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濟的亡國與複國運動
1、大唐國策的改變
李世民征遼失敗， 令唐帝國放棄了一舉攻陷遼東的臆想， 被迫開始穩紮穩打， 最明顯的改變體現在兩個方面，
李世民伐遼時， 曾令藩屬國百濟和新羅助攻高句麗， 但這兩家的回應卻迥然不同。 由於利益一致， 新羅人積極回應， 據《舊唐書-新羅傳》記載：“新羅遣大臣領兵五萬人， 入高麗南界， 攻水口城， 降之”， 說明其出動五萬之眾， 傾國北上配合。 不過新羅軍在攻陷水口城後， 卻未能再取得其它戰果， 原因在《三國史記》卷5中可略見端倪（“太宗親征高句麗， 王發兵三萬以助之， 百濟乘虛襲取國西七城”）， 由此也能看出百濟此次堅定地站在了大唐的對立面，
雖然新羅此次僅下高句麗一城， 但不過是受百濟影響， 但其與百濟相互牽制， 令百濟無法與高句麗合作共擊唐軍， 所以還是有很大的作用地。 對於唐帝國而言， 如果百濟覆滅， 就能將新羅軍從與百濟的對峙中解放出來， 從而更好地配合自己夾擊高句麗。
2、古國百濟的滅亡
李世民含恨而終後， 唐帝國暫停了對高句麗的軍事行動， 以緩解國內艱危的民生， 讓太宗治下痛苦不堪的百姓得以休養生息， 這說明高宗李治還算得上是一位能夠體恤民情、審時度勢的帝王。 當然， 李治沒有立即就對遼東用兵， 除了民生的壓力之外， 也是因為一時無從下手， 然而半島三國彼此不和， 內訌不絕， 很快便為唐帝國的再次入侵提供了契機。
由於新羅在李世民征遼時鼎力助其作戰， 與高句麗和百濟的矛盾更加激化， 於是在唐帝國撤軍後便遭到了兩國變本加厲的報復。 655年，百濟和高句麗再次聯合攻打新羅，百濟奪其三十餘城，新羅向大唐求援，唐廷遂決意趁機介入朝鮮半島。經過周密準備，高宗以名將蘇定方為帥，於660年出動水、陸大軍十余萬攻伐百濟（在《三國史記》中記為十三萬，《資治通鑒》中記為十萬，《三國遺事》中記為十二萬三千），新羅則出動精兵五萬配合，三路大軍共伐百濟。
由於百濟的兵力遠不及唐、羅聯軍，加上百濟國王扶余義慈被唐廷釋出的煙幕所迷惑，誤以為唐軍此次只是要借道進攻高句麗的西南腹地，因此並未堅決抵抗，錯過了拒敵於海岸線前的最佳禦敵時機，唐軍在安然登陸後大舉進攻，發動了一場直搗其國都的閃電戰，猝不及防的百濟軍一敗如水，屯駐各地的百濟兵將亦不及赴援，聯軍僅用十日便攻入了百濟國都泗沘城，擁有近六百年歷史的古國百濟為唐所滅。
百濟此次亡國，與其一直首鼠兩端、心存僥倖不無關係。大唐的國力和人口遠勝高句麗，但百濟卻在雙方決戰的關鍵時候站在高句麗一邊，而不是按常理去投靠唐朝，就是因為看出了唐帝國的野心，知道唇亡齒寒，高句麗一旦亡國，唐軍趁勢而下，整個半島就將全部淪陷。然而儘管扶余義慈聰明地看穿了局勢，卻又不願正撼唐軍鋒銳，妄想著靠外交斡旋等手段與唐朝維繫住表面的藩屬關係，讓唐帝國始終把軍事重心放在高句麗身上，拿高句麗當擋箭牌。正因如此，扶餘義慈才會一面扯唐朝的助手新羅的後腿，一面還對唐朝稱臣納貢，後來被大唐的外交煙霧所欺騙，沒有堅決抵抗唐軍的登陸，結果被打得猝不及防，都是這種僥倖心理在作祟。
在統治中心被摧毀後，百濟軍民在心理上遭受了沉重打擊，大多失去了鬥志，紛紛向唐軍投降，百濟全境很快就被平定，唐帝國在其地設縣駐軍，正式開始施行統治。然而這種“斬首行動”雖然迅速地擊垮了對手，卻未能徹底摧垮其地方武裝勢力，因此唐帝國在百濟的統治浮於表面，存在著極大的隱患。如果唐帝國能夠善待降附百姓，妥善施政，憑藉十幾萬兵馬之威，或許還能勉強維持統治，然而唐軍軍紀素來敗壞，在百濟故地上為非作歹，戕害百姓，終於激起了規模宏大的農民起義。
3、打家劫舍的大唐府兵
隨著開國之後日甚一日的土地兼併，唐初的均田制逐漸崩解，府兵們大多失去了賴以生存的土地，全家老小的生活，皆靠在戰爭中打家劫舍而來，因此唐軍士卒都是抱著“打贏了撈一票”的心態來到百濟地，而唐軍素來軍風不正，連皇帝李世民都明目張膽地鼓勵手下屠城、劫掠百姓，以此來鼓舞士氣（如攻白岩城時），下面的將領自然更是大加縱容，再加上征服者自發的驕縱和大國欺負小國慣例的鼓舞，十幾萬大唐兵將便放心大膽地在百濟故地上恣意燒殺姦淫，擄掠財物。據《舊唐書》卷109記載：“顯慶五年，蘇定方討平百濟，常之率所部隨例送降款。時定方縶左王及太子隆等，仍縱兵劫掠，丁壯者多被戮。”
