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7月， 邀請了愛爾蘭所有黨派參加的會議在都柏林正式召開。 新芬黨當然對邀請不予理睬， 但仍然有許多不同政治派別的領導人到會參加， 以期商討出一個愛爾蘭問題的解決辦法來。 可笑的是， 這些領導人又一次被勞合·喬治， 或者說大英帝國政府玩弄了。 事實上， 如果得不到北愛六郡代表的同意， 愛爾蘭問題根本不可能通過政治途徑解決。 勞合·喬治清楚地知道， 北愛六郡的代表們是不會同意任何其他的解決方案的。 所以， 英國政府又是召開協商會議， 又是釋放復活節起義中的被捕者， 無非是想通過這般作秀來暫時穩住愛爾蘭人，
▲勞合·喬治拍攝於1916年的照片。
1918年3月， 西線德軍在埃裡希·弗裡德里希·威廉·魯登道夫（Erich Friedrich Wilhelm Ludendorff）的指揮下向協約國軍隊發動了突然襲擊，
看不下去的卡森只好站出來勸諫勞合·喬治放棄這一廂情願的想法。 卡森雖是統一派的領袖，
作為一個獨立、自尊的民族， 愛爾蘭人不可能願意在殖民政府的強制下作為被殖民者無意義地去舍生赴死。 卡森表示， 勞合·喬治如果這樣做， 只會引起愛爾蘭人的強烈反感、到時為了保證義務兵役徵集的正常實施， 派去愛爾蘭島維持秩序的英軍士兵數目， 甚至可能得超過在愛爾蘭島上徵集到的士兵數目。 結果卡森的規勸卻被勞合·喬治置若罔聞。
果不其然， 大多數愛爾蘭人因此被激怒了， 少數並沒有那麼在意的愛爾蘭人也表現出對“遙遠的自治法許諾”不感興趣。 為了抗議英國政府的這種做法， 愛爾蘭籍議員中的民族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全體離開了威斯敏斯特。 在愛爾蘭島內， 由復活節起義領導層中的倖存者——埃蒙·德·瓦萊拉（Éamon de Valera）所領導的抗議鬥爭， 在愛爾蘭天主教會的全力支持下， 如火如荼地展開了。 4月23日， 愛爾蘭發動了全境反徵兵總罷工， 工人、農民、教師、學生、職員、商人、神父……整個愛爾蘭島（除了貝爾法斯特一地之外）的各行各業都積極回應， 甚至連愛爾蘭人離不開的酒吧都紛紛關門歇業、支持罷工。
▲瓦萊拉。1937年愛爾蘭事實獨立後，他曾擔任第一、第三、第五任總理和第三任總統。
英國不僅沒能在愛爾蘭征得一兵一卒，還進一步激化了愛爾蘭同英國之間的矛盾。團結而又激昂的愛爾蘭，在大英帝國的統治者們看來戰雲密佈、可怕極了。為了應對這樣的局面，英國政府匆忙製造出一個“德國陰謀案”，以此為藉口來鎮壓愛爾蘭人民的鬥爭運動。5月18日，英國政府以“德國間諜”的罪名逮捕了70余名武裝共和派領導人，將他們中的大部分投入英格蘭的林肯監獄（HM Prison Lincoln），並宣佈新芬黨、志願軍、共和婦女會、蓋爾語聯盟等組織為非法。直到戰爭結束前，英國殖民當局在愛爾蘭以各種理由逮捕的武裝共和派人士超過1000人。勞合·喬治以為這樣就能使得愛爾蘭民眾群龍無首、就能至少暫時壓制住愛爾蘭的反英鬥爭運動。然而，“領導者”並不是偶然出現的，他們是一定歷史時期的必然產物。當歷史的發展把迫切需要解決的矛盾擺在世人面前，當歷史的發展為那個矛盾提供了解決的舞臺和條件，就必然會培育出領導者來組織和帶領人們去解決那個矛盾。簡單化地說，就是所謂“時勢造英雄”——倘若有人或自願或被迫地離開“舞臺中央”，就一定會有代演的新人站上“舞臺中央”。