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 資料圖
本文摘自：人民網， 作者：王豐， 原題：蔣介石死亡之謎：宋美齡關鍵時刻下了道“催命符”， 節選
1孔二赤腳顧問， 越洋禮聘“華佗”
1974年11月底， 孔氏兄妹把這位美國名醫千里迢迢從美國請到臺灣。 這位名醫是美國某知名大學外科主任兼教授哈醫師。 哈醫師風塵僕僕剛到士林官邸， 宋美齡待他寵若上賓， 和他促膝長談。 宋美齡一相情願地認為， 與君一席談， 勝過醫療小組三年的病榻旁苦心照顧。
哈醫師看過蔣介石一長串病歷表之後， 提出他的一套理論， 他認為， 應該在蔣介石病情尚稱穩定的此刻，
宋美齡一聽， 康復有望， 焉有不喜出望外者。 所謂“久病床前無孝子”， 丈夫久病臥床， 作太太的焉能不心浮氣躁？宋美齡急望蔣介石趕快痊癒， 甚至明天就複行視事， 重掌權柄， 使得“總統”的權力光環能普照夫人。
但是， 蔣介石的醫療小組成員， 認為抽肺積水是一種“過激之治療方法”， 對治療只會適得其反， 使病人發生不可預測的危急後果。 醫療小組的“御醫”們沒有人贊同哈醫師的見解。 醫療小組只和哈醫師開了一次會， 中國醫師們不但提出反對意見， 期期以為不可， 私底下尤其議論紛紛；可是哈醫師依舊堅持他的專業判斷， 認為抽出肺部積水是蔣介石康復的惟一機會。
醫療小組在王師揆醫師領銜之下， 力持反對之議。 醫療小組成員甚至打了一個比方， 說明他們的主張：蔣介石肺部積水中的病菌， 就好像是一群盜匪， 眼下全都集中在肺部， 好比盜匪全躲在土匪窩裡， 醫生們天天給蔣介石注射消炎藥劑(各種新式抗生素)， 一如官兵圍剿盜匪。 醫療小組提出警告， 把肺部積水抽出， 這套理論聽起來很有道理， 但在實際操作穿刺抽水過程中， 無法控制細菌不擴散， 稍一不留意， 很容易因此造成嚴重的感染， 惡化病情。 這就好比官兵把強盜趕出了土匪窩， 使盜匪四處奔竄， 為患更烈， 病況恐怕再也難以挽救與控制。
2遠來和尚會念經， 十年“御醫”不如一朝洋醫
醫療小組成員認為，
心心念念認為“遠來和尚會念經”的宋美齡， 對醫療小組提出的反對意見， 完全不當一回事看待， 仍執意要聽從洋醫師的意見， 作背部穿刺手術抽取肺臟積水。 醫療小組的醫師們擔憂， 宋美齡如果盡信洋醫師， 懷疑且推翻醫療小組原本穩健而安全的治療方法， 勢必造成難以挽救的後果。
3宋美齡踐踏醫師專業， “御醫”找蔣經國評理
醫療小組的醫師本于專業職責， 和對蔣家的一片忠心， 苦口婆心， 仍然拗不過一意孤行的宋美齡。 這群臺灣的“御醫”們， 迫於無奈， 只有私下跑去見蔣經國， 要蔣經國幫忙勸阻宋美齡獨斷獨行。 醫生們衷心表示， 美國醫師並不清楚蔣介石的病史， 而且中國人的體質、體型比較纖細， 明顯和白種人不同， 如果美國醫師光是憑著閱讀蔣介石的書面病歷資料， 驟下診斷並進行肺部穿刺手術， 是相當危險的。 醫療小組也一再向蔣經國抱怨， 宋美齡屢屢偏聽孔二小姐的非專業意見， 洋大夫又執意要抽取蔣介石肺部積水， 萬一有個閃失， 恐將嚴重危及蔣介石健康與生命安全。
蔣經國乍聽之下， 也大吃一驚。 心想孔令偉又在搞什麼花樣，
蔣經國當即答應去找宋美齡“敬稟”、勸告。 哪知道蔣經國不去還好， 去了士林公館， 老太太一頓好比連珠炮地抱怨， 迎面而來。 宋美齡告訴蔣經國， 她完全是希望蔣介石的身體能趕緊好起來， 最好過完耶誕節和陽曆新年， 就能恢復正常上班， 處理當局事務。 這個美國醫生， 是孔家好不容易從美國以重金禮聘來臺灣的， 在美國， 哈醫師可是大大有名的外科權威醫師， 在美國的手術行程已經排到明年了， 這次費盡唇舌請他破例從美國飛來臺灣， 到國外“出診”， 費用高得嚇人哪！孔家預付了好多美金， 動了好多唇舌，才請動哈醫師的啊！
讚揚完哈醫師的醫藥專業，宋美齡開始數落蔣介石身邊的醫療小組：“經國，你自己回想一下，從‘民國’六十一年(1972年)到今朝，搞了兩年多了，先生的病時好時壞，他們醫療小組的確很辛苦，但是先生仍未恢復健康卻是事實，那為什麼不試試看哈醫師的抽積水手術呢？哈醫師給我作的簡報，十分專業，我們的醫療小組就該學習他的專業，要服氣人家，更要尊重哈醫師的專業，不要動不動就質疑人家。”
宋美齡揚起嘴角，很篤定地說著：“經國，我看就這樣子，哈醫師只能在臺灣幾天工夫，我馬上就要召集醫療小組和哈醫師一起開會，經國，你也一同來參加，等你聽過哈醫師的意思，就明白我的苦心。經國啊！我同你一樣，也希望你阿爹早一點好起來，我們醫療小組太過保守了，要靠他們治病，不知要拖到幾時啊！”
