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0年6月20日， 在德國公使克林德被殺後， 北京的各國公使們陷入了恐慌， 他們更加堅定的認為清廷將要對他們進行有預謀屠殺， 於是立刻取消了撤出使館的計畫， 並打算在北京使館區固守待援， 等待天津出發的各國軍隊。
由於距離英法等主要使館較遠， 比利時、荷蘭、奧地利三國使館的外交人員隨後離開了他們的使館， 來到防衛較好也比較寬敞的英國使館。 當時的英國使館是使館區中面積最大、房子最多的， 院子裡有個很大的花園， 還有五口淡水井和兩口鹹水井。 隨著局勢的不斷惡化， 在京的外國人（近900人）也都紛紛躲進了英國使館，
英國使館原本只住60多個人， 這些人來後讓使館完全變了樣， 就連馬廄裡都擠滿了人。 不過， 避難者也帶來了他們的私人物品， 包括150匹馬和騾子， 一小群羊，
就在6月20日這一天， 清廷發佈上諭， 稱：“近日京城內外， 拳民仇教， 與洋人為敵， 教堂教民連日焚殺， 蔓延太甚， 剿撫兩難。 洋兵麇聚津沽， 中外釁端已成， 將成如何收拾， 殊難逆料”。 隨後， 清廷又將上諭以六百里加急的速度發給各省督撫， 要求本省“通盤籌畫於選將、練兵、籌餉三大端， 如何保守疆土， 不使外人逞志；如何接濟京師， 不使朝廷坐困”；並要求“各督撫互相勸勉， 聯絡一氣， 共挽危局。 時勢緊迫， 企盼之至！”
當天下午， 清軍便向使館區發動了進攻。
長期以來， 人們一直以為攻打使館的主要力量是義和拳， 而清軍則在暗中保護使館，
從這段話可以看出， 當時拳民們並沒有親臨攻擊第一線， 他們雖然人數眾多， 有心殺賊， 但只能“升屋而號”， 並沒有直接進攻使館區。 事實上， 從拳民們進入北京到使館最終解圍， 除了極少數拳民的的零星活動外， 義和拳自始至終都被隔離在戰線之外的， 並沒有能夠直接的、大規模地進攻過使館區， 也遠未構成對使館的真正威脅。
從邏輯上來說， 義和拳並不是不想去焚燒或進攻使館區，
清軍的進攻開始後， 首先遇到攻擊的是劃在主要使館之外的比利時使館和奧地利使館， 由於這兩個使館的人員已經撤退到英國使館， 因此留守的衛隊士兵幾乎未經抵抗便撤出。 當天晚上， 這兩個使館被大火燒毀。
使館衛隊緊接著放棄的是荷蘭使館和義大利使館， 因為荷蘭使館在使館區外，
6月21日， 清廷正式發佈“宣戰詔書”。 這個詔書是由軍機章京連文沖寫的， 使用的是離騷體， 文采很好， 曰：“我朝二百數十年， 深仁厚澤， 凡遠人來中國者， 列祖列宗， 罔不待以懷柔。 迨道光咸豐年間， 俯准彼等互市。 並乞在我國傳教， 朝廷以其勸人為善， 勉允所請。 初亦就我範圍， 詎三十年來， 恃我國仁厚， 一意拊循， 乃益肆梟張， 欺淩我國家， 侵犯我土地， 蹂躪我人民， 勒索我財物。 朝廷稍加遷就， 彼等負其兇橫， 日甚一日，無所不至，小則欺壓平民，大則侮慢神聖。我國赤子，仇怒鬱結，人人欲得而甘心。此義勇焚燒教堂，屠殺教民所由來也。
朝廷仍不開釁，如前保護者，恐傷我人民耳。故一再降旨申禁，保衛使館，加恤教民。故前日有拳民教民皆我赤子之諭，原為民教解釋宿嫌，朝廷柔服遠人，至矣盡矣。乃彼等不知感激，反肆要脅，昨日複公然有杜士立照會，令我退出大沽口炮臺，歸彼看管，否則以力襲取。危詞恫喝，意在肆其猖獗，震動畿輔。平日交鄰之道，我未嘗失禮於彼，彼自稱教化之國，乃無禮橫行，專恃兵堅器利，自取決裂如此乎？朕臨禦將三十年，待百姓如子孫，百姓亦戴朕如天帝。況慈聖中興宇宙，恩德所被，浹髓淪肌，祖宗憑依，神祗感格，人人忠憤，曠代所無。
