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諶旭彬（2010/8/10）
張賢亮的小說《青春期》中， 有這樣一段描述：
“一次， 她利用休假日將日本進口的尿素口袋拆開來當布料， 縫製成小汗衫及裙子般的半長褲穿來上工，
且慢發笑， 那條“滿身散發著尿似的騷味”的尿素褲， 當年可是風靡大江南北。
幹部見幹部， 比比尿素褲
有一首名為《日本尿素袋》的詩如此寫道：做成褲子樂陶然， 不串親友不舍穿。 早就收藏入村史， 一提笑得把腰彎。
詩的作者是體制內幹部， 比較幸運， 從詩意看， 作者在70年代曾擁有過“尿素褲”。 大多數的農民則沒有這樣的機會， 所以， 他們自編的歌謠裡就多出了那麼一股譏諷的怨氣：
幹部見幹部， 比比尿素褲， 前頭“日本產”， 後頭是“尿素”。
陝西合陽縣路井鎮路一村五組的村民侯雙喜， 許多年後回憶說：“屁股上寫著淨重50公斤， 褲襠裡寫著含氮量80％， 你想想是什麼感覺？”但是， 即便是尿素袋子， 當年也只是村裡的幹部能穿， 一般社員還穿不起。 “大幹部小幹部， 一人一個尼龍褲， 有黑的， 有藍的， 就是沒有社員的。 ”這首當年在巷道地頭的小孩口中流傳的童謠， 侯雙喜至今仍背誦如流。
河南作家周熠在他的《散文自選集》裡憶及尿素褲：
“公社革委會孫主任一上臺亮相，
湖南作家王躍文在《我的堂哥》裡描述：
“我上大學幾年， 每次放假回來， 都聽說很多通哥的事情。 想不到陽秋萍同他離婚了， 跟了幸福。 村裡人說得難聽， 幸福用三條尿素袋子， 就把陽秋萍睡了。 ……通哥看見陽秋萍新做了條尿素袋子的褲子， 問是哪裡來的， 陽秋萍講是幸福給的……通哥起了疑心……”
山東平陰縣的董憲雲， 70年代是當地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的成員， 這個身份讓她有幸獲得了一條“尿素褲”：
“宣傳隊的領導非常體諒我們的心情和難處， 也想讓我們穿得體面些， 他們臉上也有光……也不知道找的哪位領導，
今天看起來可笑至極的“尿素褲”， 當年沒有點特殊關係， 實在還穿不上。 作家周熠回憶起自己搞到“尿素褲”的經過：
“當時， 剛剛同日本邦交正常化， 進口尿素極有限。 一個公社分配下來的尿素指標不過兩萬公斤， 可得的尿素袋， 四百至五百條而已。 加上縣裡截流， 能分到三百來隻袋足矣。 這對於六萬人口的公社來說，僧多布少，無異於杯水車薪。這就出現了五花八門的徵購尿素袋的獨特現象。”
“公社首腦機關的幹部們除了孫一把，按人頭扣工資1.6元（每只袋八角），由財會負責人直送供銷社孫主任手中，鄭重傳達領導指示：保證供應，注意影響。只好暗度陳倉，不用外搬運工，由供銷售主任帶著倉庫的人員，連夜開倉，秘密騰挪清點後送往公社。”
“我給公社革委副主任寫鬥私批修心得，獲全公社好評。這位副主任臉上有光，他就黑夜親自打著手電筒到倉庫，也套購到兩隻袋給我。”
原山西長治市委書記呂日周也回憶說：
“我們又到太行山調查，太行山也是如此，那裡的農民，就是因為物質生活的貧乏引起一些幹部與群眾關係的緊張，那裡有大隊幹部、小隊幹部和群眾爭搶一個尿素袋子的事，誰搶上誰就可以做件衣服或褲子穿。那時我們就貧窮到那樣的程度，不得不用日本的尿素袋子來做衣服穿。爭來爭去，由於大隊小隊幹部有權，就把這個尿素袋子爭到了，做衣服穿了。農民沒有權，所以他們就用民歌的形式唱出來，表示他們的不滿：‘大幹部，小幹部，一個一條料子褲，前邊寫的是日本，後邊寫的是尿素’這樣的歌詞我們聽起來感到很可笑，但實際上我們心裡是很痛心的。我們的人民在我們党的領導下搞了三十多年，竟然爭搶一個尿素袋子。”
