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有人會問， 民國真的有那麼好嗎？且聽我一項項給你說來：實際中的民國到底是怎樣的：
言論自由， 文化繁榮
重視教育， 大師輩出
位列四強， 廣受尊重
主權完整， 對外不屈
農民富足， 社會和諧
工業發達， 技術進步
民知廉恥， 無憂無患
政府愛民， 百姓安居
軍官愛兵， 將士英勇
清正廉明， 法治康盛
言論自由， 文化繁榮
易勞逸[美] 著， 高華等 譯：《流產的革命——1927-1937年國民黨統治下的中國》， 中國青年出版社1992年2月版：
“由於國民黨執意在人民的抱怨不滿中掌握政權， 政治鎮壓便成了南京統治必不可少的特點。 暗殺、夜間搜捕及死刑是那時司空見慣的事。
如果說白修德和韓丁可以算為有所“左傾”之人的話， 美國記者傑克·貝爾登則完全不同了。 此人雖也被稱為“中國人民的老朋友”， 但卻不是共產黨的支持者。 他對共產主義和中國共產黨始終保持戒心， 尤其提防知識份子。 和韓丁一樣， 貝爾登也會說一些中文。 他作為職業記者， 活動的區域很廣， 包括國統區與解放區。 他這種超然的態度和機遇給我們帶來的兩種統治下的對比更為客觀，
下面就看看他們的書裡是怎麼描繪民國時的農村的。
“農村中的壓迫大不相同。 中國地主把佃租提高到無可再高的程度。 好一點的田地， 他們收取收穫物的百分之五十至六十；在某些地區， 如重慶， 他們收取百分之八十之多。 在地權十分集中的縣份裡， 大地主好象中古歐洲的貴族一樣， 自己有武裝的家臣， 有無情的收租管事， 有農奴——即佃農。
小自耕農常常並不比佃農好過日子。 任何人都可以向他抽稅， 並且常常是在抽著。 他必須負擔政府的勒索， 各種本地官吏的零星竊盜， 以及駐在他的縣裡的軍官們的需求， 路過他的地方的小兵們， 都覺得可以隨便問他要豬要肉要吃的。
——[美]白修德 等：《中國的驚雷》，
美國記者韓丁， 曾親自在中國走訪， 並雖中國共產黨的土改工作隊下鄉考察。 韓丁會說中文， 因此他可以親自直接採訪接觸到的中國農民。 不妨看看韓丁在其《翻身》一書中記錄的民國農村是怎樣一幅不忍直視的畫面。
“‘在很多地方， 鄉村人民的處境， 就像一個人永遠站在齊頸深的水裡， 一個小浪就足以把他淹死。 ’托尼在一九三二年這樣寫道。 ”
——[美]韓丁 著：《翻身》， 北京出版社1980年10月版， 第49頁。
“多少年來， 佃戶和長工們稍稍表示一下反杭， 就要遭到殘酷的鎮壓， 因此， 如果要向地主的權力發起進攻， 農民便深為猶豫， 這幾乎成了本能。 在地主階級統治的兩千年內， 一次又一次的反叛都被鎮壓下去了。
太行地區的地主曾經得意地向一些外國來訪者們出示過他們用人皮製成的物品。 這些事件和這些回憶就是中國農民文化遺產的一個組成部分。 殘酷鎮壓的歷史故事， 通過詩歌和傳說世世代代流傳下來， 在各地流行的戲劇中也一再得到表現。 ”
——[美]韓丁 著：《翻身》， 北京出版社1980年10月版， 第59-60頁
有人可能會說白修德和韓丁都是親共的美國人， 所以他們可能會誇大國民黨統治下農村的陰暗面。 那麼我們現在來看看貝爾登這個中立記者記錄下了什麼， 然後再回過頭來想想， 白修德和韓丁有沒有誇大或抹黑民國。 貝爾登首先發現的是，農民所受的第一重壓迫，是來自國民政府的苛捐雜稅。
“一九四一年夏秋兩季，我走過河南、河北兩省，從黃河走到長江，目睹了本書前面某一章所描述的那場大饑荒的開始。每天走在路上，但見原野空曠，土地荒蕪，十室九空，殘破不堪，十分淒涼。當時許多地方的旱情並不很嚴重，所以我很奇怪，為什麼土地會如此荒廢。農民告訴我，他們背井離鄉去逃荒，是因為國民黨稅吏、蔣軍糧秣官橫徵暴斂，田賦超過了實際的產量。既然全部勞動果實都要被搶走，交不出捐稅還要挨打坐牢，誰還種地呢？
——[美]傑克·貝爾登：《中國震撼世界》，北京出版社1980年7月版，第118-119頁。
