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高宗愛新覺羅·弘曆,清朝第六位皇帝,入關之後的第四位皇帝。 年號“乾隆”， 寓意“天道昌隆”。 25歲登基， 在位六十年， 禪位後又任三年零四個月太上皇,實際行使國家最高權力長達六十三年零四個月， 是中國歷史上實際執掌國家最高權力時間最長的皇帝。
與雍正帝相比， 乾隆實在過於幸運。 早在年幼時， 乾隆(弘曆)就得到了老皇帝康熙的特殊眷顧被帶到宮中養育， 這種情況只有當初太子長子弘皙才享受過， 康熙此時已經有了近百個孫子， 弘曆的出色讓視覺麻木的老皇帝康熙感到少有的滿意。 祖孫半年的相處， 也讓康熙感受到少有的天倫之樂。
雍正猝然離世檢驗了秘密立儲的接班制度的水準,總體來看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接班。 當聽到宣讀：“寶親王皇四子弘曆秉性仁慈,居心孝友。 聖祖仁皇帝于諸孫之中,最為鍾愛， 撫養宮中， 恩逾常格， 今既遭大事，
然而新皇帝還是迫不及待地對雍正的政治遺產進行大幅度調整。 首先他恢復了被雍正開除宗室後人的身份， 給予物質和名譽上的生活優待。 其次陸續赦免被雍正重處的將領如傅爾丹、岳鐘琪， 就連嚴重文字獄的主要打擊對象的後人， 乾隆也下令放回其被流放的親族。
這一系列的做法,與雍正得罪遍了整個集團,收攬了當時幾乎所有惡名相比， 乾隆一下子受到廣泛讚譽。 乾隆的春風徐徐吹遍了帝國的每個角落， 讓人感到冰雪消融， 似乎看到了大清帝國久違的太陽。 然而雍正留下來的兩個重臣鄂爾泰和張廷玉儼然成為水火不容的兩大派系。
對此局面， 他儘量搞政治平衡的同時， 儘快搭建政治班底。 有一次， 刑部侍郎職位出現空缺， 乾隆本想叫被罷官的張照擔任。 但是那一段時間鄂爾泰有事沒能上朝， 只有張廷玉在自己身邊， 而張照又被歸為張廷玉一黨。 乾隆“恐人疑為張廷玉薦引， 是以另用楊嗣瑕”。
幾年後鄂爾泰去世,乾隆重用提拔了三十多歲的訥親為軍機大臣， 列于張廷玉之前， 一年後， 又命“大學士張廷玉服官數十年， 今年逾古稀， 每日晨興赴闕， 未免過勞,朕心軫念。 嗣後可仿此意， 不必向早入朝”。 這實際上是宣佈， 張廷玉不再參與核心機密， 讓他退居二線。
之後的訥親日益膨脹， 主持吏部和戶部實務時得罪許多督撫，
乾隆四年(1739年)， 工部修理太廟所用的“慶成燈”， 申請領銀300兩又200串錢，
工部官員以為皇帝不懂工部業務含混敷衍說：這筆錢是預支的， 將來按實用報銷， 剩餘的交回。 誰知新皇帝登基以來， 雖然日理萬機， 卻日夜提防臣下欺騙,他說“萬幾待理， 而甘受人欺， 弊將百出”。 為此乾隆小題大做， 整個工部衙門全部被降罪。
尚書、侍郎或被調離， 或被降級， 最僥倖的也受到罰俸。 此事一出， 滿堂朝臣無不震驚惶悚， 再也不敢輕視乾隆。 一位禦史曾大膽指出他明察太過、師心自用的弱點：“臣蠡測管窺， 以為自古人主患不明， 惟皇上患明之太過。 ”
不僅如此， 乾隆早期的勵精圖治非常有恆,儒學的深度滋養， 讓這個年輕皇帝做事有規律， 恪守儒家行為規範。乾隆五年(1740年)，由於接連宴請外藩蒙古王公，召見大臣，他患上了重感冒，整天咳嗽不止。禦史上奏請減少工作量，“寡欲以養身，握要以圖政，保養精神。”不料乾隆反而批評這名禦史說，“暑去寒來，人的身體不適應也很正常，至於因為自己累與不累，就將國家政務,不親自去做，就會越來越鬆懈”。
