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今天（9月3日）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
1937年7月7日，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 抗戰期間， 中國軍民傷亡3500萬以上， 其中軍隊傷亡380余萬。 按照1937年比價， 中國官方財產損失和戰爭消耗達1000多億美元， 間接經濟損失達5000億美元。
2015年7月30日， 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會上強調， “抗戰研究要深入， 就要更多通過檔案、資料、事實、當事人證詞等各種人證、物證來說話”， “要做好戰爭親歷者頭腦中活資料的收集工作， 抓緊組織開展實地考察和尋訪， 儘量掌握第一手材料。 ”
3個月後， 2015年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第二批）名單公佈，
從7月8日起， 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獲該課題組授權刊登部分抗戰老兵口述訪談。
口述人：劉亞輝
採訪人：王志龍（南京師範大學抗日戰爭研究中心教授）、肖曉飛（南京師範大學抗日戰爭研究中心工作人員）、莫非（南京民間抗日戰爭博物館口述歷史工作室工作人員）、王喜琴（南京師範大學社會發展學院研究生）
採訪地點：馬鞍山市長清路六村13棟
整理人：王喜琴
一、憤而參軍 保家衛國
我叫劉亞輝， 1925年2月13日生於安徽渦陽縣新興鎮， 彭雪楓犧牲後， 我們這兒改名叫雪楓鎮。 我家是貧農， 家裡有7畝地。 我參軍時家裡有母親、哥哥還有姐姐， 父親已經去世了。 母親和姐姐靠種地為生。 一到春天青黃不接的時候， 就餓肚子， 你們都想像不到的， 農民沒吃的， 什麼都吃。 柳樹、榆樹、芝麻的葉子都煮了吃。 柳樹葉子苦得很， 為了填飽肚子， 也得硬著頭皮吃， 不吃就得餓死。 那時候吃的東西不像現在這麼衛生， 所以傳染病很多。 在我的家鄉， 傳染病流行的時候， 一個村子大半部分人都死掉。 有時候實在沒辦法， 小麥苗也吃。 舊社會農民生活都比較苦。
我是1940年參加新四軍6支隊，
在“六一”戰鬥中， 新四軍以犧牲100餘人的慘重代價， 打死打傷日軍300餘人， 同時還有好幾十個無辜百姓被日軍殘忍殺害。 我就是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參加了新四軍。 剛到部隊時我在新四軍四師6支隊當勤務員， 就給首長打飯、掃地。 當時四師的師長是彭雪楓， 政委是張震， 政治部主任是肖望東。
二、再教育之軍旅生涯新階段
