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當代美國極具影響力的歷史學家埃裡克·方納（Eric Foner）日前在華訪學。 他的新著《自由之路：“地下鐵路”秘史》（Gateway to Freedom）中譯本剛剛由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出版。 經出版方授權， 澎湃新聞摘取了該書前言《重訪“地鐵鐵路”》的一部分， 以飧讀者。
這張從北方各州滲入南方內部的隱秘網路真的存在嗎？多年以來， 歷史學家們對此莫衷一是。 內戰甫一結束， 廢奴主義者就發表了一批回憶錄， 旨在為廢奴派的成就樹碑立傳， 同時也是為了鞏固全國上下對於內戰成果的認同， 保衛奴隸們從戰火中得來的自由。 其中有幾部回憶錄濃墨重彩地描繪了廢奴派組織奴隸逃亡的故事，
威廉·斯蒂爾的《地下鐵路》一書顯然不在此列。 1872年， 斯蒂爾受費城反奴隸制協會委託， 編纂了這本關於途經費城的逃奴的資料集， 先後多次再版。 斯蒂爾本人是一名黑人廢奴主義者， 1847年費城反奴隸制協會曾經雇他當書記員， 此後數十年間， 費城警戒會的活動都是他主持的。 斯蒂爾有一本跟蓋伊手記同類型的筆記， 詳盡記錄了大量逃奴檔案，
威廉·斯蒂爾
威廉·斯蒂爾的《地下鐵路》
研究地下鐵路的學術史始於19世紀90年代， 俄亥俄州立大學的歷史學教授威爾伯·西伯特終身癡迷這一研究主題。 西伯特向當時仍然在世的數十名廢奴主義者發放調查問卷， 請他們回憶地下鐵路的運營情況。 他還開展訪談， 遍搜當地報紙， 重新尋訪逃奴們走過的路線。 西伯特享年九十有五， 1896到1951年間， 他在研究美國革命時期的效忠派和撰寫俄亥俄州州史之餘， 還出版了多卷關於地下鐵路的研究。
西伯特提出， 我們不應該把地下鐵路設想成有正式的成員、幹事和經費的嚴密組織， 實際上， 內戰前數十年間， 救助逃奴的活動本身歷經起落。 話雖如此， 他描繪的地下鐵路看上去還是很像井然有序的組織網路， 在北方各地擁有成百上千的“鐵道員”， 網站星羅棋佈， 直通加拿大。 西伯特繪製的明細地圖進一步加深了這種印象（儘管這張地圖主要是他想像出來的）， 為了表現逃奴們通常取道的路線， 這張地圖看上去很像現在的鐵路運行圖。 在1898年出版的地下鐵路通史中， 西伯特稱， 他已經確認了至少3211名地下鐵路“鐵道員”的名字， 他們幾乎全都是白人男性。 然而， 通史中對於紐約城地下鐵路的活動著墨極少。 西伯特寫道，紐約的情況“幾乎沒有任何記錄”，他那張詳盡的鐵道員名單中，在紐約城的只有九人。相比之下，西伯特記述其他地區的情況時往往有些誇大。他稱賓夕法尼亞州東南部“樂於擔任鐵道員、幫助轉運逃奴的人數仿佛無窮無盡”。西伯特還經常選擇性忽略那些不符合他想法的問卷回饋，例如，一位來自麻塞諸塞州的廢奴主義者就強調，他們往往是在逃奴抵達時才隨機應變，“我們沒有常設的路線，也沒有常設的網站”。
俄亥俄州立大學的歷史學教授威爾伯·西伯特終身癡迷於研究地下鐵路。
