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彝尊是清初的著名學者，
被譽為“文壇領袖”，
他所開創的“浙西詞派”影響了許多詞人，
而他的詞作風格清麗，
為時人所稱譽，
因而將他與山東學者王士禛並稱為“南朱北王”，
還與大詞人納蘭性德、陳維崧並稱為“清詞三大家”。
清康熙年間， 朱彝尊在北京期間， 歷時兩年， 寫下了一部北京史志專著《日下舊聞》， 並由其好友、時任刑部尚書的徐乾學出資刊刻， 這部書第一次系統地整理了關於北京的文獻資料， 深受文人及學者們的推崇。 到了乾隆時期， 乾隆帝對《日下舊聞》這部書十分感興趣， 就下旨令內閣學士英廉等人在這部書的基礎上增補和修訂了許多內容，
文壇領袖 輾轉入翰林
清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 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在揚州奉旨主持刊刻了一部卷帙浩繁的唐代詩歌總集《全唐詩》， 刻成之後， 得到了康熙帝的嘉獎， 曹寅也一時名滿天下。 兩年後， 他的一位80歲好友來到了揚州， 二人相談甚歡， 曹寅還允諾要給這位好友出資刊刻其文集《曝書亭集》。 然而， 一年後， 這部文集還沒有刻完， 這位好友便以81歲的高齡離開了人世， 曹寅十分悲痛， 而這位比他年長28歲的忘年之交便是清初有名的大學者朱彝尊。 又過了兩年， 曹寅也患病去世， 這部《曝書亭集》便由朱彝尊的孫子朱稻孫繼續刊刻，
朱彝尊是浙江秀水（今浙江省嘉興市）人， 出生於明崇禎二年（1629年）， 他的曾祖父便是萬曆時期的狀元、一代名臣朱國祚。 然而， 到了他父親這一代時， 家道中落， 生活十分艱難。 但朱彝尊自幼便秉承家學， 讀書極為刻苦， 再加上他“生有異秉， 書經目不遺”， 因而在少年時期就已經十分博學。 在他15歲的時候， 清朝入主中原， 可江南一帶的抗清力量卻此起彼伏， 而此時的朱彝尊非常痛恨清廷， 他也希望自己能夠像曾祖父那樣挽救時局。 漸漸地， 江南地區的抗清勢力逐漸被清廷消滅， 朱彝尊也在懷著亡國之痛中逐漸成長。
《日下舊聞》是清代著名學者朱彝尊用時兩年編著的有關北京的地方文獻
朱彝尊剛到北京， 就結識了詞人納蘭性德， 並與他建立了深厚的交情。 此後， 他居住在南城的海柏胡同， 這條胡同最早有一座明代古刹海波寺， 所以又叫海波胡同， 而海波寺內有許多明代古柏， 人們就習慣將海波寺叫海柏寺， 這條胡同也就隨著稱之為海柏胡同了。 在海柏胡同居住時， 朱彝尊常常是一個人騎著毛驢， 走街串巷， 訪古探幽， 在此期間他還結交了許多名流，
康熙二十年（1681年），朱彝尊被授日講起居注官，這是隨侍皇帝左右，記錄皇帝言行的官職。兩年後，朱彝尊升任南書房當值，康熙帝還在黃瓦門之東賜給他了一所住處。朱彝尊在南書房當值，使他有機會接觸大量宮廷史料，這為他今後的寫作積累資料提供了有利的條件。在這期間，朱彝尊的淵博學識得以充分地顯露，因而很得康熙皇帝的讚賞，多次被賜參加宮中的宴會，而且還特許他在紫禁城內騎馬，以示尊寵。有一次，在南書房的又一次宴會後，康熙皇帝把肴果賜與朱彝尊的家人，由此可見，朱彝尊深受康熙帝的寵愛。然而，在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朱彝尊因私自帶著他的學生進入內廷抄書而被人彈劾，康熙帝便將他革職。朱彝尊被罷官後，就搬到了海柏胡同，在此一住就是六年。就在他謫居的這段時間，他振奮精神，用兩年的時間撰寫一部北京地方史志專著，這便是北京的珍貴地方文獻《日下舊聞》。
