來170多年中華民族發展歷程的深刻總結中走出來的，是在對中華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傳承中走出來的，具有深厚的歷史淵源和廣泛的現實基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也是如此，我們要沿著這條正確的政治發展道路走下去，不能偏離，不能脫離，更不能背離。
三、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觀點
列寧指出：“沿著馬克思的理論的道路前進，我們將愈來愈接近客觀真理（但決不會窮盡它）；而沿著任何其他的道路前進，除了混亂和謬誤之外，我們什麼也得不到。”在國家治理問題上同樣如此。馬克思主義為我們提供了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廣闊的思維空間。
第一，著眼於馬克思的“自由時間”思想推進協商民主制度建設。
馬克思設想的未來社會是“人自由而全面發展”的聯合體，這一理想的實現是建立在自由時間的基礎之上的。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手稿》中，明確提出了“自由時間”的概念。他用“自由時間”產生和擴大的過程論述了社會由低級到高級的發展過程。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中指出：“時間實際上是人的積極存在，它不僅是人的生命尺度，而且是人的發展空間。”（《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32頁）他指出，資本主義制度使廣大民眾沒有自由時間。 “時間是人類發展的空間，一個人如果沒有自己處置的自由時間，一生中除睡眠飲食的等生理上必須的間斷以外，都是替資本家服務，那麼，他就還不如一頭載重的牲畜。”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90頁）馬克思認為，未來社會將為人類提供最大限度的自由時間，在公有制基礎上充分湧流的物質財富為人們創造出最大化的自由時間，不僅所有的人都會有“‘可以自由支配的時間’，也就是有真正的財富，這種時間不被直接生產勞動所吸收，而是用於娛樂和休息，從而為自由活動和發展開闢廣闊天地。時間是發展才能等等的廣闊天地”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29頁）而且“我有可能隨自己的興趣今天幹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獵，下午捕魚，傍晚從事畜牧，晚飯後從事批判，這樣就不會使我老是一個獵人、漁夫、牧人或批判者。”（《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7頁）
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的自由時間理論告訴我們：首先，國家治理一定要為公民參與政治提供更多的時間，給予人們更多地參與政治、瞭解政治、學習政治知識和掌握政治技巧的時間。要更多地瞭解政治，才能更好地參與對國家事務的管理。其次，國家治理一定要推進協商民主制度的發展。習近平總書記說：“涉及人民利益的事情，要在人民內部商量好怎麼辦，不商量或者商量不夠，要想把事情辦成辦好是很難的。我們要堅持有事多商量，遇事多商量，做事多商量，商量得越多越深入越好。涉及全國各族人民利益的事情，要在全體人民和全社會中廣泛商量；涉及一個地方人民群眾利益的事情，要在這個地方的人民群眾中廣泛商量；涉及一部分群眾利益、特定群眾利益的事情，要在這部分群眾中廣泛商量；涉及基層群眾利益的事情，要在基層群眾中廣泛商量。”實現這樣的協商，就需要完善協商民主制度。在協商民主制度下，協商的主體的社會地位、政治地位是平等的，是可以進行充分討論的；協商的結果必須是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共識或者交叉共識、重疊共識，不能是與協商主體看法毫無關聯的意見。
第二，著眼於列寧的物質空間理論推進基層民主政治發展。
列寧十分重視民主發展的空間和物質條件問題，他多次談到蘇維埃政權給廣大人民群眾提供了實現自身政治權利的物質空間。在列寧看來，資本主義民主之所以是虛偽的，一個基本的事實就是資本家、剝削者、地主、投機商掌握著十分之九可供開會的最好的建築物，掌握著十分之九的紙張、印刷所等等。1918年8月20日，列寧在寫過美國工人的信中說： “無產階級專政則要從資本家手裡把地主宅第、最好的建築物、印刷所、紙庫奪過來供勞動者使用。”（《列寧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06頁）在1919年2月的《俄共（布）綱領草案》中，列寧指出：“勞動群眾能對國家制度和國家管理施加更直接的影響，即民主制的更高的形式的實現，在蘇維埃這種類型的國家，同樣是靠下述兩方面達到的：第一，選舉的程式和經常進行選舉的機會，以及改選和罷免代表的條件，對於城鄉的工人來說，比在資產階級民主的最好形式下都容易和方便得多。第二，在蘇維埃政權下，基層選舉單位和國家建設的基本單位不是按地域劃分，而是按經濟和生產單位（工廠）劃分。”（《列寧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22—723頁）蘇維埃政權能夠提供最好的條件包括物質條件和空間條件，讓廣大人民群眾不斷參與國家政治生活，不斷實現自身的政治權利。
