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 袁恩楨在《文匯報》發表《為什麼要討論社會主義生產目的》一文， 參與全國經濟理論界的大討論。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到今天， 這幾十年間， 中國的經濟如何發展， 政治經濟學在中國又如何發展， 往往以宏觀的面貌留痕于教材書本， 而那些微觀的、有溫度的細節常常在個人生命中才更容易被感知。 袁恩楨先生就是這樣一個人——1960年， 他進入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研究領域， 從跨專業的“小學徒”到任上海社科院經濟研究所所長、上海市經濟學會會長， 再到獲得2010年上海哲學社會科學“學術貢獻獎”， 80歲高齡的他有著近60年的研究生涯，
見到袁恩楨先生時， 他裹著一件周正的西裝， 客氣而認真。 他頭髮灰白， 眼神溫潤， 眉宇間不存一絲淩厲之色， “溫厚”是很多人給他的評價。 與溫和形象形成對比的是， 他做學問鏗鏘有聲：50多年的經濟理論研究生涯裡， 他獨著、任主編或副主編的論著有二三十種， 專業文章發表了500多篇， 獲得了俄羅斯社會科學院院士稱號， 還拿下了領域內許多含金量非常高的獎項， 這其中就包括2010年上海哲學社會科學“學術貢獻獎”——能獲得這份獎項的無一例外都是在各領域有著至高威望的上海學界“大神”。 若不是提前做了些功課， 與袁恩楨的談話中很少能瞭解到這些獎項資訊，
這個月， 袁恩楨就整80歲了， 他的思維依然青春， 可以迅速攫住問題的中心娓娓道來， 聽他聊政治經濟學的不同發展階段， 有一種歷史畫卷在面前展開的即視感和立體感。
“時代的機遇”：與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研究結緣
採訪是在袁恩楨的書房裡進行的， 這是家裡他最喜歡的地方， 常在裡面讀書看報寫文章， 待到忘我， 需要夫人來提醒他歇歇眼睛——兩面牆壁的書與寫字臺上一台兩指厚、有些年代感的筆記型電腦都是見證。
伴隨著一口上海-寧波話， 袁恩楨的求學治學之路徐徐鋪展開來。 他邁進“經濟學”的第一腳就充滿了幸運：1949年5月寧波解放， 之前還等著當年秋天小學畢業就跟兄長們一起做學徒的袁恩楨， 因為這一歷史事件走上了另一條道路——求學。 寧波從商之風古來興盛， 袁恩楨自小浸染其中， 那時當地有一座財經學校可以免費讀書， 這為家境並不算好的袁恩楨打開了一扇求學之門， 關於“經濟”的意識也在此間萌芽。 1956年， 袁恩楨高中畢業， 多數同學直接找了工作， 如果不是後面的機遇，
對袁恩楨來說， 做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研究本屬無意， 是“時代的機遇”眷顧了他， 而且這個機遇還是個“超級豪華版”。 “當時政治經濟研究室的主任雍文遠， 是中國第一本公開出版的政治經濟學教材的副主筆之一。
當時研究室裡的學研模式是師父帶徒弟，袁恩楨的師父就是沈志遠。沈志遠那會兒在做《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情況》專題，其中一塊內容是梳理研究西方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經濟，相關材料的收集就交給了袁恩楨，半年間袁恩楨在瑣碎的工作中摸索到了研究工作的基本方法——資料怎麼收集運用、怎麼整理、思路怎麼理順——學術研究的脈絡在袁恩楨的眼前逐漸明朗起來。後來帶學生，袁恩楨也最重這條：培養研究的能力。
▲沈志遠
掌握了理論研究“第一式”的袁恩楨幸運地在他進入研究室的第二年趕上了經濟所舉辦中青年《資本論》研究學習班，這幾乎就是請武林宗師親授頂級秘笈——所長姚耐下定決心要提高經濟所的理論水準，於是派出了王惟中、孫懷仁，請來了復旦大學的漆琪生、吳斐丹，還有《資本論》的翻譯者之一、當時廈門大學的校長王亞南，共同授課。袁恩楨講，姚耐所長想到辦這個班是有緣由的，1959年在上海和平飯店開了一次全國性的價值規律理論討論會，由中國社科院跟上海社科院兩家的經濟研究所合作舉辦，這次討論會是解放後經濟學界的第一次大聚會。上海社科院經濟所為了這次會議做了幾組實地調查，出了不少研究報告。會上將兩地經濟所對照，總結了雙方特點——北京經濟所理論性強，上海經濟所實踐性好。“姚耐聽聞這個評價，就感覺這在某種角度是對上海經濟所的鞭策，上海經濟所理論水準尚待提升。”