1941年上半年，我們轉移到了泗縣，在洪澤湖邊的半城鎮。那時候，我在泗縣給縣大隊教導員馮淺當勤務員。在這兒呆了沒多久，我就調到四師抗大四分校。抗大四分校全名叫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第四分校，1940年3月在河南永城創建，在淮北洪澤湖畔發展，是新四軍中成立最早、存在時間最長的一所分校。抗大四分校支隊司令員彭雪楓兼校長，副司令員吳芝圃兼副校長，政治部主任肖望東，教育長先後為劉作孚、劉清明、方中鐸，支隊領導成員任教員。鄧子恢、張愛萍、張震、李幹輝、馮文華、陳銳霆等都曾先後擔任過抗大四分校的領導工作。彭雪楓為了培養青年幹部，成立青年隊，我就在抗大四分校青年隊學習。
我們同學最大的22歲，最小的14歲，在抗大學習的都是些通信員、警衛員、宣傳員這些人。我在家也沒上過學，到了抗大之後開始學文化，學習條件很艱苦。我們每天上文化課，軍事課，主要是文化課。我們有個文化教員叫施甯，上海人。
文化課就是認字，當時也沒課本，沒紙筆，連個鉛筆也沒有，上課寫字就在地上畫，後來我們把蘆葦削尖，泡顏料來寫字。更沒有課堂，夏天就在草場上找個地方坐在樹底下，屁股下坐個背包。沒有正式的課本，用的是油印的小冊子，當時學文化很簡單，幾個字就是一課，比如，“當兵要當新四軍，吃菜要吃白菜心”、“共產黨”、“八路軍”、“為人民服務”等。
軍事課就是練膽教育，鍛煉身體。我們的軍事教員很好，是個留德的學生。規定每天7點鐘以前早操，練齊步走、跑步、刺槍劈刀，因為那個時候子彈很寶貴，沒練過打靶。此外，每個禮拜六都有10公里的長跑。練膽教育怎麼教育呢？部隊槍斃地方上的漢奸頑固派以後，就樹一個木樁子，把死屍綁在木樁上，脖子裡有個鐵絲，鐵絲上寫個紙條，紙條上編個號碼。那時候農村有亂墳堆，半夜就吹緊急集合號，把我們集合起來一起去，在離亂墳堆幾十米遠處停下來，然後讓我們一個一個去，把死屍脖子上的紙條摘回來。當是去的時候我有點害怕，但在部隊經常上政治課，接受教育，再加上那時候年紀小臉皮比較薄，害怕也得硬著頭皮去拿。很少有因為害怕不敢去的。實在有不敢去的，領導就教育，反復教育。還有練膽教育就是過去農村死人，埋了之後都有墳頭，教員半夜就帶個草編的那個蓑衣，讓我們戴著帽子，披著蓑衣，站在墳頭上，每個人都得去，我也去過。
三、艱苦抗戰之與日寇的首次交鋒
在抗大四分校學習期間，部隊發兩套衣服，一套軍裝，一套便裝。日本人經常會來掃蕩，實行“三光”政策。“三光”政策即燒光、殺光、搶光，為日本侵華期間實行的一種慘無人道的政策。見人則殺，見物則搶，無法帶走之物則燒毀。在敵人清鄉的時候，我們學校的學生就換上便衣去農村，在農民家裡一方面隱蔽，一方面搞情報傳遞工作，有什麼情況就向領導彙報。主要任務是隱藏，吃住都在老百姓家，解放區的老百姓對我們都是不錯的。當時農民生活都比較苦，主要是吃胡蘿蔔燒湯，沒有大米，米都是糙米，糙米也不新鮮，部隊供應的那個米，陳米不好吃。在部隊一天吃三頓飯，規定“三個三”即三錢油，三錢鹽，3分錢的菜錢。我們在老百姓家，自己不帶糧食，老百姓有什麼就吃什麼。當時新四軍經常要幫老百姓幹活，又要挖戰壕，還要幫老百姓挖溝。在靠近洪澤湖邊的一個地方，早上7點鐘去幫老百姓挖溝，到八九點鐘吃早飯的時候，沒早飯給你吃，馬上來個緊急集合，我們就得很快去百姓家裡拿自己的背包，拉去訓練，快步行軍幾十裡，回來以後才能吃飯，又餓又渴又累。幹一上午體力活，中午不吃飯，再加上幾十裡行軍，累得不行啊。那時候部隊紀律很嚴，“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一條也不能違反，違反了之後要受處分。部隊在行軍前駐紮的地方，走以前必須幫人家打掃乾淨，水缸挑滿。
