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崔力明
60歲以上的知識份子對胡適大都有些認識， 知道他是“五四運動”的老將；可對現代的青年人來說， “胡適”這兩個字卻顯得有些陌生了。
胡適其人
胡適， 原名洪騂， 字適之， 1891年生， 即胡適詩中所謂的“生當太后垂簾日”。 胡適是安徽績溪人， 績溪古屬徽州（今歙縣）， 在風景秀麗的黃山腳下， 距黃山雲峰只有50餘公里。
胡適
胡家世代以經營茶葉為生， 並在上海專設了銷售店。 可是胡適的父親胡傳（字鐵英）卻是讀書人， 胡傳青年時代便考中了秀才， 因為“科考”不第， 沒有得以“中舉”， 便投奔清末大吏吳大澂作幕僚。 後來因為受到吳大澂的賞識， 竟積功做到臺灣省台東知州。 1894年中日甲午戰， 中國戰敗， 訂立了《馬關條約》， 將臺灣割讓給日本， 胡傳不得已而離職， 回到大陸不久便去世了， 成了臺灣的殉葬人。 當時胡適只有4歲， 對父親沒有深刻的印象， 以後便完全在母親的呵護與關愛下長大。
儘管父親早喪， 但胡適在母親的督導下卻受到良好的教育。 1910年， 他在著名的上海中國公學讀書。 這一年， 美國大發慈悲， 將中國對帝國主義列強的“庚子賠款”退還給中國， 指定作為中國留美學生的學雜費， 胡適在第二屆考選的70人中被錄取， 被保送去美國進大學深造。 在美國， 胡適先後在康乃爾大學和哥侖比亞大學就讀， 7年後， 獲哥侖比亞大學博士學位， 于1917年回國， 當即被聘請為北京大學教授， 時年27歲。 當時北京大學校長是蔡元培， 文科學長是陳獨秀。
胡適到了北京大學以後， 參加了陳獨秀創辦的《新青年》的編輯工作。 因他當時在《新青年》上發表了《文學改良芻議》， 反對文言， 提倡白話， 主張文學革命而名噪全國。
胡適與蔣介石
在中國近現代史上，胡適是一個有爭議的人物，用他自己的話說，“既有掌聲，也有斥責聲”。50年代，我國學術界對胡適的哲學思想、政治思想及歷史、文學史觀，進行了系統的批判。
胡適的徽州同鄉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曾詩諷胡適：“明于考古，昧於知今；放走五個小鬼，捉住一個大妖精。”五個小鬼即胡適所指中國的“貧、弱、愚、私、亂”，一個大妖精指帝國主義。這話頗能說明胡適的思想。
現在，胡適已成古人，“蓋棺”似應“論定”，千秋功罪，還是留待後人評說吧。
胡適三訪濟南
胡適第一次來濟南是1919年12月24日。這年二、三月間，胡適在美國哥侖比亞大學留學時的老師杜威在日本東京帝國大學講學，胡適、蔣夢麟（曾任北大校長、教育部長）等聽到這個消息，便商請北京大學、南京高等師範、江蘇教育會、北京尚志學會等，集資邀請杜威來華講學。杜威是美國唯心主義哲學家、社會學家、教育學家、實用主義者。杜威在日本接到中國邀請，於1919年5月1日到達中國。這時正當“五四運動”前夕，北京是這個運動的中心，風狂雨驟，杜威在北京連續作了5次講演，匆匆離京。以後又陸續在瀋陽、天津、太原、濟南、湖北、湖南、廣東等地講演。杜威在北京、天津、太原、濟南講演時，胡適是主任翻譯。
杜威