列寧的思想告訴我們，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就要為廣大人民群眾享有民主權利提供最好的物質條件和空間。第一，民主的物質空間就是生產空間。在國有企業改革中，要完善企業治理結構，應當把企業生產產品的過程與生產民主權利的過程統一起來，也就是把生產過程與民主過程有機統一在一起，而不是兩張皮。在國有企業完善治理制度的過程中，要把企業職工民主建設放在一個突出的位置來抓，使廣大工人階級真正發揮出主人翁的作用。第二，要把互聯網空間作為基層民主政治建設的新的場域，推動互聯網政治發展。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各級黨政機關和領導幹部要學會通過網路走群眾路線，善於運用網路瞭解民意、開展工作，是新形勢下領導幹部做好工作的基本功。 “讓互聯網成為我們同群眾交流溝通的新平臺，成為瞭解群眾、貼近群眾、為群眾排憂解難的新途徑，成為發揚人民民主、接受人民監督的新管道。” 21世紀是互聯網的世紀，要不斷深化對互聯網政治的認識，建立更加暢通的管道，讓廣大民眾參與社會事務和重大決策。
四、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方法
習近平總書記十分重視馬克思主義方法論的掌握和學習，他在十八屆中央政治局的多次集體學習時都強調堅持馬克思主義方法論的重要性。
第一，堅持社會基本矛盾分析法。
社會基本矛盾是不斷運動和變化的，生產力發展了，一定會引起生產關係的變革；生產關係變革了，必然會造成經濟基礎的變化；經濟基礎變化了，一定會引起上層建築的調整。不僅如此。改革的方向和趨勢也是由社會基本矛盾運動決定的。也就是說，今天這樣改而不是那樣改，是由社會基本矛盾的性質和狀況決定的。正是由於科學地掌握了社會基本矛盾運動的性質和狀況，我們才強調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係，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既要遵循市場規律、善用市場機制解決問題，又要讓政府勇擔責任、幹好自己該幹的事，這便是矛盾的兩個方面。
同樣，正是因為科學地掌握了社會基本矛盾運動的性質和狀況，我們才能夠緊緊扭住轉變政府職能這個“牛鼻子”，在更大範圍、更深層次上，以更有力的舉措推進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改革。為破除制約企業和群眾辦事創業的體制機制障礙，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優化營商環境，激發市場活力和社會創造力，進一步形成經濟增長內生動力，促進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就必須創新政府配置資源方式。而今年年初，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於創新政府配置資源方式的指導意見》，正是遵循社會基本矛盾分析法的產物。
第二，堅持階級分析法。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馬克思主義政治立場，首先就是階級立場，進行階級分析。”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應當堅持階級分析法。有了這一方法，我們就能堅持住治國理政的根本，即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絕不是西方制度化、資本主義化。堅持階級分析方法要做到：
一是國家治理中始終堅持好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全面從嚴治黨，使我們黨始終走在時代前列，始終成為國家治理現代化的主心骨。
二是發揮好工人階級作為我國的領導階級、我國先進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代表、我們党最堅實最可靠的階級基礎的作用，把工人階級治理國家的積極性調動起來，並且建立多方面的制度，讓工人階級作為領導階級的作用得以更加充分發揮。2017年2月6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三十二次會議審議通過《新時期產業工人隊伍建設改革方案》，強調：工人階級是我國的領導階級，產業工人是工人階級的主體力量。要從鞏固黨的執政基礎的高度，從促進我國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的高度，加快產業工人隊伍建設改革，堅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的方針，按照“政治上保證、制度上落實、素質上提高、權益上維護”的總體思路，針對影響產業工人隊伍發展的突出問題，創新體制機制，提高產業工人素質，暢通發展通道，依法保障權益，造就一支有理想守信念、懂技術會創新、敢擔當講奉獻的宏大的產業工人隊伍。