4蔣經國無能為力，宋美齡強渡關山
1974年12月1日(恰逢禮拜天)中午，宋美齡召集全體醫療小組，加上哈醫師和蔣經國，一起開會的人將近20人，在士林公館的大客廳開會。會議首先由宋美齡講了一段洋文客套話，讚美了哈醫師一番，宋美齡發言大意是說哈醫師來一趟臺灣不容易，他在美國的行程都排滿了，在臺灣停留的時間有限，馬上又要趕回美國，蔣介石的病情緊急，醫療小組要多聽哈醫師博士的專業意見，爭取時間，為恢復蔣介石的健康共同努力。
接著，宋美齡讓哈醫師發言，以洋人的身材而言，哈醫師的個子不高，講話時面無表情，只顧重新講解一遍他的抽積水理論，哈醫師講英文的速度不快，可是他談話的內容一大半部是醫學名詞，以蔣經國的英文能力，普通談話閒話家常還行，遇到講些比較抽象或是稍微專業一點的話題，他就仿佛丈二和尚，完全摸不著邊了。因為他完全聽不懂哈醫師講的醫藥專業術語，根本無從判斷眼前這位洋醫生究竟高明到什麼地步，更難以分辨做背部穿刺抽肺臟積水存在什麼風險。
哈醫師講完話，會場一片沉寂，沒人敢發言頂撞，或者發表不同的意見。宋美齡很清楚，在場的中國醫師沒有人會贊成肺部穿刺手術。她馬上發言補充，她夾雜著一半洋文一半上海話說，哈醫師講得很有道理，不抽出積水，任由蔣介石的肺臟惡化下去，身體怎麼可能變好。這積水裡邊肯定都是一些很毒的細菌，不把它們趕出身體，先生怎麼可能好得起來？現在，蔣介石的肺葉有三分之二泡在這毒水裡，每天靠氧氣輸管過日子，再不想辦法把細菌抽出來，有再好的藥也不成。
宋美齡一邊替哈醫師助講，眼神往會議桌邊每個人臉上一掃而過。當宋美齡掉轉她的眼神的瞬間，醫療小組幾位“御醫”不約而同地看著蔣經國，他們深切地期盼蔣經國能在此時發言，及時制止宋美齡一面倒的意見。只要能及時幫蔣介石避開一場性命豪賭，哪怕是出言不遜，“御醫”們也願意冒死直諫，但是，關鍵必須由蔣經國先開口，他只須在會議桌上講一句話：“是不是請醫療小組的醫師們發表意見。”只要蔣經國發第一槍，他們就會同聲回應。
就在這幾秒鐘時間，宋美齡眼神梭巡會議桌一圈之後，回過頭來問蔣經國：“經國，你有什麼意見？”蔣經國已經被哈醫師一大套英文醫學名詞，搞得如墜五里霧中，完全無從判斷哈醫師是不是真能救自己阿爹一命，蔣經國明白宋美齡早已心有定見，自己根本無從在專業上反駁哈醫師什麼，他只好回說，一切請母親決定吧！
聽完蔣經國這句“一切請母親決定吧”，醫療小組明白一切已經沒有指望，連蔣經國都無條件投降了，他們只能坐著待最壞的情況發生了。
宋美齡以半洋文半上海話高聲說，“我認為外國醫生的意見很好，既然經國也沒有意見，我們就決定請哈醫師博士為總統施行肺部手術吧！”
老太太明明知道醫療小組並不認同哈醫師的“高見”，卻完全不給他們講話的機會，在宋美齡強勢作為之下，她強制性作出了會議的最後結論。會議結束之後，醫療小組成員個個心灰意冷，他們萬萬沒有想到，蔣經國怕宋美齡怕到這種程度，抽肺臟積水，可不是鬧著玩的。在20世紀70年代，這種手術在臺灣很少對80歲以上的老人施行，更何況蔣介石曾經一度昏迷，心臟機能又是如此脆弱，醫療小組的醫師們個個搖頭歎息。
“國危思良相，病篤思良醫。”這群蔣介石的“御醫”們，想起蔣介石1972年第一次昏迷前夕，蔣介石的醫療小組特地派了盧光舜大夫，到美國敦請華裔心臟名醫余南庚博士。
余博士早年畢業于上海醫學院，通過庚子賠款獎學金留學考試，出國深造。畢業後任職于美國紐約羅徹斯特大學醫學院心臟科，不久便成為科主任。他生長於中國備受帝國主義者欺淩的時代，深切體會到這一代中國人負有振興華夏的重責大任，余博士具有強烈的民族意識和良醫救人的使命感。盧光舜醫師遠涉重洋，到美國找到余博士，當面說明蔣介石病情危在旦夕，希望能延聘余博士到臺灣為蔣介石治病，余博士當下答應接受這項任務，放下手邊的醫療工作，遠涉重洋，專程從美國趕到臺灣。
從此，余博士經常往返美國、臺灣兩地，到臺灣，短則停留幾個禮拜，長則停留好幾個月。每天一大早，“總統府”派車到余博士下榻的圓山飯店，載他上“榮民總醫院”“總統病房”。一天工作時間總是超過十幾個小時，為了照顧蔣介石病情，他日以繼夜，無怨無悔，拿的酬勞也不過是工作範圍的應有報酬，從未借機勒索敲竹槓。
醫療小組成員大家心裡有數，余南庚是咱們中國人，他為蔣介石治病，是基於一份民族意識，不是為金錢。但是，哈醫師就不是這麼一回事了。據說，宋美齡透過美國的孔家，花了好多錢，才把他禮聘到臺灣，為蔣介石開刀。哈醫師畢竟是外國人，你們的“總統”生死存亡，幹他何事？所以，他只管給專業意見，只管動手術刀，臺灣當局付錢埋單，開完刀，哈醫師拿錢走人，不會像余南庚帶著任何一絲絲感情的。