朕今涕淚以告先廟，慷慨以誓師徒，與其苟且圖存，貽羞萬口，孰若大張撻伐，一塊雌雄。連日召見大小臣工，詢謀僉同。近畿及山東等省，義兵同日不期而集者，不下數十萬人。至於五尺童子，亦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彼尚詐謀，我恃天理，彼憑悍力，我恃人心。無論我國忠信甲胄，禮義干櫓，人人敢死，即土地廣有二十餘省，人民多至四百余兆，何難翦彼兇焰，張國之威！其有同仇敵愾，陷陣衝鋒，抑或仗義捐資，助益餉項，朝廷不惜破格茂賞，獎勵忠勳。苟其自外生成，臨陣退縮，甘心從逆，竟作漢奸，即刻嚴誅，決無寬貸。爾普天臣庶，其各懷忠義之心，共泄神人之憤，朕有厚望焉。”
這個以光緒皇帝名義發佈的詔書是耐人尋味的。
首先，清廷以洋人強行索要大沽口炮臺為由進行宣戰，殊不知此時大沽口炮臺早在6月17日便已失陷，只不過被直隸總督裕祿隱瞞未報而已。換句話說，聯軍在6月17日攻佔大沽口炮臺的行為，其實是構成了事實意義上的宣戰，而清廷在6月21日的所謂“宣戰”反落在了後面；
其次，清廷在詔書中並沒有指出宣戰的具體物件，而只是使用了一個帶有藐視的代稱“彼等”。因此，這在國際公法上能不能算是對外宣戰，這恐怕還是個問題。事實上，後來也沒有任何國家宣佈正式應戰；作為反證，清廷和日本在甲午戰爭時是相互宣戰的，這可以排除清廷不懂國際慣例的可能性。
其三，清廷這個詔書的目的主要是向國民解釋朝廷為何要做出如此決策並呼籲共同禦敵，這看起來似乎不是對外宣戰，而像是一個對內的戰爭動員令。這是很讓人費解的。
由此，認為清廷在庚子年對十一國宣戰在法理上是站不住腳的。
在21日發佈詔書後，清廷的一個重要舉措便是將義和拳稱為“義民”，並聲稱要將之編為民團，由端王、莊王和剛毅統率。表面上看，這似乎是清廷“由剿改撫”政策的根本轉變，表明清廷已經與義和拳合流，但實質上真是這樣嗎？
作為一個簡單的事實，義和拳被招撫後並沒有完全投靠到清廷門下，他們仍舊保持了自己的獨立性和無組織的特性，認為清廷試圖依靠義和拳來保衛政權的觀點看似有道理，但那只是一廂情願而已。事實上，即使清廷在公開招撫義和拳之後，這也並不代表對義和拳的能力加以信任。當然，正當權的剛毅和載漪等人是例外，他們在褒獎義和拳為“義民”的過程中可能起了重要作用。
作為動機而言，剛毅可能因為見識短淺或者根本就是上當受騙而相信了義和拳，但載漪等人卻不乏利用義和拳趕走洋人並製造混亂局面以乘機奪取皇位的私心。譬如在6月25日早晨，“端莊二王（載漪和載勳）與貝勒載廉、載瀅，率領義勇六十餘人，膽敢闖入大內，搜拿教民……大聲鼓噪，雲以我等頗願見皇上，因有緊要之事等語。言畢口出不遜，竟敢詈上（光緒皇帝）以二毛子。”所幸的是，慈禧太后及時趕到，這才制止了這場試圖弑君的政變。
由此看來，清廷此時對義和拳的招撫看來更像是權宜之計，目的是安撫並防止拳民暴動，而其對外宣戰則給了拳民一個怒氣的宣洩口，同時也是在失控的局面中維護了清廷的合法性地位。換句話說，在義和拳大量進入北京城且局勢失控的情況下，清廷必須順應義和拳，扮演一個“愛國愛民”的朝廷。如果此時貿然剿殺義和拳的話，恐怕等不到外國干涉清廷便已經亡於拳民之手了。只有領悟到這點，才能體會到清廷“宣戰詔書”的深刻含義，而這也是這個所謂的“宣戰詔書”對內而不對外的原因所在了。
事實上，有很多證據可以證明清廷的用意。就在6月20日發佈的上諭中，清廷便提到“近日京城內外，拳匪仇教，與洋人為敵，教堂教民，連日焚殺，蔓延太甚”而導致的“剿撫兩難”困境；6月28日，清廷又向列強表示“此種亂民，設法相機自行懲辦”。
