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卷在手.天 下 可 運 於 掌
作者：呂立言 2017-08-03
在漫漫歷史長河中， 中華民族產生了儒、釋、道、墨、名、法、陰陽、農、雜、兵等各家學說， 這些浩如煙海的文化遺產中包含著豐富的哲學社會科學內容與治國理政智慧。 今天， 在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進軍的歷史征程中， 學習、研究與借鑒具有“兵學淵藪、謀略寶典”之稱的《六韜》， 是非常有現實意義的。
呂尚（約前1156年——約前1017年）,周文王傾商、武王克紂的首席謀主、最高軍事統帥與西周的開國元勳， 齊國的締造者與齊文化的創始人， 中國古代影響久遠的韜略家、軍事家與政治家。
他的《六韜》， 即《太公六韜》， 亦稱《太公兵法》， 是中國古代一部著名的道家兵書。 《六韜》包含《文韜》、《武韜》、《龍韜》、《虎韜》、《豹韜》和《犬韜》6卷， 計60章。 它內容博大精深， 思想深邃富贍，
“弱水三千， 我獨舀一瓢飲。 ”本文僅以《六韜·文韜卷》為例， 略述管見， 以期對這部“神秘兵書”中的治國理政思想作初步探索。
一、振聾發聵的“天下觀”
《六韜·文韜·文師》是首卷首章。 起筆即寫文王獵于渭水之陽， 巧遇太公呂尚在河邊“坐茅以漁”。 太公先以“臣聞君子樂得其志， 小人樂得其事。 今吾漁甚有似也， 殆非樂之也”之論引出“垂釣”與“君子之志”之關係， 表明自己志向不凡， 又用“惟仁人能受至諫， 不惡至情”之語， 把文王的思路吸引到“政治”上來：要達到“取人”、“取國”、“取天下”的目的，
接著， 太公鮮明地亮出自己的“天下觀”：“天下非一人之天下， 乃天下之天下也。 同天下之利者， 則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 則失天下。 ”他認為， 天有四時， 地有財富， 能和人們共同享用的， 就是仁愛。 仁愛所在， 天下之人就會歸附。 免除人們的死亡， 解決人們的苦難， 消除人們的禍患， 解救人們的危急， 就是恩德。 恩德所在， 天下之人就會歸附。 與人們同憂同樂， 同好同惡， 就是道義。 道義所在， 天下之人就會爭相歸附。 人們無不厭惡死亡而樂於生存， 歡迎恩德而追求利益， 能為天下人謀求利益的， 就是王道。 王道所在， 天下之人就會歸附。 這番滔滔閎論， 鮮明地論述了以“仁、德”為核心的“王道”之精義，
眾所周知， 太公呂尚主要生活在商代末年， 是商紂王一夫橫暴、朝政黑暗、民不聊生的時期， 而姬昌作為西部諸侯國之長， 因“篤仁、敬老、慈少、禮下賢”， 深受國人愛戴。 他胸懷大志， 積蓄力量， 以期讓周國乘勢崛起。 太公一席話， 如醍醐灌頂， 讓文王頓悟了。 他再次拜謝後說：“先生講得太好了， 我怎敢不接受上天的旨意！”於是把太公請上獵車， 一起回到國都， 並拜他為師。
爾後， 周西伯昌常與呂尚“陰謀修德以傾商政”（《史記·世家第二·齊太公》）， 使周國實力日漸增強， “天下三分， 其二歸周者， 太公之謀計居多”。 武王即位後， 在呂尚的輔佐下， 承文王志， 修文王業， 因時乘便， 果斷出征，
二、深接地氣的“理政觀”
呂尚深知一國之君多不能正確認識自己與“國”、“臣”、“民”之關係， 其王朝常常“其興也勃焉， 其亡也忽焉”。 “殷鑒”當前， 只有反道而行， 於是他提出了一整套“道家色彩濃厚”的治國理政方略。
方略一， 君主賢明自正， 方能“國安而民治”。
《六韜·文韜·盈虛》章開頭有如下精彩對話：
文王問太公曰：“天下熙熙， 一盈一虛， 一治一亂， 所以然者何也？其君賢不肖不等乎？其天時變化自然乎？”
太公曰：“君不肖， 則國危而民亂， 君賢聖則國安而民治， 禍福在君不在天時。 ”
文王的意思是：天下紛雜熙攘，有時強盛，有時衰落，有時安定，有時混亂，這是什麼原因呢？是君王賢明與不才之間的區別呢，還是天命變化自然遞嬗的結果呢？
