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中華一衣帶水的日本, 一直是中華文化的堅定擁戴者。 幾千年來, 日本就像個忠誠的小弟, 對華夏文明崇拜得五體投地, 從立國理政也是亦步亦趨。
最著名的“追星事件”當屬“遣唐使”——從西元七世紀初至九世紀末約264年的時間裡, 日本為了學習中國文化, 先後向唐朝派出十幾次遣唐使團。 其次數之多、規模之大、時間之久、內容之豐富, 可謂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空前盛舉。 因為那時的大唐代表著先進的文化, 所以, 遣唐使們對推動日本社會的發展和促進中日友好交流做出了巨大貢獻。
但是, 中華文明步入明、清時代, 華夏大地已失去往日繁華, 皇帝們都過起了“閉關鎖國”的小家子氣的憋屈日子。 與此同時, 日本正處於最後一個幕府——德川幕府時代。 掌握大權的德川幕府也同清政府一樣, 作為一個島國竟然也對外實行“鎖國政策”,
而當時大清的朝中親貴們, 與日本德川幕府的將軍們一樣, 只顧閉坐家中妄自尊大, 不知世界之大, 天外有天。 有一個笑話, 說的是清廷某官員淺陋之極。 “葡萄有牙也可, 西班何物, 竟也發牙?顯系該大臣妄奏, 懇加以欺君之罪。 ”這是清朝某大臣參劾另一大臣在奏文中妄言“葡萄牙”和“西班牙”時所說的話, 今天讀來, 讓人笑掉大牙。
日本只是一資源匱乏的島國, 所以能偏安一隅, 自在度日, 而作為地大物博的華夏, 卻成為西方列強眼中的肥肉, 人人都想咬上一口。
終於, 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 一下子打醒了許多中國的有識之士——再這樣自我封閉下去, 只有死路一條。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 許多有識之士紛紛思考起“富邦強民”之路, 最簡捷的方式, 就是著書立說。 其中最有名的兩本書, 一是清代啟蒙思想家、政治家、文學家魏源所著的《海國圖志》,
2/“師夷長技以制夷”遭冷落
《海國圖志》是中國近代史上第一部全面系統介紹世界歷史地理的巨著。 它以林則徐《四洲志》為藍本, 並參考歷代史志, 以及明朝以來島志中的相關資料編撰而成。
作者為什麼要編撰此書呢?魏源在《海國圖志》一書的序中,講得非常清楚:“是書何以作?曰:為以夷攻夷而作,為以夷款夷而作,為師夷長技以制夷而作。”魏源寫書的目的是為了瞭解“夷情”,幫助人們習其“長技”,以抵禦外侮,振奮國威。但是,成書後,卻遭到朝中那些妄自尊大,把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視為“奇技淫巧”,盲目排外的頑固派的抵制,他們認為這本讚美西方“奇技淫巧”和“政治制度”的著作實屬大逆不道,應該堅決封殺,甚至有人主張把它付之一炬。
中國辜負了林則徐、魏源的一片苦心。“書成,魏子歿,廿餘載,事局如故”(左宗棠:《海國圖志序》)。
3/《海國圖志序》被日本奉為“天書”
與中國的情形很不同,1851年,一個偶然機會讓《海國圖志》傳到了日本。
此時的日本還處在鎖國狀態,但魏源這部書卻讓日本人如獲至寶,在此後五年間,《海國圖志》的日文版本竟然出了二十幾個,深刻啟發了日本人的近代意識。江戶晚期思想家佐久間象山讀了《海國圖志》後,格外佩服魏源“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主張,以為應該像魏源那樣以全新世界格局重新規劃日本方略。在許多人仍將西方文明視為“奇技淫巧”的時候,佐久間象山由魏源啟示開始了對世界及日本前途的重新思考。