做為侵略者，大唐本就無法讓剛剛亡國的百濟遺民們歸心，大部分人都處於敢怒而不敢言的敏感狀態，可就在這種情勢下，蘇定方等將領非但不肯約束部下，收攏人心，反倒縱容麾下軍卒四處劫掠，於是本就軍紀敗壞的唐軍士卒在上官的默許下，變得分外殘狠貪暴，四處搶劫破壞，等到十幾萬唐軍回國時，百濟已然白骨盈野，一片凋敝。
在百濟人眼中，唐軍就是無惡不做的異族侵略軍，而蘇定方就是領頭的殺人魔王、邪惡化身。其實百濟慘狀的出現，並非緣自蘇定方個人的道德問題，656年王文度在西域倡議屠戮數千家前來歸附的無辜百姓時，眾將皆贊同或沉默，唯有蘇定方出言阻止（“如此乃自為賊耳，何名伐叛！”）雖然他最終未能阻止那場暴行，但當唐軍殺盡這數千家無辜的百姓後，眾將“分其財，獨定方不受”，可見蘇定方尚算是唐軍將領中持身較正者，尚有一絲良心未泯。不過四年前的那個蘇定方此時已然蛻變，也已經開始默許甚至支持麾下軍卒荼毒百姓，此時殘虐百姓早已成為軍中常例，沒有哪位將領敢於阻止士兵們的獸行，蘇定方也不敢擋大家的財路，否則引發兵變都有可能。
由蘇定方的蛻變能夠看出，大唐府兵的軍風軍紀下墮極快，在短短幾年中便有了日新月異的變化。軍紀的迅速敗壞源于唐廷一貫奉行功利作風，只要打了勝仗，那道德淪喪、拋卻良知、由軍變賊、燒殺搶掠、淫辱婦人都無所謂。對於士兵們在境外（甚至是羈縻州和新奪占的領土上）向已經降順的百姓施加的暴行，從最高位的皇帝開始，就睜一眼閉一眼，大加包庇縱容，上樑不正下樑歪，軍中將領自然更是樂得放任，最終一發而不可收拾，兵卒們惡習已成，誰都無力再約束手下，於是唐軍便為所欲為了兩百多年，著實羨煞旁人。
4、義軍蜂起
唐帝國在佔領區的殘暴統治激起了百濟士民的極端憤恨，奮身起義者不計其數，武裝反抗此起彼伏，更硬生生將很多本已歸降的百濟將士逼反，這些人同情正被唐軍荼毒的同胞，降而複叛，一時間百濟大地火頭四起。儘管這些人普遍缺乏鎧甲和武器，大多只能以簡陋的木棒作戰（“兵盡前役，故以棓戰”），但卻異常英勇，不畏犧牲，一時間令唐軍大感頭疼。而看到軍隊起事，各地百姓更是有了主心骨，聞風相從，軍民團結一心，共同與殘忍的唐朝侵略軍殊死作戰，一場轟轟烈烈的複國運動就此在百濟故土上拉開帷幕。
第一個舉起反唐複國大旗的義軍首領，就是後來被大唐視作樑柱的的百濟將軍黑齒常之。在百濟國王投降後，黑齒常之和同僚們原本均已歸降依附，但當看到唐軍士兵大肆屠虐百姓，較仁慈者也會將其劫掠一空之後，黑齒常之等人憤而複叛，于任存山揭竿起義，“旬日而歸附者三萬餘人”。
面對如火如荼的大起義，大唐與新羅立即聯起手來，對各支義軍進行了冷酷的鎮壓。蘇定方出動大軍進攻任存山，雖然黑齒常之臨時招聚的三萬散兵游勇倉促成軍，缺乏訓練，而唐、羅聯軍擁兵近二十萬，且武器精良，雙方實力相差懸殊，但由於滿懷仇恨的義軍士兵為了保衛家園，均殊死而戰，所以唐軍仍然大敗而回（“定方遣兵攻之，常之領敢死之士拒戰，官軍敗績。”----《舊唐書》卷109）
在攻打黑齒常之失敗後，蘇定方並未再次進攻，而是於660年九月率唐軍主力歸國獻俘，百濟戰場上的唐軍銳減至一萬七千人，新羅軍之後也相繼撤兵。此後百濟的亂局迅速惡化，各地義軍紛紛轉守為攻，在《新唐書》、《舊唐書》和《資治通鑒》中均提到，黑齒常之在擊退蘇定方的進攻後，緊接著便又取得攻佔“二百餘城”的輝煌戰果，收復了大量失地，大唐在百濟故土上的統治一時間風雨飄搖。而在蘇定方撤軍一個月之後，另一支百濟義軍的首領道琛和鬼室福信就擁立了正流亡日本的百濟王子扶余豐，以之號召百濟人民起來抗爭複國，於是百濟大地上的起義浪潮更加洶湧，唐軍只能龜縮在幾個大的據點中負隅頑抗。在金法敏致薛仁貴的信中便曾提到：“大軍回後，賊臣福信，起於江西，取集餘燼，圍逼府城”，可見情勢已然岌岌可危。
蘇定方此次在徹底平定起義前就急急撤軍，一方面是因為十余萬大軍長期遠在遼東，靡費巨大，國內百姓不堪重負；另一方面則是蘇定方急於見好就收，回去獻俘請功。在當年的正月和十一月，唐帝國先後於洛陽舉行了兩次盛大的獻俘儀式，蘇定方均是主角，一年間兩次得勝還朝，這是罕見的榮耀，蘇定方急著回去也不難理解。一些人則認為，蘇定方急於歸國，與唐廷高層的爭權奪利有關。而且蘇定方與留守百濟的劉仁願不和，專門給他留下一個爛攤子，好看他的笑話。