6月30日，清廷在向各省督撫解釋“宣戰”原因時，稱“此次義和團民之起，數月之間，京城蔓延已遍，其眾不下十數萬，自兵民以至王公府第，處處皆是，同聲與洋教為仇，勢不兩立。剿之，則即刻禍起肘腋，生靈塗炭。只可因而用之，徐圖挽救。奏稱信其邪術以保國，亦不諒朝廷萬不得已之苦衷矣”。“禍起肘腋”的含義，可謂是不言自明。
隨同慈禧太后西逃的知縣吳永（曾國藩的孫女婿），他在《庚子西狩叢談》中記載了慈禧對當時失控局勢的描述：拳民們“勢頭也大了，人數也多了，宮內宮外，紛紛擾擾，滿眼看去，都是一起兒頭上包著紅布，進的進，出的出，也認不定誰是匪，誰不是匪，一些也沒有考究”，“因此更不敢輕說剿辦”。這種情形，大概就是所謂的“法不及眾之憂，尾大不掉之勢”。在面臨危機考驗時，決策者只能暫時順應民意所指，不然即會引火焚身。
太常寺卿袁昶曾奏稱：“現禁城有拳團三萬餘人，來者穰穰不止，日久必生變，既不能部勒使受約束，不如導使隨往津禦洋兵，少兩得之”；《石濤山人見聞志》也有這樣一段記載：“聞各路兵及莊王、榮相、董軍門、各統兵大臣，皆設密法收撫團眾。有不受撫者，均遣至各處攻打前敵，少有退縮，迎以大炮，一炮休矣，升天矣。實露半撫半剿之法”。
袁昶後來因為載漪“撫拳”的政策而被殺，但他的說法是很值得玩味的。所謂的“兩得之”和石濤山人說的“半撫半剿”，正好是理論與實踐的結合，其用意不過是在表面“招撫”的名義下將大批拳民引出京外，以減輕朝廷的危險和壓力；同時，又可以通過拳民們暫時抵擋一下洋人的軍隊，稍微延緩其進軍北京的速度；再者，又可借洋人之手消滅義和拳，或者清軍乾脆直接上陣剿殺。慈禧太后這種“中外平衡、一石雙鳥、多重功效”的陰險策略，恐怕就不是拳民的智商所能洞察的了。
這個策略，清廷在7月22日給東北地區大吏的上諭中明顯的透露了出來：“我仍可作彈壓不及之勢，以明釁不自我開。各該省如有戰事，仍應令拳民作為前驅，我則不必明張旗幟，方于後來籌辦機宜可無窒礙。”
由此，回過頭來看使館之圍就沒有那麼複雜了。很顯然，清廷對於外國公使們決無加害之意，他們一再要求公使們離開北京前往天津的用意，不過希望在局面失控中儘量減輕自己的壓力或者試圖甩掉這個包袱，而絕不是公使們認為的“有預謀的大屠殺”---這只能證明了這些公使們對中國事務和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實在是太不瞭解了。
如果做一個大膽的推測，假定公使們在6月下旬接受清廷的提議並在使館衛隊和清軍的保護下離開北京、前往天津的話，庚子年的災難可能會小得多。當然，在當時義和拳蜂起的局面下，公使們懷疑清軍的保護能力甚至動機也不是沒有道理---歷史本就是由太多的偶然性構成的。
在瞭解了這個基本前提後，使館之圍也就變得好理解了。當時參加圍攻使館的主要是董福祥的甘軍和榮祿直接指揮的武衛中軍，另外還有少量由慶親王奕勵指揮的軍隊。在整個進攻過程中，榮祿和奕劻都是很狡猾的，他們想必也能體會慈禧太后的良苦用心並十分清楚攻擊外交人員會在日後帶來極大的危害。至於董福祥的甘軍，他們仇恨洋人是發自內心的，但他們的武器裝備相對落後，正如當時的一個笑話說，李鴻章得知進攻使館的軍隊是董福祥的甘軍後，他大笑著告訴外人：“儘管放心，使館無恙！”
董福祥當時與極端仇洋的端王載漪等人走得很近，他在接到進攻使館的命令後自然是盡心盡力，但慈禧太后在圍攻使館的決策中也相互矛盾，圍攻使館時斷時續，並不是一個持續的過程。吳永在《庚子西狩叢談》中也記載了慈禧太后這樣一段話：“我本來是執定不同洋人破臉的，中間一段時間，因洋人欺負得太狠了，也不免有些動氣。但雖是沒攔阻他們，始終總沒有叫他們十分盡意地胡鬧。火氣一過，我也就回轉頭來，處處都留著餘地。我若是真正由他們盡意地鬧，難道一個使館有打不下來的道理？”