三是在任何時候都不能忽視農業、忘記農民、淡漠農村，農村治理現代化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要把農村治理現代化納入到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整體中加以考慮，採取得力舉措推進農村治理現代化的發展。
四是把經濟社會發展中出現的新階層新人群納入到國家治理體系之中，不能讓他們游離在體系之外。要認真研究工人、農民、幹部、知識份子等不同群體的利益訴求和政策訴求，包括注意關注蟻族、北漂、海歸、海待、散戶等社會上新出現的人群，分析哪些是共性需求、哪些是個性需求，有的放矢地開展工作。關注他們的需求是國家治理的題中應有之義，同時還要把蟻族、北漂、海歸、海待、散戶等新人群組織到國家治理體系之內。
辛向陽（作者：中國社科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研究員、博士生導師）
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就是要充分發揮人民群眾治理國家的主體作用。堅持國家治理的人民性，要對那種認為中國的國家治理是“精英治理”和“賢能政治”的看法進行客觀分析。有的學者講，國家需要由精英而不是由勞苦大眾治理。清華大學哲學系教授、加拿大學者貝淡甯在其2016年出版的《賢能政治》一書中使用“垂直民主賢能政治”概念來闡釋中國的模式：基層層面充分展現了民主的價值；越往政治決策鏈的上層追溯，其領導者的擢升就越呈現出賢能政治的特點。這種看法已被相當多人認同，但“賢能”這樣的話語是中國傳統文化的話語，“精英”這樣的話語是西方話語，都不是馬克思主義的話語。中國的國家治理是人民治理，人民是國家的主人，是國家治理的主體。我們黨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也是中華民族的先鋒隊和中國人民的先鋒隊，先鋒隊是衝鋒在前、冒風險在前、犧牲在前的隊伍。先鋒隊的成員都是人民的一員，是人民的勤務員。馬克思主義強調的人民話語已經超越了“賢能”和“精英”這樣的話語，“賢能治理”或者“精英治理”這樣的概念，並不能夠完全概括中國的這一制度優勢。第三，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立場，就要強調國家治理的唯物史觀，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具有強大的生命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是符合中國國情、保證人民當家做主的正確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是歷史的選擇。在建設社會主義實踐中，我們又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條道路來之不易，它是在改革開放近40年的偉大實踐中走出來的，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多年的持續探索中走出來的，是在對近代以來170多年中華民族發展歷程的深刻總結中走出來的，是在對中華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傳承中走出來的，具有深厚的歷史淵源和廣泛的現實基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也是如此，我們要沿著這條正確的政治發展道路走下去，不能偏離，不能脫離，更不能背離。
三、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觀點
列寧指出：“沿著馬克思的理論的道路前進，我們將愈來愈接近客觀真理（但決不會窮盡它）；而沿著任何其他的道路前進，除了混亂和謬誤之外，我們什麼也得不到。”在國家治理問題上同樣如此。馬克思主義為我們提供了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廣闊的思維空間。
第一，著眼於馬克思的“自由時間”思想推進協商民主制度建設。
