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臣的尷尬

遊宇明

史書對魏征讚不絕口。的確，在專制時代，敢對皇帝說真話是需要勇氣的。然而，只要我們認真打量一下，就會發現一個問題：歷史上直臣很多，但像魏征一樣生前無限榮光的並不多。

明代的解縉也是特別敢言的。這位直臣才華橫溢，寫得一手好狂草，五歲能詩，十九歲中進士，寫篇文章，還不要喝一碗茶的功夫。他曾經給朱元璋上過一封名為《大庖西上封事》的萬言奏章。奏章中說：法令屢屢更改容易導致老百姓的疑惑，刑罰太繁苛必然促使民眾玩忽。從國初至今二十年，幾乎沒有不變的法令，

差不多天天都有犯“錯”的官員。經常聽到陛下震怒，處分這個懲罰那個，從未聽到陛下褒獎好官，並且始終如一。希望改變此種狀況，遏制法外之威刑，流放十年即應該釋放，廷杖八十以後就不要再加刑罰。近年來，監察機構的綱紀亦不嚴肅，官員們特別在乎刑名輕重、問囚多寡。監察禦史糾察官員往往仰承皇上密旨，皇上發了命令，才上疏彈劾，目的不過是邀功取寵。由於官風不正，賢人羞于同流合污，庸人卻如魚得水，以至是非顛倒。後來，他又向皇帝進呈《太平十策》，批評朱元璋大封兒子為藩王的做法，指出“分封勢重，萬一不幸，必有厲長、吳潞濞之弊”，意思是要皇帝記住漢初厲王劉長、吳王劉濞作亂的教訓。

解縉說的大實話本來讓朱元璋很不爽，

依朱元璋的個性，擰下解縉的腦袋是一句話的事，但朱元璋不久前剛對解縉說過：我和你從道義上說是君臣，從恩情上說猶如父子，你應當知無不言。翻臉也不能翻得這麼快呀！因此，他只是批評其“年少而語誇”，沒有深加追究。

皇帝往往活不過老百姓，三宮六院、內外紛爭都是壽命的毒藥，解縉走上仕途沒幾年，朱元璋很快死翹翹，歷史短暫地在建文時期停了一下腳步，立即匆匆奔向永樂時代。

朱棣上位之初，也曾對解縉說：“敢為之臣易求，敢言之臣難得，敢為者強於己，敢言者強於君，所以王、魏（王猛、魏征）之風世不多見”。解縉以為自己碰上了永遠不落的太陽。當朱棣拿出一份大臣名單，裝模作樣地徵求他的意見，

他真的亂加臧否，比如說蹇義（吏部尚書）“其資重厚，中無定見”，評夏元吉（戶部尚書）“有德有量，不遠小人”；講劉俊（兵部尚書）“雖有才幹，不知顧義”；議李志剛（禮部郎中）“誕而附勢，雖才不端”……朱棣雖然沒有當場發作，內心已有了不快。

朱棣喜歡次子朱高煦。這個兒子跟隨他南征北戰，在征討白溝、東昌中立下大功，在江上之戰中又救過駕。但無奈當時的皇位傳承制度是“立嫡以長”，朱棣因此採取了一個變通做法，一方面依例冊立長子朱高熾為皇太子，另一方面又給予漢王朱高煦超過太子的禮儀待遇。解縉向朱棣進諫，認為這樣會促發兄弟之間的內鬥，朱棣極不高興，覺得解縉在離間他們的父子關係。恰巧此時朝廷討論是否發兵交趾的問題，

朱棣與相當數量大臣主張出兵，解縉表示反對，又說“不宜過寵漢王”，更加深了朱棣對他的惡感。不久，朱棣就將他由翰林學士貶為廣西參議；再後來又聽信讒言將其貶為交趾參議。

朱棣一直在尋找收拾解縉的藉口。世上無難事，只怕有心人。永樂八年，朱棣率軍北征，解縉回京述職，因為皇帝不在，只好向“監國”的皇太子彙報工作。這本是很正常的職務行為，朱棣卻以私見太子，不等皇上返回，逕自離京，毫無人臣之禮的罪名，下令逮捕解縉，將其關入錦衣衛鎮撫司詔獄。永樂十三年，又暗示錦衣衛指揮使將解縉弄死了。

解縉這個人不乏才華，不缺見識，更不缺少對皇上的忠心，他雖然做不到像方孝孺一樣只忠於某個皇帝，

卻能做到端誰的飯碗，給誰做事。然而，解縉碰到的朱元璋、朱棣都是一些權欲極強、草菅人命的君王，他們雖然有時也說點“你多提意見”之類的漂亮話，其心底卻是渴望大臣們高喊“皇上聖明”的，解縉聽信了皇帝的假話，結果一片真心換來了身首異處。

其實，皇權下的直臣大抵都逃不過解縉一般的命運，明代的周新、清代的楊繼盛就是生動的例子。一方面，處於道統約束下的讀書人總有帝師情結和家國天下情懷，往往情不自禁地講真話、講直話，甚至明知皇帝不喜歡聽還要講；另一方面，他們面對的又是掌握著絕對權力的君主，這些人聽不聽大臣的諫言全憑個人的興趣，願不願善待直臣也完全取決於一己之良心。置身這樣的環境，直臣的風險可想而知。

歷史上從不缺少魏征，真正缺的是從諫如流的唐太宗。

置身這樣的環境，直臣的風險可想而知。

歷史上從不缺少魏征，真正缺的是從諫如流的唐太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