慈禧太后說的“他們”，顯然指的是載漪等人，儘管中間可能會存在失控的情況。慈禧太后控制不了義和拳，但對於載漪、董福祥他們大體上還是能掌控的。事實上，慈禧太后的做法也很陰險，她在事後也是把圍攻使館的責任推到了載漪等人身上，殊不知她才是最後的決策者。
也許有人要問，既然不想傷及公使，慈禧太后又何必要命令圍攻使館呢？這可能有兩方面因素，第一是在詔告義和拳為義民後，在義和拳反洋情緒高漲的時候，清廷必須要有所表示，那圍攻使館就具有很好的象徵意義---與其讓義和拳去圍攻使館最後弄得不可開交，倒不如讓可控的清軍來完成這個表演。當然，這個表演還不能演的太假。
慈禧太后下令圍攻使館的另外一個原因，恐怕是為了給公使們製造一定的壓力，類似於通常說的“以戰促和”，或者乾脆把公使們變成“人質”。在第二次鴉片戰爭的時候，清廷曾經用過這種策略，那就是將當時英法談判代表巴夏禮等人拘捕，用以挾制英法並迫其接受停戰（雖然這被證明不甚成功）。
林華國先生在《庚子圍攻使館事件考》一文中詳細闡述了類似觀點：“庚子年對使館的進攻，很像是故技重演。西太后的目的是想把租界內的洋人變成自己手中的人質。清政府的方針是：一方面想攻佔肅王府使英使館陷入“無法防守”的險境，另一方面盡力避免對英使館內的外國使節及其家屬造成重大傷亡。除猛攻肅王府外，清軍還力圖攻佔位於英使館東南方的法使館，這似乎也是為了對外國使節加大心理上的壓力。
看來，清政府的目的並不是真要“夷平使館”，而是要通過攻打使館使外國使節陷於“准人質”的危險境地，以此作為向外國求和的一種輔助手段。既然如此，進攻必然兼有兩方面的特點：一方面，為了對外國使節形成較大的威脅，進攻必須有一定的猛烈程度；另一方面，為了避免對使館人員（特別是外交官員）造成重大傷亡，給議和造成新的障礙，進攻又必須留有餘地而不能是摧毀性的。”
當時被圍困的人在後來的回憶錄中，都曾提到清軍當時奇怪的進攻，譬如美國公使康格的夫人在後來的《北京信劄》中就曾說，“中國人的射擊角度總是過高”，他們甚至還“繳獲了一些來福槍”（這似乎與榮祿暗中給使館運送軍火的傳聞相關）。
當然，即使是流彈，也能對使館區裡的人員造成很大的傷亡，但外國人主要聚集的英國使館卻並沒有受到太多攻擊，各使館中的主要人員大都安然無恙，除了那個膽小的荷蘭公使諾貝爾，他在使館被圍攻的過程中就一直躲在英國使館的地窖裡不肯出來，但在使館解圍的當天，他從地窖中出來察看聯軍是否到達的時候，被一顆流彈擊中大腿---該他的躲也躲不過，諾貝爾也由此成為當年唯一受傷的公使。
使館被包圍的時間長達40多天，但真正受到攻擊只有20多天（6月20日至7月13日，8月11日至14日），中間的局勢大都以緩和為主。在最開始的時候，週邊的戰鬥還很激烈的，使館防線一次次被突破，險情不斷出現。到7月13日的時候，清軍攻佔肅王府和法使館的意圖已接近實現，據英國公使竇納樂當時估計，如果清軍繼續這樣進攻的話，至遲在7月20日即可將這兩處地方完全佔領。但在7月14日後，清軍攻勢突然減弱，16日後更是基本中止了進攻。
在8月1日後，清軍又恢復了象徵性的炮擊，隆隆炮聲雖然給了使館人員以恐懼，但炮彈大都是在空中呼嘯而過。直到8月11日，八國聯軍開始逼近北京，清軍這才再度對使館發動十分猛烈的進攻，但這種報復性的進攻只持續了三天，北京便宣告陷落。8月14日下午四點的樣子，英屬印度軍團經西直門進入內城，在被圍困的人們的歡呼聲中進入公使館。
