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陳麗莉
安永祿（1903—1932）， 奉天省開原縣（今遼寧省開原市）人， 錫伯族。 1925年6月加入中國共產黨。 是鐵嶺籍最早的中共黨員， 也是最早在鐵嶺地區從事革命活動的中共黨員， 他創建了鐵嶺地區第一個黨支部——中共開原支部並任書記， 在中共鐵嶺地方史上佔據著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
一
安永祿， 化名安貧、安頻、安平、安仁、何安仁（人）、關世傑、關維漢、安希伯、關世雄、安頓、安達， 筆名邱濤。 1903年出生于遼寧省開原市四寨子村的一個小康農民家庭， 安永祿的父親在開原縣老城鎮經營著一個皮鋪。 安永祿自幼好學， 膽識過人，
他在本村四寨子讀小學， 高小畢業後又考入奉天第一中學讀書。 後來， 安永祿還曾先後在鐵嶺縣師範學堂、長春吉林省立第二師範學校讀過書。 長春的吉林省立第二師範學校是中共在東北早期活動的地點之一， 所以安永祿能夠在大革命時期就接觸了進步老師和學生， 經常參加他們組織的愛國活動。 1924年秋， 他用“安貧”為名字考入長春二道溝郵局當撿信生。 全域共3人， 由張錦春（中共黨員）任局長。 安永祿（化名安貧）在長春二道溝郵局參加工作後， 位卑不忘憂國， 立志追求救國富民的真理。 由於他思想進步， 被中共地下黨組織看中， 經過考察和培養， 由張錦春介紹， 於1925年6月加入中國共產黨。 長春通訊站負責收發中共北方局的指示和檔，
也是在1925年， 22歲的安永祿與劉雲橋女士結婚。 安永祿的岳父劉益三， 名克廉， 系開原五寨子人， 與女婿安永祿是同鄉， 在吉林省公署選舉事務所任所長。 安永祿婚後家庭生活較為美滿優裕， 他們生有一子， 取名安長春。 安永祿在郵局工作， 工資待遇比較高， 但他不貪戀個人舒適的生活， 聽從組織的安排， 毅然離開溫暖的家庭， 拋下嬌妻幼子， 到吉林延邊地區從事黨的地下工作。
二
1926年2月， 中共北滿地方委員會（簡稱北滿地委）在哈爾濱成立。
1927年4月17日， 東省特別區員警處在哈爾濱全市實施大逮捕， 先後逮捕北滿地委的黨員幹部11人， 在道裡商市街（今紅霞街）39號逮捕了地委委員安永祿和吳寶祥等5人。
在審訊中， 安永祿（化名何安仁）十分機敏， 他僅僅供認自己是國民黨黨員， 來哈爾濱宣傳共產事。 當時， 正是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 吉林省法院不相信他的供詞，但又拿不出充分的證據，證明安永祿就是共產黨，故以“共產黨嫌疑”罪，判處安永祿有期徒刑3年。
1927年8月，安永祿等13人被轉押吉林省第三監獄。當時，他們被稱為“國事犯”（即政治犯），是該監獄關押的首批政治犯。由於北滿地委遭破壞，在該監獄關押的共產黨員達20余人。吉林第三監獄條件很差，房小人多，擁擠不堪，衛生條件極壞，伙食也很差，還吃不飽。每到冬天，室內溫度太低，犯人凍得難以忍受。監獄規定每天放風兩次。只准到院內便所大小便，不許散步。每天都強迫犯人到工廠做工。因此得病的特別多，死亡率特別高。中共黨員王鑄、吳保豐、孫寶忠和孫克惠等，都是在該監獄被折磨死的。後來，他們又被轉押到吉林省第一監獄。
安永祿（化名何安仁）當時是監獄中的中共負責人之一。安永祿與共產黨人張友仁、金永緒、趙尚志及國民黨左派人士張沖、齊東野等團結一致，為改善政治犯的生活，爭取在獄中獲得一定的自由，同監獄當局開展了堅決地鬥爭。
