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為何對官員鄉音如此較真

浦江客

《大清會典事例·吏部·處分例》中有這麼一則記載。

乾隆四十二年，戶部官員帶領浙江紹興府通判張廷泰引見乾隆皇帝。乾隆在聽張廷泰所奏其履歷時，聽出了其似乎帶有紹興口音，便加以詢問。張廷泰解釋說自幼曾隨父親在紹興居住數年，所以會講當地的土音。乾隆為此下諭道：“張廷泰如此與寄籍紹興有何不同，何況他的話尚且不能令人信服。通判雖然不是要職，但本地人在當地做官，與本朝體制不合。 ”並下令將張廷泰交福建巡撫鐘音在福建的通判內調補。

與此同時，乾隆以張廷泰事例舉一反三，又進一步指示說， “今天張廷泰既系如此，恐怕各省現任官員中類似的情況很多，各省總督和巡撫要通行確查，自行呈明奏聞，與鄰省對調。如隱匿不報，應予治罪。 ”

在為時很短的召見中，乾隆通過“審音”發現張廷泰曾寄籍紹興，於是親自指示將其調至福建。乾隆為什麼對“審音”如此較真，這就要講到清朝任職回避制度中的地區回避制度了。

清朝回避制度可以分為三個方面內容：親族回避制度、特殊機構回避制度、地域回避制度。親族回避制度其回避的範圍首先是宗親回避，其次是姻親，再者是師生、官幕等關係回避。特殊機構回避制度，是對軍機處、督察院、刑部、戶部等一些特殊機構及某些特定人員或特定職務的特別回避制度。

地域回避制度，亦稱籍貫回避，即不允許官員們在原籍或與原籍接壤地區任職為官。

清朝官員的籍貫回避，主要包括原籍、寄籍回避。所謂原籍即祖籍，指官員本人世世代代居住的地方，又稱“本省”、“本府”等。所謂寄籍，即官員本人或父輩久離祖籍，長期居住生活的地方。康熙四十二年，乾隆九年曾有規定：要求回避官員所在省，鄰近省，應以五百里為回避限度。

具體實施過程，首先責成有權推薦和委派官員的吏部、兵部和各省督撫大臣們進行認真嚴格的審核。在京凡由吏兵兩部奏薦引見的文武候補各官，必須附有經過審核的履歷表，舉薦人要對其真實可靠性負責，盡可能排除一切違背回避規定的人選。

對於各省總督和巡撫提名中的低級官員，則明文規定：“查明該原籍地方，如系鄰省在五百里之內，應行回避之缺，不得混行題補委署。與兩省交界添設佐雜等官，如駐紮衙署，與該員屬籍附近在五百里之內者，亦令照例回避……如有違匿等情，照例議處。 ”

官員的籍貫回避，其實是一種涉及到“原籍”的政務或利益糾葛的回避。對中央在京各部，主要限制在戶部和刑部等“刑名錢谷之責”的部門的官吏，應予回避籍貫。如，戶部司官不准用蘇、松、常、鎮、杭、嘉、湖等地之人。這些地區是國家的主要產糧區，漕糧北運，主要仰賴於此。為防止地方與上級勾結，舞弊錢糧，不便任用上述籍貫的人。

康熙年間，江南人戶部尚書趙申喬，

受康熙寵信十年而不衰。但一次因議江南蠲免錢糧事而沒有回避，被康熙帝直斥其非。康熙十五年，康熙問趙申喬江南蠲免錢糧一事所議如何。趙申喬上奏後，康熙道：“爾系江南人，議蠲免江南錢糧之事，理應回避，況爾亦有地丁錢糧在內。雖爾自謂無私，眾心必然不服。 ”趙申喬回道：“回避甚善。 ”康熙斥道：“朕言在先，爾今以回避為善。朕未諭爾之前，何以不請回避？”趙申喬詞窮無以對。康熙進一步又說道：“凡理應回避之事，即行回避，此定例也。應回避而不回避，執意求名，不但難免眾論，抑且於理有礙。 ”趙申喬只得認錯回避。

