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府”因何而生？哪個地方最先擁有“天府”的桂冠？中國歷史上出現過幾個天府？天府對中國文明與社會經濟發展有過哪些重大貢獻？從天府概念的萌生，
到其含義的轉變，
以至被中國人廣泛認可，
已有3000年的歷史……
古人說的“天府”有多重含義。 根據《周禮》的記述， 它最初是指周人的一種官府， 主管“祖廟之守藏”， 及盟約、戶籍、獄訟和“獻賢能之書”。 最早以“天府”形容人間佳境和樂土， 是在春秋戰國之際。
西元前338年， 著名策士蘇秦推廣“連橫”術， 到秦國遊說秦惠王， 說秦“西有巴蜀、漢中之利， 北有胡貊、代馬之用， 南有巫山、黔中之限， 東有崤、函之固；田肥美， 民殷富， 戰車萬乘， 奮擊百萬， 沃野千里， 蓄積饒多， 地勢形便， 此所謂天府， 天下之雄國也”。 後來， 他又到燕國推廣“合縱”術， 對燕文侯說燕是天府之地。 策士能言善辯， 嘴裡翻雲覆雨， 霸主的地盤都成了天府。
在中國歷史上， 先後有7個地區，
說起天府家族中的老大， 人們自然會想到成都平原。 但事實上， 地處陝西中部的關中平原才是真正的天府“大哥大”。
早在戰國末期， 關中就被稱為“天府”， 而關中榮獲“天府之國”的桂冠， 始于秦漢之際。 當時， 劉邦擊敗項羽， 天下已定， 劉敬勸他建都關中， 劉邦猶豫不決。 那些跟隨劉邦打天下的左右大臣大多是華山以東人士， 力勸劉邦建都洛陽。 張良獨排眾議， 認為應聽從劉敬的建議， 他在比較關中和洛陽的優劣長短時， 說：“夫關中左崤函， 右隴蜀， 沃野千里， 此所謂金城千里，
關中作為“天府之國”存在了一千餘年,並在歷史上產生了巨大影響。 從秦漢至隋唐,關中一直是全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 但到了五代,關中地區的生態環境逐漸惡化。 清代以後,再也沒有人把關中稱作“天府之國”了,甚至就連生活在關中地區的一些人,都不知道關中曾經是“天府之國”。
成都平原擁有“天府之國”的美譽要比關中晚一些。 自從都江堰水利工程完成以後,成都平原“沃野千里,號為陸海,旱則引水浸潤,雨則杜塞水門,故記曰水旱從人,不知饑饉,時無荒年,天下謂之天府也”。
後來諸葛亮在隆中對策時也說:“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 ”益州即以今四川成都為主。 至唐代時,益州社會經濟發展更加引人注目。 唐代論城市繁榮,有“揚一益二”之說。 在北方長安、洛陽並稱的同時,揚州與益州並稱為南方最繁華的都市。
明清時期,湖廣地區的不少百姓遷到成都平原,改變了四川地廣人稀的狀況,成都平原日益富庶,成為名副其實、婦孺皆知的“天府”。
華北北部地方隸屬于華北大平原,在歷史上也是著名的農業區之一。 這一地區雖在戰國後期曾被稱為“天府”,但秦漢以後並沒有人這樣講。 宋元以降,華北北部受到統治者的高度重視,北京一帶逐漸成為全國的政治中心。
在這種情況下,一些學者對以北京為中心的冀北地區的地理形勢進行了重新審視:“京師古幽薊之地,左環滄海,右擁太行,北枕居庸,南襟河濟,形勝甲於天下,誠所謂天府之國也。 ”這種說法得到統治者的認可,於是華北北部地方便有了“天府之國”的美譽。
江南地區在歷史上是聞名遐邇的魚米之鄉,不過其開發相對較晚。 經過吳、東晉、宋、齊、梁、陳等“六朝”的開發,尤其是其間的北人南遷,給當地經濟注入了新的活力。唐安史之亂後,中原動盪,唐王朝在財政上不得不倚重於“江南八道”。到了宋代,中國經濟重心南移,江南地區一躍而成為“天府之國”。明清兩代,儘管人們沒把江南稱為“天府之國”,但從“上有天堂,下有蘇杭”、“蘇杭熟,天下足”等這些傳頌於千萬人之口的讚美之辭,便可想見江南在人們心目的重要位置。