在獄中，安永祿領導了驅逐吉林第一監獄王典獄長的鬥爭。吉林第一監獄王典獄長思想反動，不僅肆意虐待犯人，而且克扣“囚糧”，致使犯人的生活極其困難。安永祿秘密地同趙尚志、韓守本等黨員骨幹研究，認為必須搞掉王典獄長。這時，監獄佟看守長（中共地下黨員）提供了一個資訊，說近日省府大員要來監獄視察犯人的生活情況，安永祿他們就事先進行了準備。當王典獄長陪同省府大員走進監舍時，安永祿他們就將寫好的標語從鐵窗伸出來，“控告王典獄長克扣囚糧”，政治犯們高喊“反對克扣囚糧，改善犯人生活……”搞得王典獄長狼狽不堪。不久，王典獄長就被調走，換來一個新典獄長，犯人的生活有了較大改善。
由於安永祿等人的鬥爭和爭取，監獄方面對他們的管理有所放鬆，加上佟看守長的關照，政治犯在監獄可以享受一些特殊待遇。如住“優待監”，拿錢讓看守買米麵、魚肉，自己起小灶。佟看守長經常從獄外購入進步書刊，甚至捎帶黨的文件；監獄外面的黨組織還可以派人去監獄探望，把救濟錢、物和食品，乃至黨的檔送給被關的同志。
三
1928年11月，中共滿洲省委常委、工運部長唐宏經受省委指派，代表省委去吉林第一監獄看望被關在那裡的同志們。省委指定唐宏經到那裡“找安頻（安永祿化名）同志”。唐宏經通過何看守長的安排，在一間僻靜的小屋見到了安永祿。唐宏經代表省委首先安慰了獄中的同志們，接著聽取了安永祿的彙報，瞭解了獄中同志們的表現和兩年來同敵人鬥爭的情況。唐宏經還傳達了省委對形勢的分析：“張學良馬上就要易幟同國民黨合作了，你們雖是共產黨員，被逮捕後卻供認是國民黨員，很可能易幟後，除公開共產黨員身份的外，都會釋放你們，你們要做好釋放或不釋放的兩種思想準備，一旦出獄後繼續為黨工作。”
1929年1月24日，吉林第一監獄將安永祿等18人押往奉天，臨時關押在奉天第一監獄。次日，張學良派代表接見了他們，聲稱：“我們奉天當局已是國民政府了，絕不能再關押國民黨員了，張學良先生決定釋放你們”。接著，宣佈安永祿他們全部無罪釋放，並且發放了路費。晚上，張學良在奉天上將軍公署接見了被釋放的安永祿等人。張學良說：“諸位都是國民黨黨員，過去你們被抓是政治不統一，現在東北換旗幟了，決定將諸位釋放，你們辛苦了……”。有的人提出，吉林第一監獄還欠他們做工的工錢，張學良同意他們派代表去吉林第一監獄取工錢。結果，安永祿和李忠選一起回去要工錢。臨行前，安永祿告訴共產黨員張友仁說：“你要和金伯陽住指定的旅館，那裡有党的負責人會見你們。”
安永祿釋放後，就在瀋陽同中共滿洲省委接上了關係，暫被安排在省委做工運巡視員。
四
1928年12月23日，撫順特支書記王鶴壽在瀋陽參加中共滿洲省委擴大會議。由於會議被敵人發現，王鶴壽同省委部分同志一起被捕。因滿洲省委被破壞，中共撫順黨的組織受到一定損失。
1929年1月7日，中共滿洲臨時省委在向中共中央的報告中指出：“撫順最近礦工正醞釀一次鬥爭，這次鬥爭我們可以完全取得領導，可惜鶴壽同志此次來省被捕，失去了一個撫順的得力工作人，現在設法抽調幹部工作同志去工作，現已緘調該地工人同來省詳商後，省委常去一人在該地指導工作，特別是正在醞釀的這些鬥爭。”根據省委的這次決定，在省委從事職工運動的安永祿（化名關世傑）擔任了常來撫順指導工作的任務。經過安永祿在撫順兩三個月的努力，撫順黨的工作有了一些進展。