筆者認為，蘇定方急於回國的最主要原因並非以上所述， 而是因為唐廷始終將軍事重心放在高句麗身上，滅百濟也不過是在為這個目標做鋪墊。此時百濟政權已然坍塌，雖然義軍蜂起，但對唐帝國聯合新羅夾擊高句麗而言，已經構不成大的影響。唐帝國在661年春便再次大舉進攻高句麗，660年秋令蘇定方撤兵回國，休養整編，自是順理成章之事。
在唐廷高層眼中，百濟起義自始至終都無足輕重，只要平滅了高句麗，那數十萬大軍順勢南下，鎮壓掉百濟的起義不過是彈指間事。雖然唐廷低估了百濟起義的力量，百濟的局勢也比其先前預想的要亂得多，但不得不說，如果二征高句麗真能一鼓而下，那唐軍在百濟就算再兇暴殘忍，淩虐百姓，搞得天怒人怨，唐帝國也能輕易壓服，在北亞的統治照樣能夠穩固如山。在絕對的實力差距面前，民心的力量從來都微不足道。
5、新羅人的救援
黑齒常之乘勝猛攻駐百濟唐軍的大本營泗沘城，局勢十分危急，全靠新羅出動大軍救援，泗沘之圍方解，城中唐軍也從新羅援軍手中得到了急需的軍糧。在新羅力助之下，唐軍得以與百濟義軍形成短暫的對峙。661年二月，百濟複國軍再次向泗沘城發起進攻，唐軍統帥劉仁願慌忙向新羅求援，並在新羅人的幫助下再一次勉強保住了泗沘城。661年三月，名將劉仁軌統援兵趕到百濟，“仁軌與新羅兵合擊，破之，殺溺死者萬餘人。道琛等乃釋府城之圍，退保任存城。”
據《資治通鑒》卷200記載：“仁軌眾少，與仁願合軍，休息士卒”，由此可知劉仁軌此次帶來的唐軍數量有限。因此當泗沘城解圍後，“新羅糧盡，引還”，劉仁軌便再也不敢出戰，只能“休養士卒”，而且還要與劉仁願屯兵一處，擔心被義軍各個擊破，可見唐軍自身在百濟義軍面前處於明顯下風，自保尚且勉強。由此也不難看出，先前唐、羅聯軍在府城的勝利主要靠的是新羅兵馬。
儘管劉仁軌已和劉仁願合兵一處，但仍然朝不保夕，急需新羅軍援救，因此高宗趕忙“表詔新羅出兵，新羅王春秋奉詔，遣其將金欽將兵救仁軌等”。然而這次唐軍沒能指望上大救星新羅，第四次前往泗沘城赴援的新羅軍“至古泗，福信邀擊，敗之。”高宗深知在百濟苦苦支撐的兩支唐軍遠非百濟義軍的對手，聽說新羅援兵已經靠不上，頓覺大事不妙，十分擔憂劉仁軌和劉仁願軍被全殲，因此一度準備徹底放棄百濟，撤兵回國（“平壤軍回，一城不可獨固，宜拔就新羅。若金法敏借卿留鎮，宜且停彼；若其不須，即宜泛海還也。”）而此時百濟唐軍鬥志全無，據《資治通鑒》卷200記載：“將士鹹欲西歸”，可見其處境之被動。
劉仁軌深知百濟之地對唐帝國意義重大，一旦丟失這個半島南部的戰略支點，唐帝國目前在東北亞地區的戰略優勢將不復存在，渤海灣的運輸和海貿也將受到嚴重影響，加上劉仁軌準確地看到了百濟義軍內部不和的致命隱患，於是便上書竭力勸阻：“（百濟義軍）君臣猜離，行相屠戮；正宜堅守觀變，乘便取之，不可動也。”在他的堅持之下，高宗最終同意百濟唐軍暫不撤離，視情況再定行止。這次劉仁軌看得很准，運氣也相當不錯，很快就迎來了轉機。複國軍中很快便開始內訌，“福信尋殺道琛”，這令義軍士氣遭受了沉重打擊，從上至下矛盾重重，將領各存異心，實力銳減，再無力對弱小的唐軍發動大規模攻勢，於是雙方一時間陷入僵持態勢。
到了661年七月，形勢又變，唐軍突然打破沉寂，開始大舉進攻，“熊津都督劉仁願、帶方州刺史劉仁軌大破百濟于熊津之東，拔真峴城。”筆者起初不明白為何唐軍能夠突然打破均勢，不過在看到另一則記載後就豁然開朗：“福信等以真峴城險要，加兵守之。仁軌伺其稍懈，引新羅兵夜傅城下，攀草而上，比明，入據其城”（《資治通鑒》卷200）。顯而易見，此時第五撥新羅援軍已然趕到，與唐軍兵合一處，這才有了進攻的能力，於是劉仁軌便統率新羅軍攻破了真峴城。
6、大唐的狗屎運
在義軍的打擊之下，劉仁軌和劉仁願原本已經無力支撐，但先是義軍內亂衰弱，隨即唐軍又得新羅重兵襄助，總算是在661年穩住了陣腳，甚至還發起了一場局部反攻。661年七月，唐廷“詔發淄、青、萊、海之兵七千人以赴熊津”，這也是駐紮百濟的唐軍得到的第二次補充。