袁恩楨回憶，當時階級鬥爭之風已經刮得相當猛烈，姚耐的這一做法也遭受了一些壓力，還有人批評上海經濟所“關門讀書，兩耳不聞窗外事”。“實際上，這個學習班對上海經濟所的一批中青年骨幹提高理論水準、研究能力相當有幫助。”“蝴蝶”在和平飯店扇了下翅膀，袁恩楨的學術生涯裡便起了春風，他的學研思路就此打開。當時上課的情形袁恩楨還歷歷在目：“教授們教課都是第一流的，各人有各人的風格，加上《資本論》每篇都是名作，關於各種問題的解釋、記憶要領，每個學生都密密麻麻記了幾大本。這一年的學習甚至比大學四年更為受用，也是那一場學習讓我深深意識到《資本論》中的理論，對中國的現實經濟是有用的。”袁恩楨坦言，他許多文章的靈感都來自那一年的學習——他的文集裡有一篇《葡萄酒、工人視察員及其他》正是從那場《資本論》學習中摳出來的東西。
▲王惟中
1964年，研究所大批人員下鄉參加“小四清運動”，袁恩楨因為身體較弱留守所內繼續做研究。因為所裡的學習活動幾近停擺，袁恩楨就拾起幼時的愛好：寫東西，先後發表了好幾篇關於商品與價值、專業化與協作等方面的文章。袁恩楨自己也沒有料到，這竟形成了他研究工作的第一個小高潮。“那時刊物很少，上海除了大學校刊，在全國有影響的就是《學術月刊》，當時在上面發一篇文章是相當不易。”在《學術月刊》上接連發表文章，讓袁恩楨開始相信自己能在研究領域站住腳。然而他的雄心壯志被隨後到來的“文革”打散了。“文革”當中，上海社科院被撤銷，儘管秉持所學，袁恩楨還是做了些學術工作，但離經濟研究是越來越遠，10年間他都沒碰過他的專業領域，直到1977年重回經濟研究所。想到剛回所裡的那段時間，袁恩楨說：“總覺得有股力量推動我要把以往丟失的10年時間抓回來。”追趕著時間的袁恩楨迎來了他研究創作的又一個高潮。《袁恩楨文集》中有一篇《為什麼要討論社會主義生產目的》正是這一時期的作品，且與《文匯報》頗有淵源。社會主義生產目的討論是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之後，全國經濟理論界的又一次大討論，而上海當時還未發出聲音。“《文匯報》當時的總編輯馬達，通過報社理論部的同志約我寫一篇相關文章。那篇文章我寫得相當苦，也相當急，上午拿到題目，下午在單位裡找材料，晚上回家開始寫。當時也沒電腦，只能手寫，也沒打草稿，寫到大概淩晨4點多，這篇七八千字的文章白天送到了報社，次日就見報了。這個速度在我的寫作生涯中是十分難得的，當時就覺得自己充滿了力量，希望能為撥亂反正做點工作。”袁恩楨加班加點地寫著文章，並沒想到這些成果為他1987年直接跳過副研究員，破格升為研究員打下了基礎。袁恩楨還記得，那會兒他有個“頭銜”——上海社科院裡年紀最輕的研究員。“張仲禮院長在院裡大會上提到，上海社科院開始有了不到50歲的研究員。我後來發言時說，我49歲，也不年輕了，我們的研究人員不能總是熬到白髮蒼蒼才可以做教授，這是研究工作因‘左傾’錯誤停滯產生的結果。我相信今後會有更多年輕的教授、研究員出來。現在也確實如此。”
▲姚耐
“文革”結束後，姚耐受命恢復上海財經學院，曾試圖拉他頗為看中的“小袁”回校，“小袁”卻十分為難：“我一口寧波話，大學裡的學生來自全國各地，聽不懂，我怎麼教課。”私心裡，袁恩楨留戀社科院的氛圍，對研究工作已經相當感興趣，不願離開了。“曾經聽到有人評論在上海社科院工作是閑差，我不這麼認為。社科院儘管沒有坐班制，但是相當辛苦，沒有休息日、沒有晚上，只要有空就在做研究。”袁恩楨說自己最怕空閒，社科院的節奏倒正合他的胃口。只是常年埋頭於各種材料之間，這份辛苦讓袁恩楨落下了眼疾，時間一長就要拭淚。“辛苦歸辛苦，比不得研究帶來的樂趣，若是發現新的東西就更加有樂趣。”享受著研究中的樂趣，袁恩楨的著述也由薄變厚，為學界所知，為國家建設所用。《社會必要產品論》是上海經濟研究所集中理論經濟學研究的主要力量，用了兩年時間完成的關於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著作，也是列入全國哲學社會科學“六五”規劃的一部著作。1983年春節這部著作在北京立項時，袁恩楨就在現場。在該書後續的編寫中，他也擔綱了重要角色，他還是主編雍文遠指定的助手之一。這本《社會必要產品論》集合了學術團隊眾多人的創意，袁恩楨的貢獻是拓展了社會主義商品兩重性的觀點。直至今日桃李滿園，在學界備受推崇，對於這一貢獻袁恩楨仍是不敢居功：“這是雍文遠教授創立的，我把它發揮出來。”採訪中，袁恩楨從不提自己首創了什麼，又率先發現了什麼，他說，經濟學界的研究成果都是相互搭界的，都是站在彼此肩膀上。
