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卓雖然已死， 但人們對於他的仇恨卻沒有迅速消失。 憤怒的長安市民們將董卓肥胖的屍體拋棄在鬧市並插上燈芯以點燃， 由此而製作了這麼一盞恐怖的人體蠟燭。 董卓的親人， 包括他九十歲的母親和十五歲不到的孫女， 都被政府軍所殺害。 事後袁隗的學生和部下為了替自己的老師、長官報仇， 也同樣將董卓家人的屍體一一焚毀。 其餘阿附董卓的官僚， 也大多被審判處死， 一時間親董一派在長安幾乎被清洗殆盡， 一個由王允和並州軍事集團聯合執掌權的新政府就此誕生了（儘管籍貫為並州，
比較令人可惜的是蔡邕很不幸地替董卓殉了葬， 原因竟然只是他對董卓的死亡發表了一些文學家特有的同情。 王允不顧眾人反對而下令處死蔡邕， 而儘管最後時刻他有想更改決定， 但蔡邕本人卻已經死亡。 王允的這一行為充分暴露了他自身的一些缺陷：剛愎自用、追求暴力、優柔寡斷。 儘管這些缺陷有幫助他成為一個著名的人物， 但不久後他便要為此而付出沉重的代價。
董卓雖然已經死亡， 但涼州軍事集團本身卻沒有受到太多影響， 尤其是董卓生前在長安與洛陽之間部署了三大軍團和一些小股軍隊以防範袁紹等人（事實證明這基本是多餘的，
顯然有人對王允提出了一個十分可行的建議， 那就是重新啟用皇甫嵩去東方收編、統帥董卓的遺產， 因為皇甫嵩本人在軍隊中擁有崇高的威望並且本身便是涼州人。 但出於我們無法知曉的考慮， 王允拒絕了這個建議， 結果事情就這樣被拖延了下來。
接下來發生的事情似乎更堅定了王允準備對涼州軍隊採取強硬措施的信心：董卓的女婿，
正是在這種思想的支配下王允至始至終沒有下達對涼州軍隊的特赦令， 但即便如此， 猶豫不決的性格又讓王允沒有採取武力手段逮捕軍方的那些人物， 他可能認為所有人都會像董卓的女婿一樣因為恐懼而逃亡，
以司法力量解決軍隊問題， 這種想法在今天看來很天真， 但放在哪怕是兩個世紀前的中國乃至世界很多地區都並不算什麼稀奇事， 因為冷兵器時代的軍隊、民兵、員警甚至家庭保鏢在武器裝備上並沒有質的區別， 只要人數和理由恰當， 王允的想法完全可以付諸實踐。 但現在的問題就是他和他的敵人們在人數上的對比相差太遠了， 而且這並不僅僅是體力上的差距， 同樣也包括智力上：十幾萬的涼州軍隊不可能都是董卓女婿那樣的人物， 而只要有人發現了王允在軍事力量上的弱勢而對長安發動攻擊， 那形勢就將很快被逆轉。
這個人不幸地出現了， 他的名字叫賈詡， 涼州人， 當時在涼州軍隊中擔任高級長官職務， 但這實際上只是一個榮譽任命， 因為他本人從來都不是、以後也沒有成為一名軍人。 就已有的資料看， 賈詡可能算是整個三國時代最出色的謀略家， 所以他很快便看出了王允政府所面臨的窘境並阻止了涼州軍隊的集體潰散。
在涼州軍方的大部分高級將領都已遇害或者被王允扣押的情況下， 賈詡成功說服了幾位能力出眾的中級軍官而發起了對長安的進攻行動， 他們中最為有威信的人物分別是李傕、郭汜和樊稠。 賈詡對他們說道：“現在各位要是倉皇逃跑， 那麼一個最低級的司法人員便可以將你們逮捕歸案， 與其這樣， 倒不如集結所有軍隊向王允發起攻擊，為董卓先生報仇，如果失敗了再逃跑也不遲。”
後來的歷史證明賈詡並不是一個野心家，他足智多謀卻從不將自己的智慧用在獲取財富或者權力上，所以若不是王允不肯寬恕涼州軍方的人物，則賈詡大概也不會策劃這麼一次反動的戰爭。但既然自己的生命已經遭到了威脅，賈詡也就不再顧及所謂的正義與道德了：性命才是最重要的。
政府的軍隊主要有三部分，首先是呂布率領的並州軍事集團，這是王允政權的支撐力量；其次是之前臣服于董卓的那些非涼州集團的政府軍（包括那位同時打敗過曹操和孫堅的那位來自幽州的將軍）；最後則是小部分投降王允的涼州軍隊（包括那位在與孫堅戰鬥中被呂布出賣的涼州軍將領）。