這樣的情形下，民眾原創了大量的諷刺幹部穿“尿素褲”的民謠,譬如：
幹部見幹部，先比高級褲，前邊“日本產”，後邊是“尿素”，褲襠裡“淨重25”（”淨重25“，是指包裝袋上所印的文字。）
哪個是幹部？先看穿啥褲。前頭“日本產”，後頭是“尿素”，不是幹部也幹部！
屙尿在日本，放屁加拿大
“尿素褲”流行於大江南北的主因，是當時布、棉供應的嚴重不足，這涉及到一個很大的歷史背景。
1954年，全國棉紗、棉布統購統銷，供求關係緊張，9月份實行了憑“布票”限量供應棉布。除了農產品糧、油以外，這是工業消費品的第一種票證；而且比“全國通用糧票”發行的時間還要早上一年。
當時，根據南北氣候差異等因素，制訂了不同的布票定量標準。譬如：北京市每人每次發放17尺3寸布票，剛夠成人做一套藍布制服。天津市每人每次可領取13尺，江西省發放11尺，嚴寒的哈爾濱則每人每次24尺布票，可做一套棉衣；南方亞熱帶地區城鎮每人每次就只有7尺4寸布票。
1960年，布票限量普遍減少到一半以下。許多地區每年每人供應的棉布減少為3尺左右。如四川城鎮每年每人只發3尺7寸；山東城鎮每人只發佈票1尺6寸。
四川省一位教師回憶：四川省一位教師回憶：60年代初，風聲一天天緊，聽說四川省只發3尺7寸布票，因為連年使用布票，大家的家底都空了，猛一下又緊到這種程度。那時剛參加工作的人，通常只有兩件褂子：平時是脫了這件換那件；褲子也只有兩條：一條單褲，一條棉褲；單褲夏天穿外頭，冬天當襯褲穿裡頭。所以褲子也就特別費！一條新褲，不出一年也就爛了。
1961年3—8月，上海市區每人只發給2尺6寸布票，一家四口的布票無法縫製一套成人的衣服。後來就有了所謂的“人造棉”。
工程師劉某回憶：1963年秋天，他18歲時考上了北京化工學院，從一個貧窮的江南小鎮來到首都。三年苦難時期剛剛過去，他的助學金，除每月15元伙食費外，只剩4元零花錢。無法製版禦寒的棉衣，冬天實在有要事必須出門，只好暫借北方同學的棉衣穿，這樣一直熬到畢業。
“上學期間，國家曾發明了一種叫做“人造棉”的化工產品，來代替棉花紡織布，據說比棉布還要經久耐穿。但人造棉產量很小，國家照顧學生，決定優先配給每位北京在校大學生做一件襯衣的定量。為此，非常鄭重地向每人發了一張‘購買人造棉證明’，憑證購買。發證後，又專門開了班會，同學們對党和政府的關懷表達了深深感激之情。”
拿著那枚印有“一次有效，不得轉讓”的購布證，想買又沒錢，劉某十分為難。終因拿不出3元人民幣，而放棄了第一次享受“人造棉”的機會！他將這枚購布證珍藏起來。只有極少數同學穿上了人造棉襯衣。那衣料確有一種飄逸感，引來了眾多羡慕的眼光。
參加工作後，他終於用8尺布票做了一件人造棉襯衣，圓了一個人造棉的夢。一次，年邁的母親為他整理房間，從箱子裡翻出翻出那枚未使用過的購布證，刹那間淚如泉湧，泣不成聲。此後，他時常做夢，夢見母親的老淚，夢到他的大學生活和那失落的人造棉襯衣。
新三年舊三年，縫縫補補又三年的日子，一直維持到70年代。然後出現了“尿素褲”。