▲雍文遠
與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研究相伴50多年，袁恩楨一直保持著高度的研究熱情。在他眼中，這就是事業。即便在擔任經濟所所長的多年間，他也沒斷了研究，他甚至把所長不得不去參加的一些社會活動都看作是一種社會調查，作為一份材料融於研究工作當中。他還天生“神技”，可以利用瑣碎的時間寫文章，思路不斷。而這一切都是因為時間緊迫，他心中的事業又任重道遠：“我感覺中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還沒有很好地完成，還是在探索的階段。我知道這條路相當漫長，我們每個人在這個過程中出的力也只能是那麼一點點，但即便如此，作為個人也要全部貢獻出來。”
主張“雙強”：袁恩楨眼中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治學多年，袁恩楨的研究側重很能反映政治經濟學在中國的發展與變化，從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到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再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袁恩楨在研究中一直保持初心，卻也不固步自封。
上世紀60年代，袁恩楨研究的內容只有生產關係，以生產關係為主再涉及分配關係、人與人之間的相互關係。“這是馬克思的一個基本觀念，即政治經濟學的研究物件是生產關係、經濟關係，所以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一開始就是以所有制為起點。”然而到了“文革”時期，生產力論一度受到指摘，搞生產的更是被作為批判對象，生產關係被進一步引向階級鬥爭。“文革”結束後，政治經濟學的研究物件相較之前豐富了許多。“首先是恢復了生產力論，把生產力經濟學作為政治經濟學研究內容之一”，袁恩楨說，這一階段，經濟運行機制進入了政治經濟學的研究範圍，商品生產理論也成為政治經濟學的研究物件。
當前這段時期在袁恩楨眼中則是政治經濟學研究的複歸：“還是研究生產關係。政治經濟學的研究物件只能是生產關係，當然它是聯繫生產力、聯繫上層建築來研究的。”前年袁恩楨在看了習近平總書記關於政治經濟學的講話後寫了一篇文章，其中提到“政治經濟學研究學習應有三維物件，即當代的、中國的、馬克思主義三個維度”。他說，從總體來講，政治經濟學的研究物件是生產關係及生產關係的變革，因此現在的政治經濟學要開始研究改革的問題。“改革就是生產關係的變革，我想這個思路是跟當下相吻合的。”
▲在家的時候，袁恩楨最喜歡待在書房。
袁恩楨從專業角度解析了此次複歸過程中需要注意的問題。他認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需要從兩個角度研究：“首先，我們改革過程當中，改革的導向是不容置疑的；此外，必須堅持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國有經濟為主導，在這個過程中要改善政府跟市場的關係，這條主線一定要改好。”袁恩楨說，他之前寫過文章主張政府和市場“雙強模式”——強市場、強政府，“這正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同於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特點——在微觀領域，市場經濟要強，在宏觀領域，政府必須強，這是解決市場經濟過程當中效益問題的一個重要方法。”談起專業問題的袁恩楨似乎換了一個人，嚴肅而堅決。說到今天做經濟研究，他認為必須把握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方向。“對中青年學者來講，他們中的很多人西方經濟理論學得多，所以容易偏向西方經濟學領域，比如對我提出的‘雙強模式’，很多年輕人不贊同，對國有經濟的指導建議，他們也不太同意，甚至有些人提出國有經濟應該退出競爭性的產業領域，我是對此極力反對的。”
