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發現居延漢簡的歷史
簡牘的研究是在二十世紀初年開始的。 1901年， 英國探檢家奧賴爾・斯坦因在塔里木盆地南緣的尼雅遺址中發現了從三世紀到四世紀中國晉代的50枚木簡。
後來， 1930 年， 由斯文・赫定任隊長的中國與瑞典聯合組織的“西北科學考查團”在橫跨現今內蒙古自治區和甘肅省的額濟納河流域的漢代烽燧遺址中發現了一萬多枚漢簡。 這些簡牘便是所謂的居延漢簡。 關於居延漢簡的釋文、圖版的公開出版以及研究時所遇到的困難，
1972-1973年居延新簡的發現是邊境漢簡的又一次大發現。 在1960年代爆發的文化大革命所帶來的動亂總算開始平息的時期， 考古隊對出土過居延漢簡的額濟納河流域漢代遺址進行了第二次發掘， 發現了大約兩萬枚漢簡。 這次考古調查重點發掘了作為軍事設施的候官和以及作為交通要衝的關所。 關於在候官發現的約八千枚簡牘， 其釋文於1990年出版， 圖版也於1994年出版。 而在關所發現的約一萬兩千枚簡牘， 直到2011年底才開始以圖書《肩水金關漢簡》的形式出版。 《肩水金關漢簡》包含釋文和照片， 共五冊。 目前（2015年12月 底）已經出版了三冊。
並且，
但是， 即使到目前為止， 依然有很多已出土的邊境漢簡尚未公開出版。 將來， 如果這些漢簡能夠出版， 將會深化對於漢簡的研究。 而且， 第二次大戰後， 從古墓和古井中有非常多的簡牘被發現。 其總數已經超過了十五萬枚。 因此， 如果我們將漢簡作為主要史料來靈活運 用的話， 相信能取得切實的成果。
2、1930 年後居延漢簡研究的艱難歷史
1930 年居延漢簡發現以後， 北京大學・中央研究院・故宮博物院即開始了對簡牘的解讀工作。
但是， 居延漢簡的研究還存在很大的問題。 多數漢簡的出土地是不清楚的。 多數居延漢簡屬於軍政和行政文書。 因此， 為了辨別某漢簡是在出土地製作的副本還是從別的官衙送來的正本， 其出土地的資訊是必不可少的。 如果出土地不清楚的話， 我們無法知道居延漢簡的移動和保存情況。 1959年北京的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出版了《居延漢簡甲篇》， 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這個問題。 約占全部三分之一的居延漢簡的出土地得到判明。 而 1980 年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出版了《居延漢簡甲乙編》， 這才意味著最終全部弄清了居延漢簡的出土地。 就是說，從1930年發現起經歷五十年的歲月，全部居延漢簡的出土地才得到判明。
而且，為了避免中日戰爭的戰禍，1937年居延漢簡被運往香港，1940年又被運往美國。此後二十五年，居延漢簡在美國國會圖書館被嚴格保管。直到1965年漢簡才被運回臺灣。現在，居延漢簡被保存於在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史料庫中。
3、在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居延漢簡研究班的居延漢簡研究
1951年，勞幹先生所著的《居延漢簡釋文之部》被介紹至日本。以此為契機，在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結成了以森鹿三為班長的居延漢簡共同研究班。這個研究班成為了日本居延漢簡研究的嚆矢5。成員除了森鹿三以外，還有藤枝晃、米田健次郎、大庭修、永田英正、 魯惟一（Michael Loewe，英國的中國學者）等學者。因為當時看不到圖版，所以他們的研究只好以勞幹先生所譯解的釋文為依據，而無法對勞幹先生的譯解作出批評與討論。他們既無法獲知文字的大小、文字的書寫位置、筆跡的識別、墨蹟的濃淡等研究古文書時最基本的資訊，也無法知道簡牘自何處出土。他們不得不在這樣的情況下，展開研究。這意味著他們完全無法考察簡牘的移動。該文書到底是正本、副本或者草稿？該資訊在決定文書性質上最為重要，可是他們無法知曉。然而，他們在如此困難的研究情況下，還是發表了《東洋史研究》 第 12 卷第 3 號「居延漢簡の研究」特集號（1953年），以及藤枝晃的《長城のまもり：河 西地方出土の漢代木簡の內容の概觀》（1955年）。直到現在，還有很多學者參閱他們當時所做的研究。1950 年代末，居延漢簡研究史上很重大的轉機出現了。即1957年《居延漢簡圖版之部》的出版及 1959 年《居延漢簡甲篇》的出版，這些都促進了研究。這兩本書的出版明確了簡牘的形式、格式、文字墨色的濃淡等情況，還使利用古文書學的研究方法來研究居延漢簡成為可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的研究班發表了森鹿三的「居延漢簡の集成：とくに第二亭食簿について」（1959年）、「居延出土の卒家屬廩名籍について」（1960年）等論文。在圖版及出土地公開後不久，大庭修先生還發表了「居延出土の詔書冊と詔書斷簡について」（1961年），利用斷簡復原了漢代的詔令，明確了詔令的製作、傳達過程。
至 60年代末，在居延漢簡古文書學研究方面，最重要的研究被發表了。這就是魯惟一先生的《漢代行政記錄》“Records of Han administration”（1967 年）。魯惟一先生據出土地逐一區別簡牘的格式，並據墨蹟盡力復原冊書。他的研究為古文書學的研究提供了很重 要的基礎。進一步發展其研究的是永田英正先生。永田先生對魯惟一先生所做的文書格式分類作了進一步區分。之後按此分類，復原了簡牘出土地官署擁有的職務及機能。最後他加上關於格式區別的詳細說明，出版了以上的研究。這就是『居延漢簡の研究』（1989 年）。可以說，1950 年代末期，圖版的出版與出土地的判明，使得這兩位的研究確立了居延漢簡的古文書學式的研究模式。