胡適陪同杜威於1919年12月24日到達濟南，旋即在省議會發表講演，胡適任翻譯。參加者100餘人，省教育廳長袁榮叟與會。杜威是唯心主義哲學家、社會學家，在社會歷史問題上，他反對馬克思主義關於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革命的學說，主張階級協作和社會改良；在教育問題上，他認為教育即生活，學校即社會，教學方法應根據“從做中學”的原理，通過教育的手法調和階級矛盾。杜威這次在濟南的演講，既批評了資本主義制度，又鼓吹不要流血鬥爭。作為杜威博士的高足，稱職的英語翻譯，胡適為杜威的演講生色不少。當時“五四運動”的餘波仍洶湧澎湃，濟南的學生正在罷課，各校學生堅欲出校遊行，軍警奉令包圍學校，不准學生走出校門，以致造成衝突，學生被毆傷者不計其數，且有4名學生被軍警捕去。在這種情況下，胡適陪同杜威講演後，匆匆離開濟南。杜威此次來華，呆了兩年，於1921年返美。
胡適第二次來濟南是在1922年7月上旬。這一年，“中華教育改進社”決定在濟南召開第一次會議，各省派代表參加。7月2日晚，北京大學英文系主任兼教授、教育學家胡適，偕同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等到達濟南，當晚住在濟南經一路緯三路口、德國人Schidain（中文譯名為石泰岩）開設的“石泰岩飯店”。這個飯店當時是濟南最高級的飯店，不僅賣西餐，還設有住宿房間，並且有洗澡間，有50多個床位，每晚住宿費需銀洋4元。當時外國人來濟南辦事的都住在這個飯店，中國人來住的大多是大官僚和大資本家。根據蔡元培和胡適等人的社會地位，當然應住在這裡了。
7月3日，蔡元培及胡適去山東省議會出席“中華教育改進社”召開的會議，參加會議的各省代表有100多人（一說300人），山東省教育廳長謝學霖也參加了會議。在這個會議上，蔡元培、蔣夢麟及胡適都發表了演說。
7日上午，濟南10餘家報館共同設宴招待胡適、蔡元培、蔣夢麟、湯爾和一行。對於濟南這個當時人口不到50萬的城市，竟然有10幾家報館，胡適表示非常驚奇。
7日下午，胡適一行去參觀“廣智院”和山東歷史博物館。“廣智院”的負責人英國浸禮會傳教士懷恩光向胡適等人介紹說，“廣智院”原名“博古堂”，是英國浸禮會傳教士懷恩光1887年在山東青州創辦的，它作為一種向知識界和官員們傳道的特殊方法。起初，在“博古堂”大門兩邊，用兩塊石板刻了下面一副對聯：
飛潛動植群生，
悉上帝慈悲實驗；
電磁聲光諸學，
皆下民富強本源。
從這副對聯即可看出“博古堂”的宗旨。1905年由於膠濟鐵路的通車，濟南的重要性日益突出，懷恩光於是將“博古堂”遷往濟南，並改名為“廣智院”。
如今的廣智院
胡適雖非基督教徒，但卻是受過西洋文化薰陶、沐浴過大西洋陽光的中國名人，因此，懷恩光對“廣智院”的介紹更為詳盡，他說：
“博古堂”遷到濟南以後，其展覽內容較在青州時更為全面，具有科學啟蒙作用，如海底珊瑚、飛禽、走獸、動植物標本及物理、化學、地質、天文等各種掛圖。但“廣智院”的展出目的不在講科學，而在傳教。歐洲有句名言：“科學是信仰的僕婢。”這句名言可以說明廣智院的工作。
當胡適聽到“廣智院”負責人介紹，1909年全年參觀者達21.5萬多人次時，大為驚奇，認為“此院在山東社會裡已成了一個重要的教育機關”。
胡適第二次到濟南共盤桓了一周時間。與此同時，全國農業討論會也在濟南舉行，梁啟超、黃炎培都參加了這次會議，並與胡適等會悟。
胡適第三次來濟南是1922年10月。這年10月12日，全國教育聯合會第八屆會議在濟南召開，各省代表共45人出席會議。胡適以北京教育會代表名義參加了此次會議，並發表了講演。
