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楊桂蘭
抗曰烽火中的軍民真情作者楊桂蘭
徐建群推薦
我叫楊桂蘭， 今年76歲， 是東新莊鎮西莊村人。 母親叫盧桂花， 1989年病故，
曹致福
1942年至1944年， 晉察冀軍區第13軍分區的第六區隊（通稱“六區隊”）經常住到我們西莊村， 隊長曹致福多次住在我家， 他妻子叫德貞， 人們都叫她“德貞大姐”。 我家在西莊村南小街路南， 門朝北開， 有草正房三間， 北面有東草廂房兩間， 南面為前院， 因為南面無院牆， 栽了一溜很密的小榆樹棵子當寨子。 寨子外邊是一人多高的東西向黃土坎子， 底下是東西向長條大坑， 順大坑東頭往東南走1裡多遠， 就是遵化有名的黎河。 過了黎河再走半裡多地， 就可以上周橋子村東的南北向小山了。 曹隊長選我們家住， 是因為我們家位置好， 來去方便， 地勢對打仗也很有利。 “六區隊”當年戰鬥的地區是在薊遵興聯合縣境內， 包括玉田縣東部、遷西縣西南部、遵化縣的西部和西北部地方。
徐占東（徐建群的父親）
朱福祿
朱振宗（朱雲剛的父親）
王維仕
在曹致福隊長的開導下，在德貞大姐和“六區隊”幹部戰士的影響下，我母親的抗日熱情越來越高，膽量也越來越大。有一天，我母親早晨剛起來邁出堂屋地北門，就聽見由後趟街傳過來馬嘶聲、砸門聲、日本鬼子們的嚎叫聲，還伴有女人、小孩的啼哭聲，十分嚇人。知道是來了敵人，父親和我還在睡覺，跑是來不及了，她稍加思考，拿起一把掃帚就快步奔大門走去，先把門大敞四開，而後就不緊不慢地掃當院。此刻敵人已經來到我們南小街東頭，正連吼帶叫地由東向西招呼門呢，開門稍稍慢一點就槍砸腳踢，但到我家門前，竟然往當院瞅一瞅就過去了，膽子大倒占了便宜。從此以後，每次來了敵人，我家都是把大門、屋門全敞開。又有一天，千八百敵人進了我們西莊村，把家家戶戶全搜查遍，下午太陽都要落下去了，也看不出來敵人要走的意思，可把我母親給急壞了，她惦著幾名躲藏在黎河灣子樹林裡的八路軍傷病員都一天未吃啥了，雖然已經偷著烙好了大餅，就是沒有辦法給送過去。正是初秋時令，她想著想著有了主意，挎上一個籠筐子就離開家門，大大方方地奔南大坑東頭走，到在幾名端著大槍的敵人跟前，她不慌不忙地說：“我每天都到地裡采一籠筐白薯秧葉給豬熬食吃，今天你們進莊我沒敢出去，我家的仨豬餓的亂叫，一勁要跳豬圈牆，老總們開開恩行行好，讓我到地裡采一籠筐白薯秧葉喂豬吧。”“不行！你准是找八路去吧？”母親不慌不忙地說：“我上哪兒找八路去？你們這麼多隊伍搜查一天了，也未找到一個，要找到一個，咱們都立功咧！”那個特務不耐煩地說：“快別耍嘴皮子啦！快去快回，晚嘍燒你的家！”就這樣放我母親過去了。幾名八路軍傷病員吃完母親由腰間解下來的烙餅，感謝說：“謝謝楊大娘，你真有辦法，可就是太危險了。”有一回，敵人問我母親：“有沒有八路？”她說：“沒有。”又問她：“八路到哪兒去啦？”她說：“不知道”。三個字剛一出口，敵人伸手就左右開弓，往她臉上打了好幾個大巴掌，打得順嘴角往下流血，可她既未求饒，也未躲閃，敵人再問什麼，她回答的仍是“不知道！”表現得十分剛強有骨氣。一天夜裡，窗戶外頭突然有人招呼：“大娘開開門，我是六區隊的駱福昌，餓了找點飯吃。”細聽口音，像是駱福昌，但怕上特務的當，母親就裝腔作勢地說：“不管你是誰，我們老百姓只知道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等一等，我給你開門去。”燈下一看，果真是駱福昌，立即做飯給他吃。駱福昌一邊吃一邊說：“楊大娘你真機警，上不了敵人的當。”