戰爭開始後王允有派遣兩位原涼州集團的將領前往說服李傕等人退兵，但他驕傲地對這二人表示了極大的不尊重，最後直接導致了他們投降了敵人。隨後那位戰勝過曹操和孫堅的將領在人數極度劣勢的情況下陣亡在了戰場，最後，包括呂布在內的所有並州軍隊也被完全擊潰，慌亂中呂布高聲呼喊王允請他與自己一起逃向東方，但王允拒絕了這番好意，他表示絕不離開年幼的皇帝而當逃兵，最後呂布不得不帶領少數幾個隨從突圍出了長安城——臨行前，他還不忘將董卓的頭顱掛在了自己的戰馬上。
（董卓的腦袋就是這樣被呂布帶著到處去“炫耀”去了）
王允隨後和皇帝一起被涼州軍隊包圍在了城中，最後自己則被敵人所逮捕。這時的李傕等人並沒有立即處死他，因為他們有顧忌對方在長安北面佈置的兩名地方長官會發動群眾以進攻他們。將兩名親信安插在這兩個重要位置，這大概是王允在執政後做的唯一正確的一個決定，只可惜他所托非人。當涼州軍隊攻破長安後，兩名長官中的一個很快投降了李傕，這就使得另一位失去了足夠的依靠，所以最後也只能放棄反抗——他們最後都和王允一起被處死了。
很相似的情況是，當董卓剛剛進入洛陽並開始獨裁統治時就已經有人建議袁紹對其發起進攻，未果；隨後又有人建議當時正在長安統兵的皇甫嵩對其發起進攻，也沒被採納；現在長安北面的這兩位官員也放棄了對李傕等人的進攻。這三起看似相互孤立的事件實際上凸顯了一個重要的問題，那就是儘管帝國已經確實分裂，但人們還無法找到一個新的偶像來替代第二漢王朝的皇帝，所以任何對控制皇帝的人發起的挑戰都將被認為是非法而不道德的。
正是出於這樣的一種心理，皇甫嵩在拒絕對董卓發起進攻的同時發表了自己很明確的看法：“董卓獨裁當然不對，但你現在攻擊他也是無理，不如向皇帝稟報他的罪刑，怎麼處理就不是我們的職責了。”皇甫嵩的這番話幾乎是一個笑話，因為按照當時的情況，向皇帝稟報等於就是向董卓稟報，但是他就是這樣表態的。
其實早在西元185年張角被平定、皇甫嵩威望如日中天的時候便有人秘密採訪了他並向其提議以武力討伐宦官集團（參考韓遂試圖說服何進做同樣的事情，《劍橋三國史》第五講），皇甫嵩拒絕了這一建議。那時候的皇甫嵩是什麼樣的人，現在也是什麼樣。
同樣出於不敢對皇帝權威發起挑戰的想法，袁紹希望能通過擁立劉虞為皇帝來解決這一困境，但劉虞本人更不想充當這個角色，所以最後的結果就只能是大家一邊反對董卓，一邊仍然尊奉董卓手上的皇帝，以至於袁紹等人仍然以董卓授予的官職而自稱，全然不顧自己已經是對方通緝的要犯，因為在他們看來董卓給的好處是皇帝給的，而通緝卻不是——他們就是如此“忘恩負義”地對待董卓的。
唯一在血統和爵位上具備挑戰皇權的人可能是陳國的諸侯王劉寵，此人是第二漢王朝第二位皇帝的直系子孫。劉寵本人具有良好的軍事素養，他曾經在公開的射箭比賽中保持了十射十中十環的記錄；與此同時劉寵曾被舉報有圖謀皇位的嫌疑，但此案最終不了了之。黃巾起義時劉寵很成功地控制了自己的王國並吸收了十幾萬難民，這讓他的實力大為增加。而董卓專權後劉寵也自稱為“輔佐漢王朝的大將軍”並出兵到了陽夏（今天的開封附近，曾是中國第一個君主王朝夏王朝的首都）。
劉寵的這些行為無疑是在向世人證明自己在家族中的重要地位，而放在平時這種行為其實無異於謀反——或許這確實就是劉寵的目的。不過他的舉動完全沒有得到袁紹等人的回應，很顯然，大家並不願意讓一個如此強勢的諸侯王做君主，尤其是在所有人都已經放棄與董卓爭奪中央權力的情況下。我們甚至可以這樣理解：現在袁紹等人需要的恰恰是一個混亂的社會，只有這樣他們才能夠順利填補由第二漢王朝衰敗所帶來的權力真空。
沒有人打算真正效忠帝國了，這是一個真正屬於軍閥的時代。
原標題：《劍橋三國史·第十一講 短暫的王允政府》倒不如集結所有軍隊向王允發起攻擊，為董卓先生報仇，如果失敗了再逃跑也不遲。”
後來的歷史證明賈詡並不是一個野心家，他足智多謀卻從不將自己的智慧用在獲取財富或者權力上，所以若不是王允不肯寬恕涼州軍方的人物，則賈詡大概也不會策劃這麼一次反動的戰爭。但既然自己的生命已經遭到了威脅，賈詡也就不再顧及所謂的正義與道德了：性命才是最重要的。