1929年5月15日，中共滿洲省委在寫給中央的《滿洲黨的組織狀況》的報告中認為：“需要得力同志前去發展”。6月24日，中共滿洲省委為加強撫順特支的工作，任命安永祿為特支書記，他當時化名關維漢。省委指示撫順特支，“目前工作的主要路線還是怎樣從多方面計畫盡可能去接近群眾，瞭解群眾的日常生活及其迫切要求，提出適當的宣傳和鼓勵口號，以提高群眾階級覺悟和政治認識，並發動日常鬥爭，在平時尤其在鬥爭中要注意用各種各樣的方式去組織群眾，以加強群眾的鬥爭力量。只有在這樣的路線之下，撫順工作才能逐步推動起來”。
安永祿（化名關維漢）接任撫順特支書記後，組織黨員對省委的指示進行了認真的學習和討論，並按照省委指示，組織黨員認真總結前一段工作，學習中共的方針政策，制定了中共撫順特支計畫。安永祿的工作以礦區為主，同時要深入到其他地方指導工作。他經常深入工廠、礦區，在工人中秘密從事革命活動。在繼續做好撫順鐵廠、煤礦等工作的同時，千方百計地做好古城子、大山坑、東鄉坑、老虎台4個產業工人多的地區的工作，想方設法建立社會關係，很快就把工會等群團組織建立起來。還在工人中組織了互助儲金會，幫助工資低、生活困難的工人。他發動和領導工人群眾開展了許多小型鬥爭，要求提高工資，縮短勞動時間，改善勞動條件。在鬥爭中，工人群眾的反日情緒很高，鬥爭性也很強。特別是在1929年6月，針對日資福山鐵工廠隨意延長工時不給錢的情況，特支號召工人進行罷工，要求廠方增加工資，縮短工時，改善勞動條件！福山鐵廠的工人紛紛響應號召，舉行罷工。經過鬥爭日本資本家屈服了，日方被迫答應了工人的合理要求，工人開展的反日鬥爭取得了勝利，罷工取得了勝利。對於安永祿在撫順的工作，省委很滿意。
在安永祿的領導下，特支還通過辦工人識字班，在教工人識字的同時向工人群眾灌輸革命思想。工人覺悟不斷提高，特支的黨員人數也由9名發展到12名。撫順特支還經常用油印機油印一些革命傳單、張貼標語，在工人群眾中產生了較大的影響。看到傳單的工友，熱淚盈眶感動地說：“可算有替工人說話的組織了！”據日本南滿鐵路株式會社“總裁人事課”編寫的《1929年滿洲工運情況》中記載，“以撫順、奉天為中心，共產黨員的活動，是從四月中旬開始的……尤其是開灤煤礦勞資糾紛發生後，在撫順也有了明顯的異乎尋常的感覺，因而當局給予了充分的注意，結果，果然就在七月下旬在撫順碳礦礦區內發生散發傳單的事蹟……”。
1929年7月，“中東路事件”發生後，撫順特支油印並散發了《告滿洲民眾書》等傳單，說明“事件”真相，強烈要求改善工人待遇，號召全體民眾積極行動起來，反對帝國主義瓜分中國。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者為了維護日本在滿洲的利益，大肆逮捕工人，撫順特支慘遭破壞。日本憲兵隊追捕安永祿，一直追到渾河邊。安永祿縱深跳入渾河，才躲過日本憲兵的追捕。
五
由於安永祿（化名關維漢）在撫順暴露了身份，而且在逃亡時著涼患了重病，以後很難在撫順繼續堅持工作；所以省委於1929年7月下旬將他調回，派楊靖宇去接任中共撫順特支書記工作。安永祿回到省委後，黨組織安排他到瀋陽治療，滿洲省委委派秘書處幹事張幹民送他到“紅十字會醫院”進行治療，幾天後有了好轉。安永祿的妻子劉雲橋將結婚時娘家陪送的金銀細軟全部變賣，為丈夫治病。經過治療，安永祿在半年後才得以康復。中共滿洲省委原來準備安排安永祿去大連任特支書記，但省委書記劉少奇考慮到安永祿的眼睛高度近視，言談舉止和穿戴都書生氣太濃，不適合在工人中開展工作。同時考慮到安永祿的身體健康情況不太好，在徵求安永祿的意見後，便決定派安永祿到開原縣建立黨的組織。