“苛捐雜稅在中國並非新事，自從清朝被推翻，軍閥開始用槍從農民那裡征糧養兵以來，就一宜存在。不過這些殘暴的軍閥，在蔣介石政權面前，可就是小巫見大巫了。蔣介石政權從中國農民那裡榨取的財富，恐怕比中國悠久而曲折的歷史上的任何一個統治者都多。
近年來，蔣介石的職業辯護士把沉重的捐稅歸因於抗日戰爭。可是他們無法說明，何以國民黨幾乎是從其當政之日起，就向人民敲骨吸髓地徵收重稅。
即使在蔣介石政權的所謂黃金時代，即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三年期間，據官方材料，中國農民必須交納的五花八門的捐稅，也有一百八十八種之多。一九三二年，據說是蔣介石實現大治之年，就在這一年，中國多數地區的田賦也比美國高三倍。
然而比正式田賦更苛刻的，是各種名目的雜稅，其數值往往十倍於正稅。在前清末年，雜稅從未超過正稅的十二分之一，而在蔣介石的鼎盛時代，雜稅竟高達正稅的十倍！
這一類捐稅多少還是固定的，雖然名目繁多，卻還不及農民實際捐稅負擔的一半。這是因為兵捐這種古老的賦稅形式在西方早已廢除了，在中國卻從來沒有消失。由於連年內戰和抗日戰爭，兵捐實際上比過去幾個世紀更普遍了。
近二十五年來，中國兵捐的負擔確實嚇人。由於軍費無著，軍官層層盤剝，拖欠糧餉，以及搜刮之風盛行，不少中國軍隊就依靠兵捐來獲取糧食、衣服、房屋以及巨額銀行存款。糧食、牲畜、車輛、房屋、金錢以至人丁，都是軍官們征派的對象。不過若是沒有蔣介石官吏以及地方豪紳的合作，對農民的這種剝削是不能實現的。其實，兵捐就是官吏們用來掠奪人民以自肥的一種手段。他們的主要手法是在徵集兵捐時層層加碼。軍官們派五斤面，地方官和交紳就加到八斤；派五斤草就加到十斤；派四輛車就加到十五輛；派六十個民夫就加到九十個，派一千抉錢就加到一千五百塊，等等。因此，戰爭永遠是地方官發財的捷徑。
一九四七年，在國民黨統治區的河南安陽縣，我發現蔣軍軍官在地方豪紳配合下所征派的兵捐常常是田賦的一千倍以上。光說數字不免抽象，據我所知，兵捐之重，不僅使農民常常失去全部土地、糧食和衣物甚至迫使他們賣兒賣女，把妻子給稅吏為傭為妾。”
——[美]傑克·貝爾登：《中國震撼世界》，北京出版社1980年7月版，第120-122頁。
傑克·貝爾登隨後展示了民國時期，國統區農民（尤其是佃農）與地主之間是怎樣一副“其樂融融”的景象。
“在過去的華北和現在的蔣管區，新年對於富農和地主是吃喝玩樂的喜慶佳節，但對於貧農和佃戶卻是憂愁難熬的災殃。佃戶們被迫出門東躲西藏，以逃避地主及其狗腿子追討年關債。佃戶要是不敢逃走，或是想留在家裡過個團圓年，那麼，為了還債，往往得把家裡的東西抵個罄盡，只給老婆孩子留下糠皮，有時連糠都不剩。
我訪問解放區的時候，雖然看不到一個貧農在過年的時候吃得很豐盛，可是也看不到一個貧農跑到野地裡躲債，看不到有哪一個農民為了抵債把閨女送給地主當丫鬟或者陪地主兒子睡覺。而你若是到了國民黨統治區，就還會發現這些現象，絕非少見，而是非常普遍，天天都在發生。”
——[美]傑克·貝爾登：《中國震撼世界》，北京出版社1980年7月版，第157頁。
看到貝爾登上述這些淒慘的描述，你是否還覺得《白毛女》是在造謠抹黑舊社會呢？
“農民急需填充饑腹，利息再高也不得不借債。在蔣介石統治時期，利率增長到了驚人的程度。一九三二年，農民借一百塊錢，到年底要還一百二十五塊錢。一九三六年，就要還一百四十塊至一百六十塊錢了。抗戰期間，利率猛漲到三個月百分之百，用糧食計算。負債農民的境遇有時是駭人聽聞的。作者在河南見過一位農民，他在春播前向地主借了一百斤小米，借約規定，到了秋收時節要還兩百斤。他後來還不起這麼多，就請求寬限，答應來年秋後還三百斤。可是因為遭災，到期還是還不起，他只得把自己的地抵押出去，最後結果是丟了四畝地。由於這個原因，母親和兩個孩子就餓死了。為了區區一百斤糧食的債務，竟賠了四畝地和三條人命。”
——[美]傑克·貝爾登：《中國震撼世界》，北京出版社1980年7月版，第181頁。
七口之家餓死三四人為常事……就因為向地主借了100斤小米的債務，農民丟了四畝地還餓死了妻子和兩個孩子……這就是小清新眼裡田園牧歌的民國農村！
