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中國企業家：當你奔向世界首富，請多瞭解一些商業文明｜大視野

秦朔／文

3月13日寫了《王亥之死：中國商人何時走出3800年的宿命》的悲情故事。這一期，我會從商業文明的角度，梳理美國最具代表性的一些企業家的脈絡，特別是今天的世界首富比爾·蓋茨“善做慈善”的案例，用企業家精神廓清商業的天空，對沖商人的悲情。

企業家的名字在哪裡？

人類的生產力，從遠古到近代發展得相當緩慢，一直到18世紀的工業革命。產權保護、科學發現和技術發明、市場機制，同頻合拍，拉開了經濟大爆發的序幕。如果以詹姆斯·瓦特1776年造出第一台具有實用價值的商業化的蒸汽機、人類進入“機器時代”算起，

近現代意義的商業文明剛剛240年。

地球有幾十億年壽命，那在漫長歲月中積蓄的礦產能源，久久沉寂著。一旦被科學的突破、發明與創新、公司的冒險家們所引爆，其所激發的景象，就如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所寫的， “自然力的征服，機器的採用，化學在工業和農業中的應用，輪船的行駛，鐵路的通行，電報的使用，整個大陸的開墾，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術從地下呼喚出來的大量人口——過去哪一個世紀能夠料想到有這樣的生產力潛伏在社會勞動裡呢？”

瓦特的蒸汽機被廣泛視為工業革命的標誌。但其實，工業革命遠不是靠一個發明就能實現的，而需要多種因素支援，比如資本。 1600年成立的東印度公司在1750年到1800年從印度掠奪了1億到1.5億英鎊的金幣，

這些資本支撐了英國對新技術特別是蒸汽機和紡織技術的投資。經濟史家克寧漢、其他基金會和企業。大家都投入資源，並說服一些傳統捐助國政府支持Gavi。然後以政府承諾為抵押，加上世界銀行的背書，在資本市場上發行“疫苗債券”，以此籌集專案資金。為提高受援國的主人翁意識， Gavi要求他們也根據國力出資，分擔成本。很多受援國由於經濟發展，目前已經“畢業”，可以100%自主承擔配套資金。這種做法，保證了資金的可預期性和長期性。

調動企業

藥企研發新藥，一般要投入10億美元左右。如果市場需求不可預測，很少有企業願意投入。 Gavi給所有疫苗企業一個保證：只要你生產，我就購買。

Gavi以肺炎疫苗來試點，整合70多個國家的需求形成規模效應，捐贈國長期承諾，確保滿足可預測的需求，以每支3.5美元的低價進行採購，保證產品出路。通過這樣的方式， Gavi把三項優先疫苗（五價聯合疫苗、肺炎球菌、輪狀病毒疫苗）的人均免疫成本從2010年的35美元降低到2014年的22美元。 2014年， Gavi的73個受援國都已經推出五價聯合疫苗，包括海地、緬甸、索馬里、南部蘇丹等一直被認為不可能的地方。

需求分配

Gavi把所有國家按國民收入分為三類：最窮國不用出錢，第二類國家要負擔3.5美元成本中的1.5美元，第三類國家可以以3.5美元的成本價購買疫苗。

疫苗送達

許多貧困區域的電力供應不穩定，沒有冰箱、冰櫃等冷鏈設備。 Gavi投資研發和推廣創新技術，蓋茨投資的一家技術公司研發了一種超絕緣製冷技術，

免費轉讓給中國澳柯瑪公司，製造出一款名為Arktek的疫苗保存箱。保存箱使用冰排製冷，無需插電，能使箱內部溫度保持0-10攝氏度一個月之久。目前已經在非洲和印度使用，幫助那些住在不通電、沒有路的地區的孩子解決問題。

到目前為止， Gavi已經幫助全世界的5.8億兒童接種了疫苗，避免了數百萬孩子死亡。

20多年前，比爾·蓋茨和梅琳達到非洲看野生動物，卻被另一個場景所震驚：非洲兒童正被痢疾、肺炎和瘧疾奪去生命。 “非洲兒童之所以喪命是因為貧窮。對於我們來說，這是世界上最不公平的一件事情。 ”

窮人孩子想要獲得疫苗，可家庭無法負擔相應費用，市場不起作用。 “但這一點讓我們的工作有了一個切入口。

如果我們能夠建立一個購買基金讓製藥公司擁有足夠多的客戶，那麼這些公司就會因為市場激勵的存在來研製、生產疫苗。 ”“這就是慈善的魔力。因為慈善不需要財務回報，所以慈善能夠達成商業所不能做到的事情。但是慈善的力量也是有限的——在需求得到完全滿足之前資金就可能枯竭了。這也是為什麼要想產生可持續的改變，企業和政府必須發揮相應作用。 ”蓋茨基金會不是東一榔頭西一棒地捐助，而是將捐助作為催化劑， “用它來構建一個合作夥伴的生態系統”，用這個系統來應對未來的挑戰。

這就是企業家在花錢方面的方式和貢獻。

如同比爾·蓋茨所說的，企業家是樂觀主義者，對未來充滿期待，願意承擔一定風險，總想走的快一些；他們迫不及待地行動，想到就去做；他們總是讓生意運轉良好，這樣才能做更多的事：孩子的需要，老人的需要，特殊的需要，不僅惠及富人也惠及窮人的技術創新，等等。

蓋茨夫婦在2017年的公開信中這樣展望未來：小兒麻痹症將很快成為歷史。我們在有生之年將得見瘧疾被根除；再沒有人會因為愛滋病而死亡；患結核病的人將減少；世界各地的孩子都將營養充足；發展中世界的兒童死亡將變得和富裕國家一樣少見。我們不確定這些事件究竟哪一天會到來，我們不知道這些事件將來發生的先後順序，但我們有一件事是確定的：未來將會讓悲觀主義者感到驚訝。

240年過去了，19世紀的後半個世紀以及20世紀，都是美國企業家的世紀。當中國成為全球最大經濟體已經不再遙遠之時，中國的商人、首富、企業家們有沒有考慮過，如何把社會的期望置於更加重要的位置？企業家可以做什麼？企業家應該怎麼做？什麼是企業家的遠大前程？

比爾·蓋茨說，他做慈善並沒有宗教方面的原因，“是為了人類的尊嚴和平等。人生而平等，我們希望別人怎麼對待自己，就應該怎麼對待別人”。

不是所有商業活動都有可能進化成文明。有普世意識並付諸實踐的企業家，才是商業文明和社會進步的推動者。

參考文獻：

《公司的起源與東印度公司》，杜君立

《論十九世紀末美國大企業家群體的形成》，陸月娟

《其實我做的不是你理解的慈善》，李一諾

「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

對未來充滿期待，願意承擔一定風險，總想走的快一些；他們迫不及待地行動，想到就去做；他們總是讓生意運轉良好，這樣才能做更多的事：孩子的需要，老人的需要，特殊的需要，不僅惠及富人也惠及窮人的技術創新，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