前于本年9月20～30日，北京政府教育都曾召開了全國學制會議，在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主持下通過了規定小學修業6年、中學6年、大學4～6年的新學制。在濟南召開的全國教育聯合會對此進行了討論，經過爭論，會議同意了此一學制。
在此次會議上，山東社會主義青年團代表賈乃甫、山東勞動組合支部代理主任王用章、山東勞動週刊編輯王鳴球等，提出了“實行勞動教育建議”案。
胡適此次到濟南來除參加教育會議外，還在山東省立濟南一中發表了以《科學的人生觀》為題的演講，並且忙裡偷閒逛了書店，遊覽了大明湖、千佛山、趵突泉等名勝，這些名勝給胡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還即興吟詠了“五四運動”後非常時髦的白話詩。
胡適的婚姻與戀情
因為胡適4歲時就死了父親，所以從幼年時代起直到少年時代甚至青年時代他都是跟母親相依為命，孤兒寡母的生涯使他對母親的養育之恩從心底裡感戴。封建的以孝道為核心的倫理觀念的薰陶，使他從情感和理念兩個方面都自覺地把母親的意志看成是至高的。他說：“I have a Very very good mather to whom I owe everything.”（她對我的深恩是無從報答的）
胡適、江冬秀與長子胡祖望（後左）、次子胡思杜
正因為如此，在婚姻問題上胡適是惟母親之命是從的。胡適14歲時母親便為他訂了婚。這個姑娘名叫江冬秀，比胡適大一歲，她雖目不識丁，腳卻纏得很小，是名副其實的“三寸金蓮”。因為胡適從未見過這位江姓小姐，所以他只能從自己的想像裡把江冬秀描繪成一位可愛的姑娘。他18歲在上海中國公學上學時為江冬秀寫過這樣一首詩：“紅爐銀燭鏤金床，玉手相攜入洞房。細膩風流都寫盡，可憐一對小鴛鴦。”
1917年胡適從美國留學歸來並在北京大學任教後，又奉母命回鄉和這位江小姐完婚。從此，中國傳統的婚姻制就牢牢地套住了這位為人的自由和尊嚴奮鬥一生的哲人。這個向“吃人的禮教”抗爭的人，他自己的婚姻卻是“吃人的禮教”下的祭品。胡適終生堅守婚約，甚至還帶著這位小腳夫人飄洋過海到美國訪問。有人問他為什麼不另覓新歡或納妾，他說：“吾之就此婚事，全為吾母起見，故從不曾挑剔為難。若不為此，吾決不就此婚！今既婚矣，吾力求遷就，以博吾母歡心。”換句話說，胡適堅守婚約，不是為了愛情，而是為了親情。
然而胡適終生與江冬秀這位目不識丁的小腳夫人廝守，既不納妾也不找第三者，這卻給胡適帶來不少榮譽。據說“五四運動”前後的北京大學的教授中，只有李大釗和胡適兩人帶著小腳而無文化的夫人供職，都認為他們是有操守的君子，並因此樹立起了自己的道德形象。
那麼胡適其人是否只有親情而無愛情呢？也不是這樣
胡適27歲奉母命由北大回鄉完婚，在舉行婚禮時有一位叫曹誠英的女儐相深深地打動了胡適的心，後來兩人長期地陷入精神戀愛之中，可胡適卻未敢向江冬季提出離婚，最終揮淚斬斷與曹誠英的情絲。
胡適甚至有一位“異國情侶”。這位小姐是新英格蘭人，名字叫做艾迪絲·柯利弗德·韋蓮司（Edith CliffordWilliams）。從1913年兩人在美國初識，到1962年胡適病逝，兩人友誼一直維持半個世紀，韋蓮司終生未嫁。直到他們不惑之年，胡適還為韋蓮司寫下情詩：