古藤樹下 精心寫舊聞
朱彝尊被革職後，就從黃瓦門的住所搬進了海柏胡同的這件屋子，並修葺了這座不大的房屋，而這座房屋也就是今天海柏胡同16號的順德會館。朱彝尊還在這處屋子之前種植了兩棵紫藤，紫藤樹枝繁葉茂，花香怡人，因此朱彝尊在詩中留下了不少吟詠紫藤的佳作，他還給自己居住的這間房子起名為“古藤書屋”。在書屋的對面，有一座亭子，朱彝尊命名為“曝書亭”，亭子有柱無壁，是專為曬書所用，他還將“曝書亭”作為自己的室名。這座屋子雖然不大，但十分精緻，“庭有藤二本，檉樹一株，旁帖湖石三五，可以坐客賦詩。”有一次，朱彝尊曾邀友人在古藤書屋邊飲酒邊限以“藤”“檉”兩字作詩，詩人遲湯右便寫詩說：“檉葉綠如，藤花紅滿簷。”可見庭院中紅綠相映，景色宜人。朱彝尊陶醉其間，不僅在此吟詩唱和，而且在這裡讀書寫書。也就是在這間幽靜的屋子裡，朱彝尊編著了關於北京歷史的不朽巨作《日下舊聞》。
《日下舊聞考》是清代乾隆帝敕令重新修訂和增補《日下舊聞》的書籍，歷時10年，成書160卷
當朱彝尊來到北京後，看到宮殿輝煌，胡同眾多，正是一處形勝之地，且北京歷史悠久，曾是遼、金、元、明的京都，留下大量的文物古跡，但是卻缺乏專門記錄北京歷史的文獻，實為憾事。於是，朱彝尊在革職期間起，開始了《日下舊聞》的編纂。朱彝尊筆下的“日下”指的是清代的京都北京，而“日下”的典故便出自於《世說新語》。古代以帝王為日，因以皇帝所在地為“日下”，後轉借為京都。魏晉時期，名士荀鳴鶴和陸士龍二人並不相識，有次一同去中書令張華家中赴宴。張華令二人相互介紹，陸士龍舉手說“雲間陸士龍”，荀鳴鶴回答說“日下荀鳴鶴”，而這裡的“日下”就是指京都洛陽。“唐初四傑”之一的王勃在《滕王閣序》裡也留下了“望長安於日下，指吳會於雲間”的名句，王勃筆下的“日下”是指長安。朱彝尊沿襲了歷史上的這種說法，把這部京城史料書命名為《日下舊聞》。朱彝尊治學嚴謹，為了完成該書，朱彝尊白天到郊野去訪碑尋古，訪問山僧野老，晚上點燈對照古籍，極為勤奮。由於北京的宮室和城池的位置幾經變化，而且“故老淪之，遺書散失，歷年愈久，陳跡愈不可得尋矣”，所以他注意搜集北京歷史資料，從一千多種古籍中選錄歷代有關北京文獻資料，以類相從，加以排比，旁徵博引，考證精詳，輯錄了北京地區的山川地理、文物古跡及風情物產等，並詳細記載了京師地理沿革，著錄歷代有關典章制度、地理沿革及遺聞舊事等。當朱彝尊的好友刑部尚書徐乾學看過後，覺得此書可以永久傳世，於是他出資刻印了這部著作，而徐乾學、徐文長、姜辰英及高士奇等人還為《日下舊聞》寫下了序言，他們讚賞朱彝尊的這部書是“精心搜討，所至訪求”。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日下舊聞》四十二卷終於刻印流傳，北京的文人名士爭相購求。這部書用康熙時的方體字刻印，精刻精印，版面極為規範。這部書收集和保存了許多史料，不少古籍殘失，也靠此書保留了大量的史實，是當時最完備的一部北京地方誌。
