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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朝換代有多可怕?沒有生逢其時的人可能永遠無法想像

生活在承平年代的我們, 可能很難想像, 遭遇改朝換代的人民, 將會是怎樣一種可怕的水深火熱。 中國歷史上, 王朝更替, 江山鼎移,

就像那首詞說的那樣:興, 百姓苦, 亡, 百姓苦。

這篇短文, 以明清更替之際, 四川人民的命運為例, 說明生活在改朝換代之際將會是有多麼可怕。

崇禎初年開始的大饑荒雖然主要限於陝北, 並未波及到富庶的四川, 但覆巢之下, 焉有完卵?四川本身雖然沒有大饑荒, 但朝廷變本加厲的加派三餉和農民軍如入無人之境的征戰殺伐, 使得原本被稱為天然府庫的四川其實也到了崩潰邊緣。 張獻忠攻陷四川和隨後一系列倒行逆施的大屠殺, 四川被禍之慘, 甚至遠甚於陝西。

甲申之變後, 四川流傳著這樣一首民謠:流流賊, 賊流流, 上天差他斬人頭, 若有一人斬不盡, 行瘟使者在後頭。 民謠往往是底層民眾命運和心聲的真實反映,

這首民謠所描繪的, 便是四川在遭受來自各方面的屠殺後, 還得經受隨之而來的大規模的瘟疫、饑荒和虎患。

多年的動亂導致了青壯年勞動力被迫充當政府或農民軍的炮灰, 大量青壯年非正常死亡的另一面是大量田地的荒蕪, 而田地的荒蕪意味著糧食收入的逐年減少, 於是乎, 不可避免的結局就是駭人聽聞的大饑荒。

1644年前後, 四川即已連年饑饉, 到張獻忠竄死西充的1646年及此後兩年間, 饑饉更甚。 是時, 糧食賣到了糙米每鬥二十金、蕎麥每鬥七八金的天價, 但久之亦無賣者。 至於可供果腹的野菜和樹葉, 早已被饑民們採食一空。

到了糧食有價無市的時候, 有人用兩升珍珠想換一升麵粉竟然也不能成交, 有人身揣數百金,

想買一頓飽飯吃也無法如願以償。 這種極端的困境下, 人相食就成為必然——兩千年的中國史, 人相食的亂世不勝枚舉, 但慘痛之甚, 則莫過於甲申之變後的四川。

學者彭遵泗的一個親戚給他講, 此人為了逃避戰亂, 曾經逃入深山, 有一天經過一家茅屋, 叩門進去想看看有沒有人, 只見廚房的大鍋裡正煮著一堆人的手腳, 此人不由得駭愕失聲, 幸好當時茅屋的主人不在, 否則他也一樣成為別人的腹中之物了。

彭遵泗家的一個老僕人也對那場災難記憶猶新。 他告訴彭遵泗, 在他家一裡多遠的地方有一條大道, 不少人餓斃於途, 當地人把這些屍體悉數掩埋了。 當天晚上, 某人饑餓難忍, 打算去挖些屍體當食物。

等到他挖開新埋的墳時, 發現已經只有一具屍體了, 其他屍體早已被別的饑民先行挖去煮食。

彭遵泗幼年時, 曾看到他的親戚中有幾個老叟目黃如蠟, 驚問其故, 才知道那是因為吃了人肝落下的後遺症。 死者既眾而得不到安葬, 再加上人相食, 瘟疫的流行也成為必然。

人口大面積地滅絕, 不論城市還是農村, 幾乎都到了十室九空的地步, 甚至不少十年前還人煙稠密的縣城, 此時竟然空無一人, 只有日趨破敗的房屋獨立斜陽, 舊時的大街長出了比人還高的野草。

狗本是由人調教出來的家畜, 由於飽食死人肉, 這些狗不僅變得膘肥體壯, 對活人也狺狺狂吠, 有如虎狼;原本生活于深山老林裡的虎豹, 這時也深入城市以劫後餘生的遺民為食。

虎患之烈, 異于常人想像, 不僅鄉下和一般的縣城中, 老虎成為人類的天敵, 即便是成都這樣的通衢巨邑亦不能免:有人曾在成都的城樓上, 一天之內即看見十三隻老虎大搖大擺在從城牆根兒下走過。

甲申之災所帶來的連年戰亂、饑餓和瘟疫, 使四川成為斯時人類的地獄;對這些生長於草莽的畜生而言,反而是幾千年來未有過的樂園。

修于雍正年間的《四川通志》總結說:“蜀自漢唐以來,生齒頗繁,煙火相望。及明末兵燹之後,采莒遷徙,丁口稀若明星。”