同瓦萊拉一起參加了復活節起義的邁克爾·約翰·“米克”·柯林斯（Michael John "Mick" Collins）正是愛爾蘭反英鬥爭運動的新主演。他，以及其他一些倖免於難的武裝共和派領導人代替被捕的新芬党領導層，促使愛爾蘭人民更加清楚地認識到：要擺脫大英帝國的殖民統治，舊的鬥爭方式並不能真正起到什麼效用。投票、抗議示威、經濟抵制，與其說是解決問題的手段，不如說只是表達態度的手段。殖民壓迫、種族隔閡之類的結構性問題，是絕不可能在資本主義的代議制民主框架內得到解決的。面對通過“合法手段”無力解決的愛爾蘭問題，愛爾蘭民眾其實只有兩種選擇——“繼續忍受”或者“揭竿而起”。忍受通常會是絕大多數人的第一選擇和唯一選擇，可是，人類的忍受是有限度的……
此後，愛爾蘭人民的民族鬥爭就此走上了一條新的道路。民族自決、分離獨立成了鬥爭的主要目標。魯登道夫的進攻最後雖未能使德國免於戰敗的命運，卻導致了大英帝國難以回避失去愛爾蘭的命運。
本文為築壘地域創作，主編原廓，作者肇英。任何媒體或者公眾號未經書面授權不得轉載，違者將追究法律責任。更多精彩一戰、二戰內容請關注微信公眾號築壘地域：zhulei1941
▲瓦萊拉。1937年愛爾蘭事實獨立後，他曾擔任第一、第三、第五任總理和第三任總統。
英國不僅沒能在愛爾蘭征得一兵一卒，還進一步激化了愛爾蘭同英國之間的矛盾。團結而又激昂的愛爾蘭，在大英帝國的統治者們看來戰雲密佈、可怕極了。為了應對這樣的局面，英國政府匆忙製造出一個“德國陰謀案”，以此為藉口來鎮壓愛爾蘭人民的鬥爭運動。5月18日，英國政府以“德國間諜”的罪名逮捕了70余名武裝共和派領導人，將他們中的大部分投入英格蘭的林肯監獄（HM Prison Lincoln），並宣佈新芬黨、志願軍、共和婦女會、蓋爾語聯盟等組織為非法。直到戰爭結束前，英國殖民當局在愛爾蘭以各種理由逮捕的武裝共和派人士超過1000人。勞合·喬治以為這樣就能使得愛爾蘭民眾群龍無首、就能至少暫時壓制住愛爾蘭的反英鬥爭運動。然而，“領導者”並不是偶然出現的，他們是一定歷史時期的必然產物。當歷史的發展把迫切需要解決的矛盾擺在世人面前，當歷史的發展為那個矛盾提供了解決的舞臺和條件，就必然會培育出領導者來組織和帶領人們去解決那個矛盾。簡單化地說，就是所謂“時勢造英雄”——倘若有人或自願或被迫地離開“舞臺中央”，就一定會有代演的新人站上“舞臺中央”。同瓦萊拉一起參加了復活節起義的邁克爾·約翰·“米克”·柯林斯（Michael John "Mick" Collins）正是愛爾蘭反英鬥爭運動的新主演。他，以及其他一些倖免於難的武裝共和派領導人代替被捕的新芬党領導層，促使愛爾蘭人民更加清楚地認識到：要擺脫大英帝國的殖民統治，舊的鬥爭方式並不能真正起到什麼效用。投票、抗議示威、經濟抵制，與其說是解決問題的手段，不如說只是表達態度的手段。殖民壓迫、種族隔閡之類的結構性問題，是絕不可能在資本主義的代議制民主框架內得到解決的。面對通過“合法手段”無力解決的愛爾蘭問題，愛爾蘭民眾其實只有兩種選擇——“繼續忍受”或者“揭竿而起”。忍受通常會是絕大多數人的第一選擇和唯一選擇，可是，人類的忍受是有限度的……
此後，愛爾蘭人民的民族鬥爭就此走上了一條新的道路。民族自決、分離獨立成了鬥爭的主要目標。魯登道夫的進攻最後雖未能使德國免於戰敗的命運，卻導致了大英帝國難以回避失去愛爾蘭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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