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天， 有關榆林產婦跳樓自殺事件， 引起了各界的關注， 有的討論倫理問題， 有的討論法律問題。 這些討論都是非常有價值的。 儘管目前在死者家屬和醫療機構方面各執一詞， 但是就基本事實而言， 是比較清楚的。 對此， 我想從三個方面說一說有關榆林產婦自殺的民法問題。
一、自我決定權是所有的民事主體的基本權利
民事主體享有行使民事權利的自我決定權， 是《民法總則》最新規定的權利。 該法第130條規定：“民事主體按照自己的意願依法行使民事權利， 不受干涉。 ”這是我國第一次用民法基本法的形式，
自我決定權， 作為民事主體對自己的具體民事權利的行使， 進行自我控制與支配， 使權利人針對自己的人格發展要求， 做自己權利的主人， 決定自己的權利行使， 實現自己的人格追求。 因此， 自我決定權是權利人支配自己人格利益的一般性權利。 《民法總則》把自我決定權的含義進一步擴大， 概括成權利人對自己所享有的全部民事權利的行使， 都具有自己決定的權利， 大大的增加了自我決定權的適用範圍， 使這個抽象的權利具有了更重要的價值和意義。
自我決定權的基本內容是， 權利主體對自己所享有的民事權利和利益，
患者作為民事主體， 當然也享有自我決定權。 實際上， 自我決定權就是產生在醫療領域之中的。 在21世紀剛剛開始的時候， 日本的一個判例確立了患者享有自我決定權， 醫生未盡告知義務， 使患者不能自主行使自我決定權， 被判定為侵權行為。 2009年， 我國制定《侵權責任法》， 就借鑒了這樣的經驗， 在第55條規定：“醫務人員在診療活動中， 應當向患者說明病情和醫療措施。 需要實施手術、特殊檢查、特殊治療的， 醫務人員應當及時向患者說明醫療風險、替代醫療方案等情況， 並取得其書面同意；不宜向患者說明的，
自我決定權的性質是絕對權， 當一個人享有自我決定權時， 其他任何人都是這個自我決定權的義務人， 都必須保證自我決定權人的權利實現。 因此， 自我決定權的義務內容， 就是權利人的所有義務人都負有不得侵害自我決定權人依照自己的意願行使民事權利的義務。 這種義務是不可侵義務。 權利人以外的其他所有義務人， 只要干涉了權利人自我決定權的行使， 干預民事主體按照自己的意願依法行使民事權利， 就違反了自己絕對性的不可侵義務， 就構成對自我決定權的侵害，
二、《醫療機構管理條例》第33條存在的問題
榆林產婦跳樓自殺， 造成一屍兩命的嚴重後果， 在很大程度上歸咎於《醫療機構管理條例》第33條規定。 該條的內容是：“醫療機構施行手術、特殊檢查或者特殊治療時， 必須征得患者同意， 並應當取得其家屬或者關係人同意並簽字；無法取得患者意見時， 應當取得家屬或者關係人同意並簽字；無法取得患者意見又無家屬或者關係人在場， 或者遇到其他特殊情況時， 經治醫師應當提出醫療處置方案， 在取得醫療機構負責人或者被授權負責人員的批准後實施。
這樣的立法初衷， 並不一定是不好， 但是卻違反了國家法律的規定， 與上位法的規定相違背。 首先就是《民法總則》第130條的規定， 儘管在制定《醫療機構管理條例》時並沒有《民法總則》， 但是尊重民事權利主體個人的意願， 是我國民法的一貫原則。 其實，《侵權責任法》第55條專門針對患者的自我決定權，做了更明確的規定，《醫療機構管理條例》第33條第一部分內容也與這一規定相違背。
現在的辯解理由，可以說《醫療機構管理條例》制定在前，《民法總則》和《侵權責任法》的規定在後，因此可以諒解《醫療機構管理條例》存在的問題。然而問題是，國家的民法基本法在作出了新的規定之後，國家行政法規卻沒有及時予以修訂，使各地醫療機構仍然執行違背國家民法基本法承認和保護民事主體自我決定權規定的行政法規。這樣，有關國家機關顯然是存在失職的問題。這就形成了在國家民法基本法在確認民事主體享有自我決定權，他人不得干涉，以及確認“需要實施手術、特殊檢查、特殊治療的，醫務人員應當及時向患者說明醫療風險、替代醫療方案等情況，並取得其書面同意”的患者自我決定權的法律保護規定之後，醫療機構仍然要執行《醫療機構管理條例》的錯誤規定，不能夠直接適用有關規定患者自我決定權的民法基本法的規定，仍然堅持必須經過患者的親屬以及關係人的同意並簽字的做法。這就干涉了患者的自我決定權，侵害了民事主體的自我決定權。
這樣的行政法規內容，必須立即進行修改，與其上位法即民法基本法的規定保持一致。
三、醫院是否應否對患者負有安全保障義務
在說到對事件的後果承擔責任的問題時，我的看法是：
首先，死者的親屬拒絕產婦要求採取剖宮產手術生產的行使權利要求，儘管有《醫療機構管理條例》第33條作為依據，但是，仍然是違反國家基本法規定的行為，干涉了產婦的自我決定權，對於造成的產婦跳樓自殺一屍兩命的後果，應當承擔主要責任。如果死者的親屬能夠在產婦強烈要求進行剖宮產的情況下，同意進行剖宮產，產婦絕不會因為疼痛以及絕望而跳樓自殺。因此，死者的親屬對其死亡的後果具有重大過失，承擔主要責任是必然的法律後果。