那個時候根本就不能談戀愛，不像現在的年輕人，要談戀愛結婚，“二八五團”，28歲，5年黨齡，團級幹部，三個條件缺一不可。我們在部隊沒有談戀愛的自由，稍微跟女同志接近一點，你就要注意。當時在部隊，這個作風問題，尤其是男女關係問題是最丟人的。我們部隊去了山東之後，山東的大姑娘，都被家人鎖在家裡不出來。
我在抗大四分校學習了2年，1944年到了抗大四分校衛生學校。衛生學校在江蘇泗洪縣半城鎮，當時就是為了培養衛生員、醫生。我們在衛生學校學習解剖學、內科、藥物學、急救學等方面的相關知識。在衛生學校學習了一年多。1945年衛生學校畢業後，去了四師師部特務團，團長姓周。當時師部裡就彭雪楓、張震、肖望東這些人，我就給他們站崗。我到特務團基本上沒打仗，就打過一次仗，效果不好。1945年春攻打泗縣，我們特務團參加了。當時泗縣城裡都是日本人，攻了一晚上沒攻下來，泗縣被敵人攻佔後，拂曉時分，我們的部隊就撤退了。攻打泗縣，戰鬥很激烈。我們連犧牲了十幾個人，我們有個副班長腸子都漏出來了，他自己卻不知道，撤退的時候，有個戰士跟他說：“你肚子上是什麼東西”？他一看，才知道腸子露在外面了。然後就犧牲了。那時候敵人人數比我們多，我們部隊裝備很差，槍很少，不夠用，子彈也少，有時就只能背個大刀。我們用的槍有捷克式、中正式，幹部用駁殼槍。攻打泗縣的時候，我還帶著兩個日本人，他們是反戰同盟的。抗大有個反戰同盟，他們是由一部分被俘虜的日本人組成的。我帶的這兩個日本人是向泗縣城的日軍喊話的。那兩個人中國話講的彆彆扭扭的。打完仗之後就把他們送回到反戰同盟去了。他們也穿新四軍的衣服，在抗大學習。
我是1943年7月入黨的，在抗大四分校宣傳隊，我們班長劉書琴介紹我入黨的。當時沒文化又不懂，班長讓我入黨，找我談話，我說：“我現在不是早就入黨了嗎？共產黨領導的新四軍。”然後他就不理我了，過了一段時間又找我入黨。那時候入黨是保密的，開會也是小組長悄悄地通知你，在野外樹林子裡找個地方秘密開會。
四、解放戰爭之戰功累累
1945年8月日本人投降時我們在淮安，聽到上面傳達日本鬼子投降後，很開心。因為在農村，沒有慶祝娛樂活動。抗戰時期，我主要時間都在抗大四分校學習，攻打泗縣的時候，和日本人打過一次，此外，幾乎沒跟日本人接觸過。
我打仗主要是在解放戰爭時期，解放戰爭華東地區所有的戰役我都參加了。蘇中七戰七捷、山東的萊蕪戰役、孟良崮戰役、豫東戰役、開封戰役、渡江戰役，解放杭州、上海戰役這些戰役我都參加了。抗戰勝利後，成立華中軍區，當時的司令員是張鼎丞，副司令員粟裕、張愛萍。我在四師特務團，跟著張愛萍，後來改為華中軍區警備團，司令部在淮安。後來張愛萍汽車出事故受了傷，去蘇聯養病了。1946年解放戰爭開始，粟裕帶著我們到了蘇中。打了七戰七捷，我立三等功。1946年6月“七戰七捷”是解放戰爭時期戰略防禦階段初期，華中野戰軍在江蘇中部地區為反擊國民黨軍進攻而連續進行的7次作戰的總稱，因而又被稱為蘇中戰役。七戰七捷後我們去了山東，參加了萊蕪戰役，我們攻打的是鳳凰嶺，殲滅了國民黨軍第2綏靖區副司令官李仙洲集團。後來南下魯中地區，參加了1947年的孟良崮戰役，消滅了張靈甫74師，這是蔣介石的王牌師。