馬克思設想的未來社會是“人自由而全面發展”的聯合體，這一理想的實現是建立在自由時間的基礎之上的。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手稿》中，明確提出了“自由時間”的概念。他用“自由時間”產生和擴大的過程論述了社會由低級到高級的發展過程。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中指出：“時間實際上是人的積極存在，它不僅是人的生命尺度，而且是人的發展空間。”（《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32頁）他指出，資本主義制度使廣大民眾沒有自由時間。 “時間是人類發展的空間，一個人如果沒有自己處置的自由時間，一生中除睡眠飲食的等生理上必須的間斷以外，都是替資本家服務，那麼，他就還不如一頭載重的牲畜。”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90頁）馬克思認為，未來社會將為人類提供最大限度的自由時間，在公有制基礎上充分湧流的物質財富為人們創造出最大化的自由時間，不僅所有的人都會有“‘可以自由支配的時間’，也就是有真正的財富，這種時間不被直接生產勞動所吸收，而是用於娛樂和休息，從而為自由活動和發展開闢廣闊天地。時間是發展才能等等的廣闊天地”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29頁）而且“我有可能隨自己的興趣今天幹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獵，下午捕魚，傍晚從事畜牧，晚飯後從事批判，這樣就不會使我老是一個獵人、漁夫、牧人或批判者。”（《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7頁）
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的自由時間理論告訴我們：首先，國家治理一定要為公民參與政治提供更多的時間，給予人們更多地參與政治、瞭解政治、學習政治知識和掌握政治技巧的時間。要更多地瞭解政治，才能更好地參與對國家事務的管理。其次，國家治理一定要推進協商民主制度的發展。習近平總書記說：“涉及人民利益的事情，要在人民內部商量好怎麼辦，不商量或者商量不夠，要想把事情辦成辦好是很難的。我們要堅持有事多商量，遇事多商量，做事多商量，商量得越多越深入越好。涉及全國各族人民利益的事情，要在全體人民和全社會中廣泛商量；涉及一個地方人民群眾利益的事情，要在這個地方的人民群眾中廣泛商量；涉及一部分群眾利益、特定群眾利益的事情，要在這部分群眾中廣泛商量；涉及基層群眾利益的事情，要在基層群眾中廣泛商量。”實現這樣的協商，就需要完善協商民主制度。在協商民主制度下，協商的主體的社會地位、政治地位是平等的，是可以進行充分討論的；協商的結果必須是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共識或者交叉共識、重疊共識，不能是與協商主體看法毫無關聯的意見。
第二，著眼於列寧的物質空間理論推進基層民主政治發展。
列寧十分重視民主發展的空間和物質條件問題，他多次談到蘇維埃政權給廣大人民群眾提供了實現自身政治權利的物質空間。在列寧看來，資本主義民主之所以是虛偽的，一個基本的事實就是資本家、剝削者、地主、投機商掌握著十分之九可供開會的最好的建築物，掌握著十分之九的紙張、印刷所等等。1918年8月20日，列寧在寫過美國工人的信中說： “無產階級專政則要從資本家手裡把地主宅第、最好的建築物、印刷所、紙庫奪過來供勞動者使用。”（《列寧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06頁）在1919年2月的《俄共（布）綱領草案》中，列寧指出：“勞動群眾能對國家制度和國家管理施加更直接的影響，即民主制的更高的形式的實現，在蘇維埃這種類型的國家，同樣是靠下述兩方面達到的：第一，選舉的程式和經常進行選舉的機會，以及改選和罷免代表的條件，對於城鄉的工人來說，比在資產階級民主的最好形式下都容易和方便得多。第二，在蘇維埃政權下，基層選舉單位和國家建設的基本單位不是按地域劃分，而是按經濟和生產單位（工廠）劃分。”（《列寧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22—723頁）蘇維埃政權能夠提供最好的條件包括物質條件和空間條件，讓廣大人民群眾不斷參與國家政治生活，不斷實現自身的政治權利。
列寧的思想告訴我們，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就要為廣大人民群眾享有民主權利提供最好的物質條件和空間。第一，民主的物質空間就是生產空間。在國有企業改革中，要完善企業治理結構，應當把企業生產產品的過程與生產民主權利的過程統一起來，也就是把生產過程與民主過程有機統一在一起，而不是兩張皮。在國有企業完善治理制度的過程中，要把企業職工民主建設放在一個突出的位置來抓，使廣大工人階級真正發揮出主人翁的作用。第二，要把互聯網空間作為基層民主政治建設的新的場域，推動互聯網政治發展。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各級黨政機關和領導幹部要學會通過網路走群眾路線，善於運用網路瞭解民意、開展工作，是新形勢下領導幹部做好工作的基本功。 “讓互聯網成為我們同群眾交流溝通的新平臺，成為瞭解群眾、貼近群眾、為群眾排憂解難的新途徑，成為發揚人民民主、接受人民監督的新管道。” 21世紀是互聯網的世紀，要不斷深化對互聯網政治的認識，建立更加暢通的管道，讓廣大民眾參與社會事務和重大決策。