然而百濟義軍也很快得到了有力的支援。當660年起義時，鬼室福信曾以正身處日本的百濟王子扶余豐為旗號，以增強自己的號召力。661年八月，五千日軍護送扶余豐回到百濟，以確保其不致成為鬼室福信的傀儡，從而保障日本在半島的利益，又於九月援助了百濟複國軍不少物資。鬼室福信控制不了扶余豐，只好表面上奉其為主，由於扶余豐具有王位的正統性，在百濟民間的號召力很強，他回國之後，越來越多的百濟遺民開始起來反抗大唐侵略軍，複國軍日趨壯大，再加上日本的軍事支持，重新對唐、羅聯軍佔據了明顯上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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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661和662兩年中，唐帝國的主力正忙於二征高句麗，如果此時百濟義軍傾力進攻，百濟的唐、羅聯軍多半抵擋不住，百濟也能成功複國。但義軍內部矛盾重重，鬼室福信、扶余豐、日本三方勢力各自懷揣私心，都擔心沖在前面損耗實力，尤其是鬼室福信和扶余豐彼此戒備，均擔心被對方乘隙吞併，因此儘管坐擁強大實力，卻毫無舉措，始終按兵不動，最終坐視複國良機喪失。百濟義軍的拙劣表現是劉仁軌得以繼續在百濟立足的主要原因，反倒令高宗先前的顧慮看起來好似杞人憂天，這實是百濟的不幸，唐朝的大幸。
662年春，唐帝國第二次鎩羽遼東，百濟唐軍的局勢自然也更加不利。663年六月，日本又出動大軍援助百濟，連上先前的五千人，日軍在百濟已經達到了四萬三千人，與百濟複國軍合兵一處後，力量大大超過了唐、羅聯軍，劉仁軌雖然還未敗績，但形勢已經岌岌可危。不過縱觀歷史，大唐每次陷入窘境後，對手都會發生內亂，讓唐軍得以趁機翻盤，這次自然也不例外。還不等扶余豐發動大舉進攻，複國軍內部就再次發生了劇變，扶余豐感覺鬼室福信權力過大，有將自己架空為傀儡之跡象，便毅然壯士斷腕，自毀長城，於663年六月將其殺死。由於六月恰是日軍大舉增援之時，因此筆者揣測，扶余豐很可能早就對鬼室福信動了殺機，只不過因為直屬力量不強，才一直不敢妄動。最終他與日軍達成了默契，於是一待日本派來大軍，扶余豐便馬上下手剷除權臣，並借助日軍之力彈壓局面，維繫統治，而日本則趁機加大了對百濟的滲透。
7、義軍授首
由於鬼室福信在義軍中威望極高，是複國軍中的靈魂人物，又是無罪被戮，無法服眾，因此義軍將士多對扶余豐深感不滿，離心者甚多，複國軍最終四分五裂。原處下風的唐、羅聯軍沒有錯過這個大好機會，乘隙對百濟義軍發動了總攻，義軍士卒兵無鬥志，一敗塗地，連勇將黑齒常之都心灰意冷，無奈地再次投降唐軍。之後唐軍又與日軍決戰于白江口，這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對外海戰，由於日本船隻遠比唐艦小，於是大敗虧輸，被迫放棄了插足朝鮮半島的野心，撤軍回國。
百濟高層的內訌鑄就了大唐的勝捷，663年十一月，百濟重新為唐軍所控。此次大唐與新羅聯手，與百濟遺民在半島上展開了一場長達四十一個月的拉鋸戰，最終總算將百濟重新納入了掌中，基本殺光了敢於起義，不服異族統治的硬骨頭。經過三年多的戰亂，百濟的每一寸土地都變成了人間地獄，戰死、餓死、病死者不計其數，很多人曝屍荒野，為鷹狗所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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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濟的複國運動規模宏大，一度令唐軍疲於奔命，狼狽不堪，頗有將大唐逐出百濟，順利複國的氣象。在661和662兩年中，唐廷不顧百濟義軍越滾越大，仍然將軍事重心放在高句麗身上，輕敵率意，更是給義軍複奪百濟提供了契機，怎奈複國軍內部不和，統治高層鼠目寸光，先是未能利用大唐二征高句麗失敗後的虛弱之機在百濟取得決定性勝利，之後又自相殘殺，走向衰敗，最終竟被並不強大的百濟唐軍和新羅軍所滅，百濟人民那拳拳的複國夢想也因統治高層的愚蠢和爭權奪利的私心而破滅，最終成為了可憐亡國奴，先是被大唐欺壓，後來新羅將唐朝勢力逐出百濟後，這些遺民便又在新羅人的壓迫下繼續他們淒慘的生活。