我的母親把“六區隊”的人當成了心尖子。戰士王維善有一回受了傷，雖然是本村人，他卻要住在我家。我母親每天都為他換藥喂藥，變著樣做好飯吃。來了敵人，用驢馱著他跑，他傷好之後，給我母親跪下認了乾媽。在她聽說尹於孝在一次戰鬥中犧牲之後，有好幾天很少吃飯，也不愛睡覺，總是哭哭啼啼地自言自語，“多好的一個小夥子啊！生叫日本給打死了。”別人再三解勸，也無濟於事。有一次，敵人來得特別快，“六區隊”在後街住的楊金桐和駱福昌兩名戰士，撤走時被敵人看見身影，集中火力快追猛打，兩個人都先後中彈犧牲。敵人走後我母親立刻由家裡拿著白布、棉花跑去，一邊哭一邊把他們屍體上的血污和泥土都擦得乾乾淨淨，而後又讓鄉親和趕回來的戰士們分別安葬了，鄉親們都說她“對八路軍像兒女一樣親”，“六區隊”的幹部戰士對我母親更是感激。有一天，我們村有一位“楊姓”的老太太躲閃不及，被日本鬼子馬隊給踩死在大街上了，卻誤傳是我母親，十幾位“六區隊”的幹部戰士聽說後急速趕回來要為老房東送行。
1945年1月，“六區隊”改編為冀熱遼軍區第17團，曹致福任團長兼政委，作戰區域越發擴大了，此後再也沒來我們西莊村住過。到1945年12月至1946年5月，曹致福調任第15軍分區副司令員兼參謀長；1946年9月至1947年9月，調任14軍分區副司令員；1947年9月至1949年7月，任14軍分區司令員。新中國成立以後，曹致福先當過天津市衛戍司令，後當過解放軍石家莊軍校校長，到“文化大革命”後期，他調到北京後，曾任北京軍區幹部文化學校副校長，大校軍銜、職務是副軍職。
從1945年日本投降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這幾年中，曹致福隊長和德貞大姐從遠處給我家來過好幾封信，內容除問好外，都是動員我找他們去外邊讀書。由於父母老了無人照顧，捨不得父母，就一次又一次回信謝絕了他們的美意。1951年我父親病故之後，只剩下我跟母親相依為命，就更不想離家了。曹隊長在天津市當衛戍司令、德貞大姐在天津鐵路局當黨委書記的時候，曾派車把我母親接到天津他們家去住，因為母親太想我，僅住了幾天就強行讓隊長派車送回西莊村。
我1953年結婚，1955年帶著母親及大女兒隨丈夫一起搬到遵化縣城居住，當年我也參加了工作，先在自行車修理部當會計，後調縣機鐵廠當會計。在“文化大革命”後期曹致福調到北京工作之後，為幫助幾個老“六區隊”的戰友落實政策，他曾經到遵化來過20多天，住在縣招待所，三次來家看望母親和我。
朱福祿大哥在解放戰爭後當了團長，新中國建立之後轉業到北京在首鋼工作，為看望我母親曾專程到遵化來了一次。“文化大革命”以後，我借去北京看病機會，帶著母親及小女兒在朱福祿家住了幾天，由他領著去看望一次隊長。見面時，曹致福隊長和我母親都很高興，離別時我母親眼淚汪汪的，隊長也戀戀不捨，一再說“咋不多呆幾天？”當時我向曹致福隊長要了他的一張相片，向朱福祿大哥要了一張全家合影。回家後放在鏡框裡經常看一看，有時看著看著就不由自主地掉下眼淚。
王維仕大哥建國後轉業到北京國家一機工業部工作，1962年帶著媳婦、兒子由北京調來遵化縣工作，我們兩家來往密切，比親戚還親。
朱振宗大哥在“文化大革命”後期曾率團來遵化縣參觀西鋪和沙石峪，打聽到我家住址以後，就帶著禮物來家看望母親和我。那天我的母親萬分激動，眼含熱淚地說：“都這麼多年了，你們還都這樣惦著我，這可讓我說啥好哇！”朱振宗安慰她說：“你老人家千萬不要這樣，當年你是我們六區隊的老房東，堡壘戶，用樣板戲《沙家浜》中的話說，你是革命的老媽媽，我早該專程來看望您老人家和桂蘭小妹妹。”談話中得知他是解放軍某師參謀長。
徐占東大哥在南方當過多年的師職幹部。王連生大哥當了團職幹部。70年二人“三不變”，離休後都來到遵化縣定居。到遵初期，分頭來家看望我母親多次。