執手真難放，一別又經年！歸來三萬裡外，相見大江邊；更與同車北去，行遍兩千里路，細細話從前。此樂大難得，高興遂忘眠。家國事，《羅馬史》，不須言。眼中人物，算來值得幾文錢。應念赫貞江上，有個同心朋友，相望尚依然。夜半罷清話，圓月正中天。（見1991年9月31日北京出版的《團結報》：《胡適的兩首情詩》）
而“洋妞”韋蓮司表示愛情的方式與中國人畢竟不同，不像中國姑娘那樣藏頭露尾、扭扭捏捏，而是赤裸裸，她給胡適的信中說：
“胡適，我愛你！我不喜歡悄悄地這麼說。你的愛就像陽光中的空氣圍繞著我的思想。要是我們真能生活在一起，我們會像兩條溪流，奔赴同一山谷。……”
儘管兩人如此相愛，韋蓮司寧願終生不嫁，卻不願奪人之所愛；而胡適，更不願把江冬秀做犧牲品使母親心碎。所以他們只能終生從精神上相愛了。
這就是胡適。
胡適與蔣介石
在中國近現代史上，胡適是一個有爭議的人物，用他自己的話說，“既有掌聲，也有斥責聲”。50年代，我國學術界對胡適的哲學思想、政治思想及歷史、文學史觀，進行了系統的批判。
胡適的徽州同鄉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曾詩諷胡適：“明于考古，昧於知今；放走五個小鬼，捉住一個大妖精。”五個小鬼即胡適所指中國的“貧、弱、愚、私、亂”，一個大妖精指帝國主義。這話頗能說明胡適的思想。
現在，胡適已成古人，“蓋棺”似應“論定”，千秋功罪，還是留待後人評說吧。
胡適三訪濟南
胡適第一次來濟南是1919年12月24日。這年二、三月間，胡適在美國哥侖比亞大學留學時的老師杜威在日本東京帝國大學講學，胡適、蔣夢麟（曾任北大校長、教育部長）等聽到這個消息，便商請北京大學、南京高等師範、江蘇教育會、北京尚志學會等，集資邀請杜威來華講學。杜威是美國唯心主義哲學家、社會學家、教育學家、實用主義者。杜威在日本接到中國邀請，於1919年5月1日到達中國。這時正當“五四運動”前夕，北京是這個運動的中心，風狂雨驟，杜威在北京連續作了5次講演，匆匆離京。以後又陸續在瀋陽、天津、太原、濟南、湖北、湖南、廣東等地講演。杜威在北京、天津、太原、濟南講演時，胡適是主任翻譯。
杜威
胡適陪同杜威於1919年12月24日到達濟南，旋即在省議會發表講演，胡適任翻譯。參加者100餘人，省教育廳長袁榮叟與會。杜威是唯心主義哲學家、社會學家，在社會歷史問題上，他反對馬克思主義關於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革命的學說，主張階級協作和社會改良；在教育問題上，他認為教育即生活，學校即社會，教學方法應根據“從做中學”的原理，通過教育的手法調和階級矛盾。杜威這次在濟南的演講，既批評了資本主義制度，又鼓吹不要流血鬥爭。作為杜威博士的高足，稱職的英語翻譯，胡適為杜威的演講生色不少。當時“五四運動”的餘波仍洶湧澎湃，濟南的學生正在罷課，各校學生堅欲出校遊行，軍警奉令包圍學校，不准學生走出校門，以致造成衝突，學生被毆傷者不計其數，且有4名學生被軍警捕去。在這種情況下，胡適陪同杜威講演後，匆匆離開濟南。杜威此次來華，呆了兩年，於1921年返美。