孟良崮戰役打了兩次。第一次都攻到半山腰了，敵人在山上說話我們都能聽到了，但不知道是什麼原因，馬上把我們撤退下來，撤退下來後向北跑了60裡，那時候都是白天睡覺，晚上行軍。休息了一下第二天又跑回來，回來後還要打孟良崮。第二次才勝利。1948年6-7月參加豫東戰役，我立二等功，打得比較殘酷。我們一個連犧牲18個，傷亡幾十個，100多個人去了一半，後來發現是情報搞錯了。敵人一個營，我們一個加強營，正常情況下，我們一個加強營打國民黨一個營一點問題都沒有，結果攻了一夜沒攻下來。後來才發現敵人是一個團。第二天增援部隊到了，才把敵人消滅了。
1948年11月到1949年1月我參加了淮海戰役，當時我在68師，屬於23軍。23軍的前身是華東野戰軍第4縱隊，1949年2月，第4縱隊改稱中國人民解放軍第23軍，隸屬第3野戰軍第7兵團。陶勇任軍長，盧勝任政治委員，梅嘉生任副軍長兼參謀長。俘虜杜聿明，就是我們這個師捉到的。淮海戰役結束後，他穿著士兵的軍裝，隱藏在農村中，是一個通信員小鬼捉到的。通信員送信經過農村樹林裡，他就藏在樹林裡。捉到後他在警備室自殺，拿磚頭把自己的頭砸傷，最後通過審訊才知道他是杜聿明。我們是從常熟，金壇地區過長江的，船都是從當地徵發農民的。淮海戰役後，我們就到泰州了，為渡江做準備。我們部隊有好多戰士都是從山東來的，不會游泳，每天晚上去長江邊上練習游泳。渡江時船不夠，有的部隊坐著船，有的坐著從江北準備的原木編的排筏。我們屬於第二梯隊，本來打算在第一梯隊渡江後，我們第二梯隊第二天過江，結果那天順風，我們一、二梯隊就一起過江了。5月初解放杭州。
五、解甲歸田之建設新中國
1951年初，張愛萍任解放軍第7兵團暨浙江軍區司令員。我們也在浙江。上海解放後，我們就住在嘉興那邊。那時候還沒有轉業這個名詞，部隊講調幹，從部隊調到地方去。我在解放邊區，以後就調到金華專區，金華糧食分公司去當副經理，到了鞍鋼、寶鋼又去了馬鋼。就沒離開過企業。上世紀50年代初期，全國支援鞍鋼，這個鞍鋼原來也是小鐵廠，三大工作恢復的時候，全國從浙江省、福建省、山東省、河北省調了一批地縣級幹部去支援鞍鋼。1954年我去了鞍鋼，在這兒工作了四年。1958年寶鋼上馬，建設寶鋼，我又被調到寶鋼，呆了幾年。馬鞍山鋼廠原來是個小鐵廠，後來成立馬鋼公司，我又來到馬鋼。
1964年中蘇關係惡化，加上美國多次挑釁，國家提出“三線建設”，要“深挖洞，廣積糧”，重點建設西南、西北。在“備戰備荒為人民”、“好人好馬上三線”口號的號召下，400萬工人、幹部、知識份子、解放軍官兵和成千萬人次的民工，投入極大的熱情去建設祖國的大西南，大西北。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1965年我被調到西北去，去了蘭州四野。1968年又回到馬鞍山。在馬鋼冶金部，後來去了中條山，那兒是有色金屬公司，搞銅礦的。完了之後又回馬鞍山，在馬鋼冶金部，後來又去了貴州。從南方調到北方，北方調到南方，就這麼調來調去。後來就在馬鋼，一直到退休。