1929年7月，中共滿洲省委廖如願在寫給中央的《關於省委工作情況》的報告中談到：在開原等地分別各“有一個或兩個零散的同志”。就這樣，安永祿回到了家鄉，以自己的原名安永祿在開原進行革命活動。
1929年8月，中國共產黨在遼北地區建立的第一個黨支部是開原黨支部，由安永祿任中共開原支部第一任書記。1930年6月以後，中共開原黨支部改為中共開原特別支部（簡稱“開原特支”），仍然由安永祿任中共開原特別支部書記。據1929年8月31日《中共滿洲省委關於組織情況給中央的報告》記載：開原支部“現有同志二人”。
在1929年8月至1931年8月期間，在開原從事地下工作的中共開原支部“現有同志二人”是安永祿和李政國。其中，安永祿的公開身份為《開原公報》主編，筆名邱濤。李政國（曾用名張弓、張適等），在安永祿之後來到開原工作，以開豐（開原、西豐）鐵路股長的職務做掩護開展革命工作。1930年4月，李政國調往綏化縣四方台火車站。
據1930年3月30日《中共滿洲省委關於組織登記表》記載，全省共有黨員206人，其中在“開原一人”，也就是安永祿。1930年6月，中共開原支部改為中共開原特別支部。據《滿洲國員警史》記載，“民國19年6月（中共）在開原設有特別支部”。
安永祿在開原工作期間，通過公開發行的報紙《開原公報》，對群眾進行通俗的革命宣傳教育；通過秘密宣傳，對工人、農民、知識份子及青年學生進行革命宣傳教育。還通過國民外交後援會和中學領導、教師組織學生和工商界開展抵制日貨等活動，有力地揭露了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陰謀，在工農群眾中，特別是知識份子和青年學生中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開原，他結識了王鑄、肖共天等愛國人士，組織指導中共週邊組織——開原縣外交後援會的反帝愛國主義活動。王鑄是開原縣國民簡易教育協進會主任幹事，開原縣教育局第一課長；愛國人士肖共天是開原縣尚陽堡馬家溝（現清河區馬家溝）人，“九一八”事變後被日軍殺害。在安永祿的領導和影響下，開原縣外交後援會組織人員于夜間在開原城塗寫和張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抵制日貨”等標語；利用農民演戲機會，組織師生去那裡遊行示威，登臺演講，高呼反日口號，散發反日傳單。1931年7月，開原縣外交後援會在縣城組織了一次有中小學生、居民、店員和機關工作人員參加的1000多人的示威遊行。王鑄身穿學生服裝，走在隊伍前列，帶領師生高呼口號，散發傳單，勸告居民、商人不買賣日貨。他們還在街上檢查商店和行人，見到買賣日貨的就進行教育。這次以學生為主體的群眾運動，嚇得在縣城開洋行的日本人驚恐不安，把日本旗幟都降下來。王鑄還曾組織開原縣教育局的300多名教職員工，開展反對當局拖欠工資的鬥爭。後來，經過安永祿的培養，王鑄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1931年8月，安永祿（化名安希伯）奉命到哈爾濱去從事黨的地下工作。安永祿把妻子和幼子安頓在開原縣城，隻身一人去了哈爾濱市。
六
1931年8月15日，滿洲省委調安永祿（化名安希伯）到哈爾濱市擔任《哈爾濱新報》總編輯。編輯何語竹、宋伯翔、王鼎三（王鑄）都是安永祿聘請來的開原留日學生或同鄉。
《哈爾濱新報》是中共滿洲特委機關報，創刊於1931年6月，社址在哈爾濱外道正陽街（現靖宇街）路南十六道街口東側，後搬到二十道街北側。該報是以民辦報紙面貌出現的一家公開發行的大型報社，社長吳嘉聲。
