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傑
1978年， 福建閩江長樂太平港， 鄭和下西洋船隊出海處。
明朝永樂年間， 中國遠洋航海事業曾經有過一段極其輝煌的歷史，
鄭和本不姓“鄭”， 而姓“馬”， 是雲南昆明晉寧縣的回族人。 他的六世祖是元朝初年著名的回族政治家贍思丁。
1381年， 明朝軍隊進攻盤踞在雲南的元朝殘餘勢力， 10歲的馬和被明軍副統帥藍玉掠到南京， 閹割成了一名太監並隨軍駐防北方。
後來， 19歲的馬和因為少年老成、長相英俊、聰明能幹被燕王朱棣選中， 進入燕王府。 在燕王府， 馬和結識了朱棣的謀士道衍法師（俗名姚廣孝）， 成為了他的佛門弟子， 並取法名“福吉祥”。
1404年， 馬和因在“靖難之役”中機智勇敢、戰功卓越， 朱棣賜他“鄭”姓， 此後馬和便改稱鄭和。 不久， 鄭和被提拔為內官監太監， 官居正四品， 成為皇宮最有權勢的幾大太監之一。
根據《明史·鄭和傳》記載：“成祖疑惠帝亡海外， 欲蹤跡之， 且欲耀兵異域， 示中國富強。 永樂三年六月， 命和及儕王景弘等通使西洋。 宣天子詔， 因給賜其君長， 不服則以武懾之。 ”
也就是說篡權後的朱棣為了找到疑似逃亡的建文帝朱允炆， 順便在西洋亮一下“肌肉”， 就派親信太監鄭和集全國之力進行一次空前絕後的海上大遊行。
從1405年到1433年的28年間， 鄭和奉命率領船隊七次出使其他國家和地區。 這七次的航行中， 鄭和從南京下關寶船廠出發， 沿著江、浙、閩、粵的海岸南下再西行。 最遠甚至到達了非洲東岸， 並訪問了亞非沿海30多個國家和地區。
龐大的船隊
從11世紀開始， 中國航海術的發展無疑是亞洲歷史上最重要的奇觀之一。
兩宋時期， 中國商船就往返於印度洋。 蒙元時期， 被蒙古化的伊斯蘭世界與中國的海上貿易得到了更大的發展， 通商國家由不足60個發展到140多個， 中國海船成為了阿拉伯海的常客。
在明初， 中國造船技術很早開始就自成體系。 歷史學家羅榮渠說：“中國在造船和航海技術的許多方面都遠遠領先於當時的歐洲， 其中有關船體推進的各種工藝應用， 領先於歐洲1000多年。 ”
鄭和之前， 中國人的海上足跡已經遍及整個印度洋。 經過幾百年的積累和發展， 歷史已經為鄭和下西洋準備好了足夠的技術、經驗和人才，
根據《明史》記載， 鄭和寶船“修四十四丈， 廣十八丈者六十二。 ”按照明代營造尺折算， 寶船的長度就有136米， 寬約56米， 比一個足球場還大；裝備有16-20櫓， 排水量超過8000噸， 這甚至極有可能是當時世界第一艘萬噸巨輪。 每次編隊航行都超過260餘艘， 其中大型寶船就有60餘艘。 除寶船外， 還有馬船、糧船、坐船、戰船等。
鄭和下西洋不止船隊規模龐大， 隨行人員數目也非常巨大。 每次遠航， 隨行者總在二萬七八千人之間。 其中有行政官員、軍事人員、航海技術人員、船舶修造工匠、一般管理人員和技術人員、辦事雜務人員、翻譯(通事之類)和醫務人員等， 各有專職， 分工細緻而明確。
如永樂三年第一次下西洋“二萬七千八百餘人”，
如以兩萬七千人為例， 每人每天的飲食需要為糧食1公斤， 水3公斤， 蔬菜瓜果0.5公斤。 僅在海上十天的航行， 直接的飲食需要：糧食270噸， 飲水710噸， 蔬菜水果135噸。 僅此一項十天的飲食耗費總計就要超過1000噸， 平均每天100噸。
而鄭和船隊在海上的航行動輒數月， 物資消耗一項的數目就可想而知。 七次下西洋， 來回時間最長要兩三年之久， 船隊隨行人員兩萬七八千， 僅僅飲食消耗一項， 數目就很驚人了。