但是如果你認為民國時農民的苦難僅限於經濟問題，那就錯了。地主的經濟地位決定著他們在農村的政治地位。農民不僅沒有錢，沒有權利，甚至連家裡的妻女，都成為地主可以任意享用的私產。是的，你沒有看錯，這不是中世紀農奴制下的歐洲，而是中華民國的農村。
“就是在上海並離上海不遠的蘇北，地主也象封建領主一樣住在土圍子裡，有民團守護，統治著一、二十個村莊的佃戶。這種土圍子是佃戶集市貿易的場所，他們完全受地主及其狗腿子的擺佈。佃戶不但要把收成的百分之五十向地主交租，而且自己的個人問題和家庭問題也要由地主決定。在山西，我發現地主往往包攬一切紅白喜事，不經這夥封建老爺的同意，就不能成親，也辦不了喪葬。地主仗著自己的權勢，任意姦淫村裡的婦女，特別是佃戶的妻子，更是地主隨心所欲地玩弄的對象……
我在魯西的另一個村子裡，還聽說這樣一件事：一個地主看上了鄰舍的一個女子，這女子是他表兄的兒媳婦。因為女的深居簡出，地主很難上手。唯一的辦法就是來硬的。一天，地主叫上村長，自己和管家拿著手槍和刀，闖入屋裡，把女的強姦了。沒有人敢說什麼，也沒有地方可以投訴，因為地主即官府。
對於中世紀的因素在中國農村仍居統治地位這一點，還需要什麼證據嗎?在西方，隨著農奴制的廢除，貴族的初夜權也被廢除了，然而在東方，地主雖然對佃戶的妻子沒有初夜權，卻可以在許多個夜晚和下午跑去姦污她。
蓄婢、納妾和包辦婚姻的習俗也是與地主制度分不開的。如果不廢除地主制度，國民黨法律中有關這方面的一切條文都是毫無意義的。窮人女兒在內地地主家當丫頭，有的被商人販賣到上海當妓女，太醜的，就送到工廠做工。她們自己毫無選擇的餘地，因為已經賣身給他人，只得任人擺佈。”
工業發達，技術進步
（1937年抗戰爆發時）“中國除輕兵器能自製外，所有軍艦、飛機、戰車、火炮等均購自國外，不能自製。”
——蔣緯國：《國民革命戰史：抗日禦侮》第十卷，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民國67年版，241頁
（抗戰後期）“兵員300萬也只有步槍100萬支，即最基本的輕兵器彈藥每月用原料300噸也全賴美援空運;製成的步槍子彈平均每兵每月分得4發，包括機槍所用在內。”
——[美]黃仁宇：《對蔣介石和毛澤東的幾點看法》，摘自《大歷史不會萎縮》，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5月版，217頁
“美國之擊敗日本，須動員其大部艦隊。轟炸其城市時出動成百上千之飛機不算，尚須製造原子彈。中國不能出產飛機一架，連空投炸彈尚須外方供給。……至於中國認為獨自對日作戰四年半，已對各盟國作有具體貢獻，則甚少有人認真相信。”
——[美]黃仁宇：《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九州出版社2007年版《黃仁宇全集》第六冊，215頁
民知廉恥，無憂無患
蔣介石1943年對民國社會的總評價：
“現在我國社會，一般人的心理苟且萎靡，所表現于行為的，不分善惡，不辨公私，不知本末。善惡不分，所以是非混淆；公私不辨，所以取予不當；本末不明，所以先後倒置。於是官吏則虛偽貪污，人民則散漫麻木，青年則墮落放縱，成人則腐敗昏庸，富有的人則繁瑣浮華，貧窮的人則卑污混亂。其結果，就使得國家紀綱廢弛，社會秩序破壞，天災不能防備，人禍不能消弭，內憂外患〔第15頁〕，紛至遝來，乃至個人社會國家與民族同受其害。”
——蔣介石：《新生活運動九周年紀念告全國同胞書》（民國32年2月29日），《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32卷（書告類）
司徒雷登對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的總評價：
