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凱早年在朝鮮及在山東鎮壓義和團時期與日本及歐洲各國打交道多年， 對當時的國際局勢有深刻的認識， 深知建設海軍的重耍性。
他認為：“竊維中國今日大勢， 論練兵則陸師視水師為急， 論求將則水師視陸軍更難。 蓋今之水師， 重在海軍， 非徒馳聘于長江內河者所可同日語也”。
然而， “我自甲午一役， 海軍殲焉。 然大東溝一戰， 勝負相當， 以視陸路諸軍， 猶有聲色。 近年來， 海軍將才， 日少一日， 即使從新募練， 而成就尚複需時”， 認為海軍人才難得。
他極力向清政府推薦並提攜薩鎮冰、葉祖珪等海軍將領。
葉祖珪， 在甲午戰爭中管帶靖遠艦， 戰後被革職， 待罪天津。 1899年被開複革職處分， 授提督銜補用總臂職。
薩鎮冰與葉祖珪一樣畢業于福建船政學堂駕駛班， 也於1877年被派往英國格林威治海軍學校留學。 在甲午戰爭中任康濟號管帶， 戰後被革職返回福建。 1896年複職吳泌炮臺總台官， 後任通濟練習艦管帶。 1899年任北洋幫統。
1902年8月袁世凱上奏向清政府推薦葉祖珪到天津處理軍務。
1903年3月袁世凱上奏向清政府極力推薦薩鎮冰， 要求破格提拔。
袁世凱認為“水師人才最為難得， 自前船政大臣沈葆楨、前督臣曾國藩、李鴻章等極意培養，
所以， 對於戰後一併被革職的前北洋海軍署精練右營遊擊後軍中營都司藍建樞、前署左翼中營遊擊本營都司何品璋、前三品銜補用守備程璧光、前調署後軍中營都司右翼左營都司何文彬、前借補提標中軍參將山東題奏道嚴道洪五人，
袁世凱認為“威海一役， 實因水陸援絕， 該員等情有可原， 才堪任使”， 考察他們在被革職後“頗知愧奮， 或委令管帶師船， 或隨同辦理交涉， 莫不操巡匪懈， 應付適宜， 深足以資臂助”， 建議將他們開復原官， 以觀後效， 朱批依議。
在此之前他也將林穎啟、李鼎新、李和等人保奏複官。
因北洋海軍的實缺在戰後被一併裁撤， 後被起複的將領多被授予其它官銜。 1903年7月， 袁世凱上奏“津愉一帶， 洋兵尚未撤盡， 時有交涉要件， 胥賴磋商， 未便遽易生手＂， 請求讓被授為溫州鎮總兵的葉祖珪替緩赴任， 將其留在北洋海防。
8月， 袁世凱又以“現在海軍將才缺乏， 該總兵謀略夙優， 中外引以為重， 交涉巡防， 均關緊嬰， 未便驟易生手”為由，
1904年， 葉祖珪被授予廣東水師提臀， 袁世凱再次請求“俯念北洋防務吃緊， 準將該提督仍留北洋差遣”。
由此可見袁世凱對葉、薩二人的器重。
雖然袁世凱對海軍將領盡力保護提拔， 但是如果出現失職袁世凱也秉公處理， 不徇人情。
1904年3月海天號裝運軍火因為遇霧觸礁沉沒，袁世凱上奏稟報實情，“海天兵輪為北洋海軍巨艦之一，遭此意外之變，殊堪痛惜”，要求儘快起撈船上器械，“萬無吝惜工費，聽其沉沒之理”。
同時，該船管帶劉冠雄“雖系因公奮往，究屬不審事機，粗疏貽誤，未便稍事姑容”，請旨將劉冠雄革職。
有人認為海天既已沉沒不如棄打撈，袁世凱再次上奏，認為不管起撈海天艦需要多少成本，都應該盡力打撈，“較之盡付洪流一無所得者，究屬有益”，儘量止損。