政府的軍隊主要有三部分，首先是呂布率領的並州軍事集團，這是王允政權的支撐力量；其次是之前臣服于董卓的那些非涼州集團的政府軍（包括那位同時打敗過曹操和孫堅的那位來自幽州的將軍）；最後則是小部分投降王允的涼州軍隊（包括那位在與孫堅戰鬥中被呂布出賣的涼州軍將領）。
戰爭開始後王允有派遣兩位原涼州集團的將領前往說服李傕等人退兵，但他驕傲地對這二人表示了極大的不尊重，最後直接導致了他們投降了敵人。隨後那位戰勝過曹操和孫堅的將領在人數極度劣勢的情況下陣亡在了戰場，最後，包括呂布在內的所有並州軍隊也被完全擊潰，慌亂中呂布高聲呼喊王允請他與自己一起逃向東方，但王允拒絕了這番好意，他表示絕不離開年幼的皇帝而當逃兵，最後呂布不得不帶領少數幾個隨從突圍出了長安城——臨行前，他還不忘將董卓的頭顱掛在了自己的戰馬上。
（董卓的腦袋就是這樣被呂布帶著到處去“炫耀”去了）
王允隨後和皇帝一起被涼州軍隊包圍在了城中，最後自己則被敵人所逮捕。這時的李傕等人並沒有立即處死他，因為他們有顧忌對方在長安北面佈置的兩名地方長官會發動群眾以進攻他們。將兩名親信安插在這兩個重要位置，這大概是王允在執政後做的唯一正確的一個決定，只可惜他所托非人。當涼州軍隊攻破長安後，兩名長官中的一個很快投降了李傕，這就使得另一位失去了足夠的依靠，所以最後也只能放棄反抗——他們最後都和王允一起被處死了。
很相似的情況是，當董卓剛剛進入洛陽並開始獨裁統治時就已經有人建議袁紹對其發起進攻，未果；隨後又有人建議當時正在長安統兵的皇甫嵩對其發起進攻，也沒被採納；現在長安北面的這兩位官員也放棄了對李傕等人的進攻。這三起看似相互孤立的事件實際上凸顯了一個重要的問題，那就是儘管帝國已經確實分裂，但人們還無法找到一個新的偶像來替代第二漢王朝的皇帝，所以任何對控制皇帝的人發起的挑戰都將被認為是非法而不道德的。
正是出於這樣的一種心理，皇甫嵩在拒絕對董卓發起進攻的同時發表了自己很明確的看法：“董卓獨裁當然不對，但你現在攻擊他也是無理，不如向皇帝稟報他的罪刑，怎麼處理就不是我們的職責了。”皇甫嵩的這番話幾乎是一個笑話，因為按照當時的情況，向皇帝稟報等於就是向董卓稟報，但是他就是這樣表態的。
其實早在西元185年張角被平定、皇甫嵩威望如日中天的時候便有人秘密採訪了他並向其提議以武力討伐宦官集團（參考韓遂試圖說服何進做同樣的事情，《劍橋三國史》第五講），皇甫嵩拒絕了這一建議。那時候的皇甫嵩是什麼樣的人，現在也是什麼樣。
同樣出於不敢對皇帝權威發起挑戰的想法，袁紹希望能通過擁立劉虞為皇帝來解決這一困境，但劉虞本人更不想充當這個角色，所以最後的結果就只能是大家一邊反對董卓，一邊仍然尊奉董卓手上的皇帝，以至於袁紹等人仍然以董卓授予的官職而自稱，全然不顧自己已經是對方通緝的要犯，因為在他們看來董卓給的好處是皇帝給的，而通緝卻不是——他們就是如此“忘恩負義”地對待董卓的。
唯一在血統和爵位上具備挑戰皇權的人可能是陳國的諸侯王劉寵，此人是第二漢王朝第二位皇帝的直系子孫。劉寵本人具有良好的軍事素養，他曾經在公開的射箭比賽中保持了十射十中十環的記錄；與此同時劉寵曾被舉報有圖謀皇位的嫌疑，但此案最終不了了之。黃巾起義時劉寵很成功地控制了自己的王國並吸收了十幾萬難民，這讓他的實力大為增加。而董卓專權後劉寵也自稱為“輔佐漢王朝的大將軍”並出兵到了陽夏（今天的開封附近，曾是中國第一個君主王朝夏王朝的首都）。
劉寵的這些行為無疑是在向世人證明自己在家族中的重要地位，而放在平時這種行為其實無異於謀反——或許這確實就是劉寵的目的。不過他的舉動完全沒有得到袁紹等人的回應，很顯然，大家並不願意讓一個如此強勢的諸侯王做君主，尤其是在所有人都已經放棄與董卓爭奪中央權力的情況下。我們甚至可以這樣理解：現在袁紹等人需要的恰恰是一個混亂的社會，只有這樣他們才能夠順利填補由第二漢王朝衰敗所帶來的權力真空。
沒有人打算真正效忠帝國了，這是一個真正屬於軍閥的時代。
原標題：《劍橋三國史·第十一講 短暫的王允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