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伊始， 一聲政治驚雷在風雲變幻的時空中炸響， 且毫無徵兆——這就是中共重要領導人張國燾脫離共產黨， 投向國民黨的政治事件。
按照慣例， 1938年的清明節也是共同祭掃黃帝之時。 國民黨中央這次派出的代表為西安行營主任、中央執監委員蔣鼎文， 而中共需有相應級別的官員陪祭。
至於中共為什麼派張國燾作代表， 尚未見到相關記載， 可能是他陝甘寧邊區政府副主席（代行主席職務）的身份所致，
張國燾那時並不忙碌， 他頗為自得地說：“我那邊區政府主席的職責， 伍修權代理得相當順手， 他很少來麻煩我。 這一切的一切， 都使我能安靜的設計走自己的道路。 ”（張國燾著《我的回憶》第3冊第430頁， 東方出版社1998年版）張國燾這次祭掃的隨行人員有他的陸秘書、警衛員張海和一個警衛班， 他們合乘一輛大卡車， 經甘泉、鄜縣、洛川到達中部縣。
4月5日清明節， 蔣鼎文會同省政府主席孫蔚如、省黨部負責人任覺伍等到達中部縣。 蔣、孫、張三人站在前排居中位置， 由蔣鼎文在黃帝陵前宣讀祭文。
祭祀儀式完畢後， 張國燾對隨行人員說：“你們先開車回延安吧， 我還要到西安去， 有事找林主席商量。 ”根據張國燾的警衛員張海回憶， 他當時很焦急地對張國燾說：“毛主席不是說了， 叫你掃完墓就回延安嗎？”然張國燾不予理睬，
蔣鼎文將這一重要情況電話報告蔣介石。蔣介石問了大概，要蔣鼎文速通知戴笠安全護送張國燾到武漢來見他。於是張國燾在特務的嚴密保護下抵達武漢。中共代表王明、周恩來、博古、凱豐、李克農聞訊後亦先後而至，苦口婆心勸導張國燾返回延安，不成。4月11日，張國燾打電報給毛澤東、張聞天：“毛、洛：弟于今晚抵漢，不告而去，歉甚。希望能在漢派些工作。”次日，毛澤東等五人聯名給張國燾發去勸告電文：
國燾同志：
我兄去後，甚以為念。當此民族危機，我黨內部尤應團結一致，為全黨全民模範，方能團結全國，挽救危亡。我兄愛党愛國，當然明察及此。政府工作重要，尚望早日歸來，不勝企盼。
弟：毛澤東、洛甫、康生、陳雲、劉少奇（轉引路海江著《張國燾傳記和年譜》第178頁，中共黨史出版社2003年版）
張國燾4月16日與蔣介石相見，毛澤東則在這天下午再次電勸，誠懇希望張早日歸來，一切事情均可商談。哪知在次日，張卻發表公開書面聲明，宣佈脫離共產黨。幾番電文往來，毛澤東知張國燾脫離中共之心已堅，乃在4月19日以中共中央名義，決定開除張黨籍。
張國燾為什麼要背叛中共呢？時任陝甘寧邊區秘書長的伍修權在其回憶錄中有所涉及：“由於統戰工作開展，林（伯渠）同志受中央委託去西安代表我黨中央進行統戰工作，邊區政府主席職務就由張國燾代理。我被任命為邊區政府的秘書長……其中也確有這麼個含意，看張國燾是否搞鬼”，“他對我也一樣，彼此互相戒備，心照不宣。張國燾對工作很不起勁，不大管事兒。”（《中共黨史資料》第2輯第192頁）
而張國燾則說：“說到抗日，這是每個中國人都應當參加的，根本不分共產黨與否。中共作為一個組織，可以與國民黨合作抗日，我單獨行動，也可以與國民黨及全國同胞合作抗日。如果沒有共產黨的種種約束，人們還可以完全站在民族大義上發揮他們的抗日力量。……尋找最近的機會離開延安。這雖是一次冒險，可是心情感到特別輕鬆。我對延安的一切已不關心，每天再三考慮的已是如何能實現我的決定。……這一次的祭禮是由國民政府特派西安行營主任蔣鼎文主祭。我以邊區政府主席的身份參加陪祭。在抗戰後的第一年，這種祭禮顯有奮發民族意識的作用，我選擇在這個時候，離開中共，雖是巧合，也富有政治意義。”
至於張國燾投向國民黨的方式和時間，蔣鼎文的回憶也有所提到：
張國燾的出奔脫離共產黨是民國二十七年四月間的事。那年中央派我主祭黃帝陵寢，中共也派代表張國燾代表中共中央陪祭。某日黎明我起身不久，忽然進來一個人，跪下向我求救，自稱是張國燾，要我保護他的生命安全。我身當方面之任，當然是義不容辭的。一面予以撫慰，一面打電報給戴雨農，由戴雨農把他接了去。（臺灣“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第9期第59頁）
