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是中國歷史上最不自由的時代。
滿族人以一個部落的力量在東北興起。
在滿族人內部，
傳統部落軍事民主制度逐漸被努爾哈赤的獨裁代替；在八旗設立以後,每一個旗的旗民都是旗主的奴隸,而所有的八旗都是努爾哈赤和他子孫的奴隸；漢軍和包衣,都是奴隸之下的奴隸；漢人和百姓，
甚至還不夠資格做奴隸。
中國從秦始皇以後,政府和內廷， 基本上是平行的內外兩個單位。 政府官員並不是皇帝的私人奴僕。 漢唐朝廷都坐而論道， 大臣們都有座位；宋朝以後,宰相必須站著回話；明朝十分專制， 朝廷之上動輒以廷杖懲罰官員——但是， 大臣還是坐著和皇帝對話的。 只有在清朝廷上,舉朝匍匐跪拜， 人人口稱“奴才”——這是一個皇權最淩辱官員的時代， 更不要說淩辱一般的百姓了。 三百年來， 在這種統治氣氛之下,一般百姓， 甚至士大夫,其自尊心都已經被斫喪殆盡。
清兵入關以後， 八旗的作戰能力有很大的改變。 在關外時,他們是部落兵的編制， 王子們是將帥， 所有的部落男丁都是戰士， 旗營的戰鬥力相當強。 入關以後， 打了幾次內外戰爭,旗營能征善戰的戰士們折損不少。 更重要的是， 八旗男丁出生以後就有糧餉， 一輩子由國家養著；在作戰時， 八旗的精銳先讓漢兵衝鋒陷陣， 打得差不多的時候， 旗營才出動。 到了這個地步， 旗營戰士相當於貴族， 平時養尊處優， 打仗時也不是在前線冒險， 長久以後旗營戰鬥力當然衰弱了。 八旗子弟猶如富貴紈絝， 訓練也並不嚴格， 兩三代以後， 到康熙晚年旗營的作戰能力已經不足稱道了。
清朝的建制軍， 號為綠營,大部分是繼承明代的衛所體制，
綠營平時既是二等部隊， 再加上清皇室對於漢人並不信任， 所以這些綠營的名額常常不足。 一旦有事， 命將出師， 帶兵的軍官不得不臨時招募添補缺額,正所謂“驅市人為兵”， 怎麼會有強大的戰鬥力呢？嘉慶、道光以後， 綠營更不如以前。 所以， 平定川楚教案和太平天國,有不少鄉勇擔任戰鬥任務， 立了戰功， 才將他們編入綠營的編制。
整體說來， 清代中國人口從差不多兩億逐漸增加到四億多,而旗營和綠營的編制， 總數不過百萬餘眾。 這麼大的國家， 有這麼多的人口， 而只有這麼一丁點的常備軍， 而且訓練裝備都很不足。 等到清代晚期， 內亂外患紛至遝來， 那時的中國根本是一個沒有國防的國家。
清廷延續明朝的科舉制度,也接下明朝留下的傳統。 科舉制度以八股取士， 只考“四書”， 而且“四書”的解釋以朱熹注為主體。
清政府從一開始就對中國儒生的批判時政十分戒備。 他們一方面羅致人才， 以高官厚祿收買人心；另一方面又興起文字獄， 壓制漢人的民族主義。 於是,一切檢討政治制度,或者對當時事務的議論， 都不是皇室所願見的。 呂留良、金聖歎等案件， 都是殺頭的罪名。 在壓力之下， 雖然還有些人不求仕進， 仍舊致力於經世濟時的討論， 但大多數的儒生都慢慢退縮到安全地帶， 有的從事于經學的研究,有的專心做八股文章。到了清朝末期，國勢日衰，才有常州學派興起，重視經世之學。更後才有以“今文學派”的名義借古說今，例如康有為的《大同書》等。當然，清朝晚年的洋務和維新之學大興，終於將中國帶入近代的世界。
乾隆晚年，馬嘎爾尼使團來華時，因為和珅的阻擋，他們許久沒有得到覲見皇帝的機會，後來又延長了他們在華停留的時間。這一個英國使團，包含了許多測量和調查人員，實際上是一個國情調查團。他們回去以後，向英國政府報告：這麼龐大的清帝國，實際上組織非常鬆弛，幾乎沒有國防，軍隊的裝備只配稱為儀仗隊，而不是作戰隊伍。
到鴉片戰爭時，當年隨團來華的一個兒童，此時已經是英國國會的議員了。此人堅決主張英國應當對中國強硬，因為中國是沒有國防的國家，而且中國的宮廷和官員，對世界上發生的事情完全懵懂無知。
到了清末，既有太平天國之亂，又有義和團運動，這兩次老百姓的“起事”，都是在國家面臨危亡之際。他們提出一些自己的理想，希望用“民間的力量”改變中國的困局。可是，無論是太平天國還是義和團，他們提出的訴求都不可能真正改變中國的困局。
康有為提出的《大同書》，確實依據中國文化中的理想國，規劃了一個大同之世，其內容和西方的空想社會主義有相當雷同之處。可是，這一個思想的根源，還是從中國傳統中引申出來的。