余南庚博士的民族情操和專業知識，贏得了蔣介石醫療小組醫師們的一致激賞與認同。在醫療小組成員的心目中，余南庚的水準和德性，和別人相比，簡直是天差地別。對余南庚博士，蔣介石的醫療小組成員人人心悅誠服，但是，對這個哈醫師，醫療小組成員打心眼裡難以服氣。
為了配合哈醫師匆促的行程，宋美齡主持開會的當天下午，就由洋醫生在士林官邸動手術。
肺部穿刺手術不過是一項小規模的手術，不必動用手術刀劃破皮肉，所以，手術不必大費周章搬到無菌室中進行。1974年年底乃至1975年年初的蔣介石，由於長期臥病和衰老等因素，他的體能狀況已經十分羸弱，蔣介石的體重大幅減輕，外表也顯得既蒼老又衰弱，甚至連身體有些部位的痛感，都幾乎喪失了。
據親眼目睹手術進行的人士指出，那天的手術並未施行麻醉。哈醫師手持一管50CC的長針筒，請副官和護士協助將原本仰臥在床上的蔣介石，翻轉身體成側躺姿勢，哈醫師即用那管長針筒，從背部刺進蔣介石的肺臟，再把針筒向外抽拉，從蔣介石肺部抽出好幾針筒的膿血液體。
施行手術當天，宋美齡怕見血，不敢在床邊看，蔣經國另有政務，到“行政院”辦公去了，醫療小組的醫師們，則在一旁冷眼觀察。
哈醫師國外出診的時限已經屆滿，施行完手術不久，他隨即收拾行囊搭機離台，哈醫師搭的飛機剛起飛，士林官邸那群中國醫師們的苦差事才剛要開始。手術完畢之後，當天夜裡，醫療小組早先示警的預言終於成真。
手術之後，蔣介石的病情立刻完全失控。當天夜裡，蔣介石體溫急劇拉高，高燒飆升到41℃，醫療小組急得手忙腳亂，士林官邸內氣氛空前凝肅，原本拍板決定施行肺部刺穿手術的宋美齡，也慌了手腳，至於那位洋華佗，已經收了巨額的診療開刀費，搭乘飛機飛往新大陸途中。
1治療報告為宋美齡錯誤決策粉飾太平
由於肺部穿刺的決定者是宋美齡本人，因而沒有任何人膽敢針對這一誤診事件，追究醫療責任。不論是哈醫師或是醫療小組的“御醫”們，儘管意見南轅北轍，但基本上都是提供專業意見，沒有最後決定權。既然當兒子的蔣經國又無異議，蔣介石的配偶宋美齡自然成為最後仲裁者。她不聽從醫療小組中國醫師的專業意見，執意聽從哈醫師的意見作穿刺手術。手術之後，卻又發生蔣介石病情告急、高燒不退的緊急情勢，醫療小組的各位醫生們心想，果然不幸言中。“御醫”們固然心知肚明，蔣介石病情突然失控，和宋美齡決定抽肺積水有絕對的因果關聯，但又有誰敢去追究宋美齡的錯誤決策呢？
但是，真正離譜的事情，發生在後頭。當蔣介石過世之後，醫療小組基於為“尊者諱”的心態，《蔣介石治療報告》竟故意略去肺部穿刺手術一節，而且捏造了別的病由，刻意掩蓋並抹殺事實。《蔣介石治療報告》記載1974年年底的治療經過時，聲稱：“民國六十三年歲末，臺灣發生流行性感冒，蔣介石亦受到感染，醫療小組當即建議蔣介石應多作休養。十二月一日午間，蔣介石突發高燒，經檢查後，發現蔣介石之肺左上葉及右下葉肺炎復發，兩胸膜腔且皆有積水，細菌培養證實肺炎為一種抗藥性之革蘭陰性桿菌所造成。”
宋美齡延請美國醫師為蔣介石做肺部穿刺手術，造成嚴重的手術後遺症，官方版《蔣介石治療報告》竟搪塞為：“民國六十三年歲末，臺灣發生流行性感冒，蔣介石亦受到感染。”
據一位醫療小組醫護人員表示，1974年年底臺灣並未發生嚴重流行性感冒，即使有季節性的流行性感冒，高峰期也是在每年秋季，不會拖延到12月才被傳染流感。況且，在醫療小組層層把關、過濾之下，蔣介石周圍基本上處於半無菌狀態，任何隨員一旦有感冒徵兆，馬上就會被隔絕在週邊，不准進入蔣介石的生活空間四周。
從時空環境而言，晚年的蔣介石幾乎“很難”傳染流感。官方版《蔣介石治療報告》明顯在為宋美齡作出肺部穿刺的錯誤決策，作擦脂抹粉的掩飾動作。
蔣介石突發高燒，群醫驚惶之餘，只有投以“大量之抗生素”並採取“其他支持療法”，70年代，尚無類固醇或強效抗生素可以壓制頑強的細菌或病毒。由於蔣介石病況危急，為了消炎退燒，“御醫”陸續為蔣介石施打了5000mg高劑量的抗生素，高溫依舊不退。
“榮民總醫院”恰巧進口了一床冰毯，墊在床單下麵，再插上電插頭，床單的溫度馬上降低好幾度。使用冰毯以後，蔣介石的體溫隨之略微下降。哈醫師萬萬想不到，當他開完刀走人之後，臺灣這群醫護人員和“總統”副官隨員們，為了蔣介石高燒不退，急如星火般地忙得幾天幾夜無法闔眼睡覺。
2宋美齡兩套標準，嚴責錢如標，放過孔令偉
原本極力吹噓洋醫師醫術高明的宋美齡，以及對外號稱是士林官邸“醫療總顧問”的孔二小姐，這下全像是泄了氣的皮球，一時之間全慌了手腳。一位高級侍衛官員，日後不諱言地引述“御醫”們的說法稱：“雖然夫人與總經理都是好意，但卻是蔣介石病況惡化的主要原因。”
