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東聊城“刺死辱母案”在輿論場被熱烈爭論。 3月26日（這個非工作日）， 最高檢宣佈將調查此案， 並依法調查員警是否失職瀆職。 最高法的官微也轉發了山東高法的相關通報。 同日， 山東省公安廳已派出工作組， 赴當地進行核查。 而聊城市也表示將對員警不作為、高利貸、涉黑開展調查。
公眾看到了司法機關對於民意關切的回應， 但不可將此概括為“民意的勝利”， 這種表述本身已將民意與法治對立。
民意不是去壓服法律， 而是要在法律裡找到令人信服的正義；法律是經過技術歸納的民意。 在這次“辱母案”中，
以往， 不少公共案件， 對立的論者紛紛用“法官枉法”“輿論干涉法律”給對方貼標籤。 似乎， 民意與司法必須截然對立， 甚至“為了對立而對立”， 否則無以彰顯司法的獨立性。
此案“辱母”的細節引發了公眾的強烈的共鳴。 “母辱不護， 且待何人？”這類詰難中固然不乏情緒的成分， 但是背後是人們對於正義的樸素理解， 這恰恰是一個民族法治精神的魂魄所在， 應在法治管道中有所呈現。
現代化語境下的“法治”註定是高度技術化、科層化。 當很多基層執法者勤勤懇懇、蕭規曹隨地辦案時， 有時， 是不是可以打開窗戶聽聽民間的“新鮮聲音”？法律執行與立法初衷以及依附其上的民心， 是否會發生疏離？“初心”還在不在？
本案中， 未得到司法判決的充分重視的問題， 被輿論“頂出了水面”：處警員警為何離開扣人現場， 這與凶案的發生是什麼關係？當地嚴重地下金融和暴力催討， 是否指向權力的腐敗？以及， 正當防衛的“正當”空間在哪裡？
從內蒙古糧食販子的“非法經營”案， 到這次的“辱母案”， 彰顯了成熟法治更深層次的維度， 在“非此即彼”之外， 民意與法治可以有良性互動：司法傾聽民聲， 才不忘正義的初心；輿論的關注， 也可以推動法治的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