近年來，建立中國自己的經濟學派在學界受到熱議，袁恩楨對此有自己的看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理論有三大構成：一，要引進市場經濟理論，因為傳統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否定市場經濟。二是繼承，繼承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經濟學理論，特別是公有制，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堅實的基礎。第三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些基本理論要創新發展。創新是在引進、繼承的基礎上，離開前面兩條，創新就做不下去。在三大架構的基礎上，我們可以發展出自己的話語體系。”袁恩楨勾勒的正是他心中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
理論與實踐的融合：來自“田野”的思考
提起恩師袁恩楨，上海社科院世界經濟研究所長權衡給出這樣的評價：這一代學者是實踐與理論融合的一代，他們通過扎實的理論基礎和大量的實踐考察，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踐發展相融合，又大膽引進、借鑒和吸收西方經濟學的客觀理論，然後再進行融合、創新和發展。“如果沒有這一代代做融合的學者，就沒有我們現在這批中青年學者繼續深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畢竟，注重各種理論相互借鑒，注重實踐發展與理論創新，這就是經濟學創新發展的動力。袁老師這一代經濟學家顯然為此提供了重要的方法和經驗。”
這番話正是袁恩楨研究工作的縮影。經過政治經濟學在中國發展的一個個階段，袁恩楨感到他的思考方式越來越偏向經濟理論跟實際的結合。“從實踐中提煉理論，這條思路是比較明確的。中國現在走的這條路前無古人，是偉大的探索，比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個概念、模式是從來沒有過的，把它講清楚、做完善，需要一個過程；再比如政府與市場的關係，這是個新的關係，我儘管把它概括為‘雙強模式’，但這個模式到底如何，還需在實踐中進一步探索。”
▲1995年，袁恩楨在莫斯科獲得俄羅斯社會科學院院士稱號。
袁恩楨研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研究基本經濟制度、研究私有經濟與國有經濟的協調發展，治學成果大部分都來自他的“田野”經驗。他說經濟理論有個特點——隨機性，所以從書本到書本肯定不行，特別是改革開放以後，傳統的理論被否定，要推出新的理論，新的理論只能在改革實踐過程中研究產生。他印象比較深的是，上世紀80年初深圳、珠海特區剛剛成立，上海市經濟學會組織了10人團隊去考察，進入得早，考察得也比較深。那趟回來，考察團此前抱有的疑問，比如開放究竟是怎麼一回事，開放的難度到底在什麼地方，都在調研中得到了答案，形成了多篇調查報告，其中一篇投給《人民日報》，也成為《人民日報》發表的關於深圳特區的第一份詳盡考察報告。
1986年秋，上海社科院經濟研究所自己定題，又組織了10個人到浙江溫州做了一個月的調查，當時袁恩楨許多發表的文章都是以此為內核。私有經濟，在當時是社會爭論比較大的一個問題。袁恩楨一行人剛到溫州的時候，正是溫州模式遭到有關方面重重責難之際，卻也為調查組提供了極好的機遇。“溫州方面第一次看到這個規模的調查組，還是來自上海理論界的，對我們非常歡迎，把所有資料都提供了出來，毫無保留，我們調查了一個月，形成一本專著《溫州模式與富裕之路》，這是關於研究溫州經濟發展最早的一本專著。”在這本著作裡，袁恩楨等經濟學者基本肯定了溫州經濟發展模式，認為這是貧困農村致富的一條捷徑。“改革開放後，獨立思考的空間大了，仍感覺有一股力量推著我到處走，到處看，掌握大量的一手材料。不光是我，我身邊許多學者都熱衷實地調查，今天瞭解的政治經濟學理論有很多是從當年的調查中慢慢摸索出來的。”袁恩楨說，儘管當時條件有限，但是他每年都要走出辦公室，有目的、有課題地做一些調研。近的，考察過上海當地企業，遠的到過西南、中南、西北等地。1987年在廣西百色的所見所聞更是讓他清楚了一個現狀——中國生產力發展水準是不平衡的。那些風景秀麗的山區仍極其貧困，有些還有刀耕火種的痕跡。“從帶有原始社會痕跡的生產力，到計畫、半計畫的生產再到最現代的生產，中國都有。如果開個關於生產力歷史的博物館，中國最有條件。”雖是句玩笑話，卻反映了一個事實。那趟考察後，袁恩楨提出了中國生產力發展水準多層化的理論，認為在這樣一個背景下，各種經濟形式，包括個體經濟、私營經濟都應有發展的空間。不過，這樣的聲音在當時並非主流，受到不少質疑，但袁恩楨還是堅持自己的理論：“我堅信馬克思提出的社會發展方向是正確的，也相信理論與實踐打磨出來的東西不會出錯。我做學問的原則就是從理論與實際出發給出建議，而不是迎合一些風向。”