“國民黨的最初宗旨是反對封建王朝——正如太平天國革命一樣，但是，儘管它具有一種民主思想和現代革命精神，最終這些思想和精神還是喪失殆盡，並進而逆轉，走向傳統方式。至於蔣介石本人，他無疑為人正直，富有獻身精神，但其觀念和手段仍是非民主的。政府也不乏正直、自由人士，但體制則滋生、培育著罪惡，並進而導致自身的毀滅。它變得如此的腐敗無能，如此的不得人心，以至於那怕任何自身的有序改革都少有希望，即使沒有共產主義運動，恐怕也會爆發另一場革命。”
——司徒雷登1949年2月5日發給國務卿的報告，[美]肯尼斯·雷 約翰·布魯爾 編：《被遺忘的大使：司徒雷登駐華報告》，江蘇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278,279頁
——2014/10/15續
政府愛民，百姓安居
“據1949年上海《大公報》統計，慈善團體光在1月9日那天，就收到小孩屍體一百五十五具！十日那天，又收到一百六十六具！”
——《李敖回憶錄》第三節
“服兵役是一種可怕的經歷。沒有運輸車輛，新兵常常行軍數百英里到他們被指定的部隊——有意遠離新兵家鄉，以減少開小差的誘惑。新兵常常被用繩索套在他們的頸子上縛到一起。夜裡，他們可能被剝光衣服，以防他們私逃。就食物而言，他們只得到少量的米，因為徵兵的軍官們為了一己私利，慣常‘克扣’給養。就水來說，新兵可能不得不從路邊的泥水坑裡飲水——這是引起腹瀉的一個普通原因。疾病很快在應徵新兵隊中流行開來。然而，他們得不到醫療，因為新兵在加入他們被指定的部隊前，不被視為軍隊的一部分。八年戰爭期間，這類死于途中的新兵可能大大超過100萬。
新兵中大量死亡的準確數字絕不可能得知。一份官方材料承認，戰爭期間喪失了1867283名新兵。（國防部所屬戰史局局長1978年7月根據《抗戰史料叢編初集》第293頁，向我提供的資訊。）遺憾的是，沒有對這個數字按死亡和逃跑的項目加以分析。國民政府的堅決支持者和蔣介石的一位元知己蔣夢麟根據秘密檔估計，至少有1400萬新兵在抵達他們的部隊之前死亡。這一數字太大了，難以置信，可能是140萬（見蔣夢麟：《新潮》，第91頁）。徐複觀也提出了同等數額的新兵大量死亡數（《是誰擊潰了中國社會反共的力量？》），《民主評論》第1卷第7期（1949年9月16日），第6—7頁。蔣夢麟：《新潮》，第90—91頁；蘭登致國務院：《昆明徵兵工作》，第3頁。”
——《劍橋中華民國史》下冊第十一章第三節
“在雲南，如果我需要一頭驢來馱負重物，我必須派士兵到村落裡去找村長，在槍枝的威脅下，他可能聽從我們的差遣。”
“戰爭的第四年，我們的徵兵制度和村長徵用騾子時差不多，都是將命令交派給職務較低的人，去欺壓弱勢者。”
——[美]黃仁宇：《黃河青山》第一章“中國內陸
軍官愛兵，將士忠勇
“他（國民黨33集團軍參謀張開廈）承認，國民黨拉壯丁，用繩子綁著行軍”
——[美]史沫特萊：《史沫特萊文集•第一卷，中國的戰歌》，新華出版社1985年版，394頁
“我昨天所講的徵兵冒名頂替之事，大家都知道這是由於社會不良和役政辦理不善所致，但部隊接兵官之舞弊，也是一個最大的原因。比方我們部隊駐老河口要派官長到四川去接兵，接兵官在四川並不領到足額新兵，沿途更放任新兵隨便逃跑，或遇途中士兵發生疾病，更是任意丟棄不顧；如此，即可省出火食費用，歸入他接兵官的私囊，等到行抵駐地老河口附近，為要歸隊復命起見，就拼命在其附近捉拉民眾充數，以致發生張冠李戴，冒名頂替之事亦是不少。更有新兵既係臨時強拉而來，為要防其逃走，乃用繩索串縛，視同罪囚，這種現象，到處沿途可以看到。”
——蔣介石：《西安軍事會議講評（三）》(1942.9.10)《先總統 蔣公思想言論總集》19卷281,282頁
“前幾天我看到紅十字會負責人送來的一個在貴州實地看到的報告，報告新兵輸送的情形，真使我們無面目作人，真覺得我們對不起民眾，對不起部下！據報告人親眼看到的沿途新兵都是形同餓莩，瘦弱不堪，而且到處都是病兵，奄奄待斃，有的病兵走不動了，就被官長槍斃在路旁，估計起來，從福建征來的一千新兵，到貴州收不到一百人；這種情形，兵役署長知道不知道？現在軍政部在貴州沿途都設有合作站，你們所派的站長幹的什麼事？”
