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在臺灣國民黨黨史館查閱資料時， 偶然發現了一封董必武寫給孫中山的親筆信函。 這封親筆信函保存在編號為“環12895號”的《董用威上總理函》的原始檔案中， 內容很短， 沒有收錄進大陸權威版的《董必武年譜》而鮮為人知。 現將其內容照錄如下， 以饗讀者。
中山先生鈞鑒：
蔡公幼襄在利川被害， 詳情已寄呈一分， 諒邀察閱， 讀致聃述手書， 知先生正為此事痛心， 擬為昭雪， 此間同人莫不感泣。 奸人謀害證據， 將次搜齊， 公推用威來滬面陳一切， 並請示辦法。 日內首途， 諸容面稟。
耑泐。 敬敂
崇安
董用威謹上
三月六日
這封信結尾署名沒有具體年份， 據內容推斷， 應該為1919年3月6日。 信中蔡幼襄， 即蔡濟民（1886—1919）。 1917年孫中山在廣州設軍政府， 於7月發動護法運動， 任蔡濟民為鄂軍總司令。 蔡濟民於11月起兵龍坪， 攻克武穴， 以孤軍無援失敗， 楊春龍、謝吟秋、侯千屏等二十餘人死難。 蔡濟民與李某匿廟內匾額上一日兩夜， 脫險後轉赴廣州。 適逢牟鴻勳、蘇成章等起兵利川， 他們奉蔡濟民為總司令， 電請即日前往主持， 於是蔡由廣州繞道赴利川就任。 蔡濟民與牟鴻勳相交多年， 十分要好， 蔡至軍中， 軍事一切均由蔡一人主持， 牟僅副署而已。 在蔡等帶領下， 靖國軍以鄂西彈丸之地， 外禦強敵， 內協友軍， 籌餉籌械， 治軍治民， 無一疏懈。
董必武致孫中山的信件
1918年3月， 董必武應蔡濟民的邀請， 到湖北利川蔡部擔任鄂西靖國軍總司令部秘書， 成為蔡濟民的得力助手。 這支護法革命武裝對全國護法運動給予了有力的支持， 對北洋軍閥給予了沉重的打擊。 當時， 利川已經駐有一支川軍， 其頭領是方化南。 川軍明裡宣稱擁護護法運動，
蔡濟民在利川遇害， 同死者三十余人。 大家公推董用威（必武）、張祝南代表鄂西靖國軍赴武昌轉上海， 向孫中山報告這一突發事件， 請求孫中山嚴懲兇犯。
董必武從鄂西出發， 於2月中旬抵達武昌。 2月21日， 在《大漢報》上發表《鄂西靖國軍總司令蔡濟民利川被害始末記》，
這封信的意義：第一， 這封信記錄了董必武在五四運動前夕來上海的重要目的。 好友蔡濟民意外慘死， 董必武十分悲痛， 當大家公推他和張祝南為代表赴上海向孫中山及社會各界申述時， 董必武立即接受了這一任務。 董必武在蔡濟民遇害證據尚未完全收集齊全的情況下， 輾轉武漢奔赴上海， 很顯然急於讓孫中山瞭解蔡案的真實情況，
第二， 此信和其他幾份資料一起勾勒出董必武在上海期間為蔡濟民伸冤的大概輪廓。 也許連董必武自己也沒有想到， 為了替蔡濟民伸冤， 他在上海居然滯留了近半年之久， 以致最後身無分文， 連返回利川的路費也不得不向孫中山求助。 從這封信我們得知董必武3月初已經抵達上海， 但離開上海的具體時間卻無從知曉。 《董必武年譜》說明其離開上海為8月， 但沒有具體的日子。 我們從詹大悲致孫中山的信中可知， 至少8月13日董必武還在上海， 而且在信中詹還提到了董必武為蔡濟民申訴一事。 詹的信全文如下：
先生大鑒：
上回從夔府來的董君用威（即董必武，筆者注）因為蔡濟民一案來到上海，各方面替蔡案主張公道，住了幾個月，現在才將蔡案證據印好，急欲回利夔府去，但是一錢不名，要求先生給他100元供他能夠回到夔府，這件事先生允許嗎？
董君的為人是很好的，若是有旁的法子可想，決不會來（為）這件事來煩先生。
先生的意見怎樣辦法？請告訴孫鐵人君來說一聲。
前天同先生說組織《漢口新報》的事，現在送上一份印刷品，請先生指教。
詹大悲
八月十三日
這封信保存在編號為“環13099號”的《詹大悲上總理函》的原始檔案中。從這封信得知董必武為蔡濟民伸冤持續了近半年之久，最後落得身無分文。從此信來看，孫中山似乎並未接見董必武等，否則詹不會在信中對董必武進行介紹。但也有資料認為孫中山面見了董、張二人。具體情況如何，尚需進一步考證。