如以七次下西洋、每次來回兩年、海上航行時間六個月每次為例， 七次下西洋僅僅海上飲食消耗126000噸，如果以載重量十噸的卡車為單位，運輸上述物資，共需12600台。數量何其驚人，從這裡就不難看出。
印度西岸駛往阿丹國的針路海圖，出自明代茅無儀撰寫的《武備志》中的《鄭和航海圖》。
根據《武職選薄》記載的士兵下西洋情況，每次隨船出海的士兵多則四萬，少則一萬。所以下西洋的總人數可能在五萬到十萬人，直接牽涉的家庭成員在幾十萬以上，供應物資的東南沿海民眾在幾百萬人以上，這還不包括在朝的相關官員。
而根據《明成祖實錄》記載，永樂三年的人口是五千一百六十一萬，則全國可能有1/10的人與下西洋有關。
船隊的發動機
鄭和下西洋是明成祖朱棣下令推動的活動，到底是什麼力量促使朱棣在剛剛結束“靖難之役”後，不顧戰後的民生凋零，開展這項浩大的工程？
縱觀朱棣一生，好大喜功是其顯著的特點，如建造中國現存最大銅鐘，重達46.5噸的永樂大鐘；修建明長城；為朱元璋開鑿重達3.1萬噸的石碑，最終未成功；編纂史上最大的類書《永樂大典》；鄭和下西洋也是其浩大的工程之一。
他通過這些工程，一方面製造盛世局面，另一方面要耗費臣民的精力，使之不再反抗。正如《永樂大典》不是原創著作，鄭和下西洋也是建立在中國東南沿海數千年的航海傳統之上的行為，這是用政府行為對中國東南沿海社會力量的重新整合。這種龐大的政府行為背後卻是十分怪異的國家政策——海禁。
“寸板不許下海”是明朝剛建立時確立下來的政策，隨後通過一道道詔書，海禁就成了國策。朱棣即位後，頒佈詔書：“緣軍民人等，近年以來，往往私自下番，交通外國，今後不許，所司一遵洪武例禁治。”
朱棣下令民間大海船改為不能出洋的平頭船。但是東南沿海的民眾自古以來以海為生，顯然不能立即適應明朝的海禁。於是朱棣想出了個“七下西洋”，一方面把東南沿海慣於下海走番的民眾網羅在軍人主導的船隊上，消耗他們的精力，使他們聽命於朝廷，並利用下西洋的船隊來牽制在海外的華人勢力，另一方面用官方貿易替代民間貿易，兼行外交任務。
下西洋是與民爭利，希望安撫、平定游離於明帝國邊緣的海上力量。所以，鄭和下西洋的目的雖然多元，但是最終服務于朱棣穩定東南沿海統治的內政。
朱棣發動鄭和下西洋的目的是不惜成本，重建洪武後期趨於瓦解的朝貢貿易體系。而這個體系本身就有政治、經濟雙重性質，把朝覲和貿易雜糅為一體。
朱棣要把流居南洋的華僑召回，不是害怕他們反攻中國，因為在南洋的華僑是不可能想要反攻明朝的，明朝也不會畏懼他們那一點力量。作為一個以農業為本的帝國君主，朱棣是害怕中國人口流失，害怕海外的華僑發展壯大，削弱本已衰落的朝貢貿易。
經過元末明初的戰爭破壞，宋元以來東南社會還有一些殘存的有生力量。而這些殘存勢力從原先自由貿易的海商，變成了下西洋船隊的船民。
船民為親信太監率領的軍隊服務，每次出洋的軍隊有兩萬多人，所以船民自然不能起事。也不必擔心軍隊嘩變，因為遠在西洋，對國內不會構成太大威脅。
而且多數人被強征出海，在國內的家屬相當於人質，所以他們希望早日歸國。因為有了七下西洋，所以朱棣才遷都北京，他對東南社會很放心，從而專注於北征蒙古。
鄭和下西洋的直接目的是統治者為了鞏固朝貢貿易體制，切斷東南沿海民間社會的私營經濟命脈，從經濟上保證統治者的地位穩固。
朱元璋、朱棣父子的根本目的都是幻想把東南沿海地區的海洋社會變為農業社會，幻想平息宋元以來洶湧澎湃的商業化浪潮。但是東南沿海地區以丘陵為主，平原極少，不適合發展農業，也從來就沒有走過中原農業社會那種發展道路。