頗具諷刺意味的是，那些聯軍部隊原本以為“這些被圍困的人應當是筋疲力盡、饑腸轆轆、衣裳襤褸，或者是受了傷甚至氣息奄奄或者根本就已經死亡了”。但實際上，當他們進入使館區的時候，“紳士們衣著得體地出現在眼前，許多人，如英國公使竇納樂、義大利公使薩瓦戈和美國公使康格都新刮了鬍子，雖然穿著便裝，但都整整齊齊的；女士們則穿著優雅的夏裝，戴著帽子、打著洋傘。聯軍中有人開玩笑地說，我們是不是意外地走進了一個宴會會場？”相比之下，反倒是那些“解放軍”寒酸多了，他們大都蓬頭垢面，軍裝上沾滿了泥土和汗水，皺巴巴的掛在身上。這或許部分透露了庚子年那場奇特的“使館之圍”的真相。
值得注意的是，後來《辛丑合約》的正式措詞並不是戰敗後所使用的peace treaty，而用的是Final Protocol for the Settlement of the Disturbances of 1900。Protocol的意思是“議定書”。之所以用“議定書”，恐怕還是因為清廷當的“宣戰詔書”並沒有指明交戰物件，而只是用了“彼等”這個含糊的用語，而列強並沒有宣佈迎戰。事實上，在發佈清廷發佈宣戰詔書之前，列強軍隊已經對大沽口炮臺實施了軍事行動，這實際上是構成了對中國的侵略戰爭，責任一方反在列強。因此，說慈禧太后對列強宣戰不但在法理上說不過去，在事實上也不成立。對於列強來說，他們認為自己的軍事行動意在解救公使和在華的外國人，並未與清廷構成戰爭關係。正如他們自己所稱的，其軍事行動是幫助清廷“剿除拳匪、恢復秩序”，以掩蓋他們侵犯中國內政、發動侵略戰爭的事實。
日甚一日，無所不至，小則欺壓平民，大則侮慢神聖。我國赤子，仇怒鬱結，人人欲得而甘心。此義勇焚燒教堂，屠殺教民所由來也。朝廷仍不開釁，如前保護者，恐傷我人民耳。故一再降旨申禁，保衛使館，加恤教民。故前日有拳民教民皆我赤子之諭，原為民教解釋宿嫌，朝廷柔服遠人，至矣盡矣。乃彼等不知感激，反肆要脅，昨日複公然有杜士立照會，令我退出大沽口炮臺，歸彼看管，否則以力襲取。危詞恫喝，意在肆其猖獗，震動畿輔。平日交鄰之道，我未嘗失禮於彼，彼自稱教化之國，乃無禮橫行，專恃兵堅器利，自取決裂如此乎？朕臨禦將三十年，待百姓如子孫，百姓亦戴朕如天帝。況慈聖中興宇宙，恩德所被，浹髓淪肌，祖宗憑依，神祗感格，人人忠憤，曠代所無。
朕今涕淚以告先廟，慷慨以誓師徒，與其苟且圖存，貽羞萬口，孰若大張撻伐，一塊雌雄。連日召見大小臣工，詢謀僉同。近畿及山東等省，義兵同日不期而集者，不下數十萬人。至於五尺童子，亦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彼尚詐謀，我恃天理，彼憑悍力，我恃人心。無論我國忠信甲胄，禮義干櫓，人人敢死，即土地廣有二十餘省，人民多至四百余兆，何難翦彼兇焰，張國之威！其有同仇敵愾，陷陣衝鋒，抑或仗義捐資，助益餉項，朝廷不惜破格茂賞，獎勵忠勳。苟其自外生成，臨陣退縮，甘心從逆，竟作漢奸，即刻嚴誅，決無寬貸。爾普天臣庶，其各懷忠義之心，共泄神人之憤，朕有厚望焉。”
這個以光緒皇帝名義發佈的詔書是耐人尋味的。
首先，清廷以洋人強行索要大沽口炮臺為由進行宣戰，殊不知此時大沽口炮臺早在6月17日便已失陷，只不過被直隸總督裕祿隱瞞未報而已。換句話說，聯軍在6月17日攻佔大沽口炮臺的行為，其實是構成了事實意義上的宣戰，而清廷在6月21日的所謂“宣戰”反落在了後面；
其次，清廷在詔書中並沒有指出宣戰的具體物件，而只是使用了一個帶有藐視的代稱“彼等”。因此，這在國際公法上能不能算是對外宣戰，這恐怕還是個問題。事實上，後來也沒有任何國家宣佈正式應戰；作為反證，清廷和日本在甲午戰爭時是相互宣戰的，這可以排除清廷不懂國際慣例的可能性。
其三，清廷這個詔書的目的主要是向國民解釋朝廷為何要做出如此決策並呼籲共同禦敵，這看起來似乎不是對外宣戰，而像是一個對內的戰爭動員令。這是很讓人費解的。