——蔣介石：“對於整軍會議之訓示——知恥圖強”（1944.7.21）《先總統 蔣公思想言論總集》20卷449頁
“史迪威的繼任者亞伯特·魏德邁將軍在送交蔣介石的那份關於中國軍隊徵兵狀況的出色的備忘錄中，闡明了這些詞語的含義:
壯丁們經過隔離和集結成隊後，被驅趕到訓練營地。他們從陝西行軍到四川，又從四川走到雲南。他們走不完的路……其中很多人在頭幾天裡就開小差逃跑了。以後他們就虛弱得無法逃走。被抓回來的人會受到嚴酷的拷打……
在行軍途中他們變得瘦骨嶙峋;染上了腳氣病，雙腿腫脹，腹部突出，胳臂和大腿消瘦不堪，……如果有人死掉，他的屍體就被扔下。但在花名冊上卻仍保留他的名字。只要不報告此人已經死亡，他就永遠是軍官們的一今大財源，因為事實上死者已停止花費，於是軍官們的收入格外增多。他的軍糧和薪餉就變成指揮官口袋中的長久的紀念品。他的家庭也只好把他忘掉。”
——[美]斯塔夫裡阿諾斯著，遲越、王紅生等譯：《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歷史進程》，商務印書館1995年版，下冊641,642頁
“（國民黨軍隊）軍隊的給養不足，士兵的生活不良，甚至士兵吃不飽穿不暖，而長官尚茫無所知。官長對於士兵視同路人，不但痛癢不相關切，甚至怕和士兵見面，不但高級將領不知道接近士兵是自己的天職，甚至連長階級大多數亦是如此。”
——臺灣“國史館”民國94年初版《陳誠先生回憶錄》第一部“剿共”第五章“結語”第一節“失敗的檢討”
貝爾登首先發現的是，農民所受的第一重壓迫，是來自國民政府的苛捐雜稅。“一九四一年夏秋兩季，我走過河南、河北兩省，從黃河走到長江，目睹了本書前面某一章所描述的那場大饑荒的開始。每天走在路上，但見原野空曠，土地荒蕪，十室九空，殘破不堪，十分淒涼。當時許多地方的旱情並不很嚴重，所以我很奇怪，為什麼土地會如此荒廢。農民告訴我，他們背井離鄉去逃荒，是因為國民黨稅吏、蔣軍糧秣官橫徵暴斂，田賦超過了實際的產量。既然全部勞動果實都要被搶走，交不出捐稅還要挨打坐牢，誰還種地呢？
——[美]傑克·貝爾登：《中國震撼世界》，北京出版社1980年7月版，第118-119頁。
“苛捐雜稅在中國並非新事，自從清朝被推翻，軍閥開始用槍從農民那裡征糧養兵以來，就一宜存在。不過這些殘暴的軍閥，在蔣介石政權面前，可就是小巫見大巫了。蔣介石政權從中國農民那裡榨取的財富，恐怕比中國悠久而曲折的歷史上的任何一個統治者都多。
近年來，蔣介石的職業辯護士把沉重的捐稅歸因於抗日戰爭。可是他們無法說明，何以國民黨幾乎是從其當政之日起，就向人民敲骨吸髓地徵收重稅。
即使在蔣介石政權的所謂黃金時代，即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三年期間，據官方材料，中國農民必須交納的五花八門的捐稅，也有一百八十八種之多。一九三二年，據說是蔣介石實現大治之年，就在這一年，中國多數地區的田賦也比美國高三倍。
然而比正式田賦更苛刻的，是各種名目的雜稅，其數值往往十倍於正稅。在前清末年，雜稅從未超過正稅的十二分之一，而在蔣介石的鼎盛時代，雜稅竟高達正稅的十倍！
這一類捐稅多少還是固定的，雖然名目繁多，卻還不及農民實際捐稅負擔的一半。這是因為兵捐這種古老的賦稅形式在西方早已廢除了，在中國卻從來沒有消失。由於連年內戰和抗日戰爭，兵捐實際上比過去幾個世紀更普遍了。
近二十五年來，中國兵捐的負擔確實嚇人。由於軍費無著，軍官層層盤剝，拖欠糧餉，以及搜刮之風盛行，不少中國軍隊就依靠兵捐來獲取糧食、衣服、房屋以及巨額銀行存款。糧食、牲畜、車輛、房屋、金錢以至人丁，都是軍官們征派的對象。不過若是沒有蔣介石官吏以及地方豪紳的合作，對農民的這種剝削是不能實現的。其實，兵捐就是官吏們用來掠奪人民以自肥的一種手段。他們的主要手法是在徵集兵捐時層層加碼。軍官們派五斤面，地方官和交紳就加到八斤；派五斤草就加到十斤；派四輛車就加到十五輛；派六十個民夫就加到九十個，派一千抉錢就加到一千五百塊，等等。因此，戰爭永遠是地方官發財的捷徑。