其次，醫院也應當承擔一定的責任。這主要是考慮兩個方面：第一，過於機械地理解和適用《醫療機構管理條例》第33條規定，不執行《侵權責任法》的規定，也忽略了《民法總則》對自我決定權的最新規定，其醫療行為具有違法性。第二，對於待產的產婦，醫療機構應當負有安全保障義務，應當進行特別護理，但是在這樣的情況下，竟能夠讓產婦在產房裡脫離醫務人員的護理，從窗戶上跳樓自殺，也具有過失。對此，《侵權責任法》第37條規定：“賓館、商場、銀行、車站、娛樂場所等公共場所的管理人或者群眾性活動的組織者，未盡到安全保障義務，造成他人損害的，應當承擔賠償責任。”《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48條第2款規定：“經營者對消費者未盡到安全保障義務，造成消費者損害的，應當承擔賠償責任。”按照這樣的規定，醫院對於待產的產婦負有安全保障義務，沒有盡到安全保障義務，造成了患者的人身損害，具有過失，應當承擔責任。
最後，綜合全部情況，當然就目前情況而言，還存在較多的不確定性，雙方各自都有不同的主張，對事實也有不同的見解，但是就目前情況看，上述提出的兩個意見，是有相當的事實根據和法律根據的，死者的親屬對於造成產婦自殺身亡的後果具有重大過失，應當承擔主要責任，醫療機構具有違反安全保障義務的過失，應當承擔次要責任。
楊立新
中國人民大學民商事法律科學研究中心主任、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民法學研究會副會長。
其實，《侵權責任法》第55條專門針對患者的自我決定權，做了更明確的規定，《醫療機構管理條例》第33條第一部分內容也與這一規定相違背。現在的辯解理由，可以說《醫療機構管理條例》制定在前，《民法總則》和《侵權責任法》的規定在後，因此可以諒解《醫療機構管理條例》存在的問題。然而問題是，國家的民法基本法在作出了新的規定之後，國家行政法規卻沒有及時予以修訂，使各地醫療機構仍然執行違背國家民法基本法承認和保護民事主體自我決定權規定的行政法規。這樣，有關國家機關顯然是存在失職的問題。這就形成了在國家民法基本法在確認民事主體享有自我決定權，他人不得干涉，以及確認“需要實施手術、特殊檢查、特殊治療的，醫務人員應當及時向患者說明醫療風險、替代醫療方案等情況，並取得其書面同意”的患者自我決定權的法律保護規定之後，醫療機構仍然要執行《醫療機構管理條例》的錯誤規定，不能夠直接適用有關規定患者自我決定權的民法基本法的規定，仍然堅持必須經過患者的親屬以及關係人的同意並簽字的做法。這就干涉了患者的自我決定權，侵害了民事主體的自我決定權。
這樣的行政法規內容，必須立即進行修改，與其上位法即民法基本法的規定保持一致。
三、醫院是否應否對患者負有安全保障義務
在說到對事件的後果承擔責任的問題時，我的看法是：
首先，死者的親屬拒絕產婦要求採取剖宮產手術生產的行使權利要求，儘管有《醫療機構管理條例》第33條作為依據，但是，仍然是違反國家基本法規定的行為，干涉了產婦的自我決定權，對於造成的產婦跳樓自殺一屍兩命的後果，應當承擔主要責任。如果死者的親屬能夠在產婦強烈要求進行剖宮產的情況下，同意進行剖宮產，產婦絕不會因為疼痛以及絕望而跳樓自殺。因此，死者的親屬對其死亡的後果具有重大過失，承擔主要責任是必然的法律後果。
其次，醫院也應當承擔一定的責任。這主要是考慮兩個方面：第一，過於機械地理解和適用《醫療機構管理條例》第33條規定，不執行《侵權責任法》的規定，也忽略了《民法總則》對自我決定權的最新規定，其醫療行為具有違法性。第二，對於待產的產婦，醫療機構應當負有安全保障義務，應當進行特別護理，但是在這樣的情況下，竟能夠讓產婦在產房裡脫離醫務人員的護理，從窗戶上跳樓自殺，也具有過失。對此，《侵權責任法》第37條規定：“賓館、商場、銀行、車站、娛樂場所等公共場所的管理人或者群眾性活動的組織者，未盡到安全保障義務，造成他人損害的，應當承擔賠償責任。”《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48條第2款規定：“經營者對消費者未盡到安全保障義務，造成消費者損害的，應當承擔賠償責任。”按照這樣的規定，醫院對於待產的產婦負有安全保障義務，沒有盡到安全保障義務，造成了患者的人身損害，具有過失，應當承擔責任。
最後，綜合全部情況，當然就目前情況而言，還存在較多的不確定性，雙方各自都有不同的主張，對事實也有不同的見解，但是就目前情況看，上述提出的兩個意見，是有相當的事實根據和法律根據的，死者的親屬對於造成產婦自殺身亡的後果具有重大過失，應當承擔主要責任，醫療機構具有違反安全保障義務的過失，應當承擔次要責任。
楊立新
中國人民大學民商事法律科學研究中心主任、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民法學研究會副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