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健君(1919—1968), 甘肅榆中縣小康營人。 1919年出生于一個農民家庭。 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 日寇發動了蓄謀已久的全面侵華戰爭, 全國人民的抗日救國0震撼著隴原大地。
健君同志在延安學習一年多, 懂得了更多的革命哲理, 進一步堅定了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終生的信念。 畢業後, 他被分配到甘肅工委工作。 1939年春天, 甘肅工委派高健君和魏子義同志到徽縣做黨的地下工作。 被派往伏家鎮小學任教, 以小學教員身份為掩護, 與該校校長山炯堂、教員葛維西、范連元等同志, 發動師生員工, 開展抗日救亡活動, 組織宣傳隊伍, 宜傳我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
健君同志根據甘肅工委的決定, 迅速組建中共徽縣縣委。 為了正確領會和貫徹黨的“精幹隱蔽, 積蓄力量, 等待時機”的地下工作方針, 他與同志們一道研究., 充分運用有利條件, 積極開展了統一戰線工作, 在當地黨、政、軍、團各界中, 團結爭取了一批進步人士, 並指派地下黨員通過合法手段, 打入國民黨、三青團組織和教育、財經等部門的領導層。 他的這些指導和安排, 為隴南黨的地下組織的鞏固和發展, 為後來建立革命武裝,
1945年, 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結束不久, 西北局和甘肅工委就派健君同志來徽縣傳達大會精神, 落實甘肅工委關於整頓組織、加強黨員教育、放手發動群眾、發展黨的組織、建立武裝力量的指示。 通過長期艱苦工作, 取得了重大成績。 到1949年初, 一些鎮和部分縣自衛大隊的敵偽地方武裝力量被我爭取過來, 接受地下黨組織領導, 為人民解放事業服務。 還相繼改造了幾股土匪武裝, 使其棄暗投明, 回到了人民中間。
1948年底, 根據全國解放戰爭形勢的發展,
行將崩潰的敵人, 懾於人民革命形勢的發展, 於1949年7月拼湊起一個“黨政軍聯防委員會”。 7月26日, 敵徽縣縣長兼自衛大隊隊長胡晉一, 率自衛隊和特務百余人, 對我地下黨活動中心地區伏家鎮進行了重點圍側, 殺害和打傷群眾多人。 8月24日, 胡晉一與胡宗南一軍軍長陳鞠旅密謀,
1948年8月7日, 健君同志根據天水地委的指示, 在北山主持召開了隴南工委會議, 決定進行武裝突圍。 9月26日在駱駝口與敵軍激戰一個多小時, 終於突破了敵人的-線, 率領遊擊隊在夭水縣李子園, 與南下的解放軍會師。年底前,地下黨組織配合解放大軍,先後解放了徽縣、成縣和兩當等縣。
從1939年到1949年整整十個年頭,高健君同志在隴南山區進行了艱苦卓絕的地下鬥爭。由於他那始終不渝的革命信念,勇於進取的革命精神和踏實細緻的工作作風,為隴南地下黨組織的建設和武裝工作的創立作出了重大貢獻。
全國解放後,健君同志奉調到甘肅省委工作,先後任省委組織部副部長、省委書記等職。地位變了,環境變了,但他始終保持了地下工作時期養成的艱苦樸素、深入實際、聯繫群眾、勤奮工作的優良品質和作風。他長期分管黨群工作,為甘肅的政權建沒和黨組織建設做出了應有的貢獻。他一貫堅持黨性原則,在黨內不搞親親疏疏、拉拉扯扯,對同志不論是領導幹部還是一般幹部,都能襟懷坦白,以誠相見,平易可親。他經常深入地、縣瞭解情況,搞調查研究。1960年,由於三年大旱和工作中的失誤,甘肅農村出現了嚴重的困難,幾百萬群眾處在饑餓線上,健君同志急群眾所急,想群眾所想,先後到了二、三十個縣,深入農村,幫助縣社領導解決群眾的生活問題,和群眾一起渡過難關,深受群眾讚揚。他下鄉回到機關,經常晚上工作到十二點鐘以後才回家休息。在個人生活方面,他嚴格要求自己。1954年,他任省委書記後,組織上配給他一輛“華沙”小轎車。他一直座到“文革”時期。這中間組織上幾次提出給他換車,他都不要。他從來不讓自己的愛人和孩子乘坐配給他工作的轎車。他下鄉檢查工作,不讓地、縣和基層的同志特殊招待。1961年困難時期,他到武威下雙公社搞了兩個多月的調查,除自己的每月27斤口糧定最外,和群眾一起吃乾菜、同甘共苦,當地基層幹部和群眾深為感動那時牛活條件比較艱苦,但他積極樂觀,和省委機關同志一起共渡難關,每週總要來機關食堂和大家同桌吃幾次飯,體察幹部生活情況,加深領導和同志們之間的感情。健君同志的這些優良品質和作風,給同志們留下深刻的印象。