與雍正相比，乾隆早期澄清吏治、懲治腐敗的力度有過之而無不及。首先反腐從細節抓起，他明確規定，各級官員之間，不得再以送“土宜”即打著土特產旗號相互饋贈。與此同時，要求督撫公款吃喝一切費用“應出資自辦”，派委屬員負擔宴席費用等事“概行禁革”。多年後，他又通知各省，從督撫到道府，要嚴格管理家人。這種細化到官吏家人以及工作人員，乾隆應該是第一人。
雍正時期反腐最高壓時，推行過“完贓減等之例”。規定一年之內將貪污公款全部補賠，就可以免死發落，如果一年之內沒能全部補上，還可以寬限一年，犯官在外可以籌款，第二年仍沒有全能補賠，犯官收監，妻子仍可以補賠。最後貪官們真正處以死刑的少之又少。
乾隆在理政的前二十三年，摒除巨大阻力，毅然決然地廢除“完贓減等之例”，不管貪官家裡有多少錢，貪污白銀只要滿了一千兩即判處死刑。這一措施，使無數貪官被處死，可以說，這段時期的反腐嚴肅性不打折扣，是繼朱元璋懲貪後的第二個敢於全面執行死刑的皇帝。
總體來看,乾隆反腐成果較為明顯。封疆大吏被處理的就有三十多起，被處死刑的二十餘名，對全面澄清吏治，打造良好的官場環境起到了重要的威懾作用，也為全面開創“康、雍、乾盛世”打下了基礎。
從乾隆性格來看，追逐完美、風度情調他都堪稱一流，終其一生他對早逝的皇后念念不忘，直到晚年還作詩懷戀，這種對愛情的堅守，在宮廷生活的帝王中很是少見。他在早期不斷擴大國土面積，以一種文化大氣魄全面構建《四庫全書》，打造了不乏浪漫氣息的雄才大略格局。他用了生命的四分之一巡視了自己治下的土地，親自檢驗幾十年來在他兢兢業業治理下的國家發展水準。
繼位不久，他恢復了木蘭圍場的圍獵活動,將這裡變成他回憶祖宗尚武精神的場地。四年後的秋天，踩著厚厚的落葉，乾隆領著浩蕩的隊伍，帶著深沉的感情，基於後人接力祖業的責任感，再次前往木蘭。這次又從木蘭來到600公里外的“龍興之地”——盛京祭拜祖先陵墓,他說這是學習了康熙實錄後產生的想法。此後他又先後六次去五臺山感受佛教文化，接連八次去山東頂禮儒家文化。
六下江南後來成了他標榜自我的一件政治大事,“吾臨禦五十年，凡舉二大事。一日西師，一日南巡”。幾次下來，雖然親眼看到治下出現太多的貧窮和底層的冤屈，但他認為那不過是發展中存在的幾個小瑕疵而已。
不難得出，乾隆早期，社會趨於平穩，矛盾較為緩和。到了中後期，乾隆逐漸懈怠，並全力追求自身美名，而將政治功業當成一己之私。而且人口驟然增多，人多地少的矛盾越來越突出。後來逐漸嚴酷的“文字獄”，則源於乾隆對政治安全的不自信。
隨著日趨追逐個人歷史定位，在完美性格的驅使下，追求歷史崇高聲譽是他晚年最為在乎的政治大事。首先他認為，大清在他的全面領導下，已經被締造成世界型一流國家，由此他成了全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統治者，成了人類歷史上第一個“全人”。
在舉行完兒子嘉慶“禪位”大典後，他和歷代君主開始比較武功、比較在位年齡，甚至比較兒孫多少，並且因為“五世同堂”而深感得意：“飛章報喜達行軒，歡動中朝及外藩。曾以古稀數六帝，何期今複抱元孫。”此刻的乾隆認為玄孫的出生，連藩國都為之感到高興，他的福氣之大，已經超過元世祖和明太祖。並且他成了超過七十歲的皇帝中年紀最長的皇帝之一。
