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證 名人
對中國人來說， 身份證的概念只有幾十年的時間。 1984年4月6日， 國務院發佈《中華人民共和國居民身份證試行條例》。 多數中國人，
“魚符”
中國古代， 雖然沒有“身份證”這樣的概念， 但不等於沒有。 唐代官方給官員發給“魚符”， 因為形狀是個魚形所以有這樣的稱呼。 “魚符”上面刻有官員的姓名、任職單位和品級， 方便進入辦公場所時查驗， 實際上也就是官員的“身份證”。
魚袋
唐代進入武則天時期， 這種“身份證”形狀變化上有了變化， 即把魚形改成龜形。 龜的現代形象和寓意欠佳， 但在古代的傳統意識中， 龜是長壽的象徵。 武則天朝的這種改變， 估計與武則天的愛好有關， 也是為了區別前朝， 有立新之意。
宋朝腰牌
“龜符”與“魚符”， 唐宋時期的官員依據品級高低佩戴不同魚袋， 以此證明身份的身份等級制度。 從中唐開始， 唐時魚袋中配有隨身魚符。 到宋朝時， 不再用魚符而只用“魚袋”， 就是在袋上用金銀直接飾以魚形 “金魚袋”與“銀魚袋”，
明代牙牌
宋代的這種特殊通行證， 在明代被普遍推行。 明朝官員使用“牙牌”， 有骨質、木質和金屬製品， “牙牌”上刻有官員的姓名、職務、履歷和機構名稱， 這樣查驗起來應該方便了許多。
漢代名刺
清朝的官員同樣使用“牙牌”， 但“牙牌”使用範圍並不局限于官員。 對官員來說， 這時加有頂帶， 識別起來更容易些。
清代頂戴花翎
以上講的，主要是官員。普通老百姓怎麼辦? 明朝的戶籍管理十分嚴格，實行“裡甲制”或稱“保甲制”，以“一百十戶為一裡”，“百戶為十甲”。正常情況下，老百姓不許自由活動，如果必須外出，則發給“臨時身份證”。明代法律規定“農業者不出一裡之間，朝出暮入，作息之道相互知。”遠離所居地百里之外的，官方發給“路引”，沿途關卡進行查驗。這種“路引”，原是佛教用品。沒有“路引”，凡去百里之外而無官府發放的路引者，均可擒拿送官，告發、擒拿者有賞，縱容者問罪。
古代名刺
定居的老百姓，一般只有“戶帖”。明朝的戶口管理相當嚴格，每個家庭都有“戶帖”，相當於全家的戶口本，知縣蓋章後老百姓保存，以後交稅、子女上學等都得用。明朝的戶口不是分“農村”和“城鎮”，而是分為三等，即“民籍，軍籍，匠籍”。還有一類是賤民，即“樂戶”。“民籍”戶口屬於戶部、布政司、府、縣這條線管理，“軍籍”戶口屬於兵部、都司、衛所這條線管理，“匠籍”屬於工部直接管理。民籍、軍籍、匠籍，地位是平等的，都能考試當官，甚至進中央高層，但是不允許來回變。這種“戶帖”，既可當“戶口名簿”用，也可作“身份證”用。
清代名刺
“戶帖”與其他官方資料肯定是一致的。比方說著名的明代歷史阮大鋮，因為現在找不到他的“身份證”，所以有人認為他是懷寧人，有人認為他是桐城人，沒有定論。關於阮大鋮的出生資訊，《明史》前稱 “懷甯阮大鋮” ，後稱阮大鋮與左光鬥“同邑”，歷史越熟悉你越心跳。左光鬥《明史》亦稱其為“桐城人”，馬其昶編定的《左忠毅公年譜》以及左光鬥之子的相關著述中，左的出生地精確記載為 “桐城縣東鄉之居宅”（今樅陽縣橫埠鎮橫山村朱莊）。這段《明史》關於阮大鋮籍貫的記述，前後矛盾，被後人忽略。後人簡單地跟進沿襲，錯誤不在他們。現有的多數辭書，習慣阮大鋮介紹為安徽懷寧人，說是沿用《明史》的說法，實則《明史》只看了這前一截，屬於見風是雨的急性子人。
明代 戶帖
《明史》為清代桐城人張廷玉主持編修，其時官至保和殿大學士、軍機大臣、加太保，位高權重，任《明史》總裁，有很大的權威性，由他拍板定案的事，別人也不敢妄議。直到民國四年（1915）懷甯縣編修縣誌時，上百名舉子秀才經過多方考證，發現阮大鋮並非懷寧籍，因而對《明史》上的這個論斷表示極大的不滿。根據《阮氏宗譜》，以及阮大鋮的“進士題名錄”，可以肯定阮大鋮是桐城人。
唐代龜符
但是，阮大鋮在很多場合與詩文中，都稱自己是“懷寧人”，這就是 “身份證”與“名片”的區別。阮大鋮不願亮出自己的身份證，潛意識便是以城市戶口為榮。我們今天自以為是的，覺得懷寧與桐城無非是兩個不同的縣。其實，桐城的概念色彩是農村，就算比別的縣發達一些，也只能算個府城的郊區。懷寧則是府、縣同治，縣城就是府城，顯然屬於“城市”。