《日下舊聞》成書兩年後，朱彝尊官復原職，然而兩年後再度被罷官，這一次，他徹底地離開了北京，回到了家鄉秀水。在他離開北京時，朱彝尊藏有三萬多卷書籍，回鄉後又四處購求，陸續獲書四萬餘卷。在他70歲時已經八萬卷，因此他曾自豪地說：“擁書八萬卷，足以豪矣！”朱彝尊平生喜歡抄書，他的大部分藏書都是抄本，因而非常珍惜，他在所有藏書的卷首都鈐有“購此書，頗不易，願子孫，勿輕棄”這十二字印文。他原希望同樣嗜書的兒子繼承藏書，不料兒子早逝，給了他沉重一擊。在他80歲的時候，他的好友曹寅為他出資刊刻《曝書亭集》，可第二年他便去世了，而他的去世還有些傳奇色彩。相傳，朱彝尊年輕時曾夢見一個池塘中滿池都是鴨子，養鴨子的人說這些鴨子都是供他食用的，於是朱彝尊平時就非常喜歡吃鴨子。在他81歲時，朱彝尊夢見池塘中僅剩兩隻鴨子了，於是自知大限將至，就告誡家人不要再吃鴨子。可沒想到，女兒回家探病時帶了兩隻他愛吃的燒鴨，朱彝尊看到後便突然去世，留下了這個耐人尋味的吃鴨故事。
朱彝尊去世後，他的孫子迫于生計，便將他平生所藏之書盡數變賣，朱彝尊想要將藏書流傳後世的想法也終成泡影。到了乾隆時期，由於宮殿和城池都增修了不少，因此乾隆帝下令修訂和增補了朱彝尊的《日下舊聞》，為了尊重朱彝尊的原著，仍起書名《日下舊聞》，為了區別兩書，加了一個“考”字，最終編成了一百六十卷的《欽定日下舊聞考》。
殿版珍本 輿圖之準繩
朱彝尊編撰的這部《日下舊聞》流傳以來，朝廷隨之大興土木，修建了許多園林、宮殿及官署等。到了乾隆時期，北京的宮殿、城池以及皇家園林已經有了很大的變化，而《日下舊聞》所收錄的已遠遠不夠。於是，在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乾隆皇帝下令重新修訂和增補了這部書，因此，內閣學士英廉、於敏中、竇光鼐及朱筠等人就在康熙刻本《日下舊聞》的基礎上刪繁補缺，援古證今。負責這部書編纂工作的人便是大學士英廉，英廉曾官至直隸總督、東閣大學士，而他的孫女婿便是大名鼎鼎的權臣和珅。英廉等人歷時近十年，終於在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成書，命名為《欽定日下舊聞考》，篇幅擴大了三倍，為一百六十卷。乾隆帝還為《欽定日下舊聞考》題了一首詩：“重考彝尊書以成，七言權當序而行。名因日下荀鳴鶴，跡逮春明孫北平。罣漏豈無補所闕，淆訛時有校從精。百年熙皞繁文物，似勝三都及兩京。”書成之後，書稿交由內府專門的刻書處武英殿刻印，不久就刻成該書。這部書仍然是方體字，刻印十分精美，紙色略黃，裝幀精緻。如今，這部乾隆武英殿刻本《欽定日下舊聞考》就收藏在故宮博物院。近些年，北京的拍賣會上曾上拍了幾部乾隆刻本，每一部都為藏家所珍視。
《曝書亭集》是清初朱彝尊的文集
