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士當然得有怪癖，
沒有怪癖的名士總覺得像是缺了些什麼，
不真實，
不親切...總之，
名士就得有怪癖。
作為名士， 竹林七賢個個都有怪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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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伶出去遊玩， 總讓隨從背一把鐵鍬， 跟人家說， 我要是死了， 你就隨便挖個坑把我埋了吧。 這要換到現代， 就是你坐地鐵公交的時候， 捧著自己的骨灰盒跟朋友說， 我要是猝死了， 麻煩你拿火把我就地給燒了吧！這等氣魄， 尋常人及不上——名士！
阮籍也喜歡出遊， 不過膽子小了不少。 頂多就是坐著牛車， 漫無目的地四處遊蕩， 沒路了就下來哭一場， 以為“時無英雄， 令豎子成名”。 其實他那個時代的英雄多了去， 只是阮籍不以他們為英雄， 也不敢以他們為英雄。
阮籍生於東漢建安十五年（西元210年）， 卒于曹魏景元四年（西元263年）， 正是三國爭雄的時候。 北方曹魏， 江東孫吳， 蜀地劉漢， 哪裡沒有英雄？但亂世天下， 也是多事之秋。
單就曹魏來說， 建安二十四年（西元219年）， 曹丕受獻帝禪讓， 代漢稱帝；正始十年（西元249年）， 司馬懿與長子司馬師、次子司馬昭發動高平陵事變， 誅殺以權臣曹爽為首的諸多名士， 大權漸歸司馬氏；嘉平六年（西元254年）， 司馬師殺夏侯淳等人， 又廢曹芳為齊王， 改迎高貴鄉公曹髦為帝；景元元年（西元260年）， 曹髦因不滿司馬氏的專權， 謀劃宮廷政變， 事敗被殺；景元三年（西元262年）， 阮籍的好友， 同為名士的嵇康被司馬昭所殺；景元四年（西元263年）， 曹魏以司馬昭為相國， 進爵為公， 加九錫——這是要做皇帝的節奏， 好在這一年， 阮籍去世了。
縱觀阮籍一生， 雖然與曹家、司馬家都有舊交情（他爹阮瑀原是曹操門下， 與司馬懿的關係也不錯）， 但政治這玩意兒，
驅車漫行， 窮途而哭；終日飲酒醉臥鄰家婦側；母喪期喝酒吃肉....這些都是宣洩。 不是沒人注意到他寫詠懷詩的憂傷與抑鬱， 也不是沒人注意到他寫《大人先生傳》時的諷刺與激憤——這些也是宣洩， 但當集體普遍處於思想壓抑的境地， 並無法做出有效的反抗時， 行為的奔放， 是紓解內心信仰與現實衝突而導致崩潰的最好方式。
當時的人普遍壓抑， 所以阮籍就成了落落不拘禮法， 為天下人稱道的真名士。 他的“怪”， 也成了爭相效仿的行為。
阮籍的侄兒， 同為竹林七賢的阮鹹就是他的簇擁者。
阮家同族而居， 住北邊兒的有錢， 南邊兒的， 譬如阮籍、阮鹹， 都窮。 七月七日， 按俗曬衣服， 北邊兒都曬綾羅綢緞， 阮鹹覺得人家是在炫富， 不樂意了， 用竹竿撐著自己的大褲衩晾在院子裡。 人家看他院子裡破褲子飄飄， 就問他在幹嘛， 阮鹹說， 沒能免俗， 也曬曬唄！一看就是賭氣的話。
阮鹹特立獨行的事可不少。
有一回， 阮家人聚在一起喝酒， 阮鹹也在。 喝到興頭上， 把酒杯撤下去， 用大盆裝著喝。 哪裡知道酒香味太濃， 把豬引了過來。 阮鹹一看， 興奮了， 湊過去和豬共飲。 這件事大家都覺得他放達， 唯有阮籍看不上， 大約是看出了阮鹹的“裝”。 但阮咸不是親兒子， 所以阮籍不怎麼管。
這跟嵇康對自己兒子一模一樣。 嵇康向來以蔑視禮法聞名， 嵇紹卻剛好相反， 八王之亂時為了保護傻子皇帝而死， 成了忠臣——這不是托孤的山濤教得好， 而是嵇康的願望。 他在《家誡》裡跟嵇紹講的， 幾乎都是儒家那一套君子做法。
嵇、阮兩人看似開魏晉名士風流之先河， 尤其是阮籍， 人們多認為他開魏晉放誕之風， 但其實這兩人骨子裡仍然師儒， 越名教不拘禮法， 只是不得不為之的表像。 可惜後來懂的人不多， 學也只學了皮毛， 以為不談俗務， 飲酒清談， 再加上那麼一兩項不同于常人的怪癖， 即為名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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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點東晉尤甚。