之後，居延漢簡研究上再次出現了很大的轉機。1990年居延新簡中候官出土的八千枚新簡的釋文公開出版。另外，圖版也於1994年出版。1972年出土的居延新簡包含很多冊書， 而利用該冊書，可以明確漢代邊境的審判與軍事制度的實際樣貌。
此外，2005年《額濟納漢簡》的公開與 2011年起《肩水金關漢簡》的公開，更進一步深化了居延漢簡的研究。在以上邊境漢簡增多的背景下，居延新簡出土之後，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冨穀至教 授再次創辦了居延漢簡研究班，考證居延漢簡中的語彙以及事項。其研究成果已於2015年3月出版。這就是《漢簡語彙：中國古代木簡辭典》及《漢簡語彙考證》。
以京都大學為中心的古文書學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果，當然，取得成果的並不只有日本。最近，中國大陸及臺灣也出現了很重要的研究成果。相信今後，日本、中國大陸、臺灣等國家和地區之間也一定會有熱烈的交流與研究。
就是說，從1930年發現起經歷五十年的歲月，全部居延漢簡的出土地才得到判明。而且，為了避免中日戰爭的戰禍，1937年居延漢簡被運往香港，1940年又被運往美國。此後二十五年，居延漢簡在美國國會圖書館被嚴格保管。直到1965年漢簡才被運回臺灣。現在，居延漢簡被保存於在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史料庫中。
3、在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居延漢簡研究班的居延漢簡研究
1951年，勞幹先生所著的《居延漢簡釋文之部》被介紹至日本。以此為契機，在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結成了以森鹿三為班長的居延漢簡共同研究班。這個研究班成為了日本居延漢簡研究的嚆矢5。成員除了森鹿三以外，還有藤枝晃、米田健次郎、大庭修、永田英正、 魯惟一（Michael Loewe，英國的中國學者）等學者。因為當時看不到圖版，所以他們的研究只好以勞幹先生所譯解的釋文為依據，而無法對勞幹先生的譯解作出批評與討論。他們既無法獲知文字的大小、文字的書寫位置、筆跡的識別、墨蹟的濃淡等研究古文書時最基本的資訊，也無法知道簡牘自何處出土。他們不得不在這樣的情況下，展開研究。這意味著他們完全無法考察簡牘的移動。該文書到底是正本、副本或者草稿？該資訊在決定文書性質上最為重要，可是他們無法知曉。然而，他們在如此困難的研究情況下，還是發表了《東洋史研究》 第 12 卷第 3 號「居延漢簡の研究」特集號（1953年），以及藤枝晃的《長城のまもり：河 西地方出土の漢代木簡の內容の概觀》（1955年）。直到現在，還有很多學者參閱他們當時所做的研究。1950 年代末，居延漢簡研究史上很重大的轉機出現了。即1957年《居延漢簡圖版之部》的出版及 1959 年《居延漢簡甲篇》的出版，這些都促進了研究。這兩本書的出版明確了簡牘的形式、格式、文字墨色的濃淡等情況，還使利用古文書學的研究方法來研究居延漢簡成為可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的研究班發表了森鹿三的「居延漢簡の集成：とくに第二亭食簿について」（1959年）、「居延出土の卒家屬廩名籍について」（1960年）等論文。在圖版及出土地公開後不久，大庭修先生還發表了「居延出土の詔書冊と詔書斷簡について」（1961年），利用斷簡復原了漢代的詔令，明確了詔令的製作、傳達過程。
至 60年代末，在居延漢簡古文書學研究方面，最重要的研究被發表了。這就是魯惟一先生的《漢代行政記錄》“Records of Han administration”（1967 年）。魯惟一先生據出土地逐一區別簡牘的格式，並據墨蹟盡力復原冊書。他的研究為古文書學的研究提供了很重 要的基礎。進一步發展其研究的是永田英正先生。永田先生對魯惟一先生所做的文書格式分類作了進一步區分。之後按此分類，復原了簡牘出土地官署擁有的職務及機能。最後他加上關於格式區別的詳細說明，出版了以上的研究。這就是『居延漢簡の研究』（1989 年）。可以說，1950 年代末期，圖版的出版與出土地的判明，使得這兩位的研究確立了居延漢簡的古文書學式的研究模式。
之後，居延漢簡研究上再次出現了很大的轉機。1990年居延新簡中候官出土的八千枚新簡的釋文公開出版。另外，圖版也於1994年出版。1972年出土的居延新簡包含很多冊書， 而利用該冊書，可以明確漢代邊境的審判與軍事制度的實際樣貌。
此外，2005年《額濟納漢簡》的公開與 2011年起《肩水金關漢簡》的公開，更進一步深化了居延漢簡的研究。在以上邊境漢簡增多的背景下，居延新簡出土之後，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冨穀至教 授再次創辦了居延漢簡研究班，考證居延漢簡中的語彙以及事項。其研究成果已於2015年3月出版。這就是《漢簡語彙：中國古代木簡辭典》及《漢簡語彙考證》。
以京都大學為中心的古文書學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果，當然，取得成果的並不只有日本。最近，中國大陸及臺灣也出現了很重要的研究成果。相信今後，日本、中國大陸、臺灣等國家和地區之間也一定會有熱烈的交流與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