佐久間象山的學生吉田松陰在著作裡也多次提到讀《海國圖志》一書的體會。吉田松陰利用《海國圖志》提供的世界知識,提出了“尊王攘夷”的政治主張,成為日本維新運動的先驅。後來,吉田松陰開辦私塾,培養了一大批人才,其中木戶孝允、山縣有朋、伊藤博文等弟子更是成為明治維新的元勳,為日本走上近代化道路做出了巨大貢獻。
“幕府末期日本學者文化人等的思想起了革命,傾向開國主義,其契機是讀了中國的《海國圖志》。”([日]井上靖在《日本現代史》)
4/《瀛寰志略》與明治維新和《海國圖志》幾乎同時,還有一本書也影響了日本近代史,它就是徐繼佘的《瀛寰志略》。
徐繼佘(1795-1873),山西五台人,1826年中進士,1842年任福建布政使,道光皇帝召見,命他辦理廈門、福州兩口的通商事宜。從此,他多方接觸歐美人士,瞭解近代世界的政治、經濟、歷史、地理等知識。從1844年到1848年,他用五年之功完成了《瀛寰志略》。這本書不但摒棄了 “天朝中心”的史地觀念,而且對歐美國家的強盛原因進行了細緻的分析,推崇歐美國家“以商為本”的理念及民主政治,比《海國圖志》更加進步。在《瀛寰志略》一書中,徐繼佘清晰而準確地告訴國人,在大清帝國之外,地球上另有一個與中國完全不同的嶄新世界,一個富強民主的近代世界。
但是,《瀛寰志略》的遭遇與《海國圖志》如出一轍:1849年《瀛寰志略》正式刊行後,“即騰謗議”,士大夫們群起攻之,指責作者徐繼佘“張外夷之氣焰,損中國之威靈”,“輕信夷書,動輒鋪張揚厲”,“一意為泰西聲勢者,輕重失倫,尤傷國體。況以封疆重臣,著書宣示,為域外觀,何不檢至是耶”……在遭到種種打擊之後,這本書被停止刊印。
然而,同《海國圖志》一樣,《瀛寰志略》一傳到日本,就受到了日本讀者的歡迎。日本學者將此書譽為“通知世界之南針”,從1859年就開始翻刻此書,爭相閱讀,不斷地重印。
這本書不僅打開了日本人的眼界,也影響了日本的明治維新。徐繼畬在書中對華盛頓和民主制度的高度評價影響了日本思想家橫井時存,橫井時存影響了弟子由利公正。由利公正就是1868年著名的《五條誓文》的起草者。《五條誓文》是日本實行明治維新的基本綱領規劃了日本的近代化道路,為日本成為近代化國家創造了條件。
5/甲午海戰師生易位
十九世紀中葉以後,中國國力衰敗,淪為宰割物件,日本卻蒸蒸日上,並於1894年發動了著名的甲午戰爭。這場戰爭以中國戰敗、北洋水師全軍覆沒告終。中國清朝政府迫於日本軍國主義的軍事壓力,簽訂了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馬關條約》。
甲午戰爭的結果給中華民族帶來空前嚴重的民族危機,大大加深了中國社會半殖民地化的程度;另一方面則使日本國力更為強大,得以躋身世界列強之列。
我們當然不能說日本在甲午戰爭中打敗中國完全得益于《海國圖志》和《瀛寰志略》,就像中國在這場戰爭中失敗不能歸罪於任何單一原因一樣。但是,我們似乎可以說,《海國圖志》與《瀛寰志略》在中日兩國截然不同的遭遇,不僅讓中日師生易位,而且折射了兩國勝敗中的深層因素。
同為東亞國家,中日為什麼會走上截然不同的道路?《海國圖志》和《瀛寰志略》兩本書在兩國間的不同遭際,其實已經給人們提供了答案。
作者為什麼要編撰此書呢?魏源在《海國圖志》一書的序中,講得非常清楚:“是書何以作?曰:為以夷攻夷而作,為以夷款夷而作,為師夷長技以制夷而作。”魏源寫書的目的是為了瞭解“夷情”,幫助人們習其“長技”,以抵禦外侮,振奮國威。但是,成書後,卻遭到朝中那些妄自尊大,把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視為“奇技淫巧”,盲目排外的頑固派的抵制,他們認為這本讚美西方“奇技淫巧”和“政治制度”的著作實屬大逆不道,應該堅決封殺,甚至有人主張把它付之一炬。
中國辜負了林則徐、魏源的一片苦心。“書成,魏子歿,廿餘載,事局如故”(左宗棠:《海國圖志序》)。
3/《海國圖志序》被日本奉為“天書”
與中國的情形很不同,1851年,一個偶然機會讓《海國圖志》傳到了日本。
