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現在說起老榆林, 已經是一個專用名詞——榆林古城。 它和榆林市現在所屬的12個縣是不搭界的, 因為那是綏德、米脂、清澗、橫山……我們習慣言及的“老榆林”就僅僅限制在由四圍城牆圈起來的榆林城。
老榆林的最後截止年月是1949年6月1日。 這個和全世界兒童的狂歡連在一起的日子, 如影視鏡頭由陝北大秧歌迎接解放軍進城一樣, 開始“新榆林”的。
老榆林從此畫上句號。
一個人和一座城
與中國的古老歷史比起來, 榆林的歷史是從有明一代才開始浮出水面的。
這時間, 有一個人走進了榆林, 他是從綏德沿無定河谷一直騎馬上行的。 騎到榆林, 馬不走了, 趵蹄嘶鳴, 給主人暗示著什麼。 他已經不止一次來榆林了, 為了驅趕趁著羊肥馬壯一個長驅就肆意劫掠塞上的韃靼馬隊,
一個大膽的念頭浮現出來——如果在此地築城, 不就可以坐待韃靼“入甕”而免除了千里奔襲卻空手而返的勞苦嗎?他於是秉燭而為千里之外的憲宗皇帝擬寫奏章:寇以輕騎入掠, 鎮兵覺而追之, 輒不及。 欲移延綏鎮治于榆林。
榆林歷史新紀元的帷幕即將拉開。
止此之前, 民眾逐水而居, 循普惠泉水, 圍泉而居, 以泉周榆樹成林, 遂取名榆林寨。 第一個榆林寨村民來自哪裡?已經無從考究。
餘子俊並不滿足榆林“衛”的現狀, 他要將這個因軍事需求而逐漸由莊而衛的堡寨, 再向前推進一步。 憲宗皇帝的禦旨下來了, 獲批餘子俊研判敵我雙方形勢而將延綏鎮治從200裡外的綏德改遷榆林。
城究竟建在哪呢?傳說, 一日餘公帶著部下打獵, 忽見前方旋過一隻白狐狸, 余公獨馬前追, 狐狸跑, 餘公追,
榆林的歷史從此翻開新的一頁。 延綏鎮因之而改名榆林鎮。 但因相沿成習, 人們一呼延綏鎮。 要說延綏鎮, 那可是個赫人的名頭。 斯時, 明朝的最大政治就是軍事, 為了軍事, 有明一朝“深挖洞, 高築牆”, 動用人力物力軍力修築了東起鴨綠西到嘉峪的萬里長城。 其間, 余子俊于榆林率領將士四萬人, “依山形, 隨地勢, 或鏟削, 或築壘, 或挑塹”, 不三月而成。 朝廷因邊而設鎮, 初設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四鎮, 繼設甘肅、寧夏、薊州三鎮, 後設太原、固原二鎮,
巡撫, 總兵, 共駐榆林。 當時的餘子俊就是以右副都禦史兼知延綏巡撫的身份坐鎮榆林的。
鎮, 就是鎮, 顯然不同於寨和堡, 從它的外形到內容, 都已經和早年的稚嫩拉開了遙遠的距離。 城牆高聳, 崗哨林立, 店鋪櫛比, 人煙麇集, 衙署密佈, 役員滿街。 後人曹穎僧在《延綏攬勝·序》中說, “延綏士卒勁強, 名聞天下……由是軍漢雲集, 飛芻走粟, 武夫宿將, 輩起傑出。 終明之世, 邊防設備嚴密, 套寇內犯漸疏, 而陝北之秉鉞建纛, 閫制封圻, 典身膺侯伯, 效命疆場者, 絢燦光耀, 彪炳史冊, 可謂陝北的黃金時代。 ”
這一格局的初步形成, 仰賴餘公一人。
又, 三個人與一座城
老榆林, 誕生於明代, 也成就輝煌於有明一朝。