袁恩楨非常重視把“田野”裡收穫的這些理論變為決策建議，把所思所想交給社會，為發展所用。他始終覺得研究不只是學術圈裡的事，研究工作還是要為現實服務。“特別是經濟理論，它的實用性很強，所以要更好地去表達，讓所有人看得懂。”浸淫經濟理論研究多年，與那麼多專業名詞打交道，袁恩楨很擔心，處在這樣一個環境裡寫出來的東西很多人可能看不懂，因此他寫文章，追求的是深入淺出，讓社會上各層面的人都能讀得進去，對於這一點，他一直堅守原則：“寫文章是一定要給人家看的，看不懂，寫來的意義何在？要進得去，出得來，這是我一直提倡的。”
末了，記者請袁恩楨對多年治學成果做番評價，老人家難得一笑：“不可能完全滿意，但應該講我是盡我的力了。我一直講，社會給我的比我所付出的更多，從這個角度講，我很滿足。”
*本文系文匯獨家稿件。未經授權，嚴禁轉載。|均本報資料圖
”研究室裡年紀大些的都是大師，中青年研究人員也是相當精幹，一看這環境，袁恩楨跟自己較上了勁兒：“我只有發奮學習才能跟得上這個形勢啊。”袁恩楨言語中從來不提及自己的聰穎，一切都歸功於機遇與努力，20歲出頭的他有著同時代年輕人的共同特質——老黃牛精神，他的想法很樸素：分配給我做的事情我一定要幹好。漸漸地，他在這“任務”中生出了興趣。當時研究室裡的學研模式是師父帶徒弟，袁恩楨的師父就是沈志遠。沈志遠那會兒在做《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情況》專題，其中一塊內容是梳理研究西方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經濟，相關材料的收集就交給了袁恩楨，半年間袁恩楨在瑣碎的工作中摸索到了研究工作的基本方法——資料怎麼收集運用、怎麼整理、思路怎麼理順——學術研究的脈絡在袁恩楨的眼前逐漸明朗起來。後來帶學生，袁恩楨也最重這條：培養研究的能力。
▲沈志遠
掌握了理論研究“第一式”的袁恩楨幸運地在他進入研究室的第二年趕上了經濟所舉辦中青年《資本論》研究學習班，這幾乎就是請武林宗師親授頂級秘笈——所長姚耐下定決心要提高經濟所的理論水準，於是派出了王惟中、孫懷仁，請來了復旦大學的漆琪生、吳斐丹，還有《資本論》的翻譯者之一、當時廈門大學的校長王亞南，共同授課。袁恩楨講，姚耐所長想到辦這個班是有緣由的，1959年在上海和平飯店開了一次全國性的價值規律理論討論會，由中國社科院跟上海社科院兩家的經濟研究所合作舉辦，這次討論會是解放後經濟學界的第一次大聚會。上海社科院經濟所為了這次會議做了幾組實地調查，出了不少研究報告。會上將兩地經濟所對照，總結了雙方特點——北京經濟所理論性強，上海經濟所實踐性好。“姚耐聽聞這個評價，就感覺這在某種角度是對上海經濟所的鞭策，上海經濟所理論水準尚待提升。”袁恩楨回憶，當時階級鬥爭之風已經刮得相當猛烈，姚耐的這一做法也遭受了一些壓力，還有人批評上海經濟所“關門讀書，兩耳不聞窗外事”。“實際上，這個學習班對上海經濟所的一批中青年骨幹提高理論水準、研究能力相當有幫助。”“蝴蝶”在和平飯店扇了下翅膀，袁恩楨的學術生涯裡便起了春風，他的學研思路就此打開。當時上課的情形袁恩楨還歷歷在目：“教授們教課都是第一流的，各人有各人的風格，加上《資本論》每篇都是名作，關於各種問題的解釋、記憶要領，每個學生都密密麻麻記了幾大本。這一年的學習甚至比大學四年更為受用，也是那一場學習讓我深深意識到《資本論》中的理論，對中國的現實經濟是有用的。”袁恩楨坦言，他許多文章的靈感都來自那一年的學習——他的文集裡有一篇《葡萄酒、工人視察員及其他》正是從那場《資本論》學習中摳出來的東西。
▲王惟中