阮咸的兒子阮孚，當時人都認為他是名士。避亂渡江後，一路官運亨通，從安東參軍做到了吏部尚書，還賜爵南安縣侯。即便後來王導覺得他性情疏狂，把他外放，也是都督交、廣、寧三州軍事、鎮南將軍、領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假節——這麼多頭銜，看其本傳，除了愛好飲酒、收集鞋子，不問世事外，好像什麼也沒做。
不管，人家是名士！
相比起來，勸阮孚為朝廷做一份實實在在貢獻的溫嶠，就不夠名士了。別說後世知道他的不多，在當時，人家臧否人物的時候，也認為溫嶠是第二流的人物。溫嶠常常覺得很惆悵。
溫嶠這個人，非常有意思。
他還沒發達的時候，很喜歡賭錢，不過一直不走賭運，老是輸。輸光了就在船裡叫庾亮：“快來贖我”！庾亮是皇后的哥哥，有錢，但也不經這樣花銷。遇上溫嶠，也是倒了八輩子的血黴了。
溫嶠不光算計朋友，還算計自己姑媽。那時他剛死了媳婦兒，趕上他姑媽嫁女兒，讓他幫忙打聽打聽有沒有好人家。溫嶠自己想娶，就裝模做樣的說，有個才俊，人品家世都不輸給我。他姑媽特別高興，說亂世當下，能嫁出去就不錯了，還和你不相上下，那算是高攀啦！於是高高興興地把女兒嫁過來了。
溫嶠嘴皮子厲害。
東晉南渡之初，朝廷艱難，晉元帝司馬睿能力又不行，多虧琅琊王氏幫忙。但司馬睿是個糊塗皇帝，眼見王氏兄弟安定了江東豪傑，覺得人家要奪自己的江山了。人道是用過就棄，他是還沒用完就要棄，疑心一上來，趕緊疏遠了王導，惹火了王導的族兄王敦。王敦從小就是個暴脾氣，一時沒忍住，起兵了。
經歷了晉惠帝那個白癡皇帝和八王之亂後，當時朝中臣子也沒那麼堅決，說一定要擁護皇帝。很多人都在觀望，也有人明目張膽地支持王敦。溫嶠是公開的朝廷党，王敦覺得他太伶俐，就把他叫到自己府裡，安了個左司馬的職位，方便監視。
作為一個真心實意擁護朝廷的人，溫嶠開始還苦口婆心地勸王敦。後來發現王敦已經破罐破摔，立定心意要和朝廷對抗到底，他也就不勸了——吃力不討好的事兒，溫嶠又不傻，轉而假裝和王敦的心腹錢鳳結交。
不過，身在曹營心在漢，時間久了也會露馬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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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寧二年（西元324年），原為丹陽尹的劉隗出奔石勒。溫嶠對王敦說，這個丹陽尹是京城的長官，責任重大，您得讓一個自己放心的人坐這個位置，不能讓朝廷搶先了，不然不好控制。王敦很高興，問他有沒有推薦的人。溫嶠推薦錢鳳，錢鳳禮尚往來，也推薦溫嶠。溫嶠假惺惺地推辭不肯，越推辭王敦越覺得他合適，於是堅持讓他做了丹陽尹。錢鳳也不傻，這時已經有點起疑了，覺得溫嶠這小子不對勁。溫嶠機警的名聲也不是白來的，早料到了錢鳳的擔憂，於是在告別宴上，借酒裝瘋，不光把錢鳳的帽子打了下來，還對他發了一通脾氣，羞辱錢鳳“是個什麼東西”。溫嶠走後，錢鳳跟王敦說這小子信不得，王敦以為錢鳳還因為昨天的事耿耿於懷，沒信。結果溫嶠一到建康，就把王敦賣了個徹底，氣得王敦下令要生擒溫嶠，抓到後親自把他的舌頭拔出來。
不過王敦沒等到拔溫嶠舌頭那天就去世了。平亂後，溫嶠因功被封建甯縣開國公，賜絹五千四百匹，進號前將軍。
後來溫嶠又做了不少事。獻治國之策，奏報軍國要務，勸農耕，要求不在前線的官兵，都要耕田，精簡機構官員等等，都非常務實。鹹和二年（西元327年）蘇峻之亂的時候，溫嶠支撐大局，化解了庾亮、陶侃之間的矛盾，即便糧草用光也堅決不避讓，還親自寫文激勵將士，“聲氣激揚，流涕覆面”。最後叛亂得以平定，不得不說，溫嶠的功勞最大。
然而這樣的人，當時被評為第二等名流，身後也不顯名。仔細想來，大約是因為溫嶠無癖，硬要說有什麼沉溺其中的愛好，可能就是中規中矩的忠君愛國了。這算什麼！
因此溫嶠做不了一等一的名士。
魏晉時候的名士是什麼樣呢？大概就像東晉末年王恭所諷刺的那樣，“名士不必須奇才。但使常得無事，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