從成化九年建鎮,歷經一十三個年頭,榆林城快速發展,人口劇增,城內僅駐軍就紮5000余人,滿大街上,軍服之人,十之五六。軍漢要吃要穿要消費,隨之拉動產業化大軍的進入榆林,當時的軍民合計至少在萬人以上。初時的城堡已經顯得很是狹窄,列隊而過的兵士,官署衙門的儀仗,肩挑擔扛的居民,往往被楔塞在同一個路段。巡撫黃黻下令拓城,他度時勢,察地形,決定“北拓”,並將北城東牆由駝山西坡向東推移至山頂。城垣周約六裡,一則容量增大,二則控制了居高之地,安全係數加大。為觀察敵情,北城上建二層敵樓,取了個諧雅又豪壯的名字——鎮榆樓,城下開兩門,東門威寧門,西門廣榆門,唯北門未置,其時的敵人主要來自北面,為防北來之敵奪門,就乾脆來了個永絕後患。直至有明一朝二三百年間,榆林的城池一直沒有北門。國內的城池一般都是四四方方,四門洞開,東西南北。而榆林就是榆林,它的建城,主要是軍事需要,既然如此,就應理從實際出發,感謝我們的祖宗,他們敢為人先,第一個不留北門,也不給敵人以可乘之機,真不失為全國建城歷史上的個例。
第二個人熊繡,道州寧遠(湖南道州)人。成化二年進士,因清廉耿正,擢禦史,弘治七年以右副都禦史巡撫延綏。他看到,經過北拓的榆林城又開始擁擠,尤其是城內的官署機構比前大增,諸如巡撫衙門、鎮守總兵府、鎮守太監府、分巡(兵備)道、陝西布政司派出機關等齊集於城內。軍民人數又行增加,馬車、步輦、軍曹、百姓,人喊馬嘶,競相爭道。弘治五年(1492),熊繡佈署“南展”,拆除原來的南城南牆,將城垣向南擴展至“懷德門”,也即後來門洞上楣刻巡撫姚饃手書“古懷德門”石匾之地。城周七裡。後人在記述熊繡事蹟時有言:“榆林初僅小堡,屯兵備冬。景泰中,始移巡撫、總兵官居之,遂為西北巨鎮。城隘弗能容,繡因請增築千二百餘丈。涖鎮數年,練兵積粟,邊政修舉。”
歷史的發展說快也真快,兩次擴展的榆林古城又迎來了擁堵的瓶頸,尤其南關外“人煙臻集,店鋪櫛比”,商業文明的喚醒,將城鎮化的步伐大大加快。延綏鎮總制鄧璋,不得不於正德十年(1515),奏築南關外城,將南城推至榆陽河沿,築起南門鎮遠門,城週一十三裡。
終明一代,經“三拓榆陽”,榆林城的空間佈局基本奠定。道光二十一年的《榆林府志》說:“按三拓榆城,先置者北城,今之上帝廟高臺即當年南城基邊,內有鐘樓一,今天,而土人猶稱鐘樓山焉。嗣將南城展至凱歌樓為止,之樓即當年之南門,現有‘古懷德門’四字,後複展至現在南門為止,故舊有北城、中城、南城之曰。”
從建城到三次拓城,滿打滿算,也就六七十年時間,它從軍事出發,逐漸向政治靠攏,最終完成了集軍事、政治、經濟、文化于一體的華麗轉身,成為陝北第一大鎮。亦有人說,“三拓”實際是“三遷”,全因毛烏素沙漠的瘋狂北移而推城南遷。到清晚期,確也曾因堆沙與城齊的尷尬而被迫北城回縮,但那已是同治二年的事了,初期的“三拓”全是因了榆林的青春蒸蒸而改造與擴建的。
兩位皇帝幸駕榆林
榆林的軍事地位牽動著皇上的心。