從1942年至1944年，八路軍的“六區隊”和曹致福隊長夫婦在我們家住，到現在都已經過去多年了，這些老八路為什麼幾十年如一日還對我的母親以及我這個小妹妹，惦念不忘呢？隨著自己的由小而大、我的感悟越來越深，我認為這就是軍愛民、民擁軍、軍民的魚水情深。想當年，我母親所做那些有助於八路軍“六區隊”抗擊日寇的事情，是她真心擁護共產黨、真心熱愛八路軍，淳樸而真摯，是發自愛恨分明的良心。她不要求回報，也不圖表揚和獎勵，與隊長和“六區隊”的幹部戰士們，患難與共，結下的深情厚誼，這也是抗日烽火中建立的軍民魚水真情啊！
（注：此文曾刊登于遵化文史）
尹于孝是尹各莊人，剛20多歲，長得像大姑娘一樣，又俊又文雅，男女老少無人不愛。駱福昌是駱各莊人，離西莊村很近。我們西莊村參加“六區隊”的有楊金桐、沈榮、王玉然、王維善四人，屬王玉然有文化，能說善寫，很快當了幹部，就是犧牲的太早，非常可惜。
徐占東（徐建群的父親）
朱福祿
朱振宗（朱雲剛的父親）
王維仕
在曹致福隊長的開導下，在德貞大姐和“六區隊”幹部戰士的影響下，我母親的抗日熱情越來越高，膽量也越來越大。有一天，我母親早晨剛起來邁出堂屋地北門，就聽見由後趟街傳過來馬嘶聲、砸門聲、日本鬼子們的嚎叫聲，還伴有女人、小孩的啼哭聲，十分嚇人。知道是來了敵人，父親和我還在睡覺，跑是來不及了，她稍加思考，拿起一把掃帚就快步奔大門走去，先把門大敞四開，而後就不緊不慢地掃當院。此刻敵人已經來到我們南小街東頭，正連吼帶叫地由東向西招呼門呢，開門稍稍慢一點就槍砸腳踢，但到我家門前，竟然往當院瞅一瞅就過去了，膽子大倒占了便宜。從此以後，每次來了敵人，我家都是把大門、屋門全敞開。又有一天，千八百敵人進了我們西莊村，把家家戶戶全搜查遍，下午太陽都要落下去了，也看不出來敵人要走的意思，可把我母親給急壞了，她惦著幾名躲藏在黎河灣子樹林裡的八路軍傷病員都一天未吃啥了，雖然已經偷著烙好了大餅，就是沒有辦法給送過去。正是初秋時令，她想著想著有了主意，挎上一個籠筐子就離開家門，大大方方地奔南大坑東頭走，到在幾名端著大槍的敵人跟前，她不慌不忙地說：“我每天都到地裡采一籠筐白薯秧葉給豬熬食吃，今天你們進莊我沒敢出去，我家的仨豬餓的亂叫，一勁要跳豬圈牆，老總們開開恩行行好，讓我到地裡采一籠筐白薯秧葉喂豬吧。”“不行！你准是找八路去吧？”母親不慌不忙地說：“我上哪兒找八路去？你們這麼多隊伍搜查一天了，也未找到一個，要找到一個，咱們都立功咧！”那個特務不耐煩地說：“快別耍嘴皮子啦！快去快回，晚嘍燒你的家！”就這樣放我母親過去了。幾名八路軍傷病員吃完母親由腰間解下來的烙餅，感謝說：“謝謝楊大娘，你真有辦法，可就是太危險了。”有一回，敵人問我母親：“有沒有八路？”她說：“沒有。”又問她：“八路到哪兒去啦？”她說：“不知道”。三個字剛一出口，敵人伸手就左右開弓，往她臉上打了好幾個大巴掌，打得順嘴角往下流血，可她既未求饒，也未躲閃，敵人再問什麼，她回答的仍是“不知道！”表現得十分剛強有骨氣。一天夜裡，窗戶外頭突然有人招呼：“大娘開開門，我是六區隊的駱福昌，餓了找點飯吃。”細聽口音，像是駱福昌，但怕上特務的當，母親就裝腔作勢地說：“不管你是誰，我們老百姓只知道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等一等，我給你開門去。”燈下一看，果真是駱福昌，立即做飯給他吃。駱福昌一邊吃一邊說：“楊大娘你真機警，上不了敵人的當。”
我的母親把“六區隊”的人當成了心尖子。戰士王維善有一回受了傷，雖然是本村人，他卻要住在我家。我母親每天都為他換藥喂藥，變著樣做好飯吃。來了敵人，用驢馱著他跑，他傷好之後，給我母親跪下認了乾媽。在她聽說尹於孝在一次戰鬥中犧牲之後，有好幾天很少吃飯，也不愛睡覺，總是哭哭啼啼地自言自語，“多好的一個小夥子啊！生叫日本給打死了。”別人再三解勸，也無濟於事。有一次，敵人來得特別快，“六區隊”在後街住的楊金桐和駱福昌兩名戰士，撤走時被敵人看見身影，集中火力快追猛打，兩個人都先後中彈犧牲。敵人走後我母親立刻由家裡拿著白布、棉花跑去，一邊哭一邊把他們屍體上的血污和泥土都擦得乾乾淨淨，而後又讓鄉親和趕回來的戰士們分別安葬了，鄉親們都說她“對八路軍像兒女一樣親”，“六區隊”的幹部戰士對我母親更是感激。有一天，我們村有一位“楊姓”的老太太躲閃不及，被日本鬼子馬隊給踩死在大街上了，卻誤傳是我母親，十幾位“六區隊”的幹部戰士聽說後急速趕回來要為老房東送行。