1941年上半年，我們轉移到了泗縣，在洪澤湖邊的半城鎮。那時候，我在泗縣給縣大隊教導員馮淺當勤務員。在這兒呆了沒多久，我就調到四師抗大四分校。抗大四分校全名叫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第四分校，1940年3月在河南永城創建，在淮北洪澤湖畔發展，是新四軍中成立最早、存在時間最長的一所分校。抗大四分校支隊司令員彭雪楓兼校長，副司令員吳芝圃兼副校長，政治部主任肖望東，教育長先後為劉作孚、劉清明、方中鐸，支隊領導成員任教員。鄧子恢、張愛萍、張震、李幹輝、馮文華、陳銳霆等都曾先後擔任過抗大四分校的領導工作。彭雪楓為了培養青年幹部，成立青年隊，我就在抗大四分校青年隊學習。
我們同學最大的22歲，最小的14歲，在抗大學習的都是些通信員、警衛員、宣傳員這些人。我在家也沒上過學，到了抗大之後開始學文化，學習條件很艱苦。我們每天上文化課，軍事課，主要是文化課。我們有個文化教員叫施甯，上海人。
文化課就是認字，當時也沒課本，沒紙筆，連個鉛筆也沒有，上課寫字就在地上畫，後來我們把蘆葦削尖，泡顏料來寫字。更沒有課堂，夏天就在草場上找個地方坐在樹底下，屁股下坐個背包。沒有正式的課本，用的是油印的小冊子，當時學文化很簡單，幾個字就是一課，比如，“當兵要當新四軍，吃菜要吃白菜心”、“共產黨”、“八路軍”、“為人民服務”等。
軍事課就是練膽教育，鍛煉身體。我們的軍事教員很好，是個留德的學生。規定每天7點鐘以前早操，練齊步走、跑步、刺槍劈刀，因為那個時候子彈很寶貴，沒練過打靶。此外，每個禮拜六都有10公里的長跑。練膽教育怎麼教育呢？部隊槍斃地方上的漢奸頑固派以後，就樹一個木樁子，把死屍綁在木樁上，脖子裡有個鐵絲，鐵絲上寫個紙條，紙條上編個號碼。那時候農村有亂墳堆，半夜就吹緊急集合號，把我們集合起來一起去，在離亂墳堆幾十米遠處停下來，然後讓我們一個一個去，把死屍脖子上的紙條摘回來。當是去的時候我有點害怕，但在部隊經常上政治課，接受教育，再加上那時候年紀小臉皮比較薄，害怕也得硬著頭皮去拿。很少有因為害怕不敢去的。實在有不敢去的，領導就教育，反復教育。還有練膽教育就是過去農村死人，埋了之後都有墳頭，教員半夜就帶個草編的那個蓑衣，讓我們戴著帽子，披著蓑衣，站在墳頭上，每個人都得去，我也去過。
三、艱苦抗戰之與日寇的首次交鋒
在抗大四分校學習期間，部隊發兩套衣服，一套軍裝，一套便裝。日本人經常會來掃蕩，實行“三光”政策。“三光”政策即燒光、殺光、搶光，為日本侵華期間實行的一種慘無人道的政策。見人則殺，見物則搶，無法帶走之物則燒毀。在敵人清鄉的時候，我們學校的學生就換上便衣去農村，在農民家裡一方面隱蔽，一方面搞情報傳遞工作，有什麼情況就向領導彙報。主要任務是隱藏，吃住都在老百姓家，解放區的老百姓對我們都是不錯的。當時農民生活都比較苦，主要是吃胡蘿蔔燒湯，沒有大米，米都是糙米，糙米也不新鮮，部隊供應的那個米，陳米不好吃。在部隊一天吃三頓飯，規定“三個三”即三錢油，三錢鹽，3分錢的菜錢。我們在老百姓家，自己不帶糧食，老百姓有什麼就吃什麼。當時新四軍經常要幫老百姓幹活，又要挖戰壕，還要幫老百姓挖溝。在靠近洪澤湖邊的一個地方，早上7點鐘去幫老百姓挖溝，到八九點鐘吃早飯的時候，沒早飯給你吃，馬上來個緊急集合，我們就得很快去百姓家裡拿自己的背包，拉去訓練，快步行軍幾十裡，回來以後才能吃飯，又餓又渴又累。幹一上午體力活，中午不吃飯，再加上幾十裡行軍，累得不行啊。那時候部隊紀律很嚴，“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一條也不能違反，違反了之後要受處分。部隊在行軍前駐紮的地方，走以前必須幫人家打掃乾淨，水缸挑滿。