1964年，研究所大批人員下鄉參加“小四清運動”，袁恩楨因為身體較弱留守所內繼續做研究。因為所裡的學習活動幾近停擺，袁恩楨就拾起幼時的愛好：寫東西，先後發表了好幾篇關於商品與價值、專業化與協作等方面的文章。袁恩楨自己也沒有料到，這竟形成了他研究工作的第一個小高潮。“那時刊物很少，上海除了大學校刊，在全國有影響的就是《學術月刊》，當時在上面發一篇文章是相當不易。”在《學術月刊》上接連發表文章，讓袁恩楨開始相信自己能在研究領域站住腳。然而他的雄心壯志被隨後到來的“文革”打散了。“文革”當中，上海社科院被撤銷，儘管秉持所學，袁恩楨還是做了些學術工作，但離經濟研究是越來越遠，10年間他都沒碰過他的專業領域，直到1977年重回經濟研究所。想到剛回所裡的那段時間，袁恩楨說：“總覺得有股力量推動我要把以往丟失的10年時間抓回來。”追趕著時間的袁恩楨迎來了他研究創作的又一個高潮。《袁恩楨文集》中有一篇《為什麼要討論社會主義生產目的》正是這一時期的作品，且與《文匯報》頗有淵源。社會主義生產目的討論是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之後，全國經濟理論界的又一次大討論，而上海當時還未發出聲音。“《文匯報》當時的總編輯馬達，通過報社理論部的同志約我寫一篇相關文章。那篇文章我寫得相當苦，也相當急，上午拿到題目，下午在單位裡找材料，晚上回家開始寫。當時也沒電腦，只能手寫，也沒打草稿，寫到大概淩晨4點多，這篇七八千字的文章白天送到了報社，次日就見報了。這個速度在我的寫作生涯中是十分難得的，當時就覺得自己充滿了力量，希望能為撥亂反正做點工作。”袁恩楨加班加點地寫著文章，並沒想到這些成果為他1987年直接跳過副研究員，破格升為研究員打下了基礎。袁恩楨還記得，那會兒他有個“頭銜”——上海社科院裡年紀最輕的研究員。“張仲禮院長在院裡大會上提到，上海社科院開始有了不到50歲的研究員。我後來發言時說，我49歲，也不年輕了，我們的研究人員不能總是熬到白髮蒼蒼才可以做教授，這是研究工作因‘左傾’錯誤停滯產生的結果。我相信今後會有更多年輕的教授、研究員出來。現在也確實如此。”
▲姚耐
“文革”結束後，姚耐受命恢復上海財經學院，曾試圖拉他頗為看中的“小袁”回校，“小袁”卻十分為難：“我一口寧波話，大學裡的學生來自全國各地，聽不懂，我怎麼教課。”私心裡，袁恩楨留戀社科院的氛圍，對研究工作已經相當感興趣，不願離開了。“曾經聽到有人評論在上海社科院工作是閑差，我不這麼認為。社科院儘管沒有坐班制，但是相當辛苦，沒有休息日、沒有晚上，只要有空就在做研究。”袁恩楨說自己最怕空閒，社科院的節奏倒正合他的胃口。只是常年埋頭於各種材料之間，這份辛苦讓袁恩楨落下了眼疾，時間一長就要拭淚。“辛苦歸辛苦，比不得研究帶來的樂趣，若是發現新的東西就更加有樂趣。”享受著研究中的樂趣，袁恩楨的著述也由薄變厚，為學界所知，為國家建設所用。《社會必要產品論》是上海經濟研究所集中理論經濟學研究的主要力量，用了兩年時間完成的關於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著作，也是列入全國哲學社會科學“六五”規劃的一部著作。1983年春節這部著作在北京立項時，袁恩楨就在現場。在該書後續的編寫中，他也擔綱了重要角色，他還是主編雍文遠指定的助手之一。這本《社會必要產品論》集合了學術團隊眾多人的創意，袁恩楨的貢獻是拓展了社會主義商品兩重性的觀點。直至今日桃李滿園，在學界備受推崇，對於這一貢獻袁恩楨仍是不敢居功：“這是雍文遠教授創立的，我把它發揮出來。”採訪中，袁恩楨從不提自己首創了什麼，又率先發現了什麼，他說，經濟學界的研究成果都是相互搭界的，都是站在彼此肩膀上。
▲雍文遠
與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研究相伴50多年，袁恩楨一直保持著高度的研究熱情。在他眼中，這就是事業。即便在擔任經濟所所長的多年間，他也沒斷了研究，他甚至把所長不得不去參加的一些社會活動都看作是一種社會調查，作為一份材料融於研究工作當中。他還天生“神技”，可以利用瑣碎的時間寫文章，思路不斷。而這一切都是因為時間緊迫，他心中的事業又任重道遠：“我感覺中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還沒有很好地完成，還是在探索的階段。我知道這條路相當漫長，我們每個人在這個過程中出的力也只能是那麼一點點，但即便如此，作為個人也要全部貢獻出來。”
主張“雙強”：袁恩楨眼中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治學多年，袁恩楨的研究側重很能反映政治經濟學在中國的發展與變化，從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到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再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袁恩楨在研究中一直保持初心，卻也不固步自封。
