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郭倫
1921年8月， 蔡元培率中國教育代表團在美國檀香山
蔡元培一生辭職多達20餘次， 後來他總結自己經歷時曾說“一生難進易退”， 大概可以作為多次辭職的真實寫照。 而1923年蔡元培辭職是歷次辭職中影響最大的一次， 因為自此之後他再未回到北大。
當時各路人馬紛紛發表對辭職的看法和成見， 借此闡述自己的信念和主張；而蔡元培身份又極具特殊性， 他橫跨政學兩界， 因辭職而導致的學潮把學生和政府兩方均牽扯在內， 聲勢浩大又情形複雜， 稱得上是民國波詭雲譎政治局勢的縮影。
胡適為蔡元培擬辭呈
1923年蔡元培辭職的導火索為“羅文幹案”。 1922年11月， 因軍閥政治爭鬥， 曹錕指使眾議院議長吳景濂、副議長張伯烈指控當時王寵惠內閣財政總長羅文幹在簽訂奧國借款合同期間有受賄行為， 脅迫總統黎元洪將其逮捕。
經地方檢察廳調查後認為證據不足不予起訴， 隨後1923年1月11日無罪釋放。 而教育總長彭允彝為了在眾議院籌到足夠同意票， 便迎合議長， 提議對羅案進行覆議， 於是1月15日， 司法總長程克下令將羅再次逮捕。
羅文幹與蔡元培為多年志同道合的朋友。 早在1922年4月， 蔡元培、王寵惠、胡適、羅文乾等共16人曾發表《我們的政治主張》一文， 主張建立“好人政府”， 呼籲好人參加政府以促進政治改革。
該年9月由王寵惠任國務總理而組建的這屆內閣，
蔡元培面對自己的政治理念被軍閥政權踐踏而破滅， 更目睹自己的好友被惡人不惜公然違背法律而再次投入監獄， 他必須要有所行動才能撫平內心的憤激。 於是， 1月17日， 蔡元培向總統府遞交了辭呈。
事實上， 蔡元培得知羅文幹再度入獄的新聞並非通過報紙， 乃是好友邵飄萍告知。 1923年1月17日， 邵飄萍邀請蔡元培、胡適和蔣夢麟三人一起在北京東華飯店吃午飯， 席間邵飄萍把此消息告知三人。
蔡元培聽到後很憤激， 因此主張邀集國立各校長中之可與共事者， 以辭職為抗議， 不願在彭允彝之下辦教育。 在做出辭職決定之後， 蔡元培在周圍好友幫助下，
有意思的是， 最受人們關注的辭呈竟然不是蔡元培親自寫的。 胡適後來在日記中記述說， 17日四人在東華飯店聽到消息後， 蔡元培先請邵飄萍草擬一份辭呈， 然而大家對邵稿不甚滿意， 於是只好先散了， 帶著稿子去蔡元培家中商議。
到蔡家後， 經過再次商議， 決計不用邵稿， 由胡適另外起稿， 在胡稿上蔡元培又進行刪改並邀請了湯爾和再加商議。
商議之後決定了兩處重要的細節：“①初稿為‘元培等’， 決改為一人出名， 不邀各校長了；②我們初議蔡先生不出京， 爾和方法打破如今的惡人政治。 這樣的提法引爆了這場“不合作主義”的爭論。
胡適（右）和徐志摩（左）
胡適和徐志摩立刻發文表示贊同，
胡適在文中照例先肯定蔡元培舉動的正義性， 同時他肯定蔡元培此舉的確如印度甘地不合作主義一樣， 是相當有必要的。
徐志摩則對蔡元培這種理想精神大為讚揚， 他認為理想主義的行為總被卑污苟且的社會所不能容忍， 並且對其拳打腳踢和冷嘲熱諷。 但蔡元培就是這“卑污苟且社會裡一個最不合時宜的理想者”， 每個有道德的同志都應該“積極同情這番拿人格頭顱去撞開地獄門的精神”。
1918年6月， 北京大學文學哲學門第二次畢業生與老師在辦公處門前合影。 前排左五為蔡元培，
然而由於陳獨秀的介入， 雙方為此展開了一場激烈論戰。 但當陳獨秀2月7日發表《再論不合作主義》時， 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開始如火如荼展開。 輿論界都開始回應工人罷工， 蔡元培辭職引發的輿論之爭漸漸退到幕後。
而當北京大學學子知道蔡元培辭職消息之後， 開始行動起來， 向黎元洪和國會請願， 以達到“驅逐彭允彝”並“挽留蔡元培”的目的。 然而學生請願的結果也未收到預期效果， 彭允彝1月30日正式就任教育總長職位。
在此期間， 蔡元培一直在天津觀察形勢， 等到辭職效果失敗之後， 他開始部署自己下一步的計畫。 在過完農曆新年之後的2月底， 他確定了前往歐洲的計畫。 3月2日在他的日記中， 他詳細記下了往歐洲船票的價格， 已拿定主意不再返回北京大學出任校長。
已拿定主意不再返回北京大學出任校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