由此，認為清廷在庚子年對十一國宣戰在法理上是站不住腳的。
在21日發佈詔書後，清廷的一個重要舉措便是將義和拳稱為“義民”，並聲稱要將之編為民團，由端王、莊王和剛毅統率。表面上看，這似乎是清廷“由剿改撫”政策的根本轉變，表明清廷已經與義和拳合流，但實質上真是這樣嗎？
作為一個簡單的事實，義和拳被招撫後並沒有完全投靠到清廷門下，他們仍舊保持了自己的獨立性和無組織的特性，認為清廷試圖依靠義和拳來保衛政權的觀點看似有道理，但那只是一廂情願而已。事實上，即使清廷在公開招撫義和拳之後，這也並不代表對義和拳的能力加以信任。當然，正當權的剛毅和載漪等人是例外，他們在褒獎義和拳為“義民”的過程中可能起了重要作用。
作為動機而言，剛毅可能因為見識短淺或者根本就是上當受騙而相信了義和拳，但載漪等人卻不乏利用義和拳趕走洋人並製造混亂局面以乘機奪取皇位的私心。譬如在6月25日早晨，“端莊二王（載漪和載勳）與貝勒載廉、載瀅，率領義勇六十餘人，膽敢闖入大內，搜拿教民……大聲鼓噪，雲以我等頗願見皇上，因有緊要之事等語。言畢口出不遜，竟敢詈上（光緒皇帝）以二毛子。”所幸的是，慈禧太后及時趕到，這才制止了這場試圖弑君的政變。
由此看來，清廷此時對義和拳的招撫看來更像是權宜之計，目的是安撫並防止拳民暴動，而其對外宣戰則給了拳民一個怒氣的宣洩口，同時也是在失控的局面中維護了清廷的合法性地位。換句話說，在義和拳大量進入北京城且局勢失控的情況下，清廷必須順應義和拳，扮演一個“愛國愛民”的朝廷。如果此時貿然剿殺義和拳的話，恐怕等不到外國干涉清廷便已經亡於拳民之手了。只有領悟到這點，才能體會到清廷“宣戰詔書”的深刻含義，而這也是這個所謂的“宣戰詔書”對內而不對外的原因所在了。
事實上，有很多證據可以證明清廷的用意。就在6月20日發佈的上諭中，清廷便提到“近日京城內外，拳匪仇教，與洋人為敵，教堂教民，連日焚殺，蔓延太甚”而導致的“剿撫兩難”困境；6月28日，清廷又向列強表示“此種亂民，設法相機自行懲辦”。
6月30日，清廷在向各省督撫解釋“宣戰”原因時，稱“此次義和團民之起，數月之間，京城蔓延已遍，其眾不下十數萬，自兵民以至王公府第，處處皆是，同聲與洋教為仇，勢不兩立。剿之，則即刻禍起肘腋，生靈塗炭。只可因而用之，徐圖挽救。奏稱信其邪術以保國，亦不諒朝廷萬不得已之苦衷矣”。“禍起肘腋”的含義，可謂是不言自明。
隨同慈禧太后西逃的知縣吳永（曾國藩的孫女婿），他在《庚子西狩叢談》中記載了慈禧對當時失控局勢的描述：拳民們“勢頭也大了，人數也多了，宮內宮外，紛紛擾擾，滿眼看去，都是一起兒頭上包著紅布，進的進，出的出，也認不定誰是匪，誰不是匪，一些也沒有考究”，“因此更不敢輕說剿辦”。這種情形，大概就是所謂的“法不及眾之憂，尾大不掉之勢”。在面臨危機考驗時，決策者只能暫時順應民意所指，不然即會引火焚身。
太常寺卿袁昶曾奏稱：“現禁城有拳團三萬餘人，來者穰穰不止，日久必生變，既不能部勒使受約束，不如導使隨往津禦洋兵，少兩得之”；《石濤山人見聞志》也有這樣一段記載：“聞各路兵及莊王、榮相、董軍門、各統兵大臣，皆設密法收撫團眾。有不受撫者，均遣至各處攻打前敵，少有退縮，迎以大炮，一炮休矣，升天矣。實露半撫半剿之法”。
袁昶後來因為載漪“撫拳”的政策而被殺，但他的說法是很值得玩味的。所謂的“兩得之”和石濤山人說的“半撫半剿”，正好是理論與實踐的結合，其用意不過是在表面“招撫”的名義下將大批拳民引出京外，以減輕朝廷的危險和壓力；同時，又可以通過拳民們暫時抵擋一下洋人的軍隊，稍微延緩其進軍北京的速度；再者，又可借洋人之手消滅義和拳，或者清軍乾脆直接上陣剿殺。慈禧太后這種“中外平衡、一石雙鳥、多重功效”的陰險策略，恐怕就不是拳民的智商所能洞察的了。