上世紀60年代，袁恩楨研究的內容只有生產關係，以生產關係為主再涉及分配關係、人與人之間的相互關係。“這是馬克思的一個基本觀念，即政治經濟學的研究物件是生產關係、經濟關係，所以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一開始就是以所有制為起點。”然而到了“文革”時期，生產力論一度受到指摘，搞生產的更是被作為批判對象，生產關係被進一步引向階級鬥爭。“文革”結束後，政治經濟學的研究物件相較之前豐富了許多。“首先是恢復了生產力論，把生產力經濟學作為政治經濟學研究內容之一”，袁恩楨說，這一階段，經濟運行機制進入了政治經濟學的研究範圍，商品生產理論也成為政治經濟學的研究物件。
當前這段時期在袁恩楨眼中則是政治經濟學研究的複歸：“還是研究生產關係。政治經濟學的研究物件只能是生產關係，當然它是聯繫生產力、聯繫上層建築來研究的。”前年袁恩楨在看了習近平總書記關於政治經濟學的講話後寫了一篇文章，其中提到“政治經濟學研究學習應有三維物件，即當代的、中國的、馬克思主義三個維度”。他說，從總體來講，政治經濟學的研究物件是生產關係及生產關係的變革，因此現在的政治經濟學要開始研究改革的問題。“改革就是生產關係的變革，我想這個思路是跟當下相吻合的。”
▲在家的時候，袁恩楨最喜歡待在書房。
袁恩楨從專業角度解析了此次複歸過程中需要注意的問題。他認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需要從兩個角度研究：“首先，我們改革過程當中，改革的導向是不容置疑的；此外，必須堅持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國有經濟為主導，在這個過程中要改善政府跟市場的關係，這條主線一定要改好。”袁恩楨說，他之前寫過文章主張政府和市場“雙強模式”——強市場、強政府，“這正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同於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特點——在微觀領域，市場經濟要強，在宏觀領域，政府必須強，這是解決市場經濟過程當中效益問題的一個重要方法。”談起專業問題的袁恩楨似乎換了一個人，嚴肅而堅決。說到今天做經濟研究，他認為必須把握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方向。“對中青年學者來講，他們中的很多人西方經濟理論學得多，所以容易偏向西方經濟學領域，比如對我提出的‘雙強模式’，很多年輕人不贊同，對國有經濟的指導建議，他們也不太同意，甚至有些人提出國有經濟應該退出競爭性的產業領域，我是對此極力反對的。”
近年來，建立中國自己的經濟學派在學界受到熱議，袁恩楨對此有自己的看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理論有三大構成：一，要引進市場經濟理論，因為傳統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否定市場經濟。二是繼承，繼承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經濟學理論，特別是公有制，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堅實的基礎。第三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些基本理論要創新發展。創新是在引進、繼承的基礎上，離開前面兩條，創新就做不下去。在三大架構的基礎上，我們可以發展出自己的話語體系。”袁恩楨勾勒的正是他心中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
理論與實踐的融合：來自“田野”的思考
提起恩師袁恩楨，上海社科院世界經濟研究所長權衡給出這樣的評價：這一代學者是實踐與理論融合的一代，他們通過扎實的理論基礎和大量的實踐考察，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踐發展相融合，又大膽引進、借鑒和吸收西方經濟學的客觀理論，然後再進行融合、創新和發展。“如果沒有這一代代做融合的學者，就沒有我們現在這批中青年學者繼續深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畢竟，注重各種理論相互借鑒，注重實踐發展與理論創新，這就是經濟學創新發展的動力。袁老師這一代經濟學家顯然為此提供了重要的方法和經驗。”