一九四七年，在國民黨統治區的河南安陽縣，我發現蔣軍軍官在地方豪紳配合下所征派的兵捐常常是田賦的一千倍以上。光說數字不免抽象，據我所知，兵捐之重，不僅使農民常常失去全部土地、糧食和衣物甚至迫使他們賣兒賣女，把妻子給稅吏為傭為妾。”
——[美]傑克·貝爾登：《中國震撼世界》，北京出版社1980年7月版，第120-122頁。
傑克·貝爾登隨後展示了民國時期，國統區農民（尤其是佃農）與地主之間是怎樣一副“其樂融融”的景象。
“在過去的華北和現在的蔣管區，新年對於富農和地主是吃喝玩樂的喜慶佳節，但對於貧農和佃戶卻是憂愁難熬的災殃。佃戶們被迫出門東躲西藏，以逃避地主及其狗腿子追討年關債。佃戶要是不敢逃走，或是想留在家裡過個團圓年，那麼，為了還債，往往得把家裡的東西抵個罄盡，只給老婆孩子留下糠皮，有時連糠都不剩。
我訪問解放區的時候，雖然看不到一個貧農在過年的時候吃得很豐盛，可是也看不到一個貧農跑到野地裡躲債，看不到有哪一個農民為了抵債把閨女送給地主當丫鬟或者陪地主兒子睡覺。而你若是到了國民黨統治區，就還會發現這些現象，絕非少見，而是非常普遍，天天都在發生。”
——[美]傑克·貝爾登：《中國震撼世界》，北京出版社1980年7月版，第157頁。
看到貝爾登上述這些淒慘的描述，你是否還覺得《白毛女》是在造謠抹黑舊社會呢？
“農民急需填充饑腹，利息再高也不得不借債。在蔣介石統治時期，利率增長到了驚人的程度。一九三二年，農民借一百塊錢，到年底要還一百二十五塊錢。一九三六年，就要還一百四十塊至一百六十塊錢了。抗戰期間，利率猛漲到三個月百分之百，用糧食計算。負債農民的境遇有時是駭人聽聞的。作者在河南見過一位農民，他在春播前向地主借了一百斤小米，借約規定，到了秋收時節要還兩百斤。他後來還不起這麼多，就請求寬限，答應來年秋後還三百斤。可是因為遭災，到期還是還不起，他只得把自己的地抵押出去，最後結果是丟了四畝地。由於這個原因，母親和兩個孩子就餓死了。為了區區一百斤糧食的債務，竟賠了四畝地和三條人命。”
——[美]傑克·貝爾登：《中國震撼世界》，北京出版社1980年7月版，第181頁。
七口之家餓死三四人為常事……就因為向地主借了100斤小米的債務，農民丟了四畝地還餓死了妻子和兩個孩子……這就是小清新眼裡田園牧歌的民國農村！
但是如果你認為民國時農民的苦難僅限於經濟問題，那就錯了。地主的經濟地位決定著他們在農村的政治地位。農民不僅沒有錢，沒有權利，甚至連家裡的妻女，都成為地主可以任意享用的私產。是的，你沒有看錯，這不是中世紀農奴制下的歐洲，而是中華民國的農村。
“就是在上海並離上海不遠的蘇北，地主也象封建領主一樣住在土圍子裡，有民團守護，統治著一、二十個村莊的佃戶。這種土圍子是佃戶集市貿易的場所，他們完全受地主及其狗腿子的擺佈。佃戶不但要把收成的百分之五十向地主交租，而且自己的個人問題和家庭問題也要由地主決定。在山西，我發現地主往往包攬一切紅白喜事，不經這夥封建老爺的同意，就不能成親，也辦不了喪葬。地主仗著自己的權勢，任意姦淫村裡的婦女，特別是佃戶的妻子，更是地主隨心所欲地玩弄的對象……
我在魯西的另一個村子裡，還聽說這樣一件事：一個地主看上了鄰舍的一個女子，這女子是他表兄的兒媳婦。因為女的深居簡出，地主很難上手。唯一的辦法就是來硬的。一天，地主叫上村長，自己和管家拿著手槍和刀，闖入屋裡，把女的強姦了。沒有人敢說什麼，也沒有地方可以投訴，因為地主即官府。
對於中世紀的因素在中國農村仍居統治地位這一點，還需要什麼證據嗎?在西方，隨著農奴制的廢除，貴族的初夜權也被廢除了，然而在東方，地主雖然對佃戶的妻子沒有初夜權，卻可以在許多個夜晚和下午跑去姦污她。
蓄婢、納妾和包辦婚姻的習俗也是與地主制度分不開的。如果不廢除地主制度，國民黨法律中有關這方面的一切條文都是毫無意義的。窮人女兒在內地地主家當丫頭，有的被商人販賣到上海當妓女，太醜的，就送到工廠做工。她們自己毫無選擇的餘地，因為已經賣身給他人，只得任人擺佈。”