這個策略，清廷在7月22日給東北地區大吏的上諭中明顯的透露了出來：“我仍可作彈壓不及之勢，以明釁不自我開。各該省如有戰事，仍應令拳民作為前驅，我則不必明張旗幟，方于後來籌辦機宜可無窒礙。”
由此，回過頭來看使館之圍就沒有那麼複雜了。很顯然，清廷對於外國公使們決無加害之意，他們一再要求公使們離開北京前往天津的用意，不過希望在局面失控中儘量減輕自己的壓力或者試圖甩掉這個包袱，而絕不是公使們認為的“有預謀的大屠殺”---這只能證明了這些公使們對中國事務和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實在是太不瞭解了。
如果做一個大膽的推測，假定公使們在6月下旬接受清廷的提議並在使館衛隊和清軍的保護下離開北京、前往天津的話，庚子年的災難可能會小得多。當然，在當時義和拳蜂起的局面下，公使們懷疑清軍的保護能力甚至動機也不是沒有道理---歷史本就是由太多的偶然性構成的。
在瞭解了這個基本前提後，使館之圍也就變得好理解了。當時參加圍攻使館的主要是董福祥的甘軍和榮祿直接指揮的武衛中軍，另外還有少量由慶親王奕勵指揮的軍隊。在整個進攻過程中，榮祿和奕劻都是很狡猾的，他們想必也能體會慈禧太后的良苦用心並十分清楚攻擊外交人員會在日後帶來極大的危害。至於董福祥的甘軍，他們仇恨洋人是發自內心的，但他們的武器裝備相對落後，正如當時的一個笑話說，李鴻章得知進攻使館的軍隊是董福祥的甘軍後，他大笑著告訴外人：“儘管放心，使館無恙！”
董福祥當時與極端仇洋的端王載漪等人走得很近，他在接到進攻使館的命令後自然是盡心盡力，但慈禧太后在圍攻使館的決策中也相互矛盾，圍攻使館時斷時續，並不是一個持續的過程。吳永在《庚子西狩叢談》中也記載了慈禧太后這樣一段話：“我本來是執定不同洋人破臉的，中間一段時間，因洋人欺負得太狠了，也不免有些動氣。但雖是沒攔阻他們，始終總沒有叫他們十分盡意地胡鬧。火氣一過，我也就回轉頭來，處處都留著餘地。我若是真正由他們盡意地鬧，難道一個使館有打不下來的道理？”
慈禧太后說的“他們”，顯然指的是載漪等人，儘管中間可能會存在失控的情況。慈禧太后控制不了義和拳，但對於載漪、董福祥他們大體上還是能掌控的。事實上，慈禧太后的做法也很陰險，她在事後也是把圍攻使館的責任推到了載漪等人身上，殊不知她才是最後的決策者。
也許有人要問，既然不想傷及公使，慈禧太后又何必要命令圍攻使館呢？這可能有兩方面因素，第一是在詔告義和拳為義民後，在義和拳反洋情緒高漲的時候，清廷必須要有所表示，那圍攻使館就具有很好的象徵意義---與其讓義和拳去圍攻使館最後弄得不可開交，倒不如讓可控的清軍來完成這個表演。當然，這個表演還不能演的太假。
慈禧太后下令圍攻使館的另外一個原因，恐怕是為了給公使們製造一定的壓力，類似於通常說的“以戰促和”，或者乾脆把公使們變成“人質”。在第二次鴉片戰爭的時候，清廷曾經用過這種策略，那就是將當時英法談判代表巴夏禮等人拘捕，用以挾制英法並迫其接受停戰（雖然這被證明不甚成功）。
林華國先生在《庚子圍攻使館事件考》一文中詳細闡述了類似觀點：“庚子年對使館的進攻，很像是故技重演。西太后的目的是想把租界內的洋人變成自己手中的人質。清政府的方針是：一方面想攻佔肅王府使英使館陷入“無法防守”的險境，另一方面盡力避免對英使館內的外國使節及其家屬造成重大傷亡。除猛攻肅王府外，清軍還力圖攻佔位於英使館東南方的法使館，這似乎也是為了對外國使節加大心理上的壓力。