“文革”期間,健君同志由不理解到思想上抵制,直到被批鬥和關押,他沒有承認強加在他頭上的種種罪名,也沒有千出任何一件違心的事。在他去世前的七天“突擊審訊”中,毅然堅持了一個共產黨員應有的革命氣節,始終沒有向林彪、-一夥屈服,沒有寫出什麼“檢討”之類的材料,當然,高健君同志不可能是完人,五十年代後期,因當時黨內“左”的錯誤影響,省二次-會後,在他參與主持反右派和反右傾鬥爭中,也錯誤的批判了一些堅持實事求事的好同志。但當他後來認識到這些錯誤時,就堅決按中央指示辦,對省二次-會以後錯定的“右派”和錯誤批判了的同志,全部進行了甄別平反,重新安排了工作。
高健君同志的一生,是一個忠誠的革命戰士的一生。他那為人正直、不居功、不誘過、更不以權謀私,辛勤工作的高尚品格,始終是我們學習的榜樣。我們永遠尊敬他、懷念他。他離開人世時,連老伴和孩子也沒看上一眼。他的冤案,於1978年在黨中央和甘肅省委的關懷下做了公開平反昭雪。當前我們正在遵循十三大的精神,加快和深化改革,沿著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闊步前進,我們一定學習和發揚高健君同志光明派落、廉潔奉公的好思想、好作風,在新的形勢下,時刻記住自己是一個共產黨員,始終保持革命晚節,為黨和人民無私奉獻自己的力量。
(文章摘自《蘭州人物選編》)
與南下的解放軍會師。年底前,地下黨組織配合解放大軍,先後解放了徽縣、成縣和兩當等縣。從1939年到1949年整整十個年頭,高健君同志在隴南山區進行了艱苦卓絕的地下鬥爭。由於他那始終不渝的革命信念,勇於進取的革命精神和踏實細緻的工作作風,為隴南地下黨組織的建設和武裝工作的創立作出了重大貢獻。
全國解放後,健君同志奉調到甘肅省委工作,先後任省委組織部副部長、省委書記等職。地位變了,環境變了,但他始終保持了地下工作時期養成的艱苦樸素、深入實際、聯繫群眾、勤奮工作的優良品質和作風。他長期分管黨群工作,為甘肅的政權建沒和黨組織建設做出了應有的貢獻。他一貫堅持黨性原則,在黨內不搞親親疏疏、拉拉扯扯,對同志不論是領導幹部還是一般幹部,都能襟懷坦白,以誠相見,平易可親。他經常深入地、縣瞭解情況,搞調查研究。1960年,由於三年大旱和工作中的失誤,甘肅農村出現了嚴重的困難,幾百萬群眾處在饑餓線上,健君同志急群眾所急,想群眾所想,先後到了二、三十個縣,深入農村,幫助縣社領導解決群眾的生活問題,和群眾一起渡過難關,深受群眾讚揚。他下鄉回到機關,經常晚上工作到十二點鐘以後才回家休息。在個人生活方面,他嚴格要求自己。1954年,他任省委書記後,組織上配給他一輛“華沙”小轎車。他一直座到“文革”時期。這中間組織上幾次提出給他換車,他都不要。他從來不讓自己的愛人和孩子乘坐配給他工作的轎車。他下鄉檢查工作,不讓地、縣和基層的同志特殊招待。1961年困難時期,他到武威下雙公社搞了兩個多月的調查,除自己的每月27斤口糧定最外,和群眾一起吃乾菜、同甘共苦,當地基層幹部和群眾深為感動那時牛活條件比較艱苦,但他積極樂觀,和省委機關同志一起共渡難關,每週總要來機關食堂和大家同桌吃幾次飯,體察幹部生活情況,加深領導和同志們之間的感情。健君同志的這些優良品質和作風,給同志們留下深刻的印象。
“文革”期間,健君同志由不理解到思想上抵制,直到被批鬥和關押,他沒有承認強加在他頭上的種種罪名,也沒有千出任何一件違心的事。在他去世前的七天“突擊審訊”中,毅然堅持了一個共產黨員應有的革命氣節,始終沒有向林彪、-一夥屈服,沒有寫出什麼“檢討”之類的材料,當然,高健君同志不可能是完人,五十年代後期,因當時黨內“左”的錯誤影響,省二次-會後,在他參與主持反右派和反右傾鬥爭中,也錯誤的批判了一些堅持實事求事的好同志。但當他後來認識到這些錯誤時,就堅決按中央指示辦,對省二次-會以後錯定的“右派”和錯誤批判了的同志,全部進行了甄別平反,重新安排了工作。
高健君同志的一生,是一個忠誠的革命戰士的一生。他那為人正直、不居功、不誘過、更不以權謀私,辛勤工作的高尚品格,始終是我們學習的榜樣。我們永遠尊敬他、懷念他。他離開人世時,連老伴和孩子也沒看上一眼。他的冤案,於1978年在黨中央和甘肅省委的關懷下做了公開平反昭雪。當前我們正在遵循十三大的精神,加快和深化改革,沿著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闊步前進,我們一定學習和發揚高健君同志光明派落、廉潔奉公的好思想、好作風,在新的形勢下,時刻記住自己是一個共產黨員,始終保持革命晚節,為黨和人民無私奉獻自己的力量。
(文章摘自《蘭州人物選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