該書仍沿用《日下舊聞》的體例和編次目錄，內容增為一百六十卷，新增苑囿、官署二門，將石鼓考與官署門中的國子監合併，並附在國子監之後。書中有“原”“補”“增”字樣，“原”為朱彝尊原書所有，“補”為朱彝尊之子朱昆田所補遺，“增”為乾隆年間所增，引用的每條資料都注明出處。其中，國朝宮室、京城總紀、皇城和國朝苑囿都是新增的內容，僅圓明園部分就有三卷。朱彝尊和朱昆田原有的案語保留了一部分，前面冠以“朱彝尊原案”和“朱昆田原案”，又增加了群臣的案語，冠以“臣等謹案”。比如，在“皇城”這一部分裡，首先引用了《大清一統志》：“皇城在京城中，周十八裡有奇，繚牆袤三千三百四丈有奇。正南曰大清門，少北曰長安左門，曰長安右門，東曰東安門，西曰西安門，正北曰地安門。大清門之內曰天安門，天安門之內曰端門，端門之內，左曰闕左門，右曰闕右門。”在此之下，便是群臣的考證內容，前冠以“臣等謹案”：“國家定鼎燕京，宮殿之外，環以紫禁城。紫禁城外，重以皇城，甃（zhòu）以磚，朱塗之，上覆黃琉璃瓦。城四門，正南門于順治元年上大清門牌額。天安門為皇城正門，明曰承天門，順治八年重修，工成改定今名。地安門明曰北安門，亦順治九年改定。”就這樣，以英廉為首的內閣學士對《日下舊聞》做了大量的增補和考證。
新編輯的這部《欽定日下舊聞考》的篇幅數倍於前書，集歷代北京史地掌故之大成，因而四庫館有“千古輿圖當以此本為準繩”的評價，成為清代官修的規模最大、編輯時間最長、內容最豐富、考據最詳實的北京史志文獻資料。
流傳至今的《欽定日下舊聞考》用那規整的字跡記錄著北京曾經發生過的故事，不僅見證了北京數百年來的歷史變遷，也講述了“文壇領袖”朱彝尊的坎坷經歷。
文／餘闖 標題書法／夏薇
讓他打開書箱，並讓預先雇來的數十名抄手抄成了副本，從此《讀書敏求記》便得以流傳，錢曾得知後也無可奈何。康熙二十年（1681年），朱彝尊被授日講起居注官，這是隨侍皇帝左右，記錄皇帝言行的官職。兩年後，朱彝尊升任南書房當值，康熙帝還在黃瓦門之東賜給他了一所住處。朱彝尊在南書房當值，使他有機會接觸大量宮廷史料，這為他今後的寫作積累資料提供了有利的條件。在這期間，朱彝尊的淵博學識得以充分地顯露，因而很得康熙皇帝的讚賞，多次被賜參加宮中的宴會，而且還特許他在紫禁城內騎馬，以示尊寵。有一次，在南書房的又一次宴會後，康熙皇帝把肴果賜與朱彝尊的家人，由此可見，朱彝尊深受康熙帝的寵愛。然而，在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朱彝尊因私自帶著他的學生進入內廷抄書而被人彈劾，康熙帝便將他革職。朱彝尊被罷官後，就搬到了海柏胡同，在此一住就是六年。就在他謫居的這段時間，他振奮精神，用兩年的時間撰寫一部北京地方史志專著，這便是北京的珍貴地方文獻《日下舊聞》。
古藤樹下 精心寫舊聞
朱彝尊被革職後，就從黃瓦門的住所搬進了海柏胡同的這件屋子，並修葺了這座不大的房屋，而這座房屋也就是今天海柏胡同16號的順德會館。朱彝尊還在這處屋子之前種植了兩棵紫藤，紫藤樹枝繁葉茂，花香怡人，因此朱彝尊在詩中留下了不少吟詠紫藤的佳作，他還給自己居住的這間房子起名為“古藤書屋”。在書屋的對面，有一座亭子，朱彝尊命名為“曝書亭”，亭子有柱無壁，是專為曬書所用，他還將“曝書亭”作為自己的室名。這座屋子雖然不大，但十分精緻，“庭有藤二本，檉樹一株，旁帖湖石三五，可以坐客賦詩。”有一次，朱彝尊曾邀友人在古藤書屋邊飲酒邊限以“藤”“檉”兩字作詩，詩人遲湯右便寫詩說：“檉葉綠如，藤花紅滿簷。”可見庭院中紅綠相映，景色宜人。朱彝尊陶醉其間，不僅在此吟詩唱和，而且在這裡讀書寫書。也就是在這間幽靜的屋子裡，朱彝尊編著了關於北京歷史的不朽巨作《日下舊聞》。
《日下舊聞考》是清代乾隆帝敕令重新修訂和增補《日下舊聞》的書籍，歷時10年，成書160卷