看來，清政府的目的並不是真要“夷平使館”，而是要通過攻打使館使外國使節陷於“准人質”的危險境地，以此作為向外國求和的一種輔助手段。既然如此，進攻必然兼有兩方面的特點：一方面，為了對外國使節形成較大的威脅，進攻必須有一定的猛烈程度；另一方面，為了避免對使館人員（特別是外交官員）造成重大傷亡，給議和造成新的障礙，進攻又必須留有餘地而不能是摧毀性的。”
當時被圍困的人在後來的回憶錄中，都曾提到清軍當時奇怪的進攻，譬如美國公使康格的夫人在後來的《北京信劄》中就曾說，“中國人的射擊角度總是過高”，他們甚至還“繳獲了一些來福槍”（這似乎與榮祿暗中給使館運送軍火的傳聞相關）。
當然，即使是流彈，也能對使館區裡的人員造成很大的傷亡，但外國人主要聚集的英國使館卻並沒有受到太多攻擊，各使館中的主要人員大都安然無恙，除了那個膽小的荷蘭公使諾貝爾，他在使館被圍攻的過程中就一直躲在英國使館的地窖裡不肯出來，但在使館解圍的當天，他從地窖中出來察看聯軍是否到達的時候，被一顆流彈擊中大腿---該他的躲也躲不過，諾貝爾也由此成為當年唯一受傷的公使。
使館被包圍的時間長達40多天，但真正受到攻擊只有20多天（6月20日至7月13日，8月11日至14日），中間的局勢大都以緩和為主。在最開始的時候，週邊的戰鬥還很激烈的，使館防線一次次被突破，險情不斷出現。到7月13日的時候，清軍攻佔肅王府和法使館的意圖已接近實現，據英國公使竇納樂當時估計，如果清軍繼續這樣進攻的話，至遲在7月20日即可將這兩處地方完全佔領。但在7月14日後，清軍攻勢突然減弱，16日後更是基本中止了進攻。
在8月1日後，清軍又恢復了象徵性的炮擊，隆隆炮聲雖然給了使館人員以恐懼，但炮彈大都是在空中呼嘯而過。直到8月11日，八國聯軍開始逼近北京，清軍這才再度對使館發動十分猛烈的進攻，但這種報復性的進攻只持續了三天，北京便宣告陷落。8月14日下午四點的樣子，英屬印度軍團經西直門進入內城，在被圍困的人們的歡呼聲中進入公使館。
頗具諷刺意味的是，那些聯軍部隊原本以為“這些被圍困的人應當是筋疲力盡、饑腸轆轆、衣裳襤褸，或者是受了傷甚至氣息奄奄或者根本就已經死亡了”。但實際上，當他們進入使館區的時候，“紳士們衣著得體地出現在眼前，許多人，如英國公使竇納樂、義大利公使薩瓦戈和美國公使康格都新刮了鬍子，雖然穿著便裝，但都整整齊齊的；女士們則穿著優雅的夏裝，戴著帽子、打著洋傘。聯軍中有人開玩笑地說，我們是不是意外地走進了一個宴會會場？”相比之下，反倒是那些“解放軍”寒酸多了，他們大都蓬頭垢面，軍裝上沾滿了泥土和汗水，皺巴巴的掛在身上。這或許部分透露了庚子年那場奇特的“使館之圍”的真相。
值得注意的是，後來《辛丑合約》的正式措詞並不是戰敗後所使用的peace treaty，而用的是Final Protocol for the Settlement of the Disturbances of 1900。Protocol的意思是“議定書”。之所以用“議定書”，恐怕還是因為清廷當的“宣戰詔書”並沒有指明交戰物件，而只是用了“彼等”這個含糊的用語，而列強並沒有宣佈迎戰。事實上，在發佈清廷發佈宣戰詔書之前，列強軍隊已經對大沽口炮臺實施了軍事行動，這實際上是構成了對中國的侵略戰爭，責任一方反在列強。因此，說慈禧太后對列強宣戰不但在法理上說不過去，在事實上也不成立。對於列強來說，他們認為自己的軍事行動意在解救公使和在華的外國人，並未與清廷構成戰爭關係。正如他們自己所稱的，其軍事行動是幫助清廷“剿除拳匪、恢復秩序”，以掩蓋他們侵犯中國內政、發動侵略戰爭的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