該報的社長吳嘉聲和編輯宋伯翔、何語竹及校對關子文、方石真均為中共黨員，這些人組成了中共哈爾濱新報支部，由安永祿任黨支部書記。中共抗日將領趙尚志在組織抗日聯軍之前，與安永祿有過工作聯繫，曾多次到《哈爾濱新報》社活動。1931年10月以後，宋伯翔、安永祿先後離開報社。1932年2月5日，日軍侵佔哈爾濱後，《哈爾濱新報》被迫自行停刊。
1931年11月，滿洲省委派安永祿到綏芬河黨的國際交通站工作。為使黨的機密免遭洩露，安永祿在離開報社之前，留下一張紙條，上面寫道：“我因厭世出走自殺，望大家不要為我難過，繼續辦好報紙……”他的親友和同志四處打聽，也無消息。事情過去20多天后，安永祿突然回來了。親友和同志們又驚又喜。報社的同志和親友誰也不知道他究竟去哪裡。但大家都懂得地下任務有鐵的紀律，見他避而不談，意識到他是執行組織交給的特殊任務。幾天後，安永祿又走了，卻再也沒有回來。後來，才知道他被調到了綏芬河國際交通站工作。
1932年初，黨組織派安永祿去蘇聯學習。安永祿在綏芬河越境時，由於他的眼鏡失落，在尋找眼鏡時被蘇聯邊防軍發現，遭到蘇聯邊防軍射擊，安貧犧牲在中蘇國境線上，年僅29歲。
（作者系中國計量大學現代科技學院教師）
吉林省法院不相信他的供詞，但又拿不出充分的證據，證明安永祿就是共產黨，故以“共產黨嫌疑”罪，判處安永祿有期徒刑3年。1927年8月，安永祿等13人被轉押吉林省第三監獄。當時，他們被稱為“國事犯”（即政治犯），是該監獄關押的首批政治犯。由於北滿地委遭破壞，在該監獄關押的共產黨員達20余人。吉林第三監獄條件很差，房小人多，擁擠不堪，衛生條件極壞，伙食也很差，還吃不飽。每到冬天，室內溫度太低，犯人凍得難以忍受。監獄規定每天放風兩次。只准到院內便所大小便，不許散步。每天都強迫犯人到工廠做工。因此得病的特別多，死亡率特別高。中共黨員王鑄、吳保豐、孫寶忠和孫克惠等，都是在該監獄被折磨死的。後來，他們又被轉押到吉林省第一監獄。
安永祿（化名何安仁）當時是監獄中的中共負責人之一。安永祿與共產黨人張友仁、金永緒、趙尚志及國民黨左派人士張沖、齊東野等團結一致，為改善政治犯的生活，爭取在獄中獲得一定的自由，同監獄當局開展了堅決地鬥爭。
在獄中，安永祿領導了驅逐吉林第一監獄王典獄長的鬥爭。吉林第一監獄王典獄長思想反動，不僅肆意虐待犯人，而且克扣“囚糧”，致使犯人的生活極其困難。安永祿秘密地同趙尚志、韓守本等黨員骨幹研究，認為必須搞掉王典獄長。這時，監獄佟看守長（中共地下黨員）提供了一個資訊，說近日省府大員要來監獄視察犯人的生活情況，安永祿他們就事先進行了準備。當王典獄長陪同省府大員走進監舍時，安永祿他們就將寫好的標語從鐵窗伸出來，“控告王典獄長克扣囚糧”，政治犯們高喊“反對克扣囚糧，改善犯人生活……”搞得王典獄長狼狽不堪。不久，王典獄長就被調走，換來一個新典獄長，犯人的生活有了較大改善。
由於安永祿等人的鬥爭和爭取，監獄方面對他們的管理有所放鬆，加上佟看守長的關照，政治犯在監獄可以享受一些特殊待遇。如住“優待監”，拿錢讓看守買米麵、魚肉，自己起小灶。佟看守長經常從獄外購入進步書刊，甚至捎帶黨的文件；監獄外面的黨組織還可以派人去監獄探望，把救濟錢、物和食品，乃至黨的檔送給被關的同志。
三