醫療小組“御醫”們早就警告過宋美齡、蔣經國，所謂背部穿刺手術的高度風險，可惜，宋美齡始終置之不理。“御醫”們自始就認定背部穿刺手術“是蔣介石病況惡化的主要原因”。醫護人員和侍衛人員心裡都有數，決定肺臟穿刺手術，抽出肺部膿血積水，確實出自宋美齡一片善意，卻無疑也是蔣介石生命快速終結的催命符。宋美齡和“女兒”孔令偉內心是否歉疚自責，外人無從得知。
宋美齡對戳破蔣介石肛門的錢如標，恨之入骨，關他禁閉還難消心中之氣，每每提及，嘴裡還不停臭駡，恨不得啃其肉而食之。這一回，宋美齡的左右金童孔令侃、孔令偉引介了“洋和尚”哈醫師，搞什麼穿刺手術，吹噓可以“大有進展”，結果，不但沒讓蔣介石“早一點好起來”，反而數度讓蔣介石病危。對孔氏兄妹，宋美齡格外“施仁”，從不責怪，好像什麼事都沒發生似的。
當然，宋美齡心裡明白她和孔令偉兩人闖了大禍，可又礙於面子，不敢自承錯誤。“醫療總顧問”總算搞清楚，醫療小組醫師們不贊同抽積水的道理。“醫療總顧問”暫時收斂了好一陣子，再也不敢提議延請“西洋神醫”的餿主意了，可是，千古大錯已經鑄成，悔時已晚。
蔣介石施行肺臟穿刺手術，是1974年12月初的事。四個月後，蔣介石即病死在臺北士林官邸。我不殺伯仁，伯仁為我而死。
孔家為蔣介石做了不少的事，據說，20世紀60年代初期，蔣介石一心想“反攻大陸”，臺灣當局缺少一筆錢購置一批新式、尺寸較寬大的LCM-A(一種可以搭載美造M-24型戰車的登陸艇)，當時，孔祥熙還在世，接到蔣介石希望他捐輸購買武器經費的函電，慨然同意捐獻好幾億新臺幣，並就近在美國購置LCM-A登陸艇。
1949年前後，蔣介石受孔家貪腐形象之累，屢屢受人怨謗；之後，孔家卻大方捐輸支助，形同雪中送炭；1974年年底，建議做肺部抽積水手術，又是孔令侃、孔令偉兄妹出的餿主意，宋美齡是最後拍板定案者。
手術後遺症，確實為蔣介石的晚年生命，籠罩著一層陰影。雖然沒有人膽敢公然提議追究責任，醫療小組成員人人心中自有一把尺。
3蔣介石死亡之謎，蔣經國了然於心
惡化的病體已經難以回復原點，蔣介石的健康狀況急轉直下，並且逐步走向生命終點。醫藥和身體的事情，誰都沒有把握。即使蔣經國明白內情，也不敢追究這兩位“女強人”的責任。
1975年1月1日，縱使接班態勢底定，蔣介石的臥病不起，使得蔣經國內心愁苦不已，只能憑藉日記抒發感懷和對父親病情的憂急。而這段期間，也正是哈醫師為蔣介石動過抽肺臟積水之後的日子。
1975年1月1日，蔣經國在一年伊始的日記中，開宗明義寫道：“元旦，向父親拜年，父親在睡眠中，病情頗重，兒心殊苦。”蔣經國說的“父親在睡眠中”，時間是元旦的上午，也是肺臟抽水手術之後的30天，因受手術後遺症影響，蔣介石仍處於高燒昏睡(迷)狀態。
1月9日的日記寫著：“父親之病，仍無好轉跡象。想起前天晚上父親在病床上以左手緊握兒之右手良久，語音甚低，兒心憂苦。”
1月11日，蔣經國日記記錄：“父親病情經過一次嚴重的危機，反而有了起色，體溫開始下降。”這段記載，說明了蔣介石，自40天前肺部穿刺抽積水手術後，一直發高燒，最高紀錄為41℃，直到1月11日，因不斷施打高劑量的抗生素及鋪用冰毯，才開始降溫。
蔣經國所謂“父親病情經過一次嚴重的危機”，應該就是指肺臟積水抽除手術引發的高燒昏迷後遺症。
1月14日，蔣經國日記說：“坐于父親病床前，冬夜聽雨聲，不覺心痛難堪。”
1月17日，稱：“傍晚探父病，父親答以笑顏。”
2月7日：“父親病情穩定、好轉。”
2月10日，是那年的農曆除夕，蔣經國在日記中說：
“父親臥病以來，多次均能轉危為安，此乃天意，佑我邦家。”
3月26日，蔣介石身體情況有急轉直下之勢，日記裡說：“父親之病于今晚八時惡化，經三小時治療後好轉。余宿於病房中。日來餘心不定，夜間多夢，不能專心處理要公，煩慮已甚。”
蔣經國對這段時間蔣介石身體狀況的記錄，充分說明蔣介石已經一分一秒走向人生最後的一段道路。不到兩周時間，蔣介石終於撒手人寰。誠如一位侍衛官員敘述，肺部抽水手術“一個關鍵性的決定，影響先生迅速走向死亡。”“雖然夫人與總經理都是好意，但卻是先生病況惡化的主要原因。”