論排行,太原、閩中和盛京作為“天府”出現較晚。它們既不能與關中和成都分庭抗禮,也不像北京那樣受到重視,可以說是天府家族中的“小字輩”。
太原的城市發展可以追溯到西周時期。作為李姓王朝的發跡之地,唐朝對太原進行過大規模的擴建,並稱之為“北都”。不過在此之前,就有人說太原是“金城湯池,天府之國”。也許是由於太原盆地太小的緣故,太原作為“天府之國”只是曇花一現。
閩中即福州及其西南一帶。由於這裡位居我國東部沿海狹小的濱海平原地帶,背山面海,地理條件較之其他老天府較為特殊。南宋紹興之後,金兵南下,中原塗炭,福州被視為“武陵桃源”,避亂者頻次而來。明代福建形成八府分治的格局,俗稱“八閩”。明末清兵入關,唐王朱聿鍵在福州即位,稱福州為“天興府”,又稱“福京”。在他眼裡,此處不僅是“福地”,更是一個“天造的天府”。
從位置分佈看,閩中是天府家族中地處最南的,而最北的則是盛京瀋陽,它位於遼河平原中部,是滿清王朝的發祥地。清代有學者從尊君的角度出發,有意抬高盛京的地位,說“盛京山川渾厚,土壤沃衍。蓋扶輿旁薄,鬱積之氣所鐘,洵乎天府之國,而佑啟我國家億萬年靈長之王業也”。於是,盛京也就躋身於“天府之國”的行列。
古代天府的打造，天然形勢是基本條件，人為努力也必不可少。
以關中為例，關中地區氣候溫和，四季分明，土壤肥沃，渭河及其支流提供了豐富的生活、灌溉及航運之水。自秦始皇時期鄭國渠修建後，渭北旱地和鹽鹼地的種植條件得以改善後，單位畝產量有較大幅提高。
再看成都平原。在都江堰水利工程建設之前，儘管當地土地肥沃，氣候溫和，雨量充沛，但水害卻十分嚴重。正是因為有了李冰父子主持興修的都江堰，才使得蜀地“水旱從人，不知饑饉”。
中國歷史上的基本經濟區有4個，即秦漢時期基本經濟區（黃河中下游地區，南面接近淮河）；唐宋元明清時期基本經濟區（長江中下游地區，北面以襄陽、南京為基點）；其他重要地區即次等基本經濟區，一為四川盆地，另一在珠江流域內。
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數基本經濟區在歷史上的地位都曾有過變化。而且，有的基本經濟區在歷史上雖無緣獲得文人的“天府”之稱譽，卻在長時期內擔當了它的經濟角色及其相應的歷史重任，如黃河中下游的“關東”地區，還有的地區享用了“蘇湖熟，天下足”（南宋）、“湖廣熟，天下足”（明代）這樣的美譽，其實際內容與“天府”稱譽所表達的意思大致相同。
如果說“天府”是中國農耕時代人們安居樂業的一個現實的家園，那麼陶淵明的“桃花源”則是一個理想化的樂土：那裡是一個四方閉合的山間盆地，僅有小口堪入；其間有良田美池，阡陌縱橫；所居之人怡然自足，童顏白髮 。
從空間尺度上看，“桃花源”是一種鄉里尺度，適宜於一個家族的棲居。但如果我們把家族領地的“桃花源”放大，那就是氏族部落和國家尺度的理想領地，即理想化的“天府”。
中國歷史上的“天府”可分解為三類“桃花源”模式。第一類是全閉合、放大的桃花源，包括關中盆地、太原（汾河谷地）、成都平原（四川盆地）。第二類是組合式的桃花源，包括江南、閩中。第三類為半開放的桃花源，以華北北部和瀋陽較具代表性。它們在明清時成為天府，很大程度上與它們作為明清時期的都城和清政權的重要發祥地有關。
歸根到底，天府的設計與經營旨在通過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神的協調，達到風調雨順與“天地—人—神”的和諧。這也是中國的“桃花源”式的天府所暗含的一種生存智慧與藝術。