1928年11月，中共滿洲省委常委、工運部長唐宏經受省委指派，代表省委去吉林第一監獄看望被關在那裡的同志們。省委指定唐宏經到那裡“找安頻（安永祿化名）同志”。唐宏經通過何看守長的安排，在一間僻靜的小屋見到了安永祿。唐宏經代表省委首先安慰了獄中的同志們，接著聽取了安永祿的彙報，瞭解了獄中同志們的表現和兩年來同敵人鬥爭的情況。唐宏經還傳達了省委對形勢的分析：“張學良馬上就要易幟同國民黨合作了，你們雖是共產黨員，被逮捕後卻供認是國民黨員，很可能易幟後，除公開共產黨員身份的外，都會釋放你們，你們要做好釋放或不釋放的兩種思想準備，一旦出獄後繼續為黨工作。”
1929年1月24日，吉林第一監獄將安永祿等18人押往奉天，臨時關押在奉天第一監獄。次日，張學良派代表接見了他們，聲稱：“我們奉天當局已是國民政府了，絕不能再關押國民黨員了，張學良先生決定釋放你們”。接著，宣佈安永祿他們全部無罪釋放，並且發放了路費。晚上，張學良在奉天上將軍公署接見了被釋放的安永祿等人。張學良說：“諸位都是國民黨黨員，過去你們被抓是政治不統一，現在東北換旗幟了，決定將諸位釋放，你們辛苦了……”。有的人提出，吉林第一監獄還欠他們做工的工錢，張學良同意他們派代表去吉林第一監獄取工錢。結果，安永祿和李忠選一起回去要工錢。臨行前，安永祿告訴共產黨員張友仁說：“你要和金伯陽住指定的旅館，那裡有党的負責人會見你們。”
安永祿釋放後，就在瀋陽同中共滿洲省委接上了關係，暫被安排在省委做工運巡視員。
四
1928年12月23日，撫順特支書記王鶴壽在瀋陽參加中共滿洲省委擴大會議。由於會議被敵人發現，王鶴壽同省委部分同志一起被捕。因滿洲省委被破壞，中共撫順黨的組織受到一定損失。
1929年1月7日，中共滿洲臨時省委在向中共中央的報告中指出：“撫順最近礦工正醞釀一次鬥爭，這次鬥爭我們可以完全取得領導，可惜鶴壽同志此次來省被捕，失去了一個撫順的得力工作人，現在設法抽調幹部工作同志去工作，現已緘調該地工人同來省詳商後，省委常去一人在該地指導工作，特別是正在醞釀的這些鬥爭。”根據省委的這次決定，在省委從事職工運動的安永祿（化名關世傑）擔任了常來撫順指導工作的任務。經過安永祿在撫順兩三個月的努力，撫順黨的工作有了一些進展。
1929年5月15日，中共滿洲省委在寫給中央的《滿洲黨的組織狀況》的報告中認為：“需要得力同志前去發展”。6月24日，中共滿洲省委為加強撫順特支的工作，任命安永祿為特支書記，他當時化名關維漢。省委指示撫順特支，“目前工作的主要路線還是怎樣從多方面計畫盡可能去接近群眾，瞭解群眾的日常生活及其迫切要求，提出適當的宣傳和鼓勵口號，以提高群眾階級覺悟和政治認識，並發動日常鬥爭，在平時尤其在鬥爭中要注意用各種各樣的方式去組織群眾，以加強群眾的鬥爭力量。只有在這樣的路線之下，撫順工作才能逐步推動起來”。
安永祿（化名關維漢）接任撫順特支書記後，組織黨員對省委的指示進行了認真的學習和討論，並按照省委指示，組織黨員認真總結前一段工作，學習中共的方針政策，制定了中共撫順特支計畫。安永祿的工作以礦區為主，同時要深入到其他地方指導工作。他經常深入工廠、礦區，在工人中秘密從事革命活動。在繼續做好撫順鐵廠、煤礦等工作的同時，千方百計地做好古城子、大山坑、東鄉坑、老虎台4個產業工人多的地區的工作，想方設法建立社會關係，很快就把工會等群團組織建立起來。還在工人中組織了互助儲金會，幫助工資低、生活困難的工人。他發動和領導工人群眾開展了許多小型鬥爭，要求提高工資，縮短勞動時間，改善勞動條件。在鬥爭中，工人群眾的反日情緒很高，鬥爭性也很強。特別是在1929年6月，針對日資福山鐵工廠隨意延長工時不給錢的情況，特支號召工人進行罷工，要求廠方增加工資，縮短工時，改善勞動條件！福山鐵廠的工人紛紛響應號召，舉行罷工。經過鬥爭日本資本家屈服了，日方被迫答應了工人的合理要求，工人開展的反日鬥爭取得了勝利，罷工取得了勝利。對於安永祿在撫順的工作，省委很滿意。