工業發達，技術進步
（1937年抗戰爆發時）“中國除輕兵器能自製外，所有軍艦、飛機、戰車、火炮等均購自國外，不能自製。”
——蔣緯國：《國民革命戰史：抗日禦侮》第十卷，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民國67年版，241頁
（抗戰後期）“兵員300萬也只有步槍100萬支，即最基本的輕兵器彈藥每月用原料300噸也全賴美援空運;製成的步槍子彈平均每兵每月分得4發，包括機槍所用在內。”
——[美]黃仁宇：《對蔣介石和毛澤東的幾點看法》，摘自《大歷史不會萎縮》，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5月版，217頁
“美國之擊敗日本，須動員其大部艦隊。轟炸其城市時出動成百上千之飛機不算，尚須製造原子彈。中國不能出產飛機一架，連空投炸彈尚須外方供給。……至於中國認為獨自對日作戰四年半，已對各盟國作有具體貢獻，則甚少有人認真相信。”
——[美]黃仁宇：《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九州出版社2007年版《黃仁宇全集》第六冊，215頁
民知廉恥，無憂無患
蔣介石1943年對民國社會的總評價：
“現在我國社會，一般人的心理苟且萎靡，所表現于行為的，不分善惡，不辨公私，不知本末。善惡不分，所以是非混淆；公私不辨，所以取予不當；本末不明，所以先後倒置。於是官吏則虛偽貪污，人民則散漫麻木，青年則墮落放縱，成人則腐敗昏庸，富有的人則繁瑣浮華，貧窮的人則卑污混亂。其結果，就使得國家紀綱廢弛，社會秩序破壞，天災不能防備，人禍不能消弭，內憂外患〔第15頁〕，紛至遝來，乃至個人社會國家與民族同受其害。”
——蔣介石：《新生活運動九周年紀念告全國同胞書》（民國32年2月29日），《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32卷（書告類）
司徒雷登對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的總評價：
“國民黨的最初宗旨是反對封建王朝——正如太平天國革命一樣，但是，儘管它具有一種民主思想和現代革命精神，最終這些思想和精神還是喪失殆盡，並進而逆轉，走向傳統方式。至於蔣介石本人，他無疑為人正直，富有獻身精神，但其觀念和手段仍是非民主的。政府也不乏正直、自由人士，但體制則滋生、培育著罪惡，並進而導致自身的毀滅。它變得如此的腐敗無能，如此的不得人心，以至於那怕任何自身的有序改革都少有希望，即使沒有共產主義運動，恐怕也會爆發另一場革命。”
——司徒雷登1949年2月5日發給國務卿的報告，[美]肯尼斯·雷 約翰·布魯爾 編：《被遺忘的大使：司徒雷登駐華報告》，江蘇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278,279頁
——2014/10/15續
政府愛民，百姓安居
“據1949年上海《大公報》統計，慈善團體光在1月9日那天，就收到小孩屍體一百五十五具！十日那天，又收到一百六十六具！”
——《李敖回憶錄》第三節
“服兵役是一種可怕的經歷。沒有運輸車輛，新兵常常行軍數百英里到他們被指定的部隊——有意遠離新兵家鄉，以減少開小差的誘惑。新兵常常被用繩索套在他們的頸子上縛到一起。夜裡，他們可能被剝光衣服，以防他們私逃。就食物而言，他們只得到少量的米，因為徵兵的軍官們為了一己私利，慣常‘克扣’給養。就水來說，新兵可能不得不從路邊的泥水坑裡飲水——這是引起腹瀉的一個普通原因。疾病很快在應徵新兵隊中流行開來。然而，他們得不到醫療，因為新兵在加入他們被指定的部隊前，不被視為軍隊的一部分。八年戰爭期間，這類死于途中的新兵可能大大超過100萬。