非是名士有怪癖，而是將有怪癖、不講究實務的人稱為名士。當天下皆以此為風氣，說多做少的時候，于家國百姓而言，又有什麼用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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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點東晉尤甚。
阮咸的兒子阮孚，當時人都認為他是名士。避亂渡江後，一路官運亨通，從安東參軍做到了吏部尚書，還賜爵南安縣侯。即便後來王導覺得他性情疏狂，把他外放，也是都督交、廣、寧三州軍事、鎮南將軍、領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假節——這麼多頭銜，看其本傳，除了愛好飲酒、收集鞋子，不問世事外，好像什麼也沒做。
不管，人家是名士！
相比起來，勸阮孚為朝廷做一份實實在在貢獻的溫嶠，就不夠名士了。別說後世知道他的不多，在當時，人家臧否人物的時候，也認為溫嶠是第二流的人物。溫嶠常常覺得很惆悵。
溫嶠這個人，非常有意思。
他還沒發達的時候，很喜歡賭錢，不過一直不走賭運，老是輸。輸光了就在船裡叫庾亮：“快來贖我”！庾亮是皇后的哥哥，有錢，但也不經這樣花銷。遇上溫嶠，也是倒了八輩子的血黴了。
溫嶠不光算計朋友，還算計自己姑媽。那時他剛死了媳婦兒，趕上他姑媽嫁女兒，讓他幫忙打聽打聽有沒有好人家。溫嶠自己想娶，就裝模做樣的說，有個才俊，人品家世都不輸給我。他姑媽特別高興，說亂世當下，能嫁出去就不錯了，還和你不相上下，那算是高攀啦！於是高高興興地把女兒嫁過來了。
溫嶠嘴皮子厲害。
東晉南渡之初，朝廷艱難，晉元帝司馬睿能力又不行，多虧琅琊王氏幫忙。但司馬睿是個糊塗皇帝，眼見王氏兄弟安定了江東豪傑，覺得人家要奪自己的江山了。人道是用過就棄，他是還沒用完就要棄，疑心一上來，趕緊疏遠了王導，惹火了王導的族兄王敦。王敦從小就是個暴脾氣，一時沒忍住，起兵了。
經歷了晉惠帝那個白癡皇帝和八王之亂後，當時朝中臣子也沒那麼堅決，說一定要擁護皇帝。很多人都在觀望，也有人明目張膽地支持王敦。溫嶠是公開的朝廷党，王敦覺得他太伶俐，就把他叫到自己府裡，安了個左司馬的職位，方便監視。
作為一個真心實意擁護朝廷的人，溫嶠開始還苦口婆心地勸王敦。後來發現王敦已經破罐破摔，立定心意要和朝廷對抗到底，他也就不勸了——吃力不討好的事兒，溫嶠又不傻，轉而假裝和王敦的心腹錢鳳結交。
不過，身在曹營心在漢，時間久了也會露馬腳。
圖片來源於網路
太寧二年（西元324年），原為丹陽尹的劉隗出奔石勒。溫嶠對王敦說，這個丹陽尹是京城的長官，責任重大，您得讓一個自己放心的人坐這個位置，不能讓朝廷搶先了，不然不好控制。王敦很高興，問他有沒有推薦的人。溫嶠推薦錢鳳，錢鳳禮尚往來，也推薦溫嶠。溫嶠假惺惺地推辭不肯，越推辭王敦越覺得他合適，於是堅持讓他做了丹陽尹。錢鳳也不傻，這時已經有點起疑了，覺得溫嶠這小子不對勁。溫嶠機警的名聲也不是白來的，早料到了錢鳳的擔憂，於是在告別宴上，借酒裝瘋，不光把錢鳳的帽子打了下來，還對他發了一通脾氣，羞辱錢鳳“是個什麼東西”。溫嶠走後，錢鳳跟王敦說這小子信不得，王敦以為錢鳳還因為昨天的事耿耿於懷，沒信。結果溫嶠一到建康，就把王敦賣了個徹底，氣得王敦下令要生擒溫嶠，抓到後親自把他的舌頭拔出來。
不過王敦沒等到拔溫嶠舌頭那天就去世了。平亂後，溫嶠因功被封建甯縣開國公，賜絹五千四百匹，進號前將軍。
後來溫嶠又做了不少事。獻治國之策，奏報軍國要務，勸農耕，要求不在前線的官兵，都要耕田，精簡機構官員等等，都非常務實。鹹和二年（西元327年）蘇峻之亂的時候，溫嶠支撐大局，化解了庾亮、陶侃之間的矛盾，即便糧草用光也堅決不避讓，還親自寫文激勵將士，“聲氣激揚，流涕覆面”。最後叛亂得以平定，不得不說，溫嶠的功勞最大。
然而這樣的人，當時被評為第二等名流，身後也不顯名。仔細想來，大約是因為溫嶠無癖，硬要說有什麼沉溺其中的愛好，可能就是中規中矩的忠君愛國了。這算什麼！
因此溫嶠做不了一等一的名士。
魏晉時候的名士是什麼樣呢？大概就像東晉末年王恭所諷刺的那樣，“名士不必須奇才。但使常得無事，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
非是名士有怪癖，而是將有怪癖、不講究實務的人稱為名士。當天下皆以此為風氣，說多做少的時候，于家國百姓而言，又有什麼用處呢？