百濟具有極大的戰略價值，這場侵略戰爭最終能夠取勝，對唐帝國而言舉足輕重，儘管大唐耗費了巨大的人力、財力才保住半島南部的這個重要戰略支點，但收穫卻遠比付出要大，不僅讓唐朝在之後能夠徹底控制渤海灣的航運，保障帝國經海路進行的南北運輸，還形成了對高句麗南北夾擊的戰略優勢，為之後第三次征遼打好了基礎。
由於百濟意義重大，唐帝國在這裡設縣駐軍，還於663年設立了熊津都督府，並扶植了一個百濟傀儡政權施行統治，準備將這塊土地徹底地納入掌中。然而好景不長，僅僅過了十二年，大唐便被新羅擊敗，被迫從百濟撤出，失去了這塊價值巨大，耗費了無數國力、民力才搶來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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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5年，百濟和高句麗再次聯合攻打新羅，百濟奪其三十餘城，新羅向大唐求援，唐廷遂決意趁機介入朝鮮半島。經過周密準備，高宗以名將蘇定方為帥，於660年出動水、陸大軍十余萬攻伐百濟（在《三國史記》中記為十三萬，《資治通鑒》中記為十萬，《三國遺事》中記為十二萬三千），新羅則出動精兵五萬配合，三路大軍共伐百濟。由於百濟的兵力遠不及唐、羅聯軍，加上百濟國王扶余義慈被唐廷釋出的煙幕所迷惑，誤以為唐軍此次只是要借道進攻高句麗的西南腹地，因此並未堅決抵抗，錯過了拒敵於海岸線前的最佳禦敵時機，唐軍在安然登陸後大舉進攻，發動了一場直搗其國都的閃電戰，猝不及防的百濟軍一敗如水，屯駐各地的百濟兵將亦不及赴援，聯軍僅用十日便攻入了百濟國都泗沘城，擁有近六百年歷史的古國百濟為唐所滅。
百濟此次亡國，與其一直首鼠兩端、心存僥倖不無關係。大唐的國力和人口遠勝高句麗，但百濟卻在雙方決戰的關鍵時候站在高句麗一邊，而不是按常理去投靠唐朝，就是因為看出了唐帝國的野心，知道唇亡齒寒，高句麗一旦亡國，唐軍趁勢而下，整個半島就將全部淪陷。然而儘管扶余義慈聰明地看穿了局勢，卻又不願正撼唐軍鋒銳，妄想著靠外交斡旋等手段與唐朝維繫住表面的藩屬關係，讓唐帝國始終把軍事重心放在高句麗身上，拿高句麗當擋箭牌。正因如此，扶餘義慈才會一面扯唐朝的助手新羅的後腿，一面還對唐朝稱臣納貢，後來被大唐的外交煙霧所欺騙，沒有堅決抵抗唐軍的登陸，結果被打得猝不及防，都是這種僥倖心理在作祟。
在統治中心被摧毀後，百濟軍民在心理上遭受了沉重打擊，大多失去了鬥志，紛紛向唐軍投降，百濟全境很快就被平定，唐帝國在其地設縣駐軍，正式開始施行統治。然而這種“斬首行動”雖然迅速地擊垮了對手，卻未能徹底摧垮其地方武裝勢力，因此唐帝國在百濟的統治浮於表面，存在著極大的隱患。如果唐帝國能夠善待降附百姓，妥善施政，憑藉十幾萬兵馬之威，或許還能勉強維持統治，然而唐軍軍紀素來敗壞，在百濟故地上為非作歹，戕害百姓，終於激起了規模宏大的農民起義。
3、打家劫舍的大唐府兵
隨著開國之後日甚一日的土地兼併，唐初的均田制逐漸崩解，府兵們大多失去了賴以生存的土地，全家老小的生活，皆靠在戰爭中打家劫舍而來，因此唐軍士卒都是抱著“打贏了撈一票”的心態來到百濟地，而唐軍素來軍風不正，連皇帝李世民都明目張膽地鼓勵手下屠城、劫掠百姓，以此來鼓舞士氣（如攻白岩城時），下面的將領自然更是大加縱容，再加上征服者自發的驕縱和大國欺負小國慣例的鼓舞，十幾萬大唐兵將便放心大膽地在百濟故地上恣意燒殺姦淫，擄掠財物。據《舊唐書》卷109記載：“顯慶五年，蘇定方討平百濟，常之率所部隨例送降款。時定方縶左王及太子隆等，仍縱兵劫掠，丁壯者多被戮。”
做為侵略者，大唐本就無法讓剛剛亡國的百濟遺民們歸心，大部分人都處於敢怒而不敢言的敏感狀態，可就在這種情勢下，蘇定方等將領非但不肯約束部下，收攏人心，反倒縱容麾下軍卒四處劫掠，於是本就軍紀敗壞的唐軍士卒在上官的默許下，變得分外殘狠貪暴，四處搶劫破壞，等到十幾萬唐軍回國時，百濟已然白骨盈野，一片凋敝。