當朱彝尊來到北京後，看到宮殿輝煌，胡同眾多，正是一處形勝之地，且北京歷史悠久，曾是遼、金、元、明的京都，留下大量的文物古跡，但是卻缺乏專門記錄北京歷史的文獻，實為憾事。於是，朱彝尊在革職期間起，開始了《日下舊聞》的編纂。朱彝尊筆下的“日下”指的是清代的京都北京，而“日下”的典故便出自於《世說新語》。古代以帝王為日，因以皇帝所在地為“日下”，後轉借為京都。魏晉時期，名士荀鳴鶴和陸士龍二人並不相識，有次一同去中書令張華家中赴宴。張華令二人相互介紹，陸士龍舉手說“雲間陸士龍”，荀鳴鶴回答說“日下荀鳴鶴”，而這裡的“日下”就是指京都洛陽。“唐初四傑”之一的王勃在《滕王閣序》裡也留下了“望長安於日下，指吳會於雲間”的名句，王勃筆下的“日下”是指長安。朱彝尊沿襲了歷史上的這種說法，把這部京城史料書命名為《日下舊聞》。朱彝尊治學嚴謹，為了完成該書，朱彝尊白天到郊野去訪碑尋古，訪問山僧野老，晚上點燈對照古籍，極為勤奮。由於北京的宮室和城池的位置幾經變化，而且“故老淪之，遺書散失，歷年愈久，陳跡愈不可得尋矣”，所以他注意搜集北京歷史資料，從一千多種古籍中選錄歷代有關北京文獻資料，以類相從，加以排比，旁徵博引，考證精詳，輯錄了北京地區的山川地理、文物古跡及風情物產等，並詳細記載了京師地理沿革，著錄歷代有關典章制度、地理沿革及遺聞舊事等。當朱彝尊的好友刑部尚書徐乾學看過後，覺得此書可以永久傳世，於是他出資刻印了這部著作，而徐乾學、徐文長、姜辰英及高士奇等人還為《日下舊聞》寫下了序言，他們讚賞朱彝尊的這部書是“精心搜討，所至訪求”。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日下舊聞》四十二卷終於刻印流傳，北京的文人名士爭相購求。這部書用康熙時的方體字刻印，精刻精印，版面極為規範。這部書收集和保存了許多史料，不少古籍殘失，也靠此書保留了大量的史實，是當時最完備的一部北京地方誌。
《日下舊聞》成書兩年後，朱彝尊官復原職，然而兩年後再度被罷官，這一次，他徹底地離開了北京，回到了家鄉秀水。在他離開北京時，朱彝尊藏有三萬多卷書籍，回鄉後又四處購求，陸續獲書四萬餘卷。在他70歲時已經八萬卷，因此他曾自豪地說：“擁書八萬卷，足以豪矣！”朱彝尊平生喜歡抄書，他的大部分藏書都是抄本，因而非常珍惜，他在所有藏書的卷首都鈐有“購此書，頗不易，願子孫，勿輕棄”這十二字印文。他原希望同樣嗜書的兒子繼承藏書，不料兒子早逝，給了他沉重一擊。在他80歲的時候，他的好友曹寅為他出資刊刻《曝書亭集》，可第二年他便去世了，而他的去世還有些傳奇色彩。相傳，朱彝尊年輕時曾夢見一個池塘中滿池都是鴨子，養鴨子的人說這些鴨子都是供他食用的，於是朱彝尊平時就非常喜歡吃鴨子。在他81歲時，朱彝尊夢見池塘中僅剩兩隻鴨子了，於是自知大限將至，就告誡家人不要再吃鴨子。可沒想到，女兒回家探病時帶了兩隻他愛吃的燒鴨，朱彝尊看到後便突然去世，留下了這個耐人尋味的吃鴨故事。
朱彝尊去世後，他的孫子迫于生計，便將他平生所藏之書盡數變賣，朱彝尊想要將藏書流傳後世的想法也終成泡影。到了乾隆時期，由於宮殿和城池都增修了不少，因此乾隆帝下令修訂和增補了朱彝尊的《日下舊聞》，為了尊重朱彝尊的原著，仍起書名《日下舊聞》，為了區別兩書，加了一個“考”字，最終編成了一百六十卷的《欽定日下舊聞考》。