明武宗皇帝朱厚照15歲登基,到正德十三年(1518),已屆28歲,風華正茂,英年咄咄。他從小就仰慕太祖朱元璋和成祖朱棣的武功,期盼自己能像兩位先祖一樣為大明創業建功。正德十二年十月他擊敗了蒙古小王子部,取得“應州大捷”。就在那一刻,啟動了他親赴西北長城一線巡察的想往,他企望在那遼闊的長城一線展露身手,越明年,也即正德十三年十月,他渡過黃河,途徑府穀、神木,來到榆林。先駐上帝廟,後改住“懷德門”。武宗皇帝生性活潑,盛年正屆,風流倜儻,白天他親率錦衣衛的“六師”,出振武門狩獵,看著獵物在漠野千里的翰海出沒,他的興致就格外高漲,挽弓搭箭,箭起兔落,晚上,廚師端上精心烹製的白天獵物,又有京師帶來的樂伎佐餐,竟不知今夕何夕。他看榆林軍容整飭,民庶宴然,就放心地一駐就是兩月。興致所至,揮毫將“懷德門”改為“太乙神宮”,天上人間,悠哉樂哉。他環視榆林三樓騎街(當時只有中城中心的鐘鼓樓,南城中心的星明樓,懷德門城樓),巷陌縱橫,民居四合圍攏,不禁自言自語,真乃小北京也。這位個性解放不拘小節的年輕天子,視總兵戴欽之女貌美非凡,一高興,又親納為妃。皇上貴為天子,民間視為神靈,哪知他高處不勝寒?這位英年皇帝,志存高遠,登堂則運籌帷幄,出宮則率性放誕,治大國如烹小鮮,拈重若輕。
與武宗皇帝截然不同的是,業精業勤的康熙皇帝。他也有幸次駕榆林,他完全是奔著那個驕肆縱狂屢犯邊境的噶爾丹而來的。那已經是他第三次親征。他經過居庸關、大同,渡過黃河,過神木、府谷,於康熙三十六年(1697)三月十日到達榆林,大本營就紮于榆陽橋南。他此時的心,還牽在噶爾丹身上,無心榆林城的繁華熱鬧,而且在給皇太子朱批中特別說道,“每日謹慎自持,俱照巡幸南方例而行,決不有辱臉面。”還援以武宗皇帝之例,“皇太子勿為朕憂慮,朕若如明武宗,則斷不歸朝也。”話裡暗示出,榆林城是絕然不錯的,只是公務如身,不能學武宗祖那樣樂不思歸。他惟對榆林路途所見而多感慨,在寫給最信任的顧太監的第四封信中說,“凡陝西地方,山川形勢又是別樣一種景致,也有好處,也有不堪處。所以好處者,風俗淳厚,人心似古,水土好,人無雜病,食物亦多。山上有松樹、柏樹,遠看可以看得。若說不堪處,凡城堡都在山頂上,村莊都在破崖旁,做洞居住,嶺不成嶺,道不成道,可笑之極矣。”克勤克勞的康熙帝,不顧旅途勞頓,邊行邊看,晚上還將所見援筆成篇,與武宗皇帝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也才蔚成了康乾盛世。此次過榆,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沿邊山行,崗巒崎嶇,黃河彌望。因自榆林鎮取道塞外,沙淺途平水草鹹便,且十二日之程減半到達安邊堡,書以計之。”不由,詩興泉湧而出,“森森萬騎曆駝城,沙塞風清磧路平。冰泮長河堪飲馬,月來大野照移營。郵簽紀地旬餘驛,羽轡行邊六日程。天下一家無內外,烽銷堠罷不論兵。”
榆林還與康熙帝有關的是——榆陽橋傍的禦碑亭。碑上刻著康熙皇帝旌敕的“兩守孤城,千秋忠勇”八個大字。康熙十三年(1674),定邊副將朱龍與懷遠西川(今子洲縣)鹽民周世民、神木副將孫崇雄回應吳三桂反清,帶兵圍攻榆林城。總兵許占魁、兵備道副使高光祉、城堡同知譚吉璁等文官武將,率領軍民,奮力抵抗,叛軍圍攻三個月而未克。康熙帝聞奏大喜,追賜旌獎八個大字,爰刻石碑。上款是“康熙十四年閏五月十三日奉旨旌獎”,下款是“延綏城堡同知臣譚吉璁敬勑”。同治年間,總兵劉厚基建亭護碑,名“禦碑亭”。此處的“兩”,不為特指二人,指的是文臣和武將。亦有傳說,康熙微服私訪路過榆林,天昏肚饑,來到城門洞下,城門已關。他央求兩位守門兵士開門,兵士答,當今朝廷有令,晚上城門關後不許再開。康熙好說歹說,兵士就是不開。無奈,高喊,我即當今皇帝,命令你開門。二位兵士再答,皇帝老子也不行,你即使是真皇帝,怎麼能叫我們隨便違背朝廷之命呢?康熙再不言語,只好在城外宿了一夜。回朝,當著滿朝文武大臣講了這件事,並親題“兩守孤城,千秋忠勇”遣人送于榆林,並給兩個士兵加升官職。傳則傳矣,但緣於康熙的好於微服,懸念民情,緣于榆林兵士的忠勇守職,還真有不虛之感。