而且，“戰艦存沒，各國視之極重，但能設法，未便袖手，猶之軍隊被困，不得不竭力救援。現在設法起撈，非止希冀能有收穫，亦便各國環視者，皆知我於軍艦絕非視若無足輕重之物，擲以不甚愛惜之思，其於中國聲譽亦有關係”。（更多內容，參見劉永祥《世相：變革中的晚清》）
從這可以看出袁世凱對海軍軍艦的重視。
1904年8月，俄國一艘魚雷艇按照中立條約在煙臺停泊，卻被日艦強行拖走，袁世凱認為“戰國船隻，逃入中立口岸，既經繳械具結，受我管束，按照公法，我應有保護職責”，而總兵薩鎮冰“雖經多方攔阻，究屬保護不力”，請旨將其交部議處。
1905年葉祖珪病故，袁世凱上奏陳述生平，認為其“在北洋海軍當差多年，心精力果，資勞最深”，請旨“准照軍營立功後積勞病故例從優賜恤，以彰忠藎，出自鴻慈逾格”，同時推薦薩鎮冰接統海軍。
袁世凱在編練陸軍的同時對海軍也傾注了較大的心力，他深刻認識到海軍人才對海軍重建的重要性，盡力推薦提拔海軍將領。
甚至在1906年上書向在劉公島自盡殉國、後被“籍沒家產，不許下葬”的丁汝昌求情，認為丁“戰功素著，捐軀殉難，志節可憫，遺愛在人”，“其敗績固不必諱，其忠勇要自可嘉，其始終艱難委屈之情形，亦為天下中外所能共諒”，請求將其開復原官原銜，以順輿情而彰藎烈。
來稿/李姣姣 運營/祥哥
不徇人情。1904年3月海天號裝運軍火因為遇霧觸礁沉沒，袁世凱上奏稟報實情，“海天兵輪為北洋海軍巨艦之一，遭此意外之變，殊堪痛惜”，要求儘快起撈船上器械，“萬無吝惜工費，聽其沉沒之理”。
同時，該船管帶劉冠雄“雖系因公奮往，究屬不審事機，粗疏貽誤，未便稍事姑容”，請旨將劉冠雄革職。
有人認為海天既已沉沒不如棄打撈，袁世凱再次上奏，認為不管起撈海天艦需要多少成本，都應該盡力打撈，“較之盡付洪流一無所得者，究屬有益”，儘量止損。
而且，“戰艦存沒，各國視之極重，但能設法，未便袖手，猶之軍隊被困，不得不竭力救援。現在設法起撈，非止希冀能有收穫，亦便各國環視者，皆知我於軍艦絕非視若無足輕重之物，擲以不甚愛惜之思，其於中國聲譽亦有關係”。（更多內容，參見劉永祥《世相：變革中的晚清》）
從這可以看出袁世凱對海軍軍艦的重視。
1904年8月，俄國一艘魚雷艇按照中立條約在煙臺停泊，卻被日艦強行拖走，袁世凱認為“戰國船隻，逃入中立口岸，既經繳械具結，受我管束，按照公法，我應有保護職責”，而總兵薩鎮冰“雖經多方攔阻，究屬保護不力”，請旨將其交部議處。
1905年葉祖珪病故，袁世凱上奏陳述生平，認為其“在北洋海軍當差多年，心精力果，資勞最深”，請旨“准照軍營立功後積勞病故例從優賜恤，以彰忠藎，出自鴻慈逾格”，同時推薦薩鎮冰接統海軍。
袁世凱在編練陸軍的同時對海軍也傾注了較大的心力，他深刻認識到海軍人才對海軍重建的重要性，盡力推薦提拔海軍將領。
甚至在1906年上書向在劉公島自盡殉國、後被“籍沒家產，不許下葬”的丁汝昌求情，認為丁“戰功素著，捐軀殉難，志節可憫，遺愛在人”，“其敗績固不必諱，其忠勇要自可嘉，其始終艱難委屈之情形，亦為天下中外所能共諒”，請求將其開復原官原銜，以順輿情而彰藎烈。
來稿/李姣姣 運營/祥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