殿版珍本 輿圖之準繩
朱彝尊編撰的這部《日下舊聞》流傳以來，朝廷隨之大興土木，修建了許多園林、宮殿及官署等。到了乾隆時期，北京的宮殿、城池以及皇家園林已經有了很大的變化，而《日下舊聞》所收錄的已遠遠不夠。於是，在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乾隆皇帝下令重新修訂和增補了這部書，因此，內閣學士英廉、於敏中、竇光鼐及朱筠等人就在康熙刻本《日下舊聞》的基礎上刪繁補缺，援古證今。負責這部書編纂工作的人便是大學士英廉，英廉曾官至直隸總督、東閣大學士，而他的孫女婿便是大名鼎鼎的權臣和珅。英廉等人歷時近十年，終於在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成書，命名為《欽定日下舊聞考》，篇幅擴大了三倍，為一百六十卷。乾隆帝還為《欽定日下舊聞考》題了一首詩：“重考彝尊書以成，七言權當序而行。名因日下荀鳴鶴，跡逮春明孫北平。罣漏豈無補所闕，淆訛時有校從精。百年熙皞繁文物，似勝三都及兩京。”書成之後，書稿交由內府專門的刻書處武英殿刻印，不久就刻成該書。這部書仍然是方體字，刻印十分精美，紙色略黃，裝幀精緻。如今，這部乾隆武英殿刻本《欽定日下舊聞考》就收藏在故宮博物院。近些年，北京的拍賣會上曾上拍了幾部乾隆刻本，每一部都為藏家所珍視。
《曝書亭集》是清初朱彝尊的文集
該書仍沿用《日下舊聞》的體例和編次目錄，內容增為一百六十卷，新增苑囿、官署二門，將石鼓考與官署門中的國子監合併，並附在國子監之後。書中有“原”“補”“增”字樣，“原”為朱彝尊原書所有，“補”為朱彝尊之子朱昆田所補遺，“增”為乾隆年間所增，引用的每條資料都注明出處。其中，國朝宮室、京城總紀、皇城和國朝苑囿都是新增的內容，僅圓明園部分就有三卷。朱彝尊和朱昆田原有的案語保留了一部分，前面冠以“朱彝尊原案”和“朱昆田原案”，又增加了群臣的案語，冠以“臣等謹案”。比如，在“皇城”這一部分裡，首先引用了《大清一統志》：“皇城在京城中，周十八裡有奇，繚牆袤三千三百四丈有奇。正南曰大清門，少北曰長安左門，曰長安右門，東曰東安門，西曰西安門，正北曰地安門。大清門之內曰天安門，天安門之內曰端門，端門之內，左曰闕左門，右曰闕右門。”在此之下，便是群臣的考證內容，前冠以“臣等謹案”：“國家定鼎燕京，宮殿之外，環以紫禁城。紫禁城外，重以皇城，甃（zhòu）以磚，朱塗之，上覆黃琉璃瓦。城四門，正南門于順治元年上大清門牌額。天安門為皇城正門，明曰承天門，順治八年重修，工成改定今名。地安門明曰北安門，亦順治九年改定。”就這樣，以英廉為首的內閣學士對《日下舊聞》做了大量的增補和考證。
新編輯的這部《欽定日下舊聞考》的篇幅數倍於前書，集歷代北京史地掌故之大成，因而四庫館有“千古輿圖當以此本為準繩”的評價，成為清代官修的規模最大、編輯時間最長、內容最豐富、考據最詳實的北京史志文獻資料。
流傳至今的《欽定日下舊聞考》用那規整的字跡記錄著北京曾經發生過的故事，不僅見證了北京數百年來的歷史變遷，也講述了“文壇領袖”朱彝尊的坎坷經歷。
文／餘闖 標題書法／夏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