那個時候根本就不能談戀愛，不像現在的年輕人，要談戀愛結婚，“二八五團”，28歲，5年黨齡，團級幹部，三個條件缺一不可。我們在部隊沒有談戀愛的自由，稍微跟女同志接近一點，你就要注意。當時在部隊，這個作風問題，尤其是男女關係問題是最丟人的。我們部隊去了山東之後，山東的大姑娘，都被家人鎖在家裡不出來。
我在抗大四分校學習了2年，1944年到了抗大四分校衛生學校。衛生學校在江蘇泗洪縣半城鎮，當時就是為了培養衛生員、醫生。我們在衛生學校學習解剖學、內科、藥物學、急救學等方面的相關知識。在衛生學校學習了一年多。1945年衛生學校畢業後，去了四師師部特務團，團長姓周。當時師部裡就彭雪楓、張震、肖望東這些人，我就給他們站崗。我到特務團基本上沒打仗，就打過一次仗，效果不好。1945年春攻打泗縣，我們特務團參加了。當時泗縣城裡都是日本人，攻了一晚上沒攻下來，泗縣被敵人攻佔後，拂曉時分，我們的部隊就撤退了。攻打泗縣，戰鬥很激烈。我們連犧牲了十幾個人，我們有個副班長腸子都漏出來了，他自己卻不知道，撤退的時候，有個戰士跟他說：“你肚子上是什麼東西”？他一看，才知道腸子露在外面了。然後就犧牲了。那時候敵人人數比我們多，我們部隊裝備很差，槍很少，不夠用，子彈也少，有時就只能背個大刀。我們用的槍有捷克式、中正式，幹部用駁殼槍。攻打泗縣的時候，我還帶著兩個日本人，他們是反戰同盟的。抗大有個反戰同盟，他們是由一部分被俘虜的日本人組成的。我帶的這兩個日本人是向泗縣城的日軍喊話的。那兩個人中國話講的彆彆扭扭的。打完仗之後就把他們送回到反戰同盟去了。他們也穿新四軍的衣服，在抗大學習。
我是1943年7月入黨的，在抗大四分校宣傳隊，我們班長劉書琴介紹我入黨的。當時沒文化又不懂，班長讓我入黨，找我談話，我說：“我現在不是早就入黨了嗎？共產黨領導的新四軍。”然後他就不理我了，過了一段時間又找我入黨。那時候入黨是保密的，開會也是小組長悄悄地通知你，在野外樹林子裡找個地方秘密開會。
四、解放戰爭之戰功累累
1945年8月日本人投降時我們在淮安，聽到上面傳達日本鬼子投降後，很開心。因為在農村，沒有慶祝娛樂活動。抗戰時期，我主要時間都在抗大四分校學習，攻打泗縣的時候，和日本人打過一次，此外，幾乎沒跟日本人接觸過。
我打仗主要是在解放戰爭時期，解放戰爭華東地區所有的戰役我都參加了。蘇中七戰七捷、山東的萊蕪戰役、孟良崮戰役、豫東戰役、開封戰役、渡江戰役，解放杭州、上海戰役這些戰役我都參加了。抗戰勝利後，成立華中軍區，當時的司令員是張鼎丞，副司令員粟裕、張愛萍。我在四師特務團，跟著張愛萍，後來改為華中軍區警備團，司令部在淮安。後來張愛萍汽車出事故受了傷，去蘇聯養病了。1946年解放戰爭開始，粟裕帶著我們到了蘇中。打了七戰七捷，我立三等功。1946年6月“七戰七捷”是解放戰爭時期戰略防禦階段初期，華中野戰軍在江蘇中部地區為反擊國民黨軍進攻而連續進行的7次作戰的總稱，因而又被稱為蘇中戰役。七戰七捷後我們去了山東，參加了萊蕪戰役，我們攻打的是鳳凰嶺，殲滅了國民黨軍第2綏靖區副司令官李仙洲集團。