西伯特的著作主宰了學術界和通俗觀念中關於地下鐵路的想像，直到1961年，西伯特的觀點才受到挑戰。拉裡·加拉在《自由線》一書中對西伯特、斯梅德利等人的研究方法和結論提出了激烈批評。加拉一面承認前人研究有彙集史料之功，另一方面指責西伯特過於輕信那些“老廢奴派”天花亂墜的傳奇故事，他認為西伯特把那些偶爾幫助逃奴的人跟真正獻身廢奴事業的人混為一談，並且顯然過於誇大了地下鐵路的組織化程度。加拉聲稱，歷史學家們把“民間傳說”變為了正統學說，一味突顯那些樂善好施的白人，卻完全忽略了逃奴本人和北方自由黑人社區的作用。加拉並不否認，像威廉·斯蒂爾這樣的一小撥中堅分子為逃奴提供了有組織的説明，但他強調的是，絕大多數黑奴是靠自身努力才成功出逃，在他們到達北方之前，廢奴主義者根本無力施援。在加拉看來，那種井然有序、渡人自由的交通系統完全是個神話。
《自由線》出版時正值非裔美國人史開始進入學界主流，這種新的史學取向強調的是普通黑人的“能動性”，加拉的批評正是從這一角度出發的。加拉的觀點很快被學界廣泛接受，然而，其負面影響是此後學界對地下鐵路的長期忽視。1999年，約翰·霍普·佛蘭克林與洛倫·施文寧格合著了迄今為止最全面的逃奴研究，但該書索引中“地下鐵路”只出現了兩次。相反，他們強調奴隸的“曠工”行為要常見得多，認為奴隸只逃跑數天或幾個星期，在附近躲上一陣再回家，大多數人根本不會到達北方。
近些年來，職業史家和公共史家都開始懷疑加拉的觀點有些以偏概全。雖然西伯特的研究有添油加醋之處，但不能因此就把那一代學者精心搜羅的回憶材料一筆抹殺。晚近史家的重新解讀為這些材料增添了新的價值，他們結合了更為深入的地方研究，細緻審閱了內戰前白人和黑人廢奴主義者的通信和報紙，詳細清點了與逃奴相關的網站和人員。他們出版了好幾本地下鐵路核心人物的傳記，包括大衛·拉格爾斯、羅伯特·珀維斯，還有雪城的“地下鐵路王”傑明·洛格。同時，學者們也在著手研究蓄奴州內部庇護逃奴的系統，以及奴隸群體之間傳播消息的途徑。最新的地下鐵路通史來自獨立史學家弗格斯福爾斯·博多維奇，跟加拉一樣，博多維奇也強調前人研究中誇大了逃奴的規模，他同時還追溯了北部各地的救助逃奴群體興起的過程。關於地下鐵路還有更多的問題亟待研究，例如，警戒會的組織網路在地方層面上如何運作，以及北方各地的廢奴群體彼此之間如何聯絡。
與學術爭鳴相伴，公共史學領域對地下鐵路的興趣也重新高漲起來。2004年，辛辛那提市建成了一家名為“全國地下鐵路自由中心”的專題博物館。美國國家公園管理局也推出了一系列頗有教育意義的活動（比如沿地下鐵路路線的騎行“探險”），還有大量地方團體在尋找當年逃奴們藏身的地點。雖說出於鄉土自豪感或旅遊宣傳的目的，這些活動的成果往往趨於浮誇，但它們仍然加深了我們對各地援助逃奴情況的瞭解。我們不難想到，地下鐵路對大眾很有吸引力，且不說“衝破枷鎖”的故事天生就富有傳奇色彩，近年來，全國上下重新開始關注這一時段的歷史，儘管人們對於如何評價奴隸制、內戰和重建仍然莫衷一是，但地下鐵路象徵了我國歷史中的一個偉大轉捩點，黑皮膚與白皮膚的美國人攜起手來，為正義的事業並肩前進。
西伯特寫道，紐約的情況“幾乎沒有任何記錄”，他那張詳盡的鐵道員名單中，在紐約城的只有九人。相比之下，西伯特記述其他地區的情況時往往有些誇大。他稱賓夕法尼亞州東南部“樂於擔任鐵道員、幫助轉運逃奴的人數仿佛無窮無盡”。西伯特還經常選擇性忽略那些不符合他想法的問卷回饋，例如，一位來自麻塞諸塞州的廢奴主義者就強調，他們往往是在逃奴抵達時才隨機應變，“我們沒有常設的路線，也沒有常設的網站”。俄亥俄州立大學的歷史學教授威爾伯·西伯特終身癡迷於研究地下鐵路。