太公明確而堅定地指出：“君主不賢，則國家危亡而民眾變亂；君主賢明，則國家安定而民眾順服。所以，周王朝的禍福在於君主的賢與不肖，而不在天命的變化。”一國之運，系于君主一身，賢或不肖，關乎“國之安危”、“民之禍福”。因此，只有“賢聖之君”察盛衰，順人心，施“良政”，才能“國泰民安”。
方略二，為國之大務，“愛民而已”。
《六韜·文韜·國務》開篇寫道：
文王問太公曰：“願聞為國之大務，欲使主尊人安，為之奈何？”
太公曰：“愛民而已。”
怎樣做才是“愛民”呢？呂尚有錦囊“24字秘訣”：“利而勿害，成而勿敗，生而勿殺，與而勿奪，樂而勿苦，喜而勿怒”。用今天的話說，要給予民眾利益而不是損害他們，使民眾取得成功而不是敗壞他們，保護民眾生存而不無辜殺害，給予民眾實惠而不掠奪侵佔，使民眾安樂而不讓他們蒙受痛苦，讓民眾喜悅而不要激起他們憤怒。“故善為國者，馭民如父母愛子，如兄之愛弟。見其饑寒，則為之憂，見其勞苦，則為之悲；賞罰如加於身，賦斂如取己物。”這就是“為國之大務”，也是君主必須敬畏與堅守的“愛民之道”啊！
太公呂尚還告誡說，若要“愛民”，就要緊緊抓住“三寶”。何謂“三寶”？“大農、大工、大商謂之三寶。農一其鄉，則穀足；工一其鄉，則器足；商一其鄉，則貨足。三寶各安其處，民乃不慮。”試想，在西元前11世紀的那個時代，太公呂尚就能把農業、工業、商業充分發展這樣的“富民之策”、“惠民之計”作為“國之大務”，其遠見卓識確實是讓人歎為觀止的。
方略三，君國主民者，要在選賢任能。
治國要在選官。對此，呂尚在《六韜·文韜·六守》章中強調用人要“慎擇”，要用“六守”的標準去衡量：“一曰仁，二曰義，三曰忠，四曰信，五曰勇，六曰謀”。考察途徑也有六條，即“富之而觀其無犯，貴之而觀其無驕，付之而觀其無轉，使之而觀其無隱，危之而觀其無窮。”試想，如果一個人富裕了而不逾越禮法，尊貴了而不專橫跋扈，委以重任能堅定不移地去完成，處理問題能做到忠誠不欺，身臨危難而能臨危不懼，處理突發事件能夠應付裕如。果能如此，吏治必然“清明”。反之，就一定腐敗混亂。
在《六韜·文韜卷》的12章中，《大禮》章論述了“君臣之禮”，要求君主“以天下之目視，以天下之耳聽，以天下之心慮”，做到“目明，耳聰，心智”。《守土》章提出了“無疏其親，無怠其眾，撫其左右，禦其四旁”的守衛國土之法。《上賢》章講要加強“社會管理”，做到“上賢，下不肖，取誠信，去偽詐，禁暴亂，止奢侈”。《舉賢》章則提出“將相分職，按名督實”的用人之道。總之治國理政的方方面面，都有精當之述，有不刊之論，讓人口誦心惟，不禁擊節讚歎。
三、千古不易的“軍事觀”
把《兵道》放在《六韜·文韜》卷12章裡的“最後一章”是頗為耐人尋味的。在“文韜”裡言“兵道”，顯然是在談“軍事中的政治學”。此章的內容包括四個方面：一是“用兵的原則”。“兵道如何？莫過乎一。”就是“指揮上的高度統一”是最重要的。二是“聖王號兵為兇器，不得已而用之”，看來“好戰必亡”是3000年前就有的古訓。三是兩軍對峙如何“智戰”，呂尚提出：“外亂而內整，示饑而實飽，內精而外鈍，一合一離，一聚一散，陰其謀，密其機，高其壘，伏其銳……欲其西，襲其東。”這套迷惑敵軍、兵不厭詐的戰術，對後世的戰爭理論影響很大，現在人們還稱“兵道”即“詭道”。四是兵貴神速，即“兵勝之術，密察敵人之機而速乘其利，複疾擊其不意。”
應該說，統一指揮、兵為兇器、兵不厭詐、兵貴神速，這四點在軍事學中有著永恆的價值。現在談高科技戰爭，這幾點依然閃耀著“戰爭哲學”的智慧之光。
孔子言：“太公，兼利天下者也。”司馬遷在《史記·世家第二·齊太公》中下結論說：“以太公之聖，建國本，桓公之盛，修善政，以為諸侯會盟，稱伯（霸），不亦宜乎？洋洋哉，固大國之風也！”《六韜》雖為兵書，但其中彰顯出來的太公呂尚的聖明之德與文之韜、武之略，其中蘊含著的“治國方略”與“王者之道”，若“天之高”、“淵之深”。對於治國理政者來說，經常深入研習《六韜》，一定能從中源源不斷地汲取到哲學、思想與政治智慧，言“一卷在手，天下可運於掌”，誠不為過矣！
”文王的意思是：天下紛雜熙攘，有時強盛，有時衰落，有時安定，有時混亂，這是什麼原因呢？是君王賢明與不才之間的區別呢，還是天命變化自然遞嬗的結果呢？