5月2日，張國燾發表的《告國人書》稱：“本人於四月初自膚施到達西安時，適得讀中國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及抗戰建國綱領，認為深合國家民族之迫切需要，而其籲請全國人士共同奮鬥之至誠，亦複溢於言表，尤深感動。”張國燾認為共產黨僅是形式上改編紅軍，取消蘇維埃，實際上“保存實力，保持邊區政府與某些遊擊區域的特殊地位，以圖發展……抗日合作不過為達到此目的之宣傳手段”。這些話由他說出來，起到了對立彼方無法起到的作用。
張國燾初到西安之日，與蔣鼎文作了一番深入長談，提供了現時中共對付國民黨的相關政策和手法。
為消除張國燾出走的負面影響，中共果斷採取相應措施，毛澤東特別重申組織紀律：
（一）個人服從組織；（二）少數服從多數；（三）下級服從上級；（四）全黨服從中央。誰破壞了這些紀律，誰就破壞了黨的統一。……要避免再發生張國燾事件。（《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528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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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燾同志：
我兄去後，甚以為念。當此民族危機，我黨內部尤應團結一致，為全黨全民模範，方能團結全國，挽救危亡。我兄愛党愛國，當然明察及此。政府工作重要，尚望早日歸來，不勝企盼。
弟：毛澤東、洛甫、康生、陳雲、劉少奇（轉引路海江著《張國燾傳記和年譜》第178頁，中共黨史出版社2003年版）
張國燾4月16日與蔣介石相見，毛澤東則在這天下午再次電勸，誠懇希望張早日歸來，一切事情均可商談。哪知在次日，張卻發表公開書面聲明，宣佈脫離共產黨。幾番電文往來，毛澤東知張國燾脫離中共之心已堅，乃在4月19日以中共中央名義，決定開除張黨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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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張國燾則說：“說到抗日，這是每個中國人都應當參加的，根本不分共產黨與否。中共作為一個組織，可以與國民黨合作抗日，我單獨行動，也可以與國民黨及全國同胞合作抗日。如果沒有共產黨的種種約束，人們還可以完全站在民族大義上發揮他們的抗日力量。……尋找最近的機會離開延安。這雖是一次冒險，可是心情感到特別輕鬆。我對延安的一切已不關心，每天再三考慮的已是如何能實現我的決定。……這一次的祭禮是由國民政府特派西安行營主任蔣鼎文主祭。我以邊區政府主席的身份參加陪祭。在抗戰後的第一年，這種祭禮顯有奮發民族意識的作用，我選擇在這個時候，離開中共，雖是巧合，也富有政治意義。”
至於張國燾投向國民黨的方式和時間，蔣鼎文的回憶也有所提到：
張國燾的出奔脫離共產黨是民國二十七年四月間的事。那年中央派我主祭黃帝陵寢，中共也派代表張國燾代表中共中央陪祭。某日黎明我起身不久，忽然進來一個人，跪下向我求救，自稱是張國燾，要我保護他的生命安全。我身當方面之任，當然是義不容辭的。一面予以撫慰，一面打電報給戴雨農，由戴雨農把他接了去。（臺灣“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第9期第59頁）
5月2日，張國燾發表的《告國人書》稱：“本人於四月初自膚施到達西安時，適得讀中國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及抗戰建國綱領，認為深合國家民族之迫切需要，而其籲請全國人士共同奮鬥之至誠，亦複溢於言表，尤深感動。”張國燾認為共產黨僅是形式上改編紅軍，取消蘇維埃，實際上“保存實力，保持邊區政府與某些遊擊區域的特殊地位，以圖發展……抗日合作不過為達到此目的之宣傳手段”。這些話由他說出來，起到了對立彼方無法起到的作用。
張國燾初到西安之日，與蔣鼎文作了一番深入長談，提供了現時中共對付國民黨的相關政策和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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