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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通牒”能否終結韓國財閥經濟?

■ 觀察家

據新華社報導, 近日, 有“財閥狙擊手”之稱的韓國公平貿易委員會主席金相九在接受媒體採訪時強硬表態稱, 如果各大財閥集團在今年底之前沒有實現積極改革目標, 那麼, 政府就將“親自動手”來説明它們完成公司治理結構改革。 他還直接點名了三星集團、現代集團等大財閥集團。 此言一出便引起了韓國國內輿論的一片熱議。

韓國“財閥經濟”形成於特殊的歷史地理環境, 對於韓國這樣一個資源匱乏、國際地緣地位關鍵的國家來說, 有一定的合理性。 事實上, 無論是為應付海外激烈的市場競爭,

還是穩定國內的經濟增長, 集合了資源和政治雙重優勢的財閥集團, 都曾經在韓國發揮過重要作用。

不過雖然韓國經濟發展長期依賴于各大財閥集團, 但是在連續受到了亞洲金融危機和全球金融危機的打擊後, 韓國經濟的“結構病”日益突顯出來且愈發嚴重。 加之曾經的韓國“十大財閥集團”竟有一半牽涉到刑事案件, 其內鬥不遜色于韓劇一般精彩, 讓韓國民眾對這些大公司徹底失去了信心, 讓韓國政府也對它們逐漸失去了耐心。

據統計, 韓國經濟的七成甚至更多都是由各大財閥集團創造的, 它們對韓國經濟社會發展資源的壟斷性、控制性已經達到了驚人地步。 如此來看, 用“成也蕭何, 敗也蕭何”來形容各大財閥集團對韓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既往價值也算是比較貼切,

其功過是非的評判也隨著韓國經濟陷入長期低迷狀態而成為了要嚴肅對待的重大問題。

其實, 從金泳三時期開始, 韓國歷屆政府均十分重視財閥集團改革問題, 相繼出臺了不少的法律政策, 也不乏雷霆手段和驚人舉措。 這從韓國“二十大財閥集團”縮減為“十大財閥集團”繼而縮減為目前的“八大財閥集團”可見一斑。 可以說, 這一變化並非依賴於市場因素或競爭所致, 反倒是韓國政府主導推動的一個結果。 尤其是在金大中時期, 在亞洲金融危機的打擊下, 韓國政府不惜以“壯士斷腕”的驚人舉措來推動各大財閥集團實現結構性改革, 也著實取得了不小的成績,

甚至是一度使韓國經濟社會發展再次步入了成長軌道。

不過“財閥經濟”早已深入到韓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骨髓之中, “刺激-反應式”或“危機應對型”的改革方案只是“小打小鬧”而始終難以“傷筋動骨”, 觸及根本。

8月25日, 韓國首爾中央地方法院認定三星集團副總裁素有“三星集團太子”之稱的李在榕全部罪名成立, 判處他五年有期徒刑。 很多韓國人認為這一判罰太輕, 甚至是作為本案檢方的特別檢察組也認為量刑過輕而再次提起了上訴。 這次對李在榕的懲罰, 被很多人認為是韓國對財閥集團的新一輪打擊。 加上金相九此番強硬的表態, 似乎也讓許多人看到了從根本上制約韓國財閥勢力的希望。

不過應該清醒地認識到,

其實對於“個別棋子”的懲罰, 並不會真正動搖財閥集團的根本利益。 實際上, 韓國的各大財閥之間, 早就通過聯姻、貿易往來已經形成牢不可破的“共同體”。 另外, 雖然如今的韓國人痛恨財閥經濟, 但其特殊的歷史地理環境, 又決定了它離不開財閥經濟這種發展模式。

可以說, 要整飭“財閥集團”, 既不讓韓國經濟命脈傷筋動骨又要實現韓國經濟復蘇, 幾乎成了“魚和熊掌不可兼得”的難題。 如此難題, 更是不太可能通過一兩次的“大手筆”和所謂的“最後通牒”來實現。

□郭銳(吉林大學行政學院教授, 博士生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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