衛城在於“牆”
城的歷史始於牆,城是牆裡的內容,沒有牆,就談不上城。當然,這是就國內而言。榆林的一拓二拓三拓,都是先從“牆”開始的,牆止哪,城也就止哪,擴言之,城的堅固與否,也在於牆。
榆林的城牆聞名天下,它底寬五丈,頂寬三丈,高三丈六尺。其高度和西安城牆12米相當,超過北京城牆11.6米的高度。2004年,古建專家李周文在臺灣《聯合報》發表《我國九大古城牆》一文,榆林位列其中。
從成化年肇始,榆林的城牆已有五百多年的歷史。其間幾擴幾易,幾增幾減,方成現在的規模。東牆駕橫駝山,西牆偎依榆溪河岸,北牆爬坡斜傍,南牆順臨榆陽之水。依山傍水,東高西低。早先,黃土築牆,夯實為宜,延至嘉靖、隆慶、萬曆,相繼以磚包砌,加固城壁。逐漸地,修補改造,增垣築牢,以次而“固若金湯”。
歷史上,榆林憑藉著優越的城牆,曾讓多少想入城者望牆而興歎。康熙爺的“兩守孤城,千秋忠勇”贊人也贊“牆”,試想,如果沒有堅實的“牆”,圍城三月的叛軍怎會棄城而之呢。同治七年(1868)正月十六日,回軍馬正和率精兵一萬多人圍攻榆林城,兵備道嵩燾、總兵陶茂、知府蔡兆槐、知縣嚴書麟等親率軍民堅守,“人嘯馬嘶,全城鼎沸,至晚燈光通明不息,如同白晝。”一次又一次,堅固的城牆依然堅固,城下的敵人屍體卻一層再摞一層。憤而敗北的回軍,沮喪之極,回途之中見人即殺,見村即屠。冷兵器時代的城牆如天然屏障,將敵人隔離在遙天一隅。即使到了兵槍主代的二十世紀,城牆依舊撼然難動。1947年,榆林周邊幾乎都成陝甘寧邊紅區,唯榆林城煢煢獨立,榆林已成為藏在紅區的一顆定時炸彈,黨中央下決心要端掉這顆釘子。8月至10月,中國人民解放軍西北野戰軍兩次進攻榆林,總司令彭德懷親自指揮,部署的兵力也是足夠有餘的。空中炮火飛鳴,地下挖洞潛城,當時的敵人已成驚弓之鳥,民心也都紛紛思變,但搖晃的雲梯在堅固的城牆面前總是顯得氣力難支,一腔熱血在磚石之間常常灰飛煙滅,儘管炮火機槍不惜猛烈重攻,多少噸炸藥在城牆根下騰起沖天巨浪,然而幾百年的澆鑄磨礪,硬是巋然不動。雙方因此都付出了艱辛的代價,也都盡了最大的努力,然而最終的贏輸還是系於那個牢固的城牆……當然,也有唯一一次失利的時間,那是崇禎末年的闖王鐵拳。1643年初,李過、劉芳亮率兵4萬進攻榆林。一邊在東山上架飛樓攻城,一邊在東南城牆下挖地道攻城,大戰十日而城破。當此之時,一因掘地道而致城陷,更重要的還在於明末政治昏庸,民不聊生,人心思“闖”,那才是主要原因。
如今,離遠而望,城牆斑駁孔洞,豁牙露齒,箭傷槍傷,遍佈周身,撫摸每一處磚石,都有一段滄桑的歷史。
老榆林的歷史已經止在1949年6月1日,新榆林秉歷史遺緒,更上層樓,日新且月異。