在百濟人眼中，唐軍就是無惡不做的異族侵略軍，而蘇定方就是領頭的殺人魔王、邪惡化身。其實百濟慘狀的出現，並非緣自蘇定方個人的道德問題，656年王文度在西域倡議屠戮數千家前來歸附的無辜百姓時，眾將皆贊同或沉默，唯有蘇定方出言阻止（“如此乃自為賊耳，何名伐叛！”）雖然他最終未能阻止那場暴行，但當唐軍殺盡這數千家無辜的百姓後，眾將“分其財，獨定方不受”，可見蘇定方尚算是唐軍將領中持身較正者，尚有一絲良心未泯。不過四年前的那個蘇定方此時已然蛻變，也已經開始默許甚至支持麾下軍卒荼毒百姓，此時殘虐百姓早已成為軍中常例，沒有哪位將領敢於阻止士兵們的獸行，蘇定方也不敢擋大家的財路，否則引發兵變都有可能。
由蘇定方的蛻變能夠看出，大唐府兵的軍風軍紀下墮極快，在短短幾年中便有了日新月異的變化。軍紀的迅速敗壞源于唐廷一貫奉行功利作風，只要打了勝仗，那道德淪喪、拋卻良知、由軍變賊、燒殺搶掠、淫辱婦人都無所謂。對於士兵們在境外（甚至是羈縻州和新奪占的領土上）向已經降順的百姓施加的暴行，從最高位的皇帝開始，就睜一眼閉一眼，大加包庇縱容，上樑不正下樑歪，軍中將領自然更是樂得放任，最終一發而不可收拾，兵卒們惡習已成，誰都無力再約束手下，於是唐軍便為所欲為了兩百多年，著實羨煞旁人。
4、義軍蜂起
唐帝國在佔領區的殘暴統治激起了百濟士民的極端憤恨，奮身起義者不計其數，武裝反抗此起彼伏，更硬生生將很多本已歸降的百濟將士逼反，這些人同情正被唐軍荼毒的同胞，降而複叛，一時間百濟大地火頭四起。儘管這些人普遍缺乏鎧甲和武器，大多只能以簡陋的木棒作戰（“兵盡前役，故以棓戰”），但卻異常英勇，不畏犧牲，一時間令唐軍大感頭疼。而看到軍隊起事，各地百姓更是有了主心骨，聞風相從，軍民團結一心，共同與殘忍的唐朝侵略軍殊死作戰，一場轟轟烈烈的複國運動就此在百濟故土上拉開帷幕。
第一個舉起反唐複國大旗的義軍首領，就是後來被大唐視作樑柱的的百濟將軍黑齒常之。在百濟國王投降後，黑齒常之和同僚們原本均已歸降依附，但當看到唐軍士兵大肆屠虐百姓，較仁慈者也會將其劫掠一空之後，黑齒常之等人憤而複叛，于任存山揭竿起義，“旬日而歸附者三萬餘人”。
面對如火如荼的大起義，大唐與新羅立即聯起手來，對各支義軍進行了冷酷的鎮壓。蘇定方出動大軍進攻任存山，雖然黑齒常之臨時招聚的三萬散兵游勇倉促成軍，缺乏訓練，而唐、羅聯軍擁兵近二十萬，且武器精良，雙方實力相差懸殊，但由於滿懷仇恨的義軍士兵為了保衛家園，均殊死而戰，所以唐軍仍然大敗而回（“定方遣兵攻之，常之領敢死之士拒戰，官軍敗績。”----《舊唐書》卷109）
在攻打黑齒常之失敗後，蘇定方並未再次進攻，而是於660年九月率唐軍主力歸國獻俘，百濟戰場上的唐軍銳減至一萬七千人，新羅軍之後也相繼撤兵。此後百濟的亂局迅速惡化，各地義軍紛紛轉守為攻，在《新唐書》、《舊唐書》和《資治通鑒》中均提到，黑齒常之在擊退蘇定方的進攻後，緊接著便又取得攻佔“二百餘城”的輝煌戰果，收復了大量失地，大唐在百濟故土上的統治一時間風雨飄搖。而在蘇定方撤軍一個月之後，另一支百濟義軍的首領道琛和鬼室福信就擁立了正流亡日本的百濟王子扶余豐，以之號召百濟人民起來抗爭複國，於是百濟大地上的起義浪潮更加洶湧，唐軍只能龜縮在幾個大的據點中負隅頑抗。在金法敏致薛仁貴的信中便曾提到：“大軍回後，賊臣福信，起於江西，取集餘燼，圍逼府城”，可見情勢已然岌岌可危。
蘇定方此次在徹底平定起義前就急急撤軍，一方面是因為十余萬大軍長期遠在遼東，靡費巨大，國內百姓不堪重負；另一方面則是蘇定方急於見好就收，回去獻俘請功。在當年的正月和十一月，唐帝國先後於洛陽舉行了兩次盛大的獻俘儀式，蘇定方均是主角，一年間兩次得勝還朝，這是罕見的榮耀，蘇定方急著回去也不難理解。一些人則認為，蘇定方急於歸國，與唐廷高層的爭權奪利有關。而且蘇定方與留守百濟的劉仁願不和，專門給他留下一個爛攤子，好看他的笑話。
筆者認為，蘇定方急於回國的最主要原因並非以上所述， 而是因為唐廷始終將軍事重心放在高句麗身上，滅百濟也不過是在為這個目標做鋪墊。此時百濟政權已然坍塌，雖然義軍蜂起，但對唐帝國聯合新羅夾擊高句麗而言，已經構不成大的影響。唐帝國在661年春便再次大舉進攻高句麗，660年秋令蘇定方撤兵回國，休養整編，自是順理成章之事。
在唐廷高層眼中，百濟起義自始至終都無足輕重，只要平滅了高句麗，那數十萬大軍順勢南下，鎮壓掉百濟的起義不過是彈指間事。雖然唐廷低估了百濟起義的力量，百濟的局勢也比其先前預想的要亂得多，但不得不說，如果二征高句麗真能一鼓而下，那唐軍在百濟就算再兇暴殘忍，淩虐百姓，搞得天怒人怨，唐帝國也能輕易壓服，在北亞的統治照樣能夠穩固如山。在絕對的實力差距面前，民心的力量從來都微不足道。