1972年9月25日至30日，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訪問了中國。9月29日，中日兩國政府簽署了《中日聯合聲明》，實現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翌年1月，雙方互設大使館。隨後，一系列的貿易、航運、海運、漁業、文化交流的協定相繼簽署，其中就包括日本尿素的進口。
尿素袋子，則被幹部們做成了褲子。
當然，也不是所有”尿素褲“的原材料都來自日本的尿素袋子。當時還有這樣的順口溜：大幹部小幹部，一人一條尿素褲。屙尿在日本，放屁加拿大。因為當時也從加拿大進口尿素，一條尿素袋不夠做條褲子，得用兩條尿素袋拼起來。
資料來源
《呂日周自選集》，呂日周/著，紅旗出版社/出版；《知識份子與人民幣時代》，陳明遠/著，文匯出版社/出版；《周熠散文自選集》，周熠/著，河南文藝出版社/出版；董憲雲《話說毛澤東思想文藝宣傳隊》，載《啟蒙行動》，山東大學出版社/出版；《1970年代的童謠》，載《天涯》雜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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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對於六萬人口的公社來說，僧多布少，無異於杯水車薪。這就出現了五花八門的徵購尿素袋的獨特現象。”“公社首腦機關的幹部們除了孫一把，按人頭扣工資1.6元（每只袋八角），由財會負責人直送供銷社孫主任手中，鄭重傳達領導指示：保證供應，注意影響。只好暗度陳倉，不用外搬運工，由供銷售主任帶著倉庫的人員，連夜開倉，秘密騰挪清點後送往公社。”
“我給公社革委副主任寫鬥私批修心得，獲全公社好評。這位副主任臉上有光，他就黑夜親自打著手電筒到倉庫，也套購到兩隻袋給我。”
原山西長治市委書記呂日周也回憶說：
“我們又到太行山調查，太行山也是如此，那裡的農民，就是因為物質生活的貧乏引起一些幹部與群眾關係的緊張，那裡有大隊幹部、小隊幹部和群眾爭搶一個尿素袋子的事，誰搶上誰就可以做件衣服或褲子穿。那時我們就貧窮到那樣的程度，不得不用日本的尿素袋子來做衣服穿。爭來爭去，由於大隊小隊幹部有權，就把這個尿素袋子爭到了，做衣服穿了。農民沒有權，所以他們就用民歌的形式唱出來，表示他們的不滿：‘大幹部，小幹部，一個一條料子褲，前邊寫的是日本，後邊寫的是尿素’這樣的歌詞我們聽起來感到很可笑，但實際上我們心裡是很痛心的。我們的人民在我們党的領導下搞了三十多年，竟然爭搶一個尿素袋子。”
這樣的情形下，民眾原創了大量的諷刺幹部穿“尿素褲”的民謠,譬如：
幹部見幹部，先比高級褲，前邊“日本產”，後邊是“尿素”，褲襠裡“淨重25”（”淨重25“，是指包裝袋上所印的文字。）
哪個是幹部？先看穿啥褲。前頭“日本產”，後頭是“尿素”，不是幹部也幹部！
屙尿在日本，放屁加拿大
“尿素褲”流行於大江南北的主因，是當時布、棉供應的嚴重不足，這涉及到一個很大的歷史背景。
1954年，全國棉紗、棉布統購統銷，供求關係緊張，9月份實行了憑“布票”限量供應棉布。除了農產品糧、油以外，這是工業消費品的第一種票證；而且比“全國通用糧票”發行的時間還要早上一年。
當時，根據南北氣候差異等因素，制訂了不同的布票定量標準。譬如：北京市每人每次發放17尺3寸布票，剛夠成人做一套藍布制服。天津市每人每次可領取13尺，江西省發放11尺，嚴寒的哈爾濱則每人每次24尺布票，可做一套棉衣；南方亞熱帶地區城鎮每人每次就只有7尺4寸布票。