從成化九年建鎮,歷經一十三個年頭,榆林城快速發展,人口劇增,城內僅駐軍就紮5000余人,滿大街上,軍服之人,十之五六。軍漢要吃要穿要消費,隨之拉動產業化大軍的進入榆林,當時的軍民合計至少在萬人以上。初時的城堡已經顯得很是狹窄,列隊而過的兵士,官署衙門的儀仗,肩挑擔扛的居民,往往被楔塞在同一個路段。巡撫黃黻下令拓城,他度時勢,察地形,決定“北拓”,並將北城東牆由駝山西坡向東推移至山頂。城垣周約六裡,一則容量增大,二則控制了居高之地,安全係數加大。為觀察敵情,北城上建二層敵樓,取了個諧雅又豪壯的名字——鎮榆樓,城下開兩門,東門威寧門,西門廣榆門,唯北門未置,其時的敵人主要來自北面,為防北來之敵奪門,就乾脆來了個永絕後患。直至有明一朝二三百年間,榆林的城池一直沒有北門。國內的城池一般都是四四方方,四門洞開,東西南北。而榆林就是榆林,它的建城,主要是軍事需要,既然如此,就應理從實際出發,感謝我們的祖宗,他們敢為人先,第一個不留北門,也不給敵人以可乘之機,真不失為全國建城歷史上的個例。
第二個人熊繡,道州寧遠(湖南道州)人。成化二年進士,因清廉耿正,擢禦史,弘治七年以右副都禦史巡撫延綏。他看到,經過北拓的榆林城又開始擁擠,尤其是城內的官署機構比前大增,諸如巡撫衙門、鎮守總兵府、鎮守太監府、分巡(兵備)道、陝西布政司派出機關等齊集於城內。軍民人數又行增加,馬車、步輦、軍曹、百姓,人喊馬嘶,競相爭道。弘治五年(1492),熊繡佈署“南展”,拆除原來的南城南牆,將城垣向南擴展至“懷德門”,也即後來門洞上楣刻巡撫姚饃手書“古懷德門”石匾之地。城周七裡。後人在記述熊繡事蹟時有言:“榆林初僅小堡,屯兵備冬。景泰中,始移巡撫、總兵官居之,遂為西北巨鎮。城隘弗能容,繡因請增築千二百餘丈。涖鎮數年,練兵積粟,邊政修舉。”
歷史的發展說快也真快,兩次擴展的榆林古城又迎來了擁堵的瓶頸,尤其南關外“人煙臻集,店鋪櫛比”,商業文明的喚醒,將城鎮化的步伐大大加快。延綏鎮總制鄧璋,不得不於正德十年(1515),奏築南關外城,將南城推至榆陽河沿,築起南門鎮遠門,城週一十三裡。
終明一代,經“三拓榆陽”,榆林城的空間佈局基本奠定。道光二十一年的《榆林府志》說:“按三拓榆城,先置者北城,今之上帝廟高臺即當年南城基邊,內有鐘樓一,今天,而土人猶稱鐘樓山焉。嗣將南城展至凱歌樓為止,之樓即當年之南門,現有‘古懷德門’四字,後複展至現在南門為止,故舊有北城、中城、南城之曰。”
從建城到三次拓城,滿打滿算,也就六七十年時間,它從軍事出發,逐漸向政治靠攏,最終完成了集軍事、政治、經濟、文化于一體的華麗轉身,成為陝北第一大鎮。亦有人說,“三拓”實際是“三遷”,全因毛烏素沙漠的瘋狂北移而推城南遷。到清晚期,確也曾因堆沙與城齊的尷尬而被迫北城回縮,但那已是同治二年的事了,初期的“三拓”全是因了榆林的青春蒸蒸而改造與擴建的。
兩位皇帝幸駕榆林
榆林的軍事地位牽動著皇上的心。