抽取肺積水之後，蔣介石身體已相當孱弱。官方版《蔣介石治療報告》不敢再加隱瞞，故而敘述稱：“(1974年)12月27日，蔣介石之慢性攝護腺炎復發，同時發現膀胱內出血，脈搏增快。當即為蔣介石輸血急救。……民國六十四年(1975年)1月9日晚11時，蔣介石已行熟睡，在值之醫生發現蔣介石之脈搏突然轉慢，瞬即降至每分鐘不到二三十跳，於是立即施行刺激心臟藥劑注射等急救，數分鐘後心臟即恢復正常跳動。”至於被抽掉積水的肺部，《蔣介石治療報告》說：“肺部炎症，終無法完全治療，因此蔣介石時有輕度之寒熱，所有之抗生素，對造成肺炎之細菌，皆不發生作用，醫療小組只能採用支持療法。期能增進蔣介石之體力，使其體內產生抗力，而自行控制傳染。”
肺部感染嚴重、心臟功能衰退、血液迴圈不暢，再引起體內器官積水，好幾種病灶相互牽引，惡性循環之下，1975年4月5日夜晚11時50分，醫療小組的“御醫”們，失望地放下電擊心臟急救設備，正式宣告蔣介石89年的人生道路畫下休止符。
1969年的車禍，形成蔣介石晚年健康的一場大災難，嚴重撞擊心臟部位的內傷，使得蔣介石健康情況直線下降。蔣介石告訴嚴家淦：“永福車禍，減我陽壽20年。”假如不是那場車禍，蔣介石不致臥病，假如不是宋美齡獨排眾議，執意贊同美國醫師的意見，動抽取肺積水手術，原本尚稱平穩的病情，更不致一夕突變，而不可收拾。一切的一切，究為天命抑或是氣數呢？（《蔣介石死亡之謎》，王豐著，團結出版社出版）
周海濱，知名口述歷史學人，文化旅行作家。2015年獲《名人傳記》三十周年“十大優秀作家”。著有《家國光影：開國元勳後人講述往事與現實》（人民出版社）《失落的巔峰：六位中共前主要負責人親屬口述歷史》（人民出版社）《我的父親韓複榘》（中華書局）等。其中《我的父親韓複榘》獲“2013年度中國影響力圖書”獎。《失落的巔峰》獲《新京報》2012年夏季好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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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海濱簽名版圖書請查看“閱讀原文”
動了好多唇舌，才請動哈醫師的啊！讚揚完哈醫師的醫藥專業，宋美齡開始數落蔣介石身邊的醫療小組：“經國，你自己回想一下，從‘民國’六十一年(1972年)到今朝，搞了兩年多了，先生的病時好時壞，他們醫療小組的確很辛苦，但是先生仍未恢復健康卻是事實，那為什麼不試試看哈醫師的抽積水手術呢？哈醫師給我作的簡報，十分專業，我們的醫療小組就該學習他的專業，要服氣人家，更要尊重哈醫師的專業，不要動不動就質疑人家。”
宋美齡揚起嘴角，很篤定地說著：“經國，我看就這樣子，哈醫師只能在臺灣幾天工夫，我馬上就要召集醫療小組和哈醫師一起開會，經國，你也一同來參加，等你聽過哈醫師的意思，就明白我的苦心。經國啊！我同你一樣，也希望你阿爹早一點好起來，我們醫療小組太過保守了，要靠他們治病，不知要拖到幾時啊！”
4蔣經國無能為力，宋美齡強渡關山
1974年12月1日(恰逢禮拜天)中午，宋美齡召集全體醫療小組，加上哈醫師和蔣經國，一起開會的人將近20人，在士林公館的大客廳開會。會議首先由宋美齡講了一段洋文客套話，讚美了哈醫師一番，宋美齡發言大意是說哈醫師來一趟臺灣不容易，他在美國的行程都排滿了，在臺灣停留的時間有限，馬上又要趕回美國，蔣介石的病情緊急，醫療小組要多聽哈醫師博士的專業意見，爭取時間，為恢復蔣介石的健康共同努力。
接著，宋美齡讓哈醫師發言，以洋人的身材而言，哈醫師的個子不高，講話時面無表情，只顧重新講解一遍他的抽積水理論，哈醫師講英文的速度不快，可是他談話的內容一大半部是醫學名詞，以蔣經國的英文能力，普通談話閒話家常還行，遇到講些比較抽象或是稍微專業一點的話題，他就仿佛丈二和尚，完全摸不著邊了。因為他完全聽不懂哈醫師講的醫藥專業術語，根本無從判斷眼前這位洋醫生究竟高明到什麼地步，更難以分辨做背部穿刺抽肺臟積水存在什麼風險。
哈醫師講完話，會場一片沉寂，沒人敢發言頂撞，或者發表不同的意見。宋美齡很清楚，在場的中國醫師沒有人會贊成肺部穿刺手術。她馬上發言補充，她夾雜著一半洋文一半上海話說，哈醫師講得很有道理，不抽出積水，任由蔣介石的肺臟惡化下去，身體怎麼可能變好。這積水裡邊肯定都是一些很毒的細菌，不把它們趕出身體，先生怎麼可能好得起來？現在，蔣介石的肺葉有三分之二泡在這毒水裡，每天靠氧氣輸管過日子，再不想辦法把細菌抽出來，有再好的藥也不成。
宋美齡一邊替哈醫師助講，眼神往會議桌邊每個人臉上一掃而過。當宋美齡掉轉她的眼神的瞬間，醫療小組幾位“御醫”不約而同地看著蔣經國，他們深切地期盼蔣經國能在此時發言，及時制止宋美齡一面倒的意見。只要能及時幫蔣介石避開一場性命豪賭，哪怕是出言不遜，“御醫”們也願意冒死直諫，但是，關鍵必須由蔣經國先開口，他只須在會議桌上講一句話：“是不是請醫療小組的醫師們發表意見。”只要蔣經國發第一槍，他們就會同聲回應。