後來南下魯中地區，參加了1947年的孟良崮戰役，消滅了張靈甫74師，這是蔣介石的王牌師。孟良崮戰役打了兩次。第一次都攻到半山腰了，敵人在山上說話我們都能聽到了，但不知道是什麼原因，馬上把我們撤退下來，撤退下來後向北跑了60裡，那時候都是白天睡覺，晚上行軍。休息了一下第二天又跑回來，回來後還要打孟良崮。第二次才勝利。1948年6-7月參加豫東戰役，我立二等功，打得比較殘酷。我們一個連犧牲18個，傷亡幾十個，100多個人去了一半，後來發現是情報搞錯了。敵人一個營，我們一個加強營，正常情況下，我們一個加強營打國民黨一個營一點問題都沒有，結果攻了一夜沒攻下來。後來才發現敵人是一個團。第二天增援部隊到了，才把敵人消滅了。
1948年11月到1949年1月我參加了淮海戰役，當時我在68師，屬於23軍。23軍的前身是華東野戰軍第4縱隊，1949年2月，第4縱隊改稱中國人民解放軍第23軍，隸屬第3野戰軍第7兵團。陶勇任軍長，盧勝任政治委員，梅嘉生任副軍長兼參謀長。俘虜杜聿明，就是我們這個師捉到的。淮海戰役結束後，他穿著士兵的軍裝，隱藏在農村中，是一個通信員小鬼捉到的。通信員送信經過農村樹林裡，他就藏在樹林裡。捉到後他在警備室自殺，拿磚頭把自己的頭砸傷，最後通過審訊才知道他是杜聿明。我們是從常熟，金壇地區過長江的，船都是從當地徵發農民的。淮海戰役後，我們就到泰州了，為渡江做準備。我們部隊有好多戰士都是從山東來的，不會游泳，每天晚上去長江邊上練習游泳。渡江時船不夠，有的部隊坐著船，有的坐著從江北準備的原木編的排筏。我們屬於第二梯隊，本來打算在第一梯隊渡江後，我們第二梯隊第二天過江，結果那天順風，我們一、二梯隊就一起過江了。5月初解放杭州。
五、解甲歸田之建設新中國
1951年初，張愛萍任解放軍第7兵團暨浙江軍區司令員。我們也在浙江。上海解放後，我們就住在嘉興那邊。那時候還沒有轉業這個名詞，部隊講調幹，從部隊調到地方去。我在解放邊區，以後就調到金華專區，金華糧食分公司去當副經理，到了鞍鋼、寶鋼又去了馬鋼。就沒離開過企業。上世紀50年代初期，全國支援鞍鋼，這個鞍鋼原來也是小鐵廠，三大工作恢復的時候，全國從浙江省、福建省、山東省、河北省調了一批地縣級幹部去支援鞍鋼。1954年我去了鞍鋼，在這兒工作了四年。1958年寶鋼上馬，建設寶鋼，我又被調到寶鋼，呆了幾年。馬鞍山鋼廠原來是個小鐵廠，後來成立馬鋼公司，我又來到馬鋼。
1964年中蘇關係惡化，加上美國多次挑釁，國家提出“三線建設”，要“深挖洞，廣積糧”，重點建設西南、西北。在“備戰備荒為人民”、“好人好馬上三線”口號的號召下，400萬工人、幹部、知識份子、解放軍官兵和成千萬人次的民工，投入極大的熱情去建設祖國的大西南，大西北。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1965年我被調到西北去，去了蘭州四野。1968年又回到馬鞍山。在馬鋼冶金部，後來去了中條山，那兒是有色金屬公司，搞銅礦的。完了之後又回馬鞍山，在馬鋼冶金部，後來又去了貴州。從南方調到北方，北方調到南方，就這麼調來調去。後來就在馬鋼，一直到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