5、新羅人的救援
黑齒常之乘勝猛攻駐百濟唐軍的大本營泗沘城，局勢十分危急，全靠新羅出動大軍救援，泗沘之圍方解，城中唐軍也從新羅援軍手中得到了急需的軍糧。在新羅力助之下，唐軍得以與百濟義軍形成短暫的對峙。661年二月，百濟複國軍再次向泗沘城發起進攻，唐軍統帥劉仁願慌忙向新羅求援，並在新羅人的幫助下再一次勉強保住了泗沘城。661年三月，名將劉仁軌統援兵趕到百濟，“仁軌與新羅兵合擊，破之，殺溺死者萬餘人。道琛等乃釋府城之圍，退保任存城。”
據《資治通鑒》卷200記載：“仁軌眾少，與仁願合軍，休息士卒”，由此可知劉仁軌此次帶來的唐軍數量有限。因此當泗沘城解圍後，“新羅糧盡，引還”，劉仁軌便再也不敢出戰，只能“休養士卒”，而且還要與劉仁願屯兵一處，擔心被義軍各個擊破，可見唐軍自身在百濟義軍面前處於明顯下風，自保尚且勉強。由此也不難看出，先前唐、羅聯軍在府城的勝利主要靠的是新羅兵馬。
儘管劉仁軌已和劉仁願合兵一處，但仍然朝不保夕，急需新羅軍援救，因此高宗趕忙“表詔新羅出兵，新羅王春秋奉詔，遣其將金欽將兵救仁軌等”。然而這次唐軍沒能指望上大救星新羅，第四次前往泗沘城赴援的新羅軍“至古泗，福信邀擊，敗之。”高宗深知在百濟苦苦支撐的兩支唐軍遠非百濟義軍的對手，聽說新羅援兵已經靠不上，頓覺大事不妙，十分擔憂劉仁軌和劉仁願軍被全殲，因此一度準備徹底放棄百濟，撤兵回國（“平壤軍回，一城不可獨固，宜拔就新羅。若金法敏借卿留鎮，宜且停彼；若其不須，即宜泛海還也。”）而此時百濟唐軍鬥志全無，據《資治通鑒》卷200記載：“將士鹹欲西歸”，可見其處境之被動。
劉仁軌深知百濟之地對唐帝國意義重大，一旦丟失這個半島南部的戰略支點，唐帝國目前在東北亞地區的戰略優勢將不復存在，渤海灣的運輸和海貿也將受到嚴重影響，加上劉仁軌準確地看到了百濟義軍內部不和的致命隱患，於是便上書竭力勸阻：“（百濟義軍）君臣猜離，行相屠戮；正宜堅守觀變，乘便取之，不可動也。”在他的堅持之下，高宗最終同意百濟唐軍暫不撤離，視情況再定行止。這次劉仁軌看得很准，運氣也相當不錯，很快就迎來了轉機。複國軍中很快便開始內訌，“福信尋殺道琛”，這令義軍士氣遭受了沉重打擊，從上至下矛盾重重，將領各存異心，實力銳減，再無力對弱小的唐軍發動大規模攻勢，於是雙方一時間陷入僵持態勢。
到了661年七月，形勢又變，唐軍突然打破沉寂，開始大舉進攻，“熊津都督劉仁願、帶方州刺史劉仁軌大破百濟于熊津之東，拔真峴城。”筆者起初不明白為何唐軍能夠突然打破均勢，不過在看到另一則記載後就豁然開朗：“福信等以真峴城險要，加兵守之。仁軌伺其稍懈，引新羅兵夜傅城下，攀草而上，比明，入據其城”（《資治通鑒》卷200）。顯而易見，此時第五撥新羅援軍已然趕到，與唐軍兵合一處，這才有了進攻的能力，於是劉仁軌便統率新羅軍攻破了真峴城。
6、大唐的狗屎運
在義軍的打擊之下，劉仁軌和劉仁願原本已經無力支撐，但先是義軍內亂衰弱，隨即唐軍又得新羅重兵襄助，總算是在661年穩住了陣腳，甚至還發起了一場局部反攻。661年七月，唐廷“詔發淄、青、萊、海之兵七千人以赴熊津”，這也是駐紮百濟的唐軍得到的第二次補充。
然而百濟義軍也很快得到了有力的支援。當660年起義時，鬼室福信曾以正身處日本的百濟王子扶余豐為旗號，以增強自己的號召力。661年八月，五千日軍護送扶余豐回到百濟，以確保其不致成為鬼室福信的傀儡，從而保障日本在半島的利益，又於九月援助了百濟複國軍不少物資。鬼室福信控制不了扶余豐，只好表面上奉其為主，由於扶余豐具有王位的正統性，在百濟民間的號召力很強，他回國之後，越來越多的百濟遺民開始起來反抗大唐侵略軍，複國軍日趨壯大，再加上日本的軍事支持，重新對唐、羅聯軍佔據了明顯上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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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661和662兩年中，唐帝國的主力正忙於二征高句麗，如果此時百濟義軍傾力進攻，百濟的唐、羅聯軍多半抵擋不住，百濟也能成功複國。但義軍內部矛盾重重，鬼室福信、扶余豐、日本三方勢力各自懷揣私心，都擔心沖在前面損耗實力，尤其是鬼室福信和扶余豐彼此戒備，均擔心被對方乘隙吞併，因此儘管坐擁強大實力，卻毫無舉措，始終按兵不動，最終坐視複國良機喪失。百濟義軍的拙劣表現是劉仁軌得以繼續在百濟立足的主要原因，反倒令高宗先前的顧慮看起來好似杞人憂天，這實是百濟的不幸，唐朝的大幸。