西伯特的著作主宰了學術界和通俗觀念中關於地下鐵路的想像，直到1961年，西伯特的觀點才受到挑戰。拉裡·加拉在《自由線》一書中對西伯特、斯梅德利等人的研究方法和結論提出了激烈批評。加拉一面承認前人研究有彙集史料之功，另一方面指責西伯特過於輕信那些“老廢奴派”天花亂墜的傳奇故事，他認為西伯特把那些偶爾幫助逃奴的人跟真正獻身廢奴事業的人混為一談，並且顯然過於誇大了地下鐵路的組織化程度。加拉聲稱，歷史學家們把“民間傳說”變為了正統學說，一味突顯那些樂善好施的白人，卻完全忽略了逃奴本人和北方自由黑人社區的作用。加拉並不否認，像威廉·斯蒂爾這樣的一小撥中堅分子為逃奴提供了有組織的説明，但他強調的是，絕大多數黑奴是靠自身努力才成功出逃，在他們到達北方之前，廢奴主義者根本無力施援。在加拉看來，那種井然有序、渡人自由的交通系統完全是個神話。
《自由線》出版時正值非裔美國人史開始進入學界主流，這種新的史學取向強調的是普通黑人的“能動性”，加拉的批評正是從這一角度出發的。加拉的觀點很快被學界廣泛接受，然而，其負面影響是此後學界對地下鐵路的長期忽視。1999年，約翰·霍普·佛蘭克林與洛倫·施文寧格合著了迄今為止最全面的逃奴研究，但該書索引中“地下鐵路”只出現了兩次。相反，他們強調奴隸的“曠工”行為要常見得多，認為奴隸只逃跑數天或幾個星期，在附近躲上一陣再回家，大多數人根本不會到達北方。
近些年來，職業史家和公共史家都開始懷疑加拉的觀點有些以偏概全。雖然西伯特的研究有添油加醋之處，但不能因此就把那一代學者精心搜羅的回憶材料一筆抹殺。晚近史家的重新解讀為這些材料增添了新的價值，他們結合了更為深入的地方研究，細緻審閱了內戰前白人和黑人廢奴主義者的通信和報紙，詳細清點了與逃奴相關的網站和人員。他們出版了好幾本地下鐵路核心人物的傳記，包括大衛·拉格爾斯、羅伯特·珀維斯，還有雪城的“地下鐵路王”傑明·洛格。同時，學者們也在著手研究蓄奴州內部庇護逃奴的系統，以及奴隸群體之間傳播消息的途徑。最新的地下鐵路通史來自獨立史學家弗格斯福爾斯·博多維奇，跟加拉一樣，博多維奇也強調前人研究中誇大了逃奴的規模，他同時還追溯了北部各地的救助逃奴群體興起的過程。關於地下鐵路還有更多的問題亟待研究，例如，警戒會的組織網路在地方層面上如何運作，以及北方各地的廢奴群體彼此之間如何聯絡。
與學術爭鳴相伴，公共史學領域對地下鐵路的興趣也重新高漲起來。2004年，辛辛那提市建成了一家名為“全國地下鐵路自由中心”的專題博物館。美國國家公園管理局也推出了一系列頗有教育意義的活動（比如沿地下鐵路路線的騎行“探險”），還有大量地方團體在尋找當年逃奴們藏身的地點。雖說出於鄉土自豪感或旅遊宣傳的目的，這些活動的成果往往趨於浮誇，但它們仍然加深了我們對各地援助逃奴情況的瞭解。我們不難想到，地下鐵路對大眾很有吸引力，且不說“衝破枷鎖”的故事天生就富有傳奇色彩，近年來，全國上下重新開始關注這一時段的歷史，儘管人們對於如何評價奴隸制、內戰和重建仍然莫衷一是，但地下鐵路象徵了我國歷史中的一個偉大轉捩點，黑皮膚與白皮膚的美國人攜起手來，為正義的事業並肩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