此時的日本還處在鎖國狀態,但魏源這部書卻讓日本人如獲至寶,在此後五年間,《海國圖志》的日文版本竟然出了二十幾個,深刻啟發了日本人的近代意識。江戶晚期思想家佐久間象山讀了《海國圖志》後,格外佩服魏源“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主張,以為應該像魏源那樣以全新世界格局重新規劃日本方略。在許多人仍將西方文明視為“奇技淫巧”的時候,佐久間象山由魏源啟示開始了對世界及日本前途的重新思考。
佐久間象山的學生吉田松陰在著作裡也多次提到讀《海國圖志》一書的體會。吉田松陰利用《海國圖志》提供的世界知識,提出了“尊王攘夷”的政治主張,成為日本維新運動的先驅。後來,吉田松陰開辦私塾,培養了一大批人才,其中木戶孝允、山縣有朋、伊藤博文等弟子更是成為明治維新的元勳,為日本走上近代化道路做出了巨大貢獻。
“幕府末期日本學者文化人等的思想起了革命,傾向開國主義,其契機是讀了中國的《海國圖志》。”([日]井上靖在《日本現代史》)
4/《瀛寰志略》與明治維新和《海國圖志》幾乎同時,還有一本書也影響了日本近代史,它就是徐繼佘的《瀛寰志略》。
徐繼佘(1795-1873),山西五台人,1826年中進士,1842年任福建布政使,道光皇帝召見,命他辦理廈門、福州兩口的通商事宜。從此,他多方接觸歐美人士,瞭解近代世界的政治、經濟、歷史、地理等知識。從1844年到1848年,他用五年之功完成了《瀛寰志略》。這本書不但摒棄了 “天朝中心”的史地觀念,而且對歐美國家的強盛原因進行了細緻的分析,推崇歐美國家“以商為本”的理念及民主政治,比《海國圖志》更加進步。在《瀛寰志略》一書中,徐繼佘清晰而準確地告訴國人,在大清帝國之外,地球上另有一個與中國完全不同的嶄新世界,一個富強民主的近代世界。
但是,《瀛寰志略》的遭遇與《海國圖志》如出一轍:1849年《瀛寰志略》正式刊行後,“即騰謗議”,士大夫們群起攻之,指責作者徐繼佘“張外夷之氣焰,損中國之威靈”,“輕信夷書,動輒鋪張揚厲”,“一意為泰西聲勢者,輕重失倫,尤傷國體。況以封疆重臣,著書宣示,為域外觀,何不檢至是耶”……在遭到種種打擊之後,這本書被停止刊印。
然而,同《海國圖志》一樣,《瀛寰志略》一傳到日本,就受到了日本讀者的歡迎。日本學者將此書譽為“通知世界之南針”,從1859年就開始翻刻此書,爭相閱讀,不斷地重印。
這本書不僅打開了日本人的眼界,也影響了日本的明治維新。徐繼畬在書中對華盛頓和民主制度的高度評價影響了日本思想家橫井時存,橫井時存影響了弟子由利公正。由利公正就是1868年著名的《五條誓文》的起草者。《五條誓文》是日本實行明治維新的基本綱領規劃了日本的近代化道路,為日本成為近代化國家創造了條件。
5/甲午海戰師生易位
十九世紀中葉以後,中國國力衰敗,淪為宰割物件,日本卻蒸蒸日上,並於1894年發動了著名的甲午戰爭。這場戰爭以中國戰敗、北洋水師全軍覆沒告終。中國清朝政府迫於日本軍國主義的軍事壓力,簽訂了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馬關條約》。
甲午戰爭的結果給中華民族帶來空前嚴重的民族危機,大大加深了中國社會半殖民地化的程度;另一方面則使日本國力更為強大,得以躋身世界列強之列。
我們當然不能說日本在甲午戰爭中打敗中國完全得益于《海國圖志》和《瀛寰志略》,就像中國在這場戰爭中失敗不能歸罪於任何單一原因一樣。但是,我們似乎可以說,《海國圖志》與《瀛寰志略》在中日兩國截然不同的遭遇,不僅讓中日師生易位,而且折射了兩國勝敗中的深層因素。
同為東亞國家,中日為什麼會走上截然不同的道路?《海國圖志》和《瀛寰志略》兩本書在兩國間的不同遭際,其實已經給人們提供了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