太公明確而堅定地指出：“君主不賢，則國家危亡而民眾變亂；君主賢明，則國家安定而民眾順服。所以，周王朝的禍福在於君主的賢與不肖，而不在天命的變化。”一國之運，系于君主一身，賢或不肖，關乎“國之安危”、“民之禍福”。因此，只有“賢聖之君”察盛衰，順人心，施“良政”，才能“國泰民安”。
方略二，為國之大務，“愛民而已”。
《六韜·文韜·國務》開篇寫道：
文王問太公曰：“願聞為國之大務，欲使主尊人安，為之奈何？”
太公曰：“愛民而已。”
怎樣做才是“愛民”呢？呂尚有錦囊“24字秘訣”：“利而勿害，成而勿敗，生而勿殺，與而勿奪，樂而勿苦，喜而勿怒”。用今天的話說，要給予民眾利益而不是損害他們，使民眾取得成功而不是敗壞他們，保護民眾生存而不無辜殺害，給予民眾實惠而不掠奪侵佔，使民眾安樂而不讓他們蒙受痛苦，讓民眾喜悅而不要激起他們憤怒。“故善為國者，馭民如父母愛子，如兄之愛弟。見其饑寒，則為之憂，見其勞苦，則為之悲；賞罰如加於身，賦斂如取己物。”這就是“為國之大務”，也是君主必須敬畏與堅守的“愛民之道”啊！
太公呂尚還告誡說，若要“愛民”，就要緊緊抓住“三寶”。何謂“三寶”？“大農、大工、大商謂之三寶。農一其鄉，則穀足；工一其鄉，則器足；商一其鄉，則貨足。三寶各安其處，民乃不慮。”試想，在西元前11世紀的那個時代，太公呂尚就能把農業、工業、商業充分發展這樣的“富民之策”、“惠民之計”作為“國之大務”，其遠見卓識確實是讓人歎為觀止的。
方略三，君國主民者，要在選賢任能。
治國要在選官。對此，呂尚在《六韜·文韜·六守》章中強調用人要“慎擇”，要用“六守”的標準去衡量：“一曰仁，二曰義，三曰忠，四曰信，五曰勇，六曰謀”。考察途徑也有六條，即“富之而觀其無犯，貴之而觀其無驕，付之而觀其無轉，使之而觀其無隱，危之而觀其無窮。”試想，如果一個人富裕了而不逾越禮法，尊貴了而不專橫跋扈，委以重任能堅定不移地去完成，處理問題能做到忠誠不欺，身臨危難而能臨危不懼，處理突發事件能夠應付裕如。果能如此，吏治必然“清明”。反之，就一定腐敗混亂。
在《六韜·文韜卷》的12章中，《大禮》章論述了“君臣之禮”，要求君主“以天下之目視，以天下之耳聽，以天下之心慮”，做到“目明，耳聰，心智”。《守土》章提出了“無疏其親，無怠其眾，撫其左右，禦其四旁”的守衛國土之法。《上賢》章講要加強“社會管理”，做到“上賢，下不肖，取誠信，去偽詐，禁暴亂，止奢侈”。《舉賢》章則提出“將相分職，按名督實”的用人之道。總之治國理政的方方面面，都有精當之述，有不刊之論，讓人口誦心惟，不禁擊節讚歎。
三、千古不易的“軍事觀”
把《兵道》放在《六韜·文韜》卷12章裡的“最後一章”是頗為耐人尋味的。在“文韜”裡言“兵道”，顯然是在談“軍事中的政治學”。此章的內容包括四個方面：一是“用兵的原則”。“兵道如何？莫過乎一。”就是“指揮上的高度統一”是最重要的。二是“聖王號兵為兇器，不得已而用之”，看來“好戰必亡”是3000年前就有的古訓。三是兩軍對峙如何“智戰”，呂尚提出：“外亂而內整，示饑而實飽，內精而外鈍，一合一離，一聚一散，陰其謀，密其機，高其壘，伏其銳……欲其西，襲其東。”這套迷惑敵軍、兵不厭詐的戰術，對後世的戰爭理論影響很大，現在人們還稱“兵道”即“詭道”。四是兵貴神速，即“兵勝之術，密察敵人之機而速乘其利，複疾擊其不意。”
應該說，統一指揮、兵為兇器、兵不厭詐、兵貴神速，這四點在軍事學中有著永恆的價值。現在談高科技戰爭，這幾點依然閃耀著“戰爭哲學”的智慧之光。
孔子言：“太公，兼利天下者也。”司馬遷在《史記·世家第二·齊太公》中下結論說：“以太公之聖，建國本，桓公之盛，修善政，以為諸侯會盟，稱伯（霸），不亦宜乎？洋洋哉，固大國之風也！”《六韜》雖為兵書，但其中彰顯出來的太公呂尚的聖明之德與文之韜、武之略，其中蘊含著的“治國方略”與“王者之道”，若“天之高”、“淵之深”。對於治國理政者來說，經常深入研習《六韜》，一定能從中源源不斷地汲取到哲學、思想與政治智慧，言“一卷在手，天下可運於掌”，誠不為過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