與老年相伴隨的是無可奈何的懈怠,晚年乾隆追求極致享受，大肆接受貢品，引領奢靡風氣，整個帝國甚至都在為如何安排老皇帝南下爭相做接待準備，以此獲得歡心。
隨著和珅不斷取得乾隆歡心、得到重用,為了更好地讓老皇帝享受到極端精緻的生活，他想方設法為皇帝撈錢，在他的主導設計下，由上到下的撈取形成制度,所謂的“議罪銀”即是乾隆晚年政以賄成的標誌。
和珅從此便一直處於高層政治生活，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二十七歲的和珅被任命為戶部右侍郎，三月，又成為軍機大臣，四月，兼任內務府總理大臣。從男爵到公爵，從戶部右侍郎到吏部尚書、文華殿大學士、太子太保，其提拔之快，權重之高，有清一代絕無僅有。
很大程度上顯示，和珅的快速提升以及造成的嚴重貪腐，這些都是乾隆晚年一手放縱的政治產物。甚至一定程度上可以概括為，乾隆親自提拔的和珅為代表的貪腐集團徹底葬送了康雍乾得之不易的政治成果，極大促成了後來的“嘉道中衰”。
乾隆皇帝六十四年的個人專制把整個時代強烈地注入了他的色彩。在統治六十年後，他成功舉行了禪位大典，既收穫了禪讓的美名,又做到了終身保持權力。直到晚年，在白蓮教的起義後，他隱約感到或許他治下的江山已經出現嚴重問題，只不過他不敢接受這些嚴重後果。他絕對不會想到，在他的時代之後，大清就滑向了萬劫不復的深淵。
恪守儒家行為規範。乾隆五年(1740年)，由於接連宴請外藩蒙古王公，召見大臣，他患上了重感冒，整天咳嗽不止。禦史上奏請減少工作量，“寡欲以養身，握要以圖政，保養精神。”不料乾隆反而批評這名禦史說，“暑去寒來，人的身體不適應也很正常，至於因為自己累與不累，就將國家政務,不親自去做，就會越來越鬆懈”。與雍正相比，乾隆早期澄清吏治、懲治腐敗的力度有過之而無不及。首先反腐從細節抓起，他明確規定，各級官員之間，不得再以送“土宜”即打著土特產旗號相互饋贈。與此同時，要求督撫公款吃喝一切費用“應出資自辦”，派委屬員負擔宴席費用等事“概行禁革”。多年後，他又通知各省，從督撫到道府，要嚴格管理家人。這種細化到官吏家人以及工作人員，乾隆應該是第一人。
雍正時期反腐最高壓時，推行過“完贓減等之例”。規定一年之內將貪污公款全部補賠，就可以免死發落，如果一年之內沒能全部補上，還可以寬限一年，犯官在外可以籌款，第二年仍沒有全能補賠，犯官收監，妻子仍可以補賠。最後貪官們真正處以死刑的少之又少。
乾隆在理政的前二十三年，摒除巨大阻力，毅然決然地廢除“完贓減等之例”，不管貪官家裡有多少錢，貪污白銀只要滿了一千兩即判處死刑。這一措施，使無數貪官被處死，可以說，這段時期的反腐嚴肅性不打折扣，是繼朱元璋懲貪後的第二個敢於全面執行死刑的皇帝。
總體來看,乾隆反腐成果較為明顯。封疆大吏被處理的就有三十多起，被處死刑的二十餘名，對全面澄清吏治，打造良好的官場環境起到了重要的威懾作用，也為全面開創“康、雍、乾盛世”打下了基礎。
從乾隆性格來看，追逐完美、風度情調他都堪稱一流，終其一生他對早逝的皇后念念不忘，直到晚年還作詩懷戀，這種對愛情的堅守，在宮廷生活的帝王中很是少見。他在早期不斷擴大國土面積，以一種文化大氣魄全面構建《四庫全書》，打造了不乏浪漫氣息的雄才大略格局。他用了生命的四分之一巡視了自己治下的土地，親自檢驗幾十年來在他兢兢業業治理下的國家發展水準。