閱江樓內中國最大的瓷畫“鄭和下西洋”，江蘇南京獅子山風景區。
鄭和下西洋持續了28年，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禁海政策對海外貿易的影響，也使亞非地區的海上貿易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然而朱棣對北方蒙古及南方安南的用兵卻不成功。對蒙古的五次征戰，始終未能翦除蒙古的威脅，其本人也累死在征戰途中。
當鄭和六次下西洋行將結束時，由於北伐和遷都，支付浩繁，朝廷已經“國庫空虛”，故朱棣一死，明仁宗立即宣佈停下西洋。在永樂之後，主政的權臣都來自內陸地區，他們支援海禁政策。
明憲宗成化年間，有宦官慫恿皇帝再下西洋，憲宗頗為心動，命令索閱鄭和出使水程，兵部職方司郎中劉大夏藏匿水程，認為鄭和下西洋費錢銀數十萬，軍民死傷萬計，雖取珍寶，于國無益。此時，下西洋之舉被認為朝廷官宦爭權的工具。但是，這為無視海洋的官僚提供了最好的停止下西洋的藉口。
得與失
明朝建國之初，朱元璋根據歷史經驗制訂了“彼不為中國患者，朕決不伐之”的國策，這項國策被明代諸帝視為祖訓。鄭和被朱棣委以總攬海外關係的重任，因此也就成為了一位在發展中國與亞非國家間的友好關係上作出歷史性貢獻的人物。
鄭和在下西洋的過程中，為解決東南亞及南亞各國之間的矛盾，為建立亞非國家區域間的和平局勢，做出了不懈的努力，獲得了很大的成功。這種局面的出現，是建立在鄭和使團所締造的亞非國際間和平局勢的基礎之上的。這種局面的出現又使明朝統治者進一步認識到發展海外航路，不僅有利於本民族繁榮昌盛，同時也有利於鞏固政權。
亞非各國，尤其是南洋國家，物產豐富，具有發展國際貿易的有利條件。中國與亞非國家間的航海貿易，唐宋以後，更隨著海上絲綢之路的發展，由南洋、印度沿岸擴展至波斯灣、阿拉伯乃至東非沿岸。
到了明代，鄭和下西洋暢通了海上絲綢之路，大規模有計劃地發展中國與亞非各國間的貿易，既符合各國人民迫切要求與中國發展貿易的願望，又能與之公平交易，保持信譽，深受各國人民的歡迎，寶船所到之處無不引得傾國轟動，人們紛紛前往交易。此種盛況，前後持續達二十年。
鄭和是中國古代最偉大的航海家，七下西洋的盛舉，對當時亞非世界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均產生了重大影響，成為世界文明交流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中國古代航海史的巔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涵蓋中國古代海上交通的全部空間。然而，在那個航海大時代來臨的前夕，也正是鄭和下西洋結束了中國古代輝煌的航海史，在新的時代中成了落後的一方。
鄭和下西洋耗費了明王朝很大的財力，最後受到朝臣的反對而無法繼續下去了，此後的中國失去了向海洋探索與發展的興趣、勇氣，開始走上封閉的道路。這種單純顯示王朝國威的舉動除非有強大的財力作後盾，否則就需要考慮它自身的收益。但明朝皇帝與鄭和顯然沒有考慮這個問題。所以，全球化的轉捩點只能是歐洲人開闢新航路，而不是鄭和下西洋。
鄭和下西洋是大明帝國整合全部東方民族千年航海貿易歷史創造的最後奇跡，是強大的內陸農業文明帝國試圖以政治力量干預和塑造海洋貿易體系的一次嘗試。這是古代中國大航海時代一個絢麗的高潮，之後便戛然而止，開始了近500年的閉關自守。