中興名臣曾國藩、李鴻章、張之洞等人,著實努力進行的洋務運動，則是從器物上學習西方——這三人都沒有提過，要從中國文化本身進行徹底的改造。不少人，包括康有為、梁啟超，努力推動君主立憲的改革；另一方面，孫中山等人提倡現代的革命。辛亥年10月10日，武昌革命那一聲槍聲，斷送了兩千年的帝制，終於將中國帶出了傳統，帶進了現代的世界。
相對於封閉而散漫的清帝國，歐洲的發展在17世紀以後，卻是走了完全不同的方向，為歐洲發展打下了重要的基礎。
歐洲啟蒙時代，許多學者開拓了現代科學的基礎。同時，也有許多技工借用新知識，發明了工業生產工具——蒸汽機的發明就是最重要的例證之一。歷史上，總以為瓦特是蒸汽機的發明者，其實與他同時，已經出現了好幾種不同模式的蒸汽機，瓦特只是作了最好的改良。
這些新的工業資源本身，既代表了無窮的財富，也代表了國家之間努力爭奪的項目。這個工業革命以後產生的掠奪力量，使歐洲的霸權處處橫行。
在歐洲列強爭奪資源和市場時，國與國之間的鬥爭也非常激烈。戰爭的武器隨著機器的發明，一天比一天更具有破壞性和殺傷力。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美國的威爾遜總統提出“國際聯盟”的觀念，以其作為世界各國的共同組織，希望一切國際間的矛盾和問題都可以在“國聯”的架構下，經過國際公法的觀念得到和平、合理的解決。
歐洲為主體的近代世界，在17世紀以來的三百年間，有了非常迅速而巨大的改變。相對於清朝統治下中國將近三百年的閉關和停滯，西方國家卻創造了現代文明，中國就遠遠地落在後面了。
有的從事于經學的研究,有的專心做八股文章。到了清朝末期，國勢日衰，才有常州學派興起，重視經世之學。更後才有以“今文學派”的名義借古說今，例如康有為的《大同書》等。當然，清朝晚年的洋務和維新之學大興，終於將中國帶入近代的世界。乾隆晚年，馬嘎爾尼使團來華時，因為和珅的阻擋，他們許久沒有得到覲見皇帝的機會，後來又延長了他們在華停留的時間。這一個英國使團，包含了許多測量和調查人員，實際上是一個國情調查團。他們回去以後，向英國政府報告：這麼龐大的清帝國，實際上組織非常鬆弛，幾乎沒有國防，軍隊的裝備只配稱為儀仗隊，而不是作戰隊伍。
到鴉片戰爭時，當年隨團來華的一個兒童，此時已經是英國國會的議員了。此人堅決主張英國應當對中國強硬，因為中國是沒有國防的國家，而且中國的宮廷和官員，對世界上發生的事情完全懵懂無知。
到了清末，既有太平天國之亂，又有義和團運動，這兩次老百姓的“起事”，都是在國家面臨危亡之際。他們提出一些自己的理想，希望用“民間的力量”改變中國的困局。可是，無論是太平天國還是義和團，他們提出的訴求都不可能真正改變中國的困局。
康有為提出的《大同書》，確實依據中國文化中的理想國，規劃了一個大同之世，其內容和西方的空想社會主義有相當雷同之處。可是，這一個思想的根源，還是從中國傳統中引申出來的。
中興名臣曾國藩、李鴻章、張之洞等人,著實努力進行的洋務運動，則是從器物上學習西方——這三人都沒有提過，要從中國文化本身進行徹底的改造。不少人，包括康有為、梁啟超，努力推動君主立憲的改革；另一方面，孫中山等人提倡現代的革命。辛亥年10月10日，武昌革命那一聲槍聲，斷送了兩千年的帝制，終於將中國帶出了傳統，帶進了現代的世界。
相對於封閉而散漫的清帝國，歐洲的發展在17世紀以後，卻是走了完全不同的方向，為歐洲發展打下了重要的基礎。
歐洲啟蒙時代，許多學者開拓了現代科學的基礎。同時，也有許多技工借用新知識，發明了工業生產工具——蒸汽機的發明就是最重要的例證之一。歷史上，總以為瓦特是蒸汽機的發明者，其實與他同時，已經出現了好幾種不同模式的蒸汽機，瓦特只是作了最好的改良。
這些新的工業資源本身，既代表了無窮的財富，也代表了國家之間努力爭奪的項目。這個工業革命以後產生的掠奪力量，使歐洲的霸權處處橫行。
在歐洲列強爭奪資源和市場時，國與國之間的鬥爭也非常激烈。戰爭的武器隨著機器的發明，一天比一天更具有破壞性和殺傷力。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美國的威爾遜總統提出“國際聯盟”的觀念，以其作為世界各國的共同組織，希望一切國際間的矛盾和問題都可以在“國聯”的架構下，經過國際公法的觀念得到和平、合理的解決。
歐洲為主體的近代世界，在17世紀以來的三百年間，有了非常迅速而巨大的改變。相對於清朝統治下中國將近三百年的閉關和停滯，西方國家卻創造了現代文明，中國就遠遠地落在後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