這番話正是袁恩楨研究工作的縮影。經過政治經濟學在中國發展的一個個階段，袁恩楨感到他的思考方式越來越偏向經濟理論跟實際的結合。“從實踐中提煉理論，這條思路是比較明確的。中國現在走的這條路前無古人，是偉大的探索，比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個概念、模式是從來沒有過的，把它講清楚、做完善，需要一個過程；再比如政府與市場的關係，這是個新的關係，我儘管把它概括為‘雙強模式’，但這個模式到底如何，還需在實踐中進一步探索。”
▲1995年，袁恩楨在莫斯科獲得俄羅斯社會科學院院士稱號。
袁恩楨研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研究基本經濟制度、研究私有經濟與國有經濟的協調發展，治學成果大部分都來自他的“田野”經驗。他說經濟理論有個特點——隨機性，所以從書本到書本肯定不行，特別是改革開放以後，傳統的理論被否定，要推出新的理論，新的理論只能在改革實踐過程中研究產生。他印象比較深的是，上世紀80年初深圳、珠海特區剛剛成立，上海市經濟學會組織了10人團隊去考察，進入得早，考察得也比較深。那趟回來，考察團此前抱有的疑問，比如開放究竟是怎麼一回事，開放的難度到底在什麼地方，都在調研中得到了答案，形成了多篇調查報告，其中一篇投給《人民日報》，也成為《人民日報》發表的關於深圳特區的第一份詳盡考察報告。
1986年秋，上海社科院經濟研究所自己定題，又組織了10個人到浙江溫州做了一個月的調查，當時袁恩楨許多發表的文章都是以此為內核。私有經濟，在當時是社會爭論比較大的一個問題。袁恩楨一行人剛到溫州的時候，正是溫州模式遭到有關方面重重責難之際，卻也為調查組提供了極好的機遇。“溫州方面第一次看到這個規模的調查組，還是來自上海理論界的，對我們非常歡迎，把所有資料都提供了出來，毫無保留，我們調查了一個月，形成一本專著《溫州模式與富裕之路》，這是關於研究溫州經濟發展最早的一本專著。”在這本著作裡，袁恩楨等經濟學者基本肯定了溫州經濟發展模式，認為這是貧困農村致富的一條捷徑。“改革開放後，獨立思考的空間大了，仍感覺有一股力量推著我到處走，到處看，掌握大量的一手材料。不光是我，我身邊許多學者都熱衷實地調查，今天瞭解的政治經濟學理論有很多是從當年的調查中慢慢摸索出來的。”袁恩楨說，儘管當時條件有限，但是他每年都要走出辦公室，有目的、有課題地做一些調研。近的，考察過上海當地企業，遠的到過西南、中南、西北等地。1987年在廣西百色的所見所聞更是讓他清楚了一個現狀——中國生產力發展水準是不平衡的。那些風景秀麗的山區仍極其貧困，有些還有刀耕火種的痕跡。“從帶有原始社會痕跡的生產力，到計畫、半計畫的生產再到最現代的生產，中國都有。如果開個關於生產力歷史的博物館，中國最有條件。”雖是句玩笑話，卻反映了一個事實。那趟考察後，袁恩楨提出了中國生產力發展水準多層化的理論，認為在這樣一個背景下，各種經濟形式，包括個體經濟、私營經濟都應有發展的空間。不過，這樣的聲音在當時並非主流，受到不少質疑，但袁恩楨還是堅持自己的理論：“我堅信馬克思提出的社會發展方向是正確的，也相信理論與實踐打磨出來的東西不會出錯。我做學問的原則就是從理論與實際出發給出建議，而不是迎合一些風向。”
袁恩楨非常重視把“田野”裡收穫的這些理論變為決策建議，把所思所想交給社會，為發展所用。他始終覺得研究不只是學術圈裡的事，研究工作還是要為現實服務。“特別是經濟理論，它的實用性很強，所以要更好地去表達，讓所有人看得懂。”浸淫經濟理論研究多年，與那麼多專業名詞打交道，袁恩楨很擔心，處在這樣一個環境裡寫出來的東西很多人可能看不懂，因此他寫文章，追求的是深入淺出，讓社會上各層面的人都能讀得進去，對於這一點，他一直堅守原則：“寫文章是一定要給人家看的，看不懂，寫來的意義何在？要進得去，出得來，這是我一直提倡的。”
末了，記者請袁恩楨對多年治學成果做番評價，老人家難得一笑：“不可能完全滿意，但應該講我是盡我的力了。我一直講，社會給我的比我所付出的更多，從這個角度講，我很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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