胡適第二次來濟南是在1922年7月上旬。這一年，“中華教育改進社”決定在濟南召開第一次會議，各省派代表參加。7月2日晚，北京大學英文系主任兼教授、教育學家胡適，偕同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等到達濟南，當晚住在濟南經一路緯三路口、德國人Schidain（中文譯名為石泰岩）開設的“石泰岩飯店”。這個飯店當時是濟南最高級的飯店，不僅賣西餐，還設有住宿房間，並且有洗澡間，有50多個床位，每晚住宿費需銀洋4元。當時外國人來濟南辦事的都住在這個飯店，中國人來住的大多是大官僚和大資本家。根據蔡元培和胡適等人的社會地位，當然應住在這裡了。
7月3日，蔡元培及胡適去山東省議會出席“中華教育改進社”召開的會議，參加會議的各省代表有100多人（一說300人），山東省教育廳長謝學霖也參加了會議。在這個會議上，蔡元培、蔣夢麟及胡適都發表了演說。
7日上午，濟南10餘家報館共同設宴招待胡適、蔡元培、蔣夢麟、湯爾和一行。對於濟南這個當時人口不到50萬的城市，竟然有10幾家報館，胡適表示非常驚奇。
7日下午，胡適一行去參觀“廣智院”和山東歷史博物館。“廣智院”的負責人英國浸禮會傳教士懷恩光向胡適等人介紹說，“廣智院”原名“博古堂”，是英國浸禮會傳教士懷恩光1887年在山東青州創辦的，它作為一種向知識界和官員們傳道的特殊方法。起初，在“博古堂”大門兩邊，用兩塊石板刻了下面一副對聯：
飛潛動植群生，
悉上帝慈悲實驗；
電磁聲光諸學，
皆下民富強本源。
從這副對聯即可看出“博古堂”的宗旨。1905年由於膠濟鐵路的通車，濟南的重要性日益突出，懷恩光於是將“博古堂”遷往濟南，並改名為“廣智院”。
如今的廣智院
胡適雖非基督教徒，但卻是受過西洋文化薰陶、沐浴過大西洋陽光的中國名人，因此，懷恩光對“廣智院”的介紹更為詳盡，他說：
“博古堂”遷到濟南以後，其展覽內容較在青州時更為全面，具有科學啟蒙作用，如海底珊瑚、飛禽、走獸、動植物標本及物理、化學、地質、天文等各種掛圖。但“廣智院”的展出目的不在講科學，而在傳教。歐洲有句名言：“科學是信仰的僕婢。”這句名言可以說明廣智院的工作。
當胡適聽到“廣智院”負責人介紹，1909年全年參觀者達21.5萬多人次時，大為驚奇，認為“此院在山東社會裡已成了一個重要的教育機關”。
胡適第二次到濟南共盤桓了一周時間。與此同時，全國農業討論會也在濟南舉行，梁啟超、黃炎培都參加了這次會議，並與胡適等會悟。
胡適第三次來濟南是1922年10月。這年10月12日，全國教育聯合會第八屆會議在濟南召開，各省代表共45人出席會議。胡適以北京教育會代表名義參加了此次會議，並發表了講演。
前于本年9月20～30日，北京政府教育都曾召開了全國學制會議，在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主持下通過了規定小學修業6年、中學6年、大學4～6年的新學制。在濟南召開的全國教育聯合會對此進行了討論，經過爭論，會議同意了此一學制。
在此次會議上，山東社會主義青年團代表賈乃甫、山東勞動組合支部代理主任王用章、山東勞動週刊編輯王鳴球等，提出了“實行勞動教育建議”案。
胡適此次到濟南來除參加教育會議外，還在山東省立濟南一中發表了以《科學的人生觀》為題的演講，並且忙裡偷閒逛了書店，遊覽了大明湖、千佛山、趵突泉等名勝，這些名勝給胡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還即興吟詠了“五四運動”後非常時髦的白話詩。