據康熙二十四年(1685)的人口統計,雖然此時距甲申年已過去了四十一年,四川人也已得到了三十來年的休養生息,但人口仍然只有區區九萬餘。

地近成都的溫江,本是四川物產最豐饒、人丁最興旺的上縣,素有金溫江之稱。1659年,該縣清查人口,僅僅只有人民三十二戶,男丁三十一名,女丁二十三名。

新都縣地處成都正北要衝,所受荼毒亦慘烈無比——清政府委派的首任縣令對該縣人口的統計表明,該縣僅存六百零三人。

與新都和溫江相比,偏處川南一隅的富順縣的遭遇更加令人辛酸:該縣因鹽而興,雖地理偏遠,但既得沱江河運之便利,複有其轄下自流井興旺的井鹽開採業,向來是四川人口最多的縣份之一。

早在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全縣已有戶一萬零二百九十六,口九萬五千二百五十七;成化八年(1472),更是增長到了口十二萬三千有奇;但明清鼎革的近二十年裡,“至是蜀難已極,無可複加,民之存者,百不一人,若能完其家室者,千萬中不一見也。雞豚絕種已數年,斗米數千金,耕牛一頭售銀三百兩,皆遵、黔重利輕生之輩,遠販而至”。

康熙二年(1663),此時距甲申年已過去將近二十年,清政府首任富順知縣楊種彩奉命查田編戶,全縣僅有戶一百六十六,口九百八十八。

秀才劉菹乃富順人士,甲申之變後流亡他鄉,數年後他回到久別的故里時,僅僅他一門之中,即有十人死於戰亂。這位欲哭無淚的讀書人,在安葬了親人的遺骸後,寫下了一首紀實風格的七律:

百雉荒垣俯碧流,金山遠眺水準浮。

長松漸護同文塔,惡卉叢生奪錦洲。

瑩寢周開狐狸穴,招提宜見虎豺遊。

河幹握手諏遺老,故國淒涼閱幾秋。

富順自古以來就以文人輩出而知名,向來有所謂富順才子的說法;同文塔乃當地士紳於明代所建,意為富順的文風之塔,承平時代,士紳常在塔下分韻作詩,聚眾泥飲;奪錦洲則是沱江中的一個小島,林木蒼翠,景色秀美,因就在縣城東門外,故自宋元以來,政府即把縣試的考棚設於島上,與城中的文廟一樣,都屬於萬眾景仰的風水寶地。經此戰亂,文風之塔竟被亂松掩沒;縣試考棚內外長滿雜草,古人所謂黍離之悲,亦不過爾爾。

使四川成為斯時人類的地獄;對這些生長於草莽的畜生而言,反而是幾千年來未有過的樂園。

修于雍正年間的《四川通志》總結說:“蜀自漢唐以來,生齒頗繁,煙火相望。及明末兵燹之後,采莒遷徙,丁口稀若明星。”

據康熙二十四年(1685)的人口統計,雖然此時距甲申年已過去了四十一年,四川人也已得到了三十來年的休養生息,但人口仍然只有區區九萬餘。

地近成都的溫江,本是四川物產最豐饒、人丁最興旺的上縣,素有金溫江之稱。1659年,該縣清查人口,僅僅只有人民三十二戶,男丁三十一名,女丁二十三名。

新都縣地處成都正北要衝,所受荼毒亦慘烈無比——清政府委派的首任縣令對該縣人口的統計表明,該縣僅存六百零三人。

與新都和溫江相比,偏處川南一隅的富順縣的遭遇更加令人辛酸:該縣因鹽而興,雖地理偏遠,但既得沱江河運之便利,複有其轄下自流井興旺的井鹽開採業,向來是四川人口最多的縣份之一。

早在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全縣已有戶一萬零二百九十六,口九萬五千二百五十七;成化八年(1472),更是增長到了口十二萬三千有奇;但明清鼎革的近二十年裡,“至是蜀難已極,無可複加,民之存者,百不一人,若能完其家室者,千萬中不一見也。雞豚絕種已數年,斗米數千金,耕牛一頭售銀三百兩,皆遵、黔重利輕生之輩,遠販而至”。

康熙二年(1663),此時距甲申年已過去將近二十年,清政府首任富順知縣楊種彩奉命查田編戶,全縣僅有戶一百六十六,口九百八十八。

秀才劉菹乃富順人士,甲申之變後流亡他鄉,數年後他回到久別的故里時,僅僅他一門之中,即有十人死於戰亂。這位欲哭無淚的讀書人,在安葬了親人的遺骸後,寫下了一首紀實風格的七律:

百雉荒垣俯碧流,金山遠眺水準浮。

長松漸護同文塔,惡卉叢生奪錦洲。

瑩寢周開狐狸穴,招提宜見虎豺遊。

河幹握手諏遺老,故國淒涼閱幾秋。

富順自古以來就以文人輩出而知名,向來有所謂富順才子的說法;同文塔乃當地士紳於明代所建,意為富順的文風之塔,承平時代,士紳常在塔下分韻作詩,聚眾泥飲;奪錦洲則是沱江中的一個小島,林木蒼翠,景色秀美,因就在縣城東門外,故自宋元以來,政府即把縣試的考棚設於島上,與城中的文廟一樣,都屬於萬眾景仰的風水寶地。經此戰亂,文風之塔竟被亂松掩沒;縣試考棚內外長滿雜草,古人所謂黍離之悲,亦不過爾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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