1960年，布票限量普遍減少到一半以下。許多地區每年每人供應的棉布減少為3尺左右。如四川城鎮每年每人只發3尺7寸；山東城鎮每人只發佈票1尺6寸。
四川省一位教師回憶：四川省一位教師回憶：60年代初，風聲一天天緊，聽說四川省只發3尺7寸布票，因為連年使用布票，大家的家底都空了，猛一下又緊到這種程度。那時剛參加工作的人，通常只有兩件褂子：平時是脫了這件換那件；褲子也只有兩條：一條單褲，一條棉褲；單褲夏天穿外頭，冬天當襯褲穿裡頭。所以褲子也就特別費！一條新褲，不出一年也就爛了。
1961年3—8月，上海市區每人只發給2尺6寸布票，一家四口的布票無法縫製一套成人的衣服。後來就有了所謂的“人造棉”。
工程師劉某回憶：1963年秋天，他18歲時考上了北京化工學院，從一個貧窮的江南小鎮來到首都。三年苦難時期剛剛過去，他的助學金，除每月15元伙食費外，只剩4元零花錢。無法製版禦寒的棉衣，冬天實在有要事必須出門，只好暫借北方同學的棉衣穿，這樣一直熬到畢業。
“上學期間，國家曾發明了一種叫做“人造棉”的化工產品，來代替棉花紡織布，據說比棉布還要經久耐穿。但人造棉產量很小，國家照顧學生，決定優先配給每位北京在校大學生做一件襯衣的定量。為此，非常鄭重地向每人發了一張‘購買人造棉證明’，憑證購買。發證後，又專門開了班會，同學們對党和政府的關懷表達了深深感激之情。”
拿著那枚印有“一次有效，不得轉讓”的購布證，想買又沒錢，劉某十分為難。終因拿不出3元人民幣，而放棄了第一次享受“人造棉”的機會！他將這枚購布證珍藏起來。只有極少數同學穿上了人造棉襯衣。那衣料確有一種飄逸感，引來了眾多羡慕的眼光。
參加工作後，他終於用8尺布票做了一件人造棉襯衣，圓了一個人造棉的夢。一次，年邁的母親為他整理房間，從箱子裡翻出翻出那枚未使用過的購布證，刹那間淚如泉湧，泣不成聲。此後，他時常做夢，夢見母親的老淚，夢到他的大學生活和那失落的人造棉襯衣。
新三年舊三年，縫縫補補又三年的日子，一直維持到70年代。然後出現了“尿素褲”。
1972年9月25日至30日，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訪問了中國。9月29日，中日兩國政府簽署了《中日聯合聲明》，實現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翌年1月，雙方互設大使館。隨後，一系列的貿易、航運、海運、漁業、文化交流的協定相繼簽署，其中就包括日本尿素的進口。
尿素袋子，則被幹部們做成了褲子。
當然，也不是所有”尿素褲“的原材料都來自日本的尿素袋子。當時還有這樣的順口溜：大幹部小幹部，一人一條尿素褲。屙尿在日本，放屁加拿大。因為當時也從加拿大進口尿素，一條尿素袋不夠做條褲子，得用兩條尿素袋拼起來。
資料來源
《呂日周自選集》，呂日周/著，紅旗出版社/出版；《知識份子與人民幣時代》，陳明遠/著，文匯出版社/出版；《周熠散文自選集》，周熠/著，河南文藝出版社/出版；董憲雲《話說毛澤東思想文藝宣傳隊》，載《啟蒙行動》，山東大學出版社/出版；《1970年代的童謠》，載《天涯》雜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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