經過吳、東晉、宋、齊、梁、陳等“六朝”的開發,尤其是其間的北人南遷,給當地經濟注入了新的活力。唐安史之亂後,中原動盪,唐王朝在財政上不得不倚重於“江南八道”。到了宋代,中國經濟重心南移,江南地區一躍而成為“天府之國”。明清兩代,儘管人們沒把江南稱為“天府之國”,但從“上有天堂,下有蘇杭”、“蘇杭熟,天下足”等這些傳頌於千萬人之口的讚美之辭,便可想見江南在人們心目的重要位置。論排行,太原、閩中和盛京作為“天府”出現較晚。它們既不能與關中和成都分庭抗禮,也不像北京那樣受到重視,可以說是天府家族中的“小字輩”。
太原的城市發展可以追溯到西周時期。作為李姓王朝的發跡之地,唐朝對太原進行過大規模的擴建,並稱之為“北都”。不過在此之前,就有人說太原是“金城湯池,天府之國”。也許是由於太原盆地太小的緣故,太原作為“天府之國”只是曇花一現。
閩中即福州及其西南一帶。由於這裡位居我國東部沿海狹小的濱海平原地帶,背山面海,地理條件較之其他老天府較為特殊。南宋紹興之後,金兵南下,中原塗炭,福州被視為“武陵桃源”,避亂者頻次而來。明代福建形成八府分治的格局,俗稱“八閩”。明末清兵入關,唐王朱聿鍵在福州即位,稱福州為“天興府”,又稱“福京”。在他眼裡,此處不僅是“福地”,更是一個“天造的天府”。
從位置分佈看,閩中是天府家族中地處最南的,而最北的則是盛京瀋陽,它位於遼河平原中部,是滿清王朝的發祥地。清代有學者從尊君的角度出發,有意抬高盛京的地位,說“盛京山川渾厚,土壤沃衍。蓋扶輿旁薄,鬱積之氣所鐘,洵乎天府之國,而佑啟我國家億萬年靈長之王業也”。於是,盛京也就躋身於“天府之國”的行列。
古代天府的打造，天然形勢是基本條件，人為努力也必不可少。
以關中為例，關中地區氣候溫和，四季分明，土壤肥沃，渭河及其支流提供了豐富的生活、灌溉及航運之水。自秦始皇時期鄭國渠修建後，渭北旱地和鹽鹼地的種植條件得以改善後，單位畝產量有較大幅提高。
再看成都平原。在都江堰水利工程建設之前，儘管當地土地肥沃，氣候溫和，雨量充沛，但水害卻十分嚴重。正是因為有了李冰父子主持興修的都江堰，才使得蜀地“水旱從人，不知饑饉”。
中國歷史上的基本經濟區有4個，即秦漢時期基本經濟區（黃河中下游地區，南面接近淮河）；唐宋元明清時期基本經濟區（長江中下游地區，北面以襄陽、南京為基點）；其他重要地區即次等基本經濟區，一為四川盆地，另一在珠江流域內。
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數基本經濟區在歷史上的地位都曾有過變化。而且，有的基本經濟區在歷史上雖無緣獲得文人的“天府”之稱譽，卻在長時期內擔當了它的經濟角色及其相應的歷史重任，如黃河中下游的“關東”地區，還有的地區享用了“蘇湖熟，天下足”（南宋）、“湖廣熟，天下足”（明代）這樣的美譽，其實際內容與“天府”稱譽所表達的意思大致相同。
如果說“天府”是中國農耕時代人們安居樂業的一個現實的家園，那麼陶淵明的“桃花源”則是一個理想化的樂土：那裡是一個四方閉合的山間盆地，僅有小口堪入；其間有良田美池，阡陌縱橫；所居之人怡然自足，童顏白髮 。
從空間尺度上看，“桃花源”是一種鄉里尺度，適宜於一個家族的棲居。但如果我們把家族領地的“桃花源”放大，那就是氏族部落和國家尺度的理想領地，即理想化的“天府”。
中國歷史上的“天府”可分解為三類“桃花源”模式。第一類是全閉合、放大的桃花源，包括關中盆地、太原（汾河谷地）、成都平原（四川盆地）。第二類是組合式的桃花源，包括江南、閩中。第三類為半開放的桃花源，以華北北部和瀋陽較具代表性。它們在明清時成為天府，很大程度上與它們作為明清時期的都城和清政權的重要發祥地有關。
歸根到底，天府的設計與經營旨在通過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神的協調，達到風調雨順與“天地—人—神”的和諧。這也是中國的“桃花源”式的天府所暗含的一種生存智慧與藝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