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心系百姓

——字縫裡的宋人之十二

王明政

否定變法的《宋史》不看好宋神宗，但也不得不承認：“其即位也，小心謙抑，敬畏輔相，求直言，察民隱，恤孤獨，養耆老，振匱乏……”

在討論變法時，宋神宗說“更張法制，于士大夫誠多不悅，然于百姓何所不便？”文彥博答道：“為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也。 ”宋神宗認為，只要是有益於百姓的事就要堅持做下去。

他在論及免行法利害時還說：“今日之法，但當使百姓出錢輕如往日，便是良法。 ”凡此種種，說明宋神宗是心系百姓的。

他不僅是這樣說的，執政十八年中也是這樣做的。

王鞏《甲申雜錄》記載：“沙門島（監獄）舊制有定額，過額，取一人投之海中。馬默處厚知登州，建言：‘朝廷既貸其生矣，即投諸海中，非朝廷之本意。今後溢額，乞選年深自至配所不作過人移登州。 ’神宗深然之，即詔：‘可著為定制。 ’”

他剛即位就下詔：“州縣差役仍重，勞逸不均，喜為浮冗之名，不急之務，以奪其時，而害其財故也。愁痛亡聊之聲上幹和氣，深可傷憫！其令逐路轉運使，遍牒轄下州軍，如官吏有知差役利害可以寬減者，實封條析以聞。 ”把減輕百姓差役負擔提上了議事日程。

對登州少女阿雲傷害所謂未婚夫一案，宋神宗認為阿雲年紀輕輕，怪值得同情的，知州許遵見識超過一般官員，輕判可取，可允許阿雲減罪。還將許遵由登州知州升任大理寺卿。

他說：“《書》曰：‘士制百姓于刑中，以教祗德’。先王用刑罰治理天下黎民，必定輔之以溫和教導，裁之以義，推之以仁。殺戳之威，不是為了置民於死地，而是為了讓百姓更好的生活。因此立法之制嚴，用法之尺寬。 ”

在推行保甲法的過程中，他聽說有的百姓為了不做保丁，自戕斷指，儘管這件事是以訛傳訛，他還是進行了詳細的調查取證，以免傷害到百姓。

1074年，在有人向他反映市易司連賣湯餅都要收歸官營時，他對王安石說：“市易，如米麥之類能平價便民，固好；其它細微須害細民，緣市易務既零賣，即民間零賣不得。 ”

1074年久旱之後， “百姓流離，上憂見顏色，每輔臣進對，嗟歎懇惻， ”特別是看到鄭俠所繪流民圖， “上流涕，

退，命安石議裁損之。安石重為解，乃已。 ”這些都說明，宋神宗能時時以百姓為念。

1077年正月　他要求“廣南西路諸州軍官吏起發及部押搬運官物丁夫稽程，有所規避誤師期者……罪鹹赦除之。 ”並下詔“本路經賊坊郭、鄉村戶，及避賊失業者，並被殺土丁之家，去年已放稅者，更放，今年並二稅、役錢已免兩料者，更免兩料。應經賊殺戮之家，見存丁口，孤貧不能自存者，所在州軍日給口食米：十五歲以上一升半，以下一升，五歲以下半升，至二十歲止。應募弓箭手、民兵、義勇、土丁效用軍前者，今日以前諸欠負並除放。 ”

1077年六月福建路捉殺賊盜彭孫回報：起義的廖恩逃往信州界，有狀乞降。他隨即同意：“委孫招降，部押赴闕，其餘捕盜官案兵守隘，毋得爭功捕殺。

如賊徒實首身，捕盜文武官等敢殺戮，委孫捕系之，士卒即處斬。 ”十月廖恩到京後，宋神宗對他說：“爾罪法所不赦，特曲常憲，貸爾餘生。 ”並“授廖恩為右班殿直，其黨補授有差。 ”

　1081年十一月，宋神宗在五路伐夏後下詔：“聞自軍興以來，關內民頗有偏弊之處，

人情震懼，多全室逃亡。緣今朝旨其已經差夫之戶，更不差發，慮未有大吏究宣恩詔，致此惶駭不安。其令李承之速往陝西諸路安撫告諭，民苦於調發而非軍興所急者，悉蠲之。 ”

1083年正月，因為要開挖汴京新城的四面壕溝，需“移毀公私舍屋土田” 汴京搞了一次拆遷。對於拆遷的補償，宋神宗委任楊景略專門負責。對土地被徵用的民戶，政府“估值給之，或還以官地”;被拆遷的官營房、民墳、寺舍，則由一個叫做“京城所”的機構安排“撥移修蓋”。

也就是用兩種方式防止擾民，一種是實物補償，即由政府另撥給官地、另造房屋還給拆遷戶;一種是貨幣補償，按照房地產的市場價，給予賠償。

元豐六年閏六月的另一次拆遷，明確記載了政府補償的標準。這次是開封府推官祖無頗負責的，他起草了一部拆遷補償條例，該條例規定，對拆遷戶，給予實物安置，或者貨幣補償。實物安置：由京城兵馬司負責測量待拆住宅，戶部和左藏庫撥款，讓將作監在別處建同等面積住房，供拆遷戶居住；貨幣補償：由提舉京城所負責，估算待拆房屋的價格，取房契上原價和房屋時價，折中作為補償標準，由戶部及左藏庫出資補償。此年六月，開封府拆遷戶一百二十家，共獲得補償“二萬六百緡” (一千文為一貫或稱一緡)，平均每戶能補償171.16貫。

改革皇帝宋神宗能設身處地為百姓著想，比之于宋朝其他統治者，是值得稱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