在安永祿的領導下，特支還通過辦工人識字班，在教工人識字的同時向工人群眾灌輸革命思想。工人覺悟不斷提高，特支的黨員人數也由9名發展到12名。撫順特支還經常用油印機油印一些革命傳單、張貼標語，在工人群眾中產生了較大的影響。看到傳單的工友，熱淚盈眶感動地說：“可算有替工人說話的組織了！”據日本南滿鐵路株式會社“總裁人事課”編寫的《1929年滿洲工運情況》中記載，“以撫順、奉天為中心，共產黨員的活動，是從四月中旬開始的……尤其是開灤煤礦勞資糾紛發生後，在撫順也有了明顯的異乎尋常的感覺，因而當局給予了充分的注意，結果，果然就在七月下旬在撫順碳礦礦區內發生散發傳單的事蹟……”。
1929年7月，“中東路事件”發生後，撫順特支油印並散發了《告滿洲民眾書》等傳單，說明“事件”真相，強烈要求改善工人待遇，號召全體民眾積極行動起來，反對帝國主義瓜分中國。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者為了維護日本在滿洲的利益，大肆逮捕工人，撫順特支慘遭破壞。日本憲兵隊追捕安永祿，一直追到渾河邊。安永祿縱深跳入渾河，才躲過日本憲兵的追捕。
五
由於安永祿（化名關維漢）在撫順暴露了身份，而且在逃亡時著涼患了重病，以後很難在撫順繼續堅持工作；所以省委於1929年7月下旬將他調回，派楊靖宇去接任中共撫順特支書記工作。安永祿回到省委後，黨組織安排他到瀋陽治療，滿洲省委委派秘書處幹事張幹民送他到“紅十字會醫院”進行治療，幾天後有了好轉。安永祿的妻子劉雲橋將結婚時娘家陪送的金銀細軟全部變賣，為丈夫治病。經過治療，安永祿在半年後才得以康復。中共滿洲省委原來準備安排安永祿去大連任特支書記，但省委書記劉少奇考慮到安永祿的眼睛高度近視，言談舉止和穿戴都書生氣太濃，不適合在工人中開展工作。同時考慮到安永祿的身體健康情況不太好，在徵求安永祿的意見後，便決定派安永祿到開原縣建立黨的組織。
1929年7月，中共滿洲省委廖如願在寫給中央的《關於省委工作情況》的報告中談到：在開原等地分別各“有一個或兩個零散的同志”。就這樣，安永祿回到了家鄉，以自己的原名安永祿在開原進行革命活動。
1929年8月，中國共產黨在遼北地區建立的第一個黨支部是開原黨支部，由安永祿任中共開原支部第一任書記。1930年6月以後，中共開原黨支部改為中共開原特別支部（簡稱“開原特支”），仍然由安永祿任中共開原特別支部書記。據1929年8月31日《中共滿洲省委關於組織情況給中央的報告》記載：開原支部“現有同志二人”。
在1929年8月至1931年8月期間，在開原從事地下工作的中共開原支部“現有同志二人”是安永祿和李政國。其中，安永祿的公開身份為《開原公報》主編，筆名邱濤。李政國（曾用名張弓、張適等），在安永祿之後來到開原工作，以開豐（開原、西豐）鐵路股長的職務做掩護開展革命工作。1930年4月，李政國調往綏化縣四方台火車站。
據1930年3月30日《中共滿洲省委關於組織登記表》記載，全省共有黨員206人，其中在“開原一人”，也就是安永祿。1930年6月，中共開原支部改為中共開原特別支部。據《滿洲國員警史》記載，“民國19年6月（中共）在開原設有特別支部”。