繼位不久，他恢復了木蘭圍場的圍獵活動,將這裡變成他回憶祖宗尚武精神的場地。四年後的秋天，踩著厚厚的落葉，乾隆領著浩蕩的隊伍，帶著深沉的感情，基於後人接力祖業的責任感，再次前往木蘭。這次又從木蘭來到600公里外的“龍興之地”——盛京祭拜祖先陵墓,他說這是學習了康熙實錄後產生的想法。此後他又先後六次去五臺山感受佛教文化，接連八次去山東頂禮儒家文化。
六下江南後來成了他標榜自我的一件政治大事,“吾臨禦五十年，凡舉二大事。一日西師，一日南巡”。幾次下來，雖然親眼看到治下出現太多的貧窮和底層的冤屈，但他認為那不過是發展中存在的幾個小瑕疵而已。
不難得出，乾隆早期，社會趨於平穩，矛盾較為緩和。到了中後期，乾隆逐漸懈怠，並全力追求自身美名，而將政治功業當成一己之私。而且人口驟然增多，人多地少的矛盾越來越突出。後來逐漸嚴酷的“文字獄”，則源於乾隆對政治安全的不自信。
隨著日趨追逐個人歷史定位，在完美性格的驅使下，追求歷史崇高聲譽是他晚年最為在乎的政治大事。首先他認為，大清在他的全面領導下，已經被締造成世界型一流國家，由此他成了全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統治者，成了人類歷史上第一個“全人”。
在舉行完兒子嘉慶“禪位”大典後，他和歷代君主開始比較武功、比較在位年齡，甚至比較兒孫多少，並且因為“五世同堂”而深感得意：“飛章報喜達行軒，歡動中朝及外藩。曾以古稀數六帝，何期今複抱元孫。”此刻的乾隆認為玄孫的出生，連藩國都為之感到高興，他的福氣之大，已經超過元世祖和明太祖。並且他成了超過七十歲的皇帝中年紀最長的皇帝之一。
與老年相伴隨的是無可奈何的懈怠,晚年乾隆追求極致享受，大肆接受貢品，引領奢靡風氣，整個帝國甚至都在為如何安排老皇帝南下爭相做接待準備，以此獲得歡心。
隨著和珅不斷取得乾隆歡心、得到重用,為了更好地讓老皇帝享受到極端精緻的生活，他想方設法為皇帝撈錢，在他的主導設計下，由上到下的撈取形成制度,所謂的“議罪銀”即是乾隆晚年政以賄成的標誌。
和珅從此便一直處於高層政治生活，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二十七歲的和珅被任命為戶部右侍郎，三月，又成為軍機大臣，四月，兼任內務府總理大臣。從男爵到公爵，從戶部右侍郎到吏部尚書、文華殿大學士、太子太保，其提拔之快，權重之高，有清一代絕無僅有。
很大程度上顯示，和珅的快速提升以及造成的嚴重貪腐，這些都是乾隆晚年一手放縱的政治產物。甚至一定程度上可以概括為，乾隆親自提拔的和珅為代表的貪腐集團徹底葬送了康雍乾得之不易的政治成果，極大促成了後來的“嘉道中衰”。
乾隆皇帝六十四年的個人專制把整個時代強烈地注入了他的色彩。在統治六十年後，他成功舉行了禪位大典，既收穫了禪讓的美名,又做到了終身保持權力。直到晚年，在白蓮教的起義後，他隱約感到或許他治下的江山已經出現嚴重問題，只不過他不敢接受這些嚴重後果。他絕對不會想到，在他的時代之後，大清就滑向了萬劫不復的深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