王國維 名刺
古代的“身份證”與“名片”是有很大區別的。前者是法定的，後者是自己隨便寫的，當然也有人是很認真寫的，甚至是刻意編造的。古代的 “名片”比“身份證”出現得更早，戰國時期就出現最早的名片——“謁”。東漢末期，“謁”又被改稱為“刺”。“刺”又稱“名刺”“名帖”，一直用到近當代。
曾國藩、李鴻章、徐世昌、王懿榮等四人名刺
現代的“名片”，仍然跟現代的“身份證”有本質區別。名片上寫的，千萬不要當真，因為這根本就沒有法律效率……
標哥名片
清代頂戴花翎
以上講的，主要是官員。普通老百姓怎麼辦? 明朝的戶籍管理十分嚴格，實行“裡甲制”或稱“保甲制”，以“一百十戶為一裡”，“百戶為十甲”。正常情況下，老百姓不許自由活動，如果必須外出，則發給“臨時身份證”。明代法律規定“農業者不出一裡之間，朝出暮入，作息之道相互知。”遠離所居地百里之外的，官方發給“路引”，沿途關卡進行查驗。這種“路引”，原是佛教用品。沒有“路引”，凡去百里之外而無官府發放的路引者，均可擒拿送官，告發、擒拿者有賞，縱容者問罪。
古代名刺
定居的老百姓，一般只有“戶帖”。明朝的戶口管理相當嚴格，每個家庭都有“戶帖”，相當於全家的戶口本，知縣蓋章後老百姓保存，以後交稅、子女上學等都得用。明朝的戶口不是分“農村”和“城鎮”，而是分為三等，即“民籍，軍籍，匠籍”。還有一類是賤民，即“樂戶”。“民籍”戶口屬於戶部、布政司、府、縣這條線管理，“軍籍”戶口屬於兵部、都司、衛所這條線管理，“匠籍”屬於工部直接管理。民籍、軍籍、匠籍，地位是平等的，都能考試當官，甚至進中央高層，但是不允許來回變。這種“戶帖”，既可當“戶口名簿”用，也可作“身份證”用。
清代名刺
“戶帖”與其他官方資料肯定是一致的。比方說著名的明代歷史阮大鋮，因為現在找不到他的“身份證”，所以有人認為他是懷寧人，有人認為他是桐城人，沒有定論。關於阮大鋮的出生資訊，《明史》前稱 “懷甯阮大鋮” ，後稱阮大鋮與左光鬥“同邑”，歷史越熟悉你越心跳。左光鬥《明史》亦稱其為“桐城人”，馬其昶編定的《左忠毅公年譜》以及左光鬥之子的相關著述中，左的出生地精確記載為 “桐城縣東鄉之居宅”（今樅陽縣橫埠鎮橫山村朱莊）。這段《明史》關於阮大鋮籍貫的記述，前後矛盾，被後人忽略。後人簡單地跟進沿襲，錯誤不在他們。現有的多數辭書，習慣阮大鋮介紹為安徽懷寧人，說是沿用《明史》的說法，實則《明史》只看了這前一截，屬於見風是雨的急性子人。
明代 戶帖
《明史》為清代桐城人張廷玉主持編修，其時官至保和殿大學士、軍機大臣、加太保，位高權重，任《明史》總裁，有很大的權威性，由他拍板定案的事，別人也不敢妄議。直到民國四年（1915）懷甯縣編修縣誌時，上百名舉子秀才經過多方考證，發現阮大鋮並非懷寧籍，因而對《明史》上的這個論斷表示極大的不滿。根據《阮氏宗譜》，以及阮大鋮的“進士題名錄”，可以肯定阮大鋮是桐城人。
唐代龜符
但是，阮大鋮在很多場合與詩文中，都稱自己是“懷寧人”，這就是 “身份證”與“名片”的區別。阮大鋮不願亮出自己的身份證，潛意識便是以城市戶口為榮。我們今天自以為是的，覺得懷寧與桐城無非是兩個不同的縣。其實，桐城的概念色彩是農村，就算比別的縣發達一些，也只能算個府城的郊區。懷寧則是府、縣同治，縣城就是府城，顯然屬於“城市”。
王國維 名刺
古代的“身份證”與“名片”是有很大區別的。前者是法定的，後者是自己隨便寫的，當然也有人是很認真寫的，甚至是刻意編造的。古代的 “名片”比“身份證”出現得更早，戰國時期就出現最早的名片——“謁”。東漢末期，“謁”又被改稱為“刺”。“刺”又稱“名刺”“名帖”，一直用到近當代。
曾國藩、李鴻章、徐世昌、王懿榮等四人名刺
現代的“名片”，仍然跟現代的“身份證”有本質區別。名片上寫的，千萬不要當真，因為這根本就沒有法律效率……
標哥名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