安永祿在開原工作期間，通過公開發行的報紙《開原公報》，對群眾進行通俗的革命宣傳教育；通過秘密宣傳，對工人、農民、知識份子及青年學生進行革命宣傳教育。還通過國民外交後援會和中學領導、教師組織學生和工商界開展抵制日貨等活動，有力地揭露了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陰謀，在工農群眾中，特別是知識份子和青年學生中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開原，他結識了王鑄、肖共天等愛國人士，組織指導中共週邊組織——開原縣外交後援會的反帝愛國主義活動。王鑄是開原縣國民簡易教育協進會主任幹事，開原縣教育局第一課長；愛國人士肖共天是開原縣尚陽堡馬家溝（現清河區馬家溝）人，“九一八”事變後被日軍殺害。在安永祿的領導和影響下，開原縣外交後援會組織人員于夜間在開原城塗寫和張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抵制日貨”等標語；利用農民演戲機會，組織師生去那裡遊行示威，登臺演講，高呼反日口號，散發反日傳單。1931年7月，開原縣外交後援會在縣城組織了一次有中小學生、居民、店員和機關工作人員參加的1000多人的示威遊行。王鑄身穿學生服裝，走在隊伍前列，帶領師生高呼口號，散發傳單，勸告居民、商人不買賣日貨。他們還在街上檢查商店和行人，見到買賣日貨的就進行教育。這次以學生為主體的群眾運動，嚇得在縣城開洋行的日本人驚恐不安，把日本旗幟都降下來。王鑄還曾組織開原縣教育局的300多名教職員工，開展反對當局拖欠工資的鬥爭。後來，經過安永祿的培養，王鑄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1931年8月，安永祿（化名安希伯）奉命到哈爾濱去從事黨的地下工作。安永祿把妻子和幼子安頓在開原縣城，隻身一人去了哈爾濱市。
六
1931年8月15日，滿洲省委調安永祿（化名安希伯）到哈爾濱市擔任《哈爾濱新報》總編輯。編輯何語竹、宋伯翔、王鼎三（王鑄）都是安永祿聘請來的開原留日學生或同鄉。
《哈爾濱新報》是中共滿洲特委機關報，創刊於1931年6月，社址在哈爾濱外道正陽街（現靖宇街）路南十六道街口東側，後搬到二十道街北側。該報是以民辦報紙面貌出現的一家公開發行的大型報社，社長吳嘉聲。
該報的社長吳嘉聲和編輯宋伯翔、何語竹及校對關子文、方石真均為中共黨員，這些人組成了中共哈爾濱新報支部，由安永祿任黨支部書記。中共抗日將領趙尚志在組織抗日聯軍之前，與安永祿有過工作聯繫，曾多次到《哈爾濱新報》社活動。1931年10月以後，宋伯翔、安永祿先後離開報社。1932年2月5日，日軍侵佔哈爾濱後，《哈爾濱新報》被迫自行停刊。
1931年11月，滿洲省委派安永祿到綏芬河黨的國際交通站工作。為使黨的機密免遭洩露，安永祿在離開報社之前，留下一張紙條，上面寫道：“我因厭世出走自殺，望大家不要為我難過，繼續辦好報紙……”他的親友和同志四處打聽，也無消息。事情過去20多天后，安永祿突然回來了。親友和同志們又驚又喜。報社的同志和親友誰也不知道他究竟去哪裡。但大家都懂得地下任務有鐵的紀律，見他避而不談，意識到他是執行組織交給的特殊任務。幾天後，安永祿又走了，卻再也沒有回來。後來，才知道他被調到了綏芬河國際交通站工作。
1932年初，黨組織派安永祿去蘇聯學習。安永祿在綏芬河越境時，由於他的眼鏡失落，在尋找眼鏡時被蘇聯邊防軍發現，遭到蘇聯邊防軍射擊，安貧犧牲在中蘇國境線上，年僅29歲。
（作者系中國計量大學現代科技學院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