662年春，唐帝國第二次鎩羽遼東，百濟唐軍的局勢自然也更加不利。663年六月，日本又出動大軍援助百濟，連上先前的五千人，日軍在百濟已經達到了四萬三千人，與百濟複國軍合兵一處後，力量大大超過了唐、羅聯軍，劉仁軌雖然還未敗績，但形勢已經岌岌可危。不過縱觀歷史，大唐每次陷入窘境後，對手都會發生內亂，讓唐軍得以趁機翻盤，這次自然也不例外。還不等扶余豐發動大舉進攻，複國軍內部就再次發生了劇變，扶余豐感覺鬼室福信權力過大，有將自己架空為傀儡之跡象，便毅然壯士斷腕，自毀長城，於663年六月將其殺死。由於六月恰是日軍大舉增援之時，因此筆者揣測，扶余豐很可能早就對鬼室福信動了殺機，只不過因為直屬力量不強，才一直不敢妄動。最終他與日軍達成了默契，於是一待日本派來大軍，扶余豐便馬上下手剷除權臣，並借助日軍之力彈壓局面，維繫統治，而日本則趁機加大了對百濟的滲透。
7、義軍授首
由於鬼室福信在義軍中威望極高，是複國軍中的靈魂人物，又是無罪被戮，無法服眾，因此義軍將士多對扶余豐深感不滿，離心者甚多，複國軍最終四分五裂。原處下風的唐、羅聯軍沒有錯過這個大好機會，乘隙對百濟義軍發動了總攻，義軍士卒兵無鬥志，一敗塗地，連勇將黑齒常之都心灰意冷，無奈地再次投降唐軍。之後唐軍又與日軍決戰于白江口，這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對外海戰，由於日本船隻遠比唐艦小，於是大敗虧輸，被迫放棄了插足朝鮮半島的野心，撤軍回國。
百濟高層的內訌鑄就了大唐的勝捷，663年十一月，百濟重新為唐軍所控。此次大唐與新羅聯手，與百濟遺民在半島上展開了一場長達四十一個月的拉鋸戰，最終總算將百濟重新納入了掌中，基本殺光了敢於起義，不服異族統治的硬骨頭。經過三年多的戰亂，百濟的每一寸土地都變成了人間地獄，戰死、餓死、病死者不計其數，很多人曝屍荒野，為鷹狗所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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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濟的複國運動規模宏大，一度令唐軍疲於奔命，狼狽不堪，頗有將大唐逐出百濟，順利複國的氣象。在661和662兩年中，唐廷不顧百濟義軍越滾越大，仍然將軍事重心放在高句麗身上，輕敵率意，更是給義軍複奪百濟提供了契機，怎奈複國軍內部不和，統治高層鼠目寸光，先是未能利用大唐二征高句麗失敗後的虛弱之機在百濟取得決定性勝利，之後又自相殘殺，走向衰敗，最終竟被並不強大的百濟唐軍和新羅軍所滅，百濟人民那拳拳的複國夢想也因統治高層的愚蠢和爭權奪利的私心而破滅，最終成為了可憐亡國奴，先是被大唐欺壓，後來新羅將唐朝勢力逐出百濟後，這些遺民便又在新羅人的壓迫下繼續他們淒慘的生活。
百濟具有極大的戰略價值，這場侵略戰爭最終能夠取勝，對唐帝國而言舉足輕重，儘管大唐耗費了巨大的人力、財力才保住半島南部的這個重要戰略支點，但收穫卻遠比付出要大，不僅讓唐朝在之後能夠徹底控制渤海灣的航運，保障帝國經海路進行的南北運輸，還形成了對高句麗南北夾擊的戰略優勢，為之後第三次征遼打好了基礎。
由於百濟意義重大，唐帝國在這裡設縣駐軍，還於663年設立了熊津都督府，並扶植了一個百濟傀儡政權施行統治，準備將這塊土地徹底地納入掌中。然而好景不長，僅僅過了十二年，大唐便被新羅擊敗，被迫從百濟撤出，失去了這塊價值巨大，耗費了無數國力、民力才搶來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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