胡適的婚姻與戀情
因為胡適4歲時就死了父親，所以從幼年時代起直到少年時代甚至青年時代他都是跟母親相依為命，孤兒寡母的生涯使他對母親的養育之恩從心底裡感戴。封建的以孝道為核心的倫理觀念的薰陶，使他從情感和理念兩個方面都自覺地把母親的意志看成是至高的。他說：“I have a Very very good mather to whom I owe everything.”（她對我的深恩是無從報答的）
胡適、江冬秀與長子胡祖望（後左）、次子胡思杜
正因為如此，在婚姻問題上胡適是惟母親之命是從的。胡適14歲時母親便為他訂了婚。這個姑娘名叫江冬秀，比胡適大一歲，她雖目不識丁，腳卻纏得很小，是名副其實的“三寸金蓮”。因為胡適從未見過這位江姓小姐，所以他只能從自己的想像裡把江冬秀描繪成一位可愛的姑娘。他18歲在上海中國公學上學時為江冬秀寫過這樣一首詩：“紅爐銀燭鏤金床，玉手相攜入洞房。細膩風流都寫盡，可憐一對小鴛鴦。”
1917年胡適從美國留學歸來並在北京大學任教後，又奉母命回鄉和這位江小姐完婚。從此，中國傳統的婚姻制就牢牢地套住了這位為人的自由和尊嚴奮鬥一生的哲人。這個向“吃人的禮教”抗爭的人，他自己的婚姻卻是“吃人的禮教”下的祭品。胡適終生堅守婚約，甚至還帶著這位小腳夫人飄洋過海到美國訪問。有人問他為什麼不另覓新歡或納妾，他說：“吾之就此婚事，全為吾母起見，故從不曾挑剔為難。若不為此，吾決不就此婚！今既婚矣，吾力求遷就，以博吾母歡心。”換句話說，胡適堅守婚約，不是為了愛情，而是為了親情。
然而胡適終生與江冬秀這位目不識丁的小腳夫人廝守，既不納妾也不找第三者，這卻給胡適帶來不少榮譽。據說“五四運動”前後的北京大學的教授中，只有李大釗和胡適兩人帶著小腳而無文化的夫人供職，都認為他們是有操守的君子，並因此樹立起了自己的道德形象。
那麼胡適其人是否只有親情而無愛情呢？也不是這樣
胡適27歲奉母命由北大回鄉完婚，在舉行婚禮時有一位叫曹誠英的女儐相深深地打動了胡適的心，後來兩人長期地陷入精神戀愛之中，可胡適卻未敢向江冬季提出離婚，最終揮淚斬斷與曹誠英的情絲。
胡適甚至有一位“異國情侶”。這位小姐是新英格蘭人，名字叫做艾迪絲·柯利弗德·韋蓮司（Edith CliffordWilliams）。從1913年兩人在美國初識，到1962年胡適病逝，兩人友誼一直維持半個世紀，韋蓮司終生未嫁。直到他們不惑之年，胡適還為韋蓮司寫下情詩：
執手真難放，一別又經年！歸來三萬裡外，相見大江邊；更與同車北去，行遍兩千里路，細細話從前。此樂大難得，高興遂忘眠。家國事，《羅馬史》，不須言。眼中人物，算來值得幾文錢。應念赫貞江上，有個同心朋友，相望尚依然。夜半罷清話，圓月正中天。（見1991年9月31日北京出版的《團結報》：《胡適的兩首情詩》）
而“洋妞”韋蓮司表示愛情的方式與中國人畢竟不同，不像中國姑娘那樣藏頭露尾、扭扭捏捏，而是赤裸裸，她給胡適的信中說：
“胡適，我愛你！我不喜歡悄悄地這麼說。你的愛就像陽光中的空氣圍繞著我的思想。要是我們真能生活在一起，我們會像兩條溪流，奔赴同一山谷。……”
儘管兩人如此相愛，韋蓮司寧願終生不嫁，卻不願奪人之所愛；而胡適，更不願把江冬秀做犧牲品使母親心碎。所以他們只能終生從精神上相愛了。
這就是胡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