新兵中大量死亡的準確數字絕不可能得知。一份官方材料承認，戰爭期間喪失了1867283名新兵。（國防部所屬戰史局局長1978年7月根據《抗戰史料叢編初集》第293頁，向我提供的資訊。）遺憾的是，沒有對這個數字按死亡和逃跑的項目加以分析。國民政府的堅決支持者和蔣介石的一位元知己蔣夢麟根據秘密檔估計，至少有1400萬新兵在抵達他們的部隊之前死亡。這一數字太大了，難以置信，可能是140萬（見蔣夢麟：《新潮》，第91頁）。徐複觀也提出了同等數額的新兵大量死亡數（《是誰擊潰了中國社會反共的力量？》），《民主評論》第1卷第7期（1949年9月16日），第6—7頁。蔣夢麟：《新潮》，第90—91頁；蘭登致國務院：《昆明徵兵工作》，第3頁。”
——《劍橋中華民國史》下冊第十一章第三節
“在雲南，如果我需要一頭驢來馱負重物，我必須派士兵到村落裡去找村長，在槍枝的威脅下，他可能聽從我們的差遣。”
“戰爭的第四年，我們的徵兵制度和村長徵用騾子時差不多，都是將命令交派給職務較低的人，去欺壓弱勢者。”
——[美]黃仁宇：《黃河青山》第一章“中國內陸
軍官愛兵，將士忠勇
“他（國民黨33集團軍參謀張開廈）承認，國民黨拉壯丁，用繩子綁著行軍”
——[美]史沫特萊：《史沫特萊文集•第一卷，中國的戰歌》，新華出版社1985年版，394頁
“我昨天所講的徵兵冒名頂替之事，大家都知道這是由於社會不良和役政辦理不善所致，但部隊接兵官之舞弊，也是一個最大的原因。比方我們部隊駐老河口要派官長到四川去接兵，接兵官在四川並不領到足額新兵，沿途更放任新兵隨便逃跑，或遇途中士兵發生疾病，更是任意丟棄不顧；如此，即可省出火食費用，歸入他接兵官的私囊，等到行抵駐地老河口附近，為要歸隊復命起見，就拼命在其附近捉拉民眾充數，以致發生張冠李戴，冒名頂替之事亦是不少。更有新兵既係臨時強拉而來，為要防其逃走，乃用繩索串縛，視同罪囚，這種現象，到處沿途可以看到。”
——蔣介石：《西安軍事會議講評（三）》(1942.9.10)《先總統 蔣公思想言論總集》19卷281,282頁
“前幾天我看到紅十字會負責人送來的一個在貴州實地看到的報告，報告新兵輸送的情形，真使我們無面目作人，真覺得我們對不起民眾，對不起部下！據報告人親眼看到的沿途新兵都是形同餓莩，瘦弱不堪，而且到處都是病兵，奄奄待斃，有的病兵走不動了，就被官長槍斃在路旁，估計起來，從福建征來的一千新兵，到貴州收不到一百人；這種情形，兵役署長知道不知道？現在軍政部在貴州沿途都設有合作站，你們所派的站長幹的什麼事？”
——蔣介石：“對於整軍會議之訓示——知恥圖強”（1944.7.21）《先總統 蔣公思想言論總集》20卷449頁
“史迪威的繼任者亞伯特·魏德邁將軍在送交蔣介石的那份關於中國軍隊徵兵狀況的出色的備忘錄中，闡明了這些詞語的含義:
壯丁們經過隔離和集結成隊後，被驅趕到訓練營地。他們從陝西行軍到四川，又從四川走到雲南。他們走不完的路……其中很多人在頭幾天裡就開小差逃跑了。以後他們就虛弱得無法逃走。被抓回來的人會受到嚴酷的拷打……
在行軍途中他們變得瘦骨嶙峋;染上了腳氣病，雙腿腫脹，腹部突出，胳臂和大腿消瘦不堪，……如果有人死掉，他的屍體就被扔下。但在花名冊上卻仍保留他的名字。只要不報告此人已經死亡，他就永遠是軍官們的一今大財源，因為事實上死者已停止花費，於是軍官們的收入格外增多。他的軍糧和薪餉就變成指揮官口袋中的長久的紀念品。他的家庭也只好把他忘掉。”
——[美]斯塔夫裡阿諾斯著，遲越、王紅生等譯：《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歷史進程》，商務印書館1995年版，下冊641,642頁
“（國民黨軍隊）軍隊的給養不足，士兵的生活不良，甚至士兵吃不飽穿不暖，而長官尚茫無所知。官長對於士兵視同路人，不但痛癢不相關切，甚至怕和士兵見面，不但高級將領不知道接近士兵是自己的天職，甚至連長階級大多數亦是如此。”
——臺灣“國史館”民國94年初版《陳誠先生回憶錄》第一部“剿共”第五章“結語”第一節“失敗的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