就在這幾秒鐘時間，宋美齡眼神梭巡會議桌一圈之後，回過頭來問蔣經國：“經國，你有什麼意見？”蔣經國已經被哈醫師一大套英文醫學名詞，搞得如墜五里霧中，完全無從判斷哈醫師是不是真能救自己阿爹一命，蔣經國明白宋美齡早已心有定見，自己根本無從在專業上反駁哈醫師什麼，他只好回說，一切請母親決定吧！
聽完蔣經國這句“一切請母親決定吧”，醫療小組明白一切已經沒有指望，連蔣經國都無條件投降了，他們只能坐著待最壞的情況發生了。
宋美齡以半洋文半上海話高聲說，“我認為外國醫生的意見很好，既然經國也沒有意見，我們就決定請哈醫師博士為總統施行肺部手術吧！”
老太太明明知道醫療小組並不認同哈醫師的“高見”，卻完全不給他們講話的機會，在宋美齡強勢作為之下，她強制性作出了會議的最後結論。會議結束之後，醫療小組成員個個心灰意冷，他們萬萬沒有想到，蔣經國怕宋美齡怕到這種程度，抽肺臟積水，可不是鬧著玩的。在20世紀70年代，這種手術在臺灣很少對80歲以上的老人施行，更何況蔣介石曾經一度昏迷，心臟機能又是如此脆弱，醫療小組的醫師們個個搖頭歎息。
“國危思良相，病篤思良醫。”這群蔣介石的“御醫”們，想起蔣介石1972年第一次昏迷前夕，蔣介石的醫療小組特地派了盧光舜大夫，到美國敦請華裔心臟名醫余南庚博士。
余博士早年畢業于上海醫學院，通過庚子賠款獎學金留學考試，出國深造。畢業後任職于美國紐約羅徹斯特大學醫學院心臟科，不久便成為科主任。他生長於中國備受帝國主義者欺淩的時代，深切體會到這一代中國人負有振興華夏的重責大任，余博士具有強烈的民族意識和良醫救人的使命感。盧光舜醫師遠涉重洋，到美國找到余博士，當面說明蔣介石病情危在旦夕，希望能延聘余博士到臺灣為蔣介石治病，余博士當下答應接受這項任務，放下手邊的醫療工作，遠涉重洋，專程從美國趕到臺灣。
從此，余博士經常往返美國、臺灣兩地，到臺灣，短則停留幾個禮拜，長則停留好幾個月。每天一大早，“總統府”派車到余博士下榻的圓山飯店，載他上“榮民總醫院”“總統病房”。一天工作時間總是超過十幾個小時，為了照顧蔣介石病情，他日以繼夜，無怨無悔，拿的酬勞也不過是工作範圍的應有報酬，從未借機勒索敲竹槓。
醫療小組成員大家心裡有數，余南庚是咱們中國人，他為蔣介石治病，是基於一份民族意識，不是為金錢。但是，哈醫師就不是這麼一回事了。據說，宋美齡透過美國的孔家，花了好多錢，才把他禮聘到臺灣，為蔣介石開刀。哈醫師畢竟是外國人，你們的“總統”生死存亡，幹他何事？所以，他只管給專業意見，只管動手術刀，臺灣當局付錢埋單，開完刀，哈醫師拿錢走人，不會像余南庚帶著任何一絲絲感情的。
余南庚博士的民族情操和專業知識，贏得了蔣介石醫療小組醫師們的一致激賞與認同。在醫療小組成員的心目中，余南庚的水準和德性，和別人相比，簡直是天差地別。對余南庚博士，蔣介石的醫療小組成員人人心悅誠服，但是，對這個哈醫師，醫療小組成員打心眼裡難以服氣。
為了配合哈醫師匆促的行程，宋美齡主持開會的當天下午，就由洋醫生在士林官邸動手術。
肺部穿刺手術不過是一項小規模的手術，不必動用手術刀劃破皮肉，所以，手術不必大費周章搬到無菌室中進行。1974年年底乃至1975年年初的蔣介石，由於長期臥病和衰老等因素，他的體能狀況已經十分羸弱，蔣介石的體重大幅減輕，外表也顯得既蒼老又衰弱，甚至連身體有些部位的痛感，都幾乎喪失了。
據親眼目睹手術進行的人士指出，那天的手術並未施行麻醉。哈醫師手持一管50CC的長針筒，請副官和護士協助將原本仰臥在床上的蔣介石，翻轉身體成側躺姿勢，哈醫師即用那管長針筒，從背部刺進蔣介石的肺臟，再把針筒向外抽拉，從蔣介石肺部抽出好幾針筒的膿血液體。
施行手術當天，宋美齡怕見血，不敢在床邊看，蔣經國另有政務，到“行政院”辦公去了，醫療小組的醫師們，則在一旁冷眼觀察。
哈醫師國外出診的時限已經屆滿，施行完手術不久，他隨即收拾行囊搭機離台，哈醫師搭的飛機剛起飛，士林官邸那群中國醫師們的苦差事才剛要開始。手術完畢之後，當天夜裡，醫療小組早先示警的預言終於成真。
手術之後，蔣介石的病情立刻完全失控。當天夜裡，蔣介石體溫急劇拉高，高燒飆升到41℃，醫療小組急得手忙腳亂，士林官邸內氣氛空前凝肅，原本拍板決定施行肺部刺穿手術的宋美齡，也慌了手腳，至於那位洋華佗，已經收了巨額的診療開刀費，搭乘飛機飛往新大陸途中。