董必武在上海期間，為蔡案申訴做了大量的工作。3月23日，針對方化南9日發表的推脫罪責的通電，董必武和鄂西靖國軍成員蘇成章、胡金橋、張祝南等十人，在各大報紙發表公電，對方化南希圖抵賴謀害蔡濟民的事實予以駁斥。5月17日，董必武和蘇成章、姚汝嬰等十人聯名再次在報紙上發表公電，向廣東護法政府、上海孫總裁及雲南、四川等聯軍總司令部呼籲，要求懲辦禍首，為蔡濟民昭雪。
孫中山在董必武抵滬之前已得知蔡濟民被害一事，2月28日曾致函黃複生，要求“詳查見告”。董必武抵滬後，鄂西靖國軍中又一辛亥革命元勳高固群被槍殺，孫中山3月23日致電黎天才、柏文蔚、吳醒漢等將領，聯繫之前發生的蔡濟民被殺案，希望“窮究主名，以昭法紀而慰英靈”。然而當時主持護法的首領們除口頭聲討一下之外，並無實際行動。董必武在上海近半年的申訴沒有結果。此時的孫中山已經被迫辭去大元帥之職，雖表同情，但苦於沒有掌握屬於自己的軍隊而無能為力；章太炎等人雖慷慨陳詞，憤憤不平，卻沒有實力；有實力的四川、湖北等地方勢力則力求個人自保，不肯出力。
此事對董必武觸動極大，使他對孫中山利用軍閥的策略產生了懷疑。此時爆發了震驚中外的五四運動，董恰好參與其中，見識了人民群眾的偉大革命力量。同一時間，董通過和李漢俊交談及閱讀李帶回的外文書籍，對十月革命及布爾什維克黨有了深刻的瞭解。此時，董必武的思想開始傾向馬克思主義，認識到改造中國的根本出路，是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於是在離開上海返回武漢後的第二年，即1920年，便和陳潭秋等人創建了湖北共產主義小組，走上了新的革命道路。
詹的信全文如下：先生大鑒：
上回從夔府來的董君用威（即董必武，筆者注）因為蔡濟民一案來到上海，各方面替蔡案主張公道，住了幾個月，現在才將蔡案證據印好，急欲回利夔府去，但是一錢不名，要求先生給他100元供他能夠回到夔府，這件事先生允許嗎？
董君的為人是很好的，若是有旁的法子可想，決不會來（為）這件事來煩先生。
先生的意見怎樣辦法？請告訴孫鐵人君來說一聲。
前天同先生說組織《漢口新報》的事，現在送上一份印刷品，請先生指教。
詹大悲
八月十三日
這封信保存在編號為“環13099號”的《詹大悲上總理函》的原始檔案中。從這封信得知董必武為蔡濟民伸冤持續了近半年之久，最後落得身無分文。從此信來看，孫中山似乎並未接見董必武等，否則詹不會在信中對董必武進行介紹。但也有資料認為孫中山面見了董、張二人。具體情況如何，尚需進一步考證。
董必武在上海期間，為蔡案申訴做了大量的工作。3月23日，針對方化南9日發表的推脫罪責的通電，董必武和鄂西靖國軍成員蘇成章、胡金橋、張祝南等十人，在各大報紙發表公電，對方化南希圖抵賴謀害蔡濟民的事實予以駁斥。5月17日，董必武和蘇成章、姚汝嬰等十人聯名再次在報紙上發表公電，向廣東護法政府、上海孫總裁及雲南、四川等聯軍總司令部呼籲，要求懲辦禍首，為蔡濟民昭雪。
孫中山在董必武抵滬之前已得知蔡濟民被害一事，2月28日曾致函黃複生，要求“詳查見告”。董必武抵滬後，鄂西靖國軍中又一辛亥革命元勳高固群被槍殺，孫中山3月23日致電黎天才、柏文蔚、吳醒漢等將領，聯繫之前發生的蔡濟民被殺案，希望“窮究主名，以昭法紀而慰英靈”。然而當時主持護法的首領們除口頭聲討一下之外，並無實際行動。董必武在上海近半年的申訴沒有結果。此時的孫中山已經被迫辭去大元帥之職，雖表同情，但苦於沒有掌握屬於自己的軍隊而無能為力；章太炎等人雖慷慨陳詞，憤憤不平，卻沒有實力；有實力的四川、湖北等地方勢力則力求個人自保，不肯出力。
此事對董必武觸動極大，使他對孫中山利用軍閥的策略產生了懷疑。此時爆發了震驚中外的五四運動，董恰好參與其中，見識了人民群眾的偉大革命力量。同一時間，董通過和李漢俊交談及閱讀李帶回的外文書籍，對十月革命及布爾什維克黨有了深刻的瞭解。此時，董必武的思想開始傾向馬克思主義，認識到改造中國的根本出路，是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於是在離開上海返回武漢後的第二年，即1920年，便和陳潭秋等人創建了湖北共產主義小組，走上了新的革命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