明武宗皇帝朱厚照15歲登基,到正德十三年(1518),已屆28歲,風華正茂,英年咄咄。他從小就仰慕太祖朱元璋和成祖朱棣的武功,期盼自己能像兩位先祖一樣為大明創業建功。正德十二年十月他擊敗了蒙古小王子部,取得“應州大捷”。就在那一刻,啟動了他親赴西北長城一線巡察的想往,他企望在那遼闊的長城一線展露身手,越明年,也即正德十三年十月,他渡過黃河,途徑府穀、神木,來到榆林。先駐上帝廟,後改住“懷德門”。武宗皇帝生性活潑,盛年正屆,風流倜儻,白天他親率錦衣衛的“六師”,出振武門狩獵,看著獵物在漠野千里的翰海出沒,他的興致就格外高漲,挽弓搭箭,箭起兔落,晚上,廚師端上精心烹製的白天獵物,又有京師帶來的樂伎佐餐,竟不知今夕何夕。他看榆林軍容整飭,民庶宴然,就放心地一駐就是兩月。興致所至,揮毫將“懷德門”改為“太乙神宮”,天上人間,悠哉樂哉。他環視榆林三樓騎街(當時只有中城中心的鐘鼓樓,南城中心的星明樓,懷德門城樓),巷陌縱橫,民居四合圍攏,不禁自言自語,真乃小北京也。這位個性解放不拘小節的年輕天子,視總兵戴欽之女貌美非凡,一高興,又親納為妃。皇上貴為天子,民間視為神靈,哪知他高處不勝寒?這位英年皇帝,志存高遠,登堂則運籌帷幄,出宮則率性放誕,治大國如烹小鮮,拈重若輕。
與武宗皇帝截然不同的是,業精業勤的康熙皇帝。他也有幸次駕榆林,他完全是奔著那個驕肆縱狂屢犯邊境的噶爾丹而來的。那已經是他第三次親征。他經過居庸關、大同,渡過黃河,過神木、府谷,於康熙三十六年(1697)三月十日到達榆林,大本營就紮于榆陽橋南。他此時的心,還牽在噶爾丹身上,無心榆林城的繁華熱鬧,而且在給皇太子朱批中特別說道,“每日謹慎自持,俱照巡幸南方例而行,決不有辱臉面。”還援以武宗皇帝之例,“皇太子勿為朕憂慮,朕若如明武宗,則斷不歸朝也。”話裡暗示出,榆林城是絕然不錯的,只是公務如身,不能學武宗祖那樣樂不思歸。他惟對榆林路途所見而多感慨,在寫給最信任的顧太監的第四封信中說,“凡陝西地方,山川形勢又是別樣一種景致,也有好處,也有不堪處。所以好處者,風俗淳厚,人心似古,水土好,人無雜病,食物亦多。山上有松樹、柏樹,遠看可以看得。若說不堪處,凡城堡都在山頂上,村莊都在破崖旁,做洞居住,嶺不成嶺,道不成道,可笑之極矣。”克勤克勞的康熙帝,不顧旅途勞頓,邊行邊看,晚上還將所見援筆成篇,與武宗皇帝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也才蔚成了康乾盛世。此次過榆,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沿邊山行,崗巒崎嶇,黃河彌望。因自榆林鎮取道塞外,沙淺途平水草鹹便,且十二日之程減半到達安邊堡,書以計之。”不由,詩興泉湧而出,“森森萬騎曆駝城,沙塞風清磧路平。冰泮長河堪飲馬,月來大野照移營。郵簽紀地旬餘驛,羽轡行邊六日程。天下一家無內外,烽銷堠罷不論兵。”
榆林還與康熙帝有關的是——榆陽橋傍的禦碑亭。碑上刻著康熙皇帝旌敕的“兩守孤城,千秋忠勇”八個大字。康熙十三年(1674),定邊副將朱龍與懷遠西川(今子洲縣)鹽民周世民、神木副將孫崇雄回應吳三桂反清,帶兵圍攻榆林城。總兵許占魁、兵備道副使高光祉、城堡同知譚吉璁等文官武將,率領軍民,奮力抵抗,叛軍圍攻三個月而未克。康熙帝聞奏大喜,追賜旌獎八個大字,爰刻石碑。上款是“康熙十四年閏五月十三日奉旨旌獎”,下款是“延綏城堡同知臣譚吉璁敬勑”。同治年間,總兵劉厚基建亭護碑,名“禦碑亭”。此處的“兩”,不為特指二人,指的是文臣和武將。亦有傳說,康熙微服私訪路過榆林,天昏肚饑,來到城門洞下,城門已關。他央求兩位守門兵士開門,兵士答,當今朝廷有令,晚上城門關後不許再開。康熙好說歹說,兵士就是不開。無奈,高喊,我即當今皇帝,命令你開門。二位兵士再答,皇帝老子也不行,你即使是真皇帝,怎麼能叫我們隨便違背朝廷之命呢?康熙再不言語,只好在城外宿了一夜。回朝,當著滿朝文武大臣講了這件事,並親題“兩守孤城,千秋忠勇”遣人送于榆林,並給兩個士兵加升官職。傳則傳矣,但緣於康熙的好於微服,懸念民情,緣于榆林兵士的忠勇守職,還真有不虛之感。