七次下西洋僅僅海上飲食消耗126000噸，如果以載重量十噸的卡車為單位，運輸上述物資，共需12600台。數量何其驚人，從這裡就不難看出。
印度西岸駛往阿丹國的針路海圖，出自明代茅無儀撰寫的《武備志》中的《鄭和航海圖》。
根據《武職選薄》記載的士兵下西洋情況，每次隨船出海的士兵多則四萬，少則一萬。所以下西洋的總人數可能在五萬到十萬人，直接牽涉的家庭成員在幾十萬以上，供應物資的東南沿海民眾在幾百萬人以上，這還不包括在朝的相關官員。
而根據《明成祖實錄》記載，永樂三年的人口是五千一百六十一萬，則全國可能有1/10的人與下西洋有關。
船隊的發動機
鄭和下西洋是明成祖朱棣下令推動的活動，到底是什麼力量促使朱棣在剛剛結束“靖難之役”後，不顧戰後的民生凋零，開展這項浩大的工程？
縱觀朱棣一生，好大喜功是其顯著的特點，如建造中國現存最大銅鐘，重達46.5噸的永樂大鐘；修建明長城；為朱元璋開鑿重達3.1萬噸的石碑，最終未成功；編纂史上最大的類書《永樂大典》；鄭和下西洋也是其浩大的工程之一。
他通過這些工程，一方面製造盛世局面，另一方面要耗費臣民的精力，使之不再反抗。正如《永樂大典》不是原創著作，鄭和下西洋也是建立在中國東南沿海數千年的航海傳統之上的行為，這是用政府行為對中國東南沿海社會力量的重新整合。這種龐大的政府行為背後卻是十分怪異的國家政策——海禁。
“寸板不許下海”是明朝剛建立時確立下來的政策，隨後通過一道道詔書，海禁就成了國策。朱棣即位後，頒佈詔書：“緣軍民人等，近年以來，往往私自下番，交通外國，今後不許，所司一遵洪武例禁治。”
朱棣下令民間大海船改為不能出洋的平頭船。但是東南沿海的民眾自古以來以海為生，顯然不能立即適應明朝的海禁。於是朱棣想出了個“七下西洋”，一方面把東南沿海慣於下海走番的民眾網羅在軍人主導的船隊上，消耗他們的精力，使他們聽命於朝廷，並利用下西洋的船隊來牽制在海外的華人勢力，另一方面用官方貿易替代民間貿易，兼行外交任務。
下西洋是與民爭利，希望安撫、平定游離於明帝國邊緣的海上力量。所以，鄭和下西洋的目的雖然多元，但是最終服務于朱棣穩定東南沿海統治的內政。
朱棣發動鄭和下西洋的目的是不惜成本，重建洪武後期趨於瓦解的朝貢貿易體系。而這個體系本身就有政治、經濟雙重性質，把朝覲和貿易雜糅為一體。
朱棣要把流居南洋的華僑召回，不是害怕他們反攻中國，因為在南洋的華僑是不可能想要反攻明朝的，明朝也不會畏懼他們那一點力量。作為一個以農業為本的帝國君主，朱棣是害怕中國人口流失，害怕海外的華僑發展壯大，削弱本已衰落的朝貢貿易。
經過元末明初的戰爭破壞，宋元以來東南社會還有一些殘存的有生力量。而這些殘存勢力從原先自由貿易的海商，變成了下西洋船隊的船民。
船民為親信太監率領的軍隊服務，每次出洋的軍隊有兩萬多人，所以船民自然不能起事。也不必擔心軍隊嘩變，因為遠在西洋，對國內不會構成太大威脅。
而且多數人被強征出海，在國內的家屬相當於人質，所以他們希望早日歸國。因為有了七下西洋，所以朱棣才遷都北京，他對東南社會很放心，從而專注於北征蒙古。
鄭和下西洋的直接目的是統治者為了鞏固朝貢貿易體制，切斷東南沿海民間社會的私營經濟命脈，從經濟上保證統治者的地位穩固。
朱元璋、朱棣父子的根本目的都是幻想把東南沿海地區的海洋社會變為農業社會，幻想平息宋元以來洶湧澎湃的商業化浪潮。但是東南沿海地區以丘陵為主，平原極少，不適合發展農業，也從來就沒有走過中原農業社會那種發展道路。
閱江樓內中國最大的瓷畫“鄭和下西洋”，江蘇南京獅子山風景區。