1治療報告為宋美齡錯誤決策粉飾太平
由於肺部穿刺的決定者是宋美齡本人，因而沒有任何人膽敢針對這一誤診事件，追究醫療責任。不論是哈醫師或是醫療小組的“御醫”們，儘管意見南轅北轍，但基本上都是提供專業意見，沒有最後決定權。既然當兒子的蔣經國又無異議，蔣介石的配偶宋美齡自然成為最後仲裁者。她不聽從醫療小組中國醫師的專業意見，執意聽從哈醫師的意見作穿刺手術。手術之後，卻又發生蔣介石病情告急、高燒不退的緊急情勢，醫療小組的各位醫生們心想，果然不幸言中。“御醫”們固然心知肚明，蔣介石病情突然失控，和宋美齡決定抽肺積水有絕對的因果關聯，但又有誰敢去追究宋美齡的錯誤決策呢？
但是，真正離譜的事情，發生在後頭。當蔣介石過世之後，醫療小組基於為“尊者諱”的心態，《蔣介石治療報告》竟故意略去肺部穿刺手術一節，而且捏造了別的病由，刻意掩蓋並抹殺事實。《蔣介石治療報告》記載1974年年底的治療經過時，聲稱：“民國六十三年歲末，臺灣發生流行性感冒，蔣介石亦受到感染，醫療小組當即建議蔣介石應多作休養。十二月一日午間，蔣介石突發高燒，經檢查後，發現蔣介石之肺左上葉及右下葉肺炎復發，兩胸膜腔且皆有積水，細菌培養證實肺炎為一種抗藥性之革蘭陰性桿菌所造成。”
宋美齡延請美國醫師為蔣介石做肺部穿刺手術，造成嚴重的手術後遺症，官方版《蔣介石治療報告》竟搪塞為：“民國六十三年歲末，臺灣發生流行性感冒，蔣介石亦受到感染。”
據一位醫療小組醫護人員表示，1974年年底臺灣並未發生嚴重流行性感冒，即使有季節性的流行性感冒，高峰期也是在每年秋季，不會拖延到12月才被傳染流感。況且，在醫療小組層層把關、過濾之下，蔣介石周圍基本上處於半無菌狀態，任何隨員一旦有感冒徵兆，馬上就會被隔絕在週邊，不准進入蔣介石的生活空間四周。
從時空環境而言，晚年的蔣介石幾乎“很難”傳染流感。官方版《蔣介石治療報告》明顯在為宋美齡作出肺部穿刺的錯誤決策，作擦脂抹粉的掩飾動作。
蔣介石突發高燒，群醫驚惶之餘，只有投以“大量之抗生素”並採取“其他支持療法”，70年代，尚無類固醇或強效抗生素可以壓制頑強的細菌或病毒。由於蔣介石病況危急，為了消炎退燒，“御醫”陸續為蔣介石施打了5000mg高劑量的抗生素，高溫依舊不退。
“榮民總醫院”恰巧進口了一床冰毯，墊在床單下麵，再插上電插頭，床單的溫度馬上降低好幾度。使用冰毯以後，蔣介石的體溫隨之略微下降。哈醫師萬萬想不到，當他開完刀走人之後，臺灣這群醫護人員和“總統”副官隨員們，為了蔣介石高燒不退，急如星火般地忙得幾天幾夜無法闔眼睡覺。
2宋美齡兩套標準，嚴責錢如標，放過孔令偉
原本極力吹噓洋醫師醫術高明的宋美齡，以及對外號稱是士林官邸“醫療總顧問”的孔二小姐，這下全像是泄了氣的皮球，一時之間全慌了手腳。一位高級侍衛官員，日後不諱言地引述“御醫”們的說法稱：“雖然夫人與總經理都是好意，但卻是蔣介石病況惡化的主要原因。”
醫療小組“御醫”們早就警告過宋美齡、蔣經國，所謂背部穿刺手術的高度風險，可惜，宋美齡始終置之不理。“御醫”們自始就認定背部穿刺手術“是蔣介石病況惡化的主要原因”。醫護人員和侍衛人員心裡都有數，決定肺臟穿刺手術，抽出肺部膿血積水，確實出自宋美齡一片善意，卻無疑也是蔣介石生命快速終結的催命符。宋美齡和“女兒”孔令偉內心是否歉疚自責，外人無從得知。
宋美齡對戳破蔣介石肛門的錢如標，恨之入骨，關他禁閉還難消心中之氣，每每提及，嘴裡還不停臭駡，恨不得啃其肉而食之。這一回，宋美齡的左右金童孔令侃、孔令偉引介了“洋和尚”哈醫師，搞什麼穿刺手術，吹噓可以“大有進展”，結果，不但沒讓蔣介石“早一點好起來”，反而數度讓蔣介石病危。對孔氏兄妹，宋美齡格外“施仁”，從不責怪，好像什麼事都沒發生似的。
當然，宋美齡心裡明白她和孔令偉兩人闖了大禍，可又礙於面子，不敢自承錯誤。“醫療總顧問”總算搞清楚，醫療小組醫師們不贊同抽積水的道理。“醫療總顧問”暫時收斂了好一陣子，再也不敢提議延請“西洋神醫”的餿主意了，可是，千古大錯已經鑄成，悔時已晚。
蔣介石施行肺臟穿刺手術，是1974年12月初的事。四個月後，蔣介石即病死在臺北士林官邸。我不殺伯仁，伯仁為我而死。
孔家為蔣介石做了不少的事，據說，20世紀60年代初期，蔣介石一心想“反攻大陸”，臺灣當局缺少一筆錢購置一批新式、尺寸較寬大的LCM-A(一種可以搭載美造M-24型戰車的登陸艇)，當時，孔祥熙還在世，接到蔣介石希望他捐輸購買武器經費的函電，慨然同意捐獻好幾億新臺幣，並就近在美國購置LCM-A登陸艇。
