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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用“公費醫療”抗疫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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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歷史上把各種流行性傳染病統稱為疫病, 宋朝是中國歷史上經濟社會最繁榮的時期之一, 由此帶來的人口集中和快速流動, 給疾病的爆發帶來了隱患。

據統計, 宋朝在300多年的時間, 共發生了近40次大規模的疫病, 平均每七八年就要爆發一次。 而首都由於人口集中和流動頻繁, 更為疫病流行創造了條件。

據統計, 兩宋時期, 發生在首都的疫病有20多次。 據《夢溪筆談》記載, 紹興元年(1131年)浙江大疫, “流屍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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紹興十三年(1142年)、紹興十七年(1146年), 臨安接連暴發疫情。 1151年, 浙江溫州因瘟疫“被害者不可勝數”。 到了紹興二十七年(1156年),

臨安再次大疫。

疫病的爆發不僅會傷害老百姓的身體健康, 而且會影響到一個王朝的穩定大局。 因此, 兩宋時期, 朝廷上下調動了大量的人力物力進行防控, 甚至在宋朝就已經開始用“公費醫療”來抗疫病。

宋朝醫療機構非常健全, 除了有為王室貴族服務的禦藥院、太醫局之外, 還有專門服務於民間的醫療機構:翰林醫官院、惠民和劑局。 翰林醫官院隸屬于翰林院, 聚集了眾多醫技高超的醫生, 醫療設備也非常先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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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時它也是主要為皇家服務, 但也常常奉皇帝的命令到各地為平民百姓服務, 一旦發生疫病, 就成為救治疫病的主要力量。

為了更好地服務民眾, 翰林醫官院制定了駐泊醫官制度, 將醫生輪流派往地方參與醫療服務。

醫生駐紮在各地, 和當地的醫療機構合作, 從而傳播先進的醫療技術, 提高當地的醫療水準。

為儘快將疫情消除, 統治者不僅在人力物力上給予大力支持, 還以身作則, 在抗擊疫病親力親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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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宋史》記載, 皇佑六年(1054年), 首都開封發生了疫病, 當朝皇帝宋仁宗聽說太醫院配置藥方需要犀牛角這一味藥, 就命太監找出自己珍藏許久的兩隻犀牛角, 命人交給太醫院配藥。

這兩隻犀牛角是宋仁宗的私人財物, 其中一隻還是非常寶貴的通天犀。 身邊的侍從認為這種通天犀很難找到, 宮裡人都拿它當寶貝, 希望皇帝能夠留著自己用。

宋仁宗卻說, 對於一個帝王來說, 最寶貴的是老百姓的安危, 自己怎麼能把這個物件當成寶貝而不管老百姓的安危呢?於是就命人將犀牛角摻入藥中救濟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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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 宋仁宗還命令翰林醫官院挑選醫術高明的醫療人員趕赴疫區, 親自為病人診斷病情, 免費提供醫藥, 以防窮苦的患病百姓貽誤病情。

除了皇帝, 各級官員在面對疫情時也是積極應對, 向百姓免費派發藥品食物等救濟品, 成了實際上的“公費醫療”。

卓有遠見的王安石還曾經指出, 人口過於密集是造成疫病流行的重要原因, 因此, 在疫病流行時, 應該採取必要的隔離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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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 每逢疫病流行, 朝廷擔心災民衣食無著, 都要在公開場合向廣大災民施粥賑災, 規定每天向成人提供一升免費粥, 小孩減半。 王安石認為, 這麼做雖然救濟了災民,

但也造成了人口過於集中, 加劇了疫病傳播。

王安石建議把施粥改成舍米, 讓災民按配額把米領回家, 自己熬粥來喝, 這樣就減少了人口聚集, 從而防止了疫病流行。

除了官方機構, 一些地主鄉紳和富人群體也熱衷於“慈善事業”, 在疫病流行的時候主動捐錢捐物, 協助各級官員抗擊疫病, 免費向廣大災民提供醫藥食品和住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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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富豪甚至捐出自己的房屋, 作為隔離病人的場地。 據《宋史》記載, 當時的富豪“出力為席屋, 一夕成二千五百間, 並灶器用皆具”, 意思是這些富豪不僅出錢蓋好了房間, 還為隔離病人提供了鍋碗瓢盆等生活用品, 想的非常周到。

總之, 在疫病面前, 兩宋時期舉國動員, 為百姓提供了有效的醫療服務,

有效緩解了疫病帶來的破壞, 維持了社會秩序, 保持了社會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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