衛城在於“牆”
城的歷史始於牆,城是牆裡的內容,沒有牆,就談不上城。當然,這是就國內而言。榆林的一拓二拓三拓,都是先從“牆”開始的,牆止哪,城也就止哪,擴言之,城的堅固與否,也在於牆。
榆林的城牆聞名天下,它底寬五丈,頂寬三丈,高三丈六尺。其高度和西安城牆12米相當,超過北京城牆11.6米的高度。2004年,古建專家李周文在臺灣《聯合報》發表《我國九大古城牆》一文,榆林位列其中。
從成化年肇始,榆林的城牆已有五百多年的歷史。其間幾擴幾易,幾增幾減,方成現在的規模。東牆駕橫駝山,西牆偎依榆溪河岸,北牆爬坡斜傍,南牆順臨榆陽之水。依山傍水,東高西低。早先,黃土築牆,夯實為宜,延至嘉靖、隆慶、萬曆,相繼以磚包砌,加固城壁。逐漸地,修補改造,增垣築牢,以次而“固若金湯”。
歷史上,榆林憑藉著優越的城牆,曾讓多少想入城者望牆而興歎。康熙爺的“兩守孤城,千秋忠勇”贊人也贊“牆”,試想,如果沒有堅實的“牆”,圍城三月的叛軍怎會棄城而之呢。同治七年(1868)正月十六日,回軍馬正和率精兵一萬多人圍攻榆林城,兵備道嵩燾、總兵陶茂、知府蔡兆槐、知縣嚴書麟等親率軍民堅守,“人嘯馬嘶,全城鼎沸,至晚燈光通明不息,如同白晝。”一次又一次,堅固的城牆依然堅固,城下的敵人屍體卻一層再摞一層。憤而敗北的回軍,沮喪之極,回途之中見人即殺,見村即屠。冷兵器時代的城牆如天然屏障,將敵人隔離在遙天一隅。即使到了兵槍主代的二十世紀,城牆依舊撼然難動。1947年,榆林周邊幾乎都成陝甘寧邊紅區,唯榆林城煢煢獨立,榆林已成為藏在紅區的一顆定時炸彈,黨中央下決心要端掉這顆釘子。8月至10月,中國人民解放軍西北野戰軍兩次進攻榆林,總司令彭德懷親自指揮,部署的兵力也是足夠有餘的。空中炮火飛鳴,地下挖洞潛城,當時的敵人已成驚弓之鳥,民心也都紛紛思變,但搖晃的雲梯在堅固的城牆面前總是顯得氣力難支,一腔熱血在磚石之間常常灰飛煙滅,儘管炮火機槍不惜猛烈重攻,多少噸炸藥在城牆根下騰起沖天巨浪,然而幾百年的澆鑄磨礪,硬是巋然不動。雙方因此都付出了艱辛的代價,也都盡了最大的努力,然而最終的贏輸還是系於那個牢固的城牆……當然,也有唯一一次失利的時間,那是崇禎末年的闖王鐵拳。1643年初,李過、劉芳亮率兵4萬進攻榆林。一邊在東山上架飛樓攻城,一邊在東南城牆下挖地道攻城,大戰十日而城破。當此之時,一因掘地道而致城陷,更重要的還在於明末政治昏庸,民不聊生,人心思“闖”,那才是主要原因。
如今,離遠而望,城牆斑駁孔洞,豁牙露齒,箭傷槍傷,遍佈周身,撫摸每一處磚石,都有一段滄桑的歷史。
老榆林的歷史已經止在1949年6月1日,新榆林秉歷史遺緒,更上層樓,日新且月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