1949年前後，蔣介石受孔家貪腐形象之累，屢屢受人怨謗；之後，孔家卻大方捐輸支助，形同雪中送炭；1974年年底，建議做肺部抽積水手術，又是孔令侃、孔令偉兄妹出的餿主意，宋美齡是最後拍板定案者。
手術後遺症，確實為蔣介石的晚年生命，籠罩著一層陰影。雖然沒有人膽敢公然提議追究責任，醫療小組成員人人心中自有一把尺。
3蔣介石死亡之謎，蔣經國了然於心
惡化的病體已經難以回復原點，蔣介石的健康狀況急轉直下，並且逐步走向生命終點。醫藥和身體的事情，誰都沒有把握。即使蔣經國明白內情，也不敢追究這兩位“女強人”的責任。
1975年1月1日，縱使接班態勢底定，蔣介石的臥病不起，使得蔣經國內心愁苦不已，只能憑藉日記抒發感懷和對父親病情的憂急。而這段期間，也正是哈醫師為蔣介石動過抽肺臟積水之後的日子。
1975年1月1日，蔣經國在一年伊始的日記中，開宗明義寫道：“元旦，向父親拜年，父親在睡眠中，病情頗重，兒心殊苦。”蔣經國說的“父親在睡眠中”，時間是元旦的上午，也是肺臟抽水手術之後的30天，因受手術後遺症影響，蔣介石仍處於高燒昏睡(迷)狀態。
1月9日的日記寫著：“父親之病，仍無好轉跡象。想起前天晚上父親在病床上以左手緊握兒之右手良久，語音甚低，兒心憂苦。”
1月11日，蔣經國日記記錄：“父親病情經過一次嚴重的危機，反而有了起色，體溫開始下降。”這段記載，說明了蔣介石，自40天前肺部穿刺抽積水手術後，一直發高燒，最高紀錄為41℃，直到1月11日，因不斷施打高劑量的抗生素及鋪用冰毯，才開始降溫。
蔣經國所謂“父親病情經過一次嚴重的危機”，應該就是指肺臟積水抽除手術引發的高燒昏迷後遺症。
1月14日，蔣經國日記說：“坐于父親病床前，冬夜聽雨聲，不覺心痛難堪。”
1月17日，稱：“傍晚探父病，父親答以笑顏。”
2月7日：“父親病情穩定、好轉。”
2月10日，是那年的農曆除夕，蔣經國在日記中說：
“父親臥病以來，多次均能轉危為安，此乃天意，佑我邦家。”
3月26日，蔣介石身體情況有急轉直下之勢，日記裡說：“父親之病于今晚八時惡化，經三小時治療後好轉。余宿於病房中。日來餘心不定，夜間多夢，不能專心處理要公，煩慮已甚。”
蔣經國對這段時間蔣介石身體狀況的記錄，充分說明蔣介石已經一分一秒走向人生最後的一段道路。不到兩周時間，蔣介石終於撒手人寰。誠如一位侍衛官員敘述，肺部抽水手術“一個關鍵性的決定，影響先生迅速走向死亡。”“雖然夫人與總經理都是好意，但卻是先生病況惡化的主要原因。”
抽取肺積水之後，蔣介石身體已相當孱弱。官方版《蔣介石治療報告》不敢再加隱瞞，故而敘述稱：“(1974年)12月27日，蔣介石之慢性攝護腺炎復發，同時發現膀胱內出血，脈搏增快。當即為蔣介石輸血急救。……民國六十四年(1975年)1月9日晚11時，蔣介石已行熟睡，在值之醫生發現蔣介石之脈搏突然轉慢，瞬即降至每分鐘不到二三十跳，於是立即施行刺激心臟藥劑注射等急救，數分鐘後心臟即恢復正常跳動。”至於被抽掉積水的肺部，《蔣介石治療報告》說：“肺部炎症，終無法完全治療，因此蔣介石時有輕度之寒熱，所有之抗生素，對造成肺炎之細菌，皆不發生作用，醫療小組只能採用支持療法。期能增進蔣介石之體力，使其體內產生抗力，而自行控制傳染。”
肺部感染嚴重、心臟功能衰退、血液迴圈不暢，再引起體內器官積水，好幾種病灶相互牽引，惡性循環之下，1975年4月5日夜晚11時50分，醫療小組的“御醫”們，失望地放下電擊心臟急救設備，正式宣告蔣介石89年的人生道路畫下休止符。
1969年的車禍，形成蔣介石晚年健康的一場大災難，嚴重撞擊心臟部位的內傷，使得蔣介石健康情況直線下降。蔣介石告訴嚴家淦：“永福車禍，減我陽壽20年。”假如不是那場車禍，蔣介石不致臥病，假如不是宋美齡獨排眾議，執意贊同美國醫師的意見，動抽取肺積水手術，原本尚稱平穩的病情，更不致一夕突變，而不可收拾。一切的一切，究為天命抑或是氣數呢？（《蔣介石死亡之謎》，王豐著，團結出版社出版）
周海濱，知名口述歷史學人，文化旅行作家。2015年獲《名人傳記》三十周年“十大優秀作家”。著有《家國光影：開國元勳後人講述往事與現實》（人民出版社）《失落的巔峰：六位中共前主要負責人親屬口述歷史》（人民出版社）《我的父親韓複榘》（中華書局）等。其中《我的父親韓複榘》獲“2013年度中國影響力圖書”獎。《失落的巔峰》獲《新京報》2012年夏季好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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