鄭和下西洋持續了28年，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禁海政策對海外貿易的影響，也使亞非地區的海上貿易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然而朱棣對北方蒙古及南方安南的用兵卻不成功。對蒙古的五次征戰，始終未能翦除蒙古的威脅，其本人也累死在征戰途中。
當鄭和六次下西洋行將結束時，由於北伐和遷都，支付浩繁，朝廷已經“國庫空虛”，故朱棣一死，明仁宗立即宣佈停下西洋。在永樂之後，主政的權臣都來自內陸地區，他們支援海禁政策。
明憲宗成化年間，有宦官慫恿皇帝再下西洋，憲宗頗為心動，命令索閱鄭和出使水程，兵部職方司郎中劉大夏藏匿水程，認為鄭和下西洋費錢銀數十萬，軍民死傷萬計，雖取珍寶，于國無益。此時，下西洋之舉被認為朝廷官宦爭權的工具。但是，這為無視海洋的官僚提供了最好的停止下西洋的藉口。
得與失
明朝建國之初，朱元璋根據歷史經驗制訂了“彼不為中國患者，朕決不伐之”的國策，這項國策被明代諸帝視為祖訓。鄭和被朱棣委以總攬海外關係的重任，因此也就成為了一位在發展中國與亞非國家間的友好關係上作出歷史性貢獻的人物。
鄭和在下西洋的過程中，為解決東南亞及南亞各國之間的矛盾，為建立亞非國家區域間的和平局勢，做出了不懈的努力，獲得了很大的成功。這種局面的出現，是建立在鄭和使團所締造的亞非國際間和平局勢的基礎之上的。這種局面的出現又使明朝統治者進一步認識到發展海外航路，不僅有利於本民族繁榮昌盛，同時也有利於鞏固政權。
亞非各國，尤其是南洋國家，物產豐富，具有發展國際貿易的有利條件。中國與亞非國家間的航海貿易，唐宋以後，更隨著海上絲綢之路的發展，由南洋、印度沿岸擴展至波斯灣、阿拉伯乃至東非沿岸。
到了明代，鄭和下西洋暢通了海上絲綢之路，大規模有計劃地發展中國與亞非各國間的貿易，既符合各國人民迫切要求與中國發展貿易的願望，又能與之公平交易，保持信譽，深受各國人民的歡迎，寶船所到之處無不引得傾國轟動，人們紛紛前往交易。此種盛況，前後持續達二十年。
鄭和是中國古代最偉大的航海家，七下西洋的盛舉，對當時亞非世界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均產生了重大影響，成為世界文明交流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中國古代航海史的巔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涵蓋中國古代海上交通的全部空間。然而，在那個航海大時代來臨的前夕，也正是鄭和下西洋結束了中國古代輝煌的航海史，在新的時代中成了落後的一方。
鄭和下西洋耗費了明王朝很大的財力，最後受到朝臣的反對而無法繼續下去了，此後的中國失去了向海洋探索與發展的興趣、勇氣，開始走上封閉的道路。這種單純顯示王朝國威的舉動除非有強大的財力作後盾，否則就需要考慮它自身的收益。但明朝皇帝與鄭和顯然沒有考慮這個問題。所以，全球化的轉捩點只能是歐洲人開闢新航路，而不是鄭和下西洋。
鄭和下西洋是大明帝國整合全部東方民族千年航海貿易歷史創造的最後奇跡，是強大的內陸農業文明帝國試圖以政治力量干預和塑造海洋貿易體系的一次嘗試。這是古代中國大航海時代一個絢麗的高潮，之後便戛然而止，開始了近500年的閉關自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