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狂飆突進的王安石相比， 司馬光是個持正平穩的人， 這被後人視為宋代最大的保守派， 其實這是歷史的誤解。 司馬光不反對改革， 但希望改革要平穩地進行。 對於改革， 他有一套著名的“破屋”理論。 他認為“治天下譬如居室， 敝則修之， 非大壞不更造也”， 因為“大壞而更改， 非得良匠美材不成， 今二者皆無， 臣恐風雨之不庇也”。 近代法國人托克維爾寫了一本《舊制度與大革命》， 他認為改革的後果是引起人們要求進一步改革， 但改革卻又無法滿足無限度的改革要求， 因而造成民眾不滿情緒加劇， 最終可能釀成革命。
司馬光與王安石所代表的保守派和改革派的鬥爭十分慘烈。 但司馬光和王安石的鬥爭， 是君子之爭， 是“費厄潑賴”的， 不摻雜任何的感情和私利因素。 君子之間能像小人一樣大打出手嗎？孔子說“其爭也君子”， 表明謙謙君子也有鬥爭。 但與小人之爭不同， 君子爭的是是非曲直， 遵循著一定的規則。 事實上， 司馬光和王安石的私人關係不錯， 是互相仰慕的好朋友、好文友。 他們之間的鬥爭， 就像兩大絕頂高手之間的過招， 比拼的是內力和品質， 任何一方都不會冷不丁地施放暗器。 先是王安石鬥敗了司馬光為首的“舊黨”， 舊黨一干人等全被貶往各地涼快去了， 在全國雷厲風行地推行新法，
王安石也是君子，
君子乃國之棟樑， 是敢於擔當的猛士， 頂起的是國家的天空， 絕不會在國家和民族處於危難時刻而轟然倒塌， 司馬光就是個敢於擔責的君子。 他在擔任並州通判時， 曾經向自己的恩師龐籍提出了一條計策。 為了防止西夏人的入侵， 他建議修築城堡來控制西夏人， 然後招募百姓來此地耕種。 龐籍聽從了他的建議， 派手下郭恩去辦理此事。 郭恩在執行命令的時候， 因為不注意設防， 部隊被敵人消滅。 龐籍因為此事被撤職。 司馬光始終認為此事因他而起，三次上書朝廷自責，並要求引咎辭職，沒得到允許。龐籍死後，司馬光便把恩師的妻子拜為自己的母親，撫養龐籍的兒子像撫養自己的親兄弟一樣。在朋友出了事就急於撇清關係的今天，司馬光這種勇於擔責的精神，就顯得難能可貴了。
洪應明在《菜根譚》中說，“退即是進，與即是得”，教我們為人處事以遇事都要讓一步的態度為高明，因為讓一步就等於是為進一步留下了餘地。司馬光就是如此，他懂得人生進退的道理。在王安石如日中天的時候，他很清楚自己的處境，就以退為進，請求辭職，自己躲到洛陽去。在洛陽的十五年，司馬光專心著述，編著了與司馬遷的《史記》雙星閃耀的《資治通鑒》。他在《進資治通鑒表》中說：“臣今筋骨臒瘁，目視昏近，齒牙無幾，神識衰耗，目前所謂旋踵而忘。臣之精力，盡於此書。”司馬光編書的條件實在艱苦，他買不起高宅大院，住的是低矮窄小的房子，夏天悶熱難耐，他請人在書房裡挖了一個大深坑，砌上磚，修成一間“地下室”，他就在這個冬暖夏涼的“空調房”裡專心致志地埋頭編書。司馬光的目標很明確，就是將歷代執政的得失全部融進這部巨著之中，讓皇帝學習。宋神宗看了之後大加讚賞，說它“鑒於往事，有資於治道”，賜書名為《資治通鑒》。司馬光的《資治通鑒》的著述意義己遠遠超過了他的本意，清代學者王鳴成說，“此天地間必不可無之書，亦學者必不可不讀之書”，成為中華民族寶貴的精神遺產。
司馬光始終認為此事因他而起，三次上書朝廷自責，並要求引咎辭職，沒得到允許。龐籍死後，司馬光便把恩師的妻子拜為自己的母親，撫養龐籍的兒子像撫養自己的親兄弟一樣。在朋友出了事就急於撇清關係的今天，司馬光這種勇於擔責的精神，就顯得難能可貴了。
洪應明在《菜根譚》中說，“退即是進，與即是得”，教我們為人處事以遇事都要讓一步的態度為高明，因為讓一步就等於是為進一步留下了餘地。司馬光就是如此，他懂得人生進退的道理。在王安石如日中天的時候，他很清楚自己的處境，就以退為進，請求辭職，自己躲到洛陽去。在洛陽的十五年，司馬光專心著述，編著了與司馬遷的《史記》雙星閃耀的《資治通鑒》。他在《進資治通鑒表》中說：“臣今筋骨臒瘁，目視昏近，齒牙無幾，神識衰耗，目前所謂旋踵而忘。臣之精力，盡於此書。”司馬光編書的條件實在艱苦，他買不起高宅大院，住的是低矮窄小的房子，夏天悶熱難耐，他請人在書房裡挖了一個大深坑，砌上磚，修成一間“地下室”，他就在這個冬暖夏涼的“空調房”裡專心致志地埋頭編書。司馬光的目標很明確，就是將歷代執政的得失全部融進這部巨著之中，讓皇帝學習。宋神宗看了之後大加讚賞，說它“鑒於往事，有資於治道”，賜書名為《資治通鑒》。司馬光的《資治通鑒》的著述意義己遠遠超過了他的本意，清代學者王鳴成說，“此天地間必不可無之書，亦學者必不可不讀之書”，成為中華民族寶貴的精神遺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