地方官的籍貫回避，自順治始，即總督、巡撫以下，均回避在本省任職。簡言之，就是易地為官。康熙時，

易地為官，應與本人籍貫相去500裡以外，而不出500裡者，均應回避，直到去職（罷免、退休），甚至死前，都不可能回原籍，所謂“宦遊”，即一直在外“漂泊”。

乾隆五年，乾隆帝派工部侍郎張廷瑑為江蘇學政。因張廷瑑原籍安微桐城，距江蘇較近（沒有超過五百里的地區回避範圍），對他是否宜於主持江蘇的教育和考務，禦史程修明認為他有地區關係涉嫌，於是提出異議。乾隆帝認為：“此奏所見甚是。 ”後來乾隆雖然沒有改委他人，但張廷瑑卻是帶著地區關係涉嫌的包袱上任的。清初名臣于成龍，籍貫山西人，于順治時中進士，分到廣西羅城任知縣。其後，又升任四川合州知府，再到武漢、南京，官至兩江總督，直至死，也沒有回原籍。乾隆年間湖南巡撫陸耀，江蘇人。早年調到甘肅任職，以路遠照顧年邁母親不便，要求調到鄰省。乾隆帝成全其孝心，改派到山東，離原籍在500裡開外。幾年後母患重病，無人照顧，他只好請求暫時解除職務，回籍“侍養”。直至母親去世，他才恢復職務。

在執行籍貫回避制度時，“審音”是一個重要環節。據《清實錄》記載，康熙五十一年，康熙帝對臣下說，近來江浙一帶的士子假冒直隸等處北籍參加科舉考試者甚多，“十三省語音，朕悉通曉，觀人察言即可識辨。”並讓臣下向中式的進士宣佈，如有冒籍者，即速到禮部坦白，複試的時候向皇帝面奏也行。但如果隱瞞不報，一經查出，後悔就來不及了。所謂冒籍參考，一如現今的“高考移民”，因為當時各地教育水準不一，飽讀詩書的江浙考生到北京或河北等北部省份參考，更容易考取。為了對付冒籍考試，清代對北京地區考試專門制定“審音”制度，設有專門的“審音禦史”，根據口音當場分辨考生的真實籍貫。康熙帝一生南巡西遊，親自到過中國的大部分地區，說通曉各省語音自非虛言。何況康熙帝還經常引見各地官員，對各地口音並不陌生，不過並未見到記載康熙帝聽人口音而辨其冒籍的事例，倒是他的孫子乾隆帝憑口音聽出了點問題。

當然，籍貫回避制度在執行過程中，也顯現出一些弊端。新官赴任，離本籍少則五百里，多則上千里，舉家遷徙，朝廷不提供赴官費用，“必須舉債方能為官”。而官到當地之後“土風不諳，語言難曉，政權所寄多在胥吏”。所謂“官避本籍，吏則土著世守”，世守的吏胥則在地方胡作非為。根據這一實際情況，朝廷曾做過一些調整。雍正七年，曾規定：對同一總督轄區內的不同地區，不必僵硬地實施一概回避。“凡江蘇、安徽、湖北、湖南、陝西、甘肅諸處，府州縣以下官員得本省之缺，不在本籍巡撫統轄之內者，不必令其回避。其相隔在五百里之內者，仍照隔省回避之例，一體遵行。” 自此，對府州縣官、同知、通判等佐貳官在同一總督而不同巡撫轄下任職，已不再受籍貫回避的限制。但是，對於總督、巡撫、布政使、按察使、學政等官的任用，特別是對督撫的委任，仍然嚴格遵循地區回避的限制。

官員任職回避制度這一優質的傳統政治遺產，在民國時期突然斷裂，不能不說是一個損失。當然，現代社會人口流動頻仍，對官員任職“審音”已難奏效，但如何實施公務員任職回避制度並收到成效，仍是個值得研究的問題。

江蘇人。早年調到甘肅任職，以路遠照顧年邁母親不便，要求調到鄰省。乾隆帝成全其孝心，改派到山東，離原籍在500裡開外。幾年後母患重病，無人照顧，他只好請求暫時解除職務，回籍“侍養”。直至母親去世，他才恢復職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