四、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方法
習近平總書記十分重視馬克思主義方法論的掌握和學習，他在十八屆中央政治局的多次集體學習時都強調堅持馬克思主義方法論的重要性。
第一，堅持社會基本矛盾分析法。
社會基本矛盾是不斷運動和變化的，生產力發展了，一定會引起生產關係的變革；生產關係變革了，必然會造成經濟基礎的變化；經濟基礎變化了，一定會引起上層建築的調整。不僅如此。改革的方向和趨勢也是由社會基本矛盾運動決定的。也就是說，今天這樣改而不是那樣改，是由社會基本矛盾的性質和狀況決定的。正是由於科學地掌握了社會基本矛盾運動的性質和狀況，我們才強調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係，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既要遵循市場規律、善用市場機制解決問題，又要讓政府勇擔責任、幹好自己該幹的事，這便是矛盾的兩個方面。
同樣，正是因為科學地掌握了社會基本矛盾運動的性質和狀況，我們才能夠緊緊扭住轉變政府職能這個“牛鼻子”，在更大範圍、更深層次上，以更有力的舉措推進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改革。為破除制約企業和群眾辦事創業的體制機制障礙，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優化營商環境，激發市場活力和社會創造力，進一步形成經濟增長內生動力，促進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就必須創新政府配置資源方式。而今年年初，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於創新政府配置資源方式的指導意見》，正是遵循社會基本矛盾分析法的產物。
第二，堅持階級分析法。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馬克思主義政治立場，首先就是階級立場，進行階級分析。”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應當堅持階級分析法。有了這一方法，我們就能堅持住治國理政的根本，即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絕不是西方制度化、資本主義化。堅持階級分析方法要做到：
一是國家治理中始終堅持好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全面從嚴治黨，使我們黨始終走在時代前列，始終成為國家治理現代化的主心骨。
二是發揮好工人階級作為我國的領導階級、我國先進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代表、我們党最堅實最可靠的階級基礎的作用，把工人階級治理國家的積極性調動起來，並且建立多方面的制度，讓工人階級作為領導階級的作用得以更加充分發揮。2017年2月6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三十二次會議審議通過《新時期產業工人隊伍建設改革方案》，強調：工人階級是我國的領導階級，產業工人是工人階級的主體力量。要從鞏固黨的執政基礎的高度，從促進我國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的高度，加快產業工人隊伍建設改革，堅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的方針，按照“政治上保證、制度上落實、素質上提高、權益上維護”的總體思路，針對影響產業工人隊伍發展的突出問題，創新體制機制，提高產業工人素質，暢通發展通道，依法保障權益，造就一支有理想守信念、懂技術會創新、敢擔當講奉獻的宏大的產業工人隊伍。
三是在任何時候都不能忽視農業、忘記農民、淡漠農村，農村治理現代化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要把農村治理現代化納入到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整體中加以考慮，採取得力舉措推進農村治理現代化的發展。
四是把經濟社會發展中出現的新階層新人群納入到國家治理體系之中，不能讓他們游離在體系之外。要認真研究工人、農民、幹部、知識份子等不同群體的利益訴求和政策訴求，包括注意關注蟻族、北漂、海歸、海待、散戶等社會上新出現的人群，分析哪些是共性需求、哪些是個性需求，有的放矢地開展工作。關注他們的需求是國家治理的題中應有之義，同時還要把蟻族、北漂、海歸、海待、散戶等新人群組織到國家治理體系之內。
辛向陽（作者：中國社科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研究員、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