1945年1月，“六區隊”改編為冀熱遼軍區第17團，曹致福任團長兼政委，作戰區域越發擴大了，此後再也沒來我們西莊村住過。到1945年12月至1946年5月，曹致福調任第15軍分區副司令員兼參謀長；1946年9月至1947年9月，調任14軍分區副司令員；1947年9月至1949年7月，任14軍分區司令員。新中國成立以後，曹致福先當過天津市衛戍司令，後當過解放軍石家莊軍校校長，到“文化大革命”後期，他調到北京後，曾任北京軍區幹部文化學校副校長，大校軍銜、職務是副軍職。
從1945年日本投降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這幾年中，曹致福隊長和德貞大姐從遠處給我家來過好幾封信，內容除問好外，都是動員我找他們去外邊讀書。由於父母老了無人照顧，捨不得父母，就一次又一次回信謝絕了他們的美意。1951年我父親病故之後，只剩下我跟母親相依為命，就更不想離家了。曹隊長在天津市當衛戍司令、德貞大姐在天津鐵路局當黨委書記的時候，曾派車把我母親接到天津他們家去住，因為母親太想我，僅住了幾天就強行讓隊長派車送回西莊村。
我1953年結婚，1955年帶著母親及大女兒隨丈夫一起搬到遵化縣城居住，當年我也參加了工作，先在自行車修理部當會計，後調縣機鐵廠當會計。在“文化大革命”後期曹致福調到北京工作之後，為幫助幾個老“六區隊”的戰友落實政策，他曾經到遵化來過20多天，住在縣招待所，三次來家看望母親和我。
朱福祿大哥在解放戰爭後當了團長，新中國建立之後轉業到北京在首鋼工作，為看望我母親曾專程到遵化來了一次。“文化大革命”以後，我借去北京看病機會，帶著母親及小女兒在朱福祿家住了幾天，由他領著去看望一次隊長。見面時，曹致福隊長和我母親都很高興，離別時我母親眼淚汪汪的，隊長也戀戀不捨，一再說“咋不多呆幾天？”當時我向曹致福隊長要了他的一張相片，向朱福祿大哥要了一張全家合影。回家後放在鏡框裡經常看一看，有時看著看著就不由自主地掉下眼淚。
王維仕大哥建國後轉業到北京國家一機工業部工作，1962年帶著媳婦、兒子由北京調來遵化縣工作，我們兩家來往密切，比親戚還親。
朱振宗大哥在“文化大革命”後期曾率團來遵化縣參觀西鋪和沙石峪，打聽到我家住址以後，就帶著禮物來家看望母親和我。那天我的母親萬分激動，眼含熱淚地說：“都這麼多年了，你們還都這樣惦著我，這可讓我說啥好哇！”朱振宗安慰她說：“你老人家千萬不要這樣，當年你是我們六區隊的老房東，堡壘戶，用樣板戲《沙家浜》中的話說，你是革命的老媽媽，我早該專程來看望您老人家和桂蘭小妹妹。”談話中得知他是解放軍某師參謀長。
徐占東大哥在南方當過多年的師職幹部。王連生大哥當了團職幹部。70年二人“三不變”，離休後都來到遵化縣定居。到遵初期，分頭來家看望我母親多次。
從1942年至1944年，八路軍的“六區隊”和曹致福隊長夫婦在我們家住，到現在都已經過去多年了，這些老八路為什麼幾十年如一日還對我的母親以及我這個小妹妹，惦念不忘呢？隨著自己的由小而大、我的感悟越來越深，我認為這就是軍愛民、民擁軍、軍民的魚水情深。想當年，我母親所做那些有助於八路軍“六區隊”抗擊日寇的事情，是她真心擁護共產黨、真心熱愛八路軍，淳樸而真摯，是發自愛恨分明的良心。她不要求回報，也不圖表揚和獎勵，與隊長和“六區隊”的幹部戰士們，患難與共，結下的深情厚誼，這也是抗